一　所谓“文学史”

第一个是关于文学史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什么是文学史？

文学史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倘若起古人于地下，问他什么叫“文学史”，告诉他“你是文学史中之人”，他可能瞠目不知所对。

文学史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学术概念。

那么怎么理解“文学史”？当然涉及“文学”和“史”两方面。

首先讲“文学”，最基本地讲，大致有两种理解：

从狭义来讲，我们把它看成文学作品，即文学的文本，根据某些标准，判断哪些是文学文本，哪些不是——当然这种理解也存在问题；

从广义来讲，不仅把文学看成一个文本的问题，而是看成一个活动、一个过程，需要有人进行创作，创作之后形成文本，文本会流传，得到阅读和评价，对后世的读者、作者发生影响，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或文学过程。但即便是比较广义的“文学活动”，文学文本或文学作品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所以文学作品非常重要，我们需抓住文学作品来谈。如果我讲文学史完全不讲作品，而讲屈原如何、李白如何，曹雪芹、鲁迅是怎样的人，说不定也很有趣。最后固然能介绍很多作家，但是文学在哪里？有些文学家其实并不有趣，说不定不如政治家或哲学家有趣。所以，文学家当然是文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恐怕很难是文学史的中心。即便从广义上理解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可能也是文学史所要处理的中心问题。

“文学”之后，还有“史”的概念。什么叫做“史”？最简单地讲，是人们相信在过去的时间中曾经发生的事情。那么所谓的“文学史”，就被认为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当中，曾经产生过的作品，或者以这些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活动、文学过程。但问题实际上更为复杂：仅将所谓的文学文本连在一起，该如何构成文学史？

事实上，尽管一些文学作品之间存在联系，但许多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联系。比如对宋代“江西诗派”的诗人来说，他们文学的渊源、传统要追溯到“一祖三宗”，“一祖”就是杜甫，所以杜甫的作品和他们的作品之间，可以建立起联系。但是换一个人，比如谢灵运，他的文学和这些后人的文学当然也会有关系，但关系的性质和密切程度，肯定不能跟杜甫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相比。所以把一个个作品连起来，是否就能构成历史，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么文学活动、文学事件能否构成历史？也很难说。比如李白和杜甫曾经会面，白居易和元稹是好朋友，韩愈和孟郊联句作诗，这些事件之间有没有关系？其实大可怀疑。无论是简单地连接文学作品，还是简单地连接文学事件和文学活动，都未必能构成文学史。

究竟何为文学史？其实是所谓的作品和作品之间、文学事件和文学事件之间，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才成其为文学史。文学史是要建立一种内在联系性，把文学作品、文学相关的活动连缀成一个序列。所以文学史首先是一个“叙述”。所谓“叙述”，并非简单地说一件事，而是要在许多不同的事件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这个关系需有意义，至少是你可以理解、可以解释的，其中包含主体的判断、主体的意识。比如同样一件事情，追溯和讨论它的来龙去脉时，不同人可能看到不同的情况。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你听两个同学吵架，大概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但如果追问为什么吵架，由于不同人对他们关系的了解程度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会不一样。回到文学史，要追溯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因果，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所谓的“文学史”，不要一看到“史”，就以为是绝对客观的事实，实际上它是后人不断建构起来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史书籍，对于作家、文学风格、文学思潮的描述，实际上都给予了一定的解释。解释的部分和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序列，就成为文学史叙述。可以说，文学史首先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的问题。事实一直在那里，而如何理解其中的关系，则是理论的问题。比如李白比杜甫年龄大，这是事实，不能倒过来说杜甫比李白大，也不能说中国文学史上没有李白、杜甫；但如何理解李白和杜甫的关系，则涉及站在何种立场进行判断，是一个学术的、理论的问题。

钱锺书先生有一篇文章《中国诗与中国画》，早先在《旧文四篇》里读到，后来收在《七缀集》中，文章里面谈到，千万不能相信历史事件或文学事件发生时，当时人的评价。比如根据《旧唐书》的记载，钱先生发现，编写者眼中唐代最伟大的作家，不是李白，不是杜甫，也不是白居易，而是一个叫吴筠的道士，据说和李白相识，《旧唐书》里对所有人文学才能的评价都没有他高，据钱先生说，是“赞叹备至”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判断吗？肯定不能。如今的唐代文学史，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理解，建构起完全不同的文学谱系。文学史实际上都站在文学发生的时间之后，是后人对于前人的判断，按钱先生的说法，就是“野孩子认父亲”，是“暴发户造家谱”，写出作品之后，为把自己纳入传统中，而把前人认作精神上的先驱，表明自己有所师承。而之所以文学史有很多不同的观察方式、理解方式，或者说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人重写文学史、提出不同的看法，就是由于文学史首先是一个理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