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零散的图景：中国神话之传载
中国神话大致可以放在以上所说的理论构架中看待。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神话仿佛非常丰富、容纳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放眼世界，大概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神话不发达，比如跟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比，好像中国神话远远不够丰富。还有更学术化的表述，说中国神话比较零散。
20世纪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引用日本学者的看法，谈到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人生活在温带，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需要辛苦劳作以求生存，因而发展出面向现实的文化精神，不太喜欢玄思、幻想，包括儒家文化也不讨论“怪、力、乱、神”。很多人都认同这种说法，但我觉得可能有些问题。从神话产生的机制来讲，任何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对周遭世界、文明起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进行解释。之所以跟古希腊、罗马比起来，中国神话呈现出比较零散的面貌，原因并不在于神话的产生，而是在于后人的选择和删汰。中国文化后来发展出理性化的趋向，因而对神话的保存和重构非常不充分；而许多古希腊、罗马神话，是通过《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神谱》等著作流传下来，并形成系统，经历了一系列整理的过程。
前面描述的中国神话系统，其实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是到了现代才整理、设计的。所有神话都是特定文化集团的产物，比如中国神话往往是在一个氏族集团之内产生，影响有限，后世才被整合成一个整体。比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在文献中出现得很晚，差不多要到东汉后期、三国时代，现代学者都非常清楚，它来自南方苗蛮集团的神话系统，在当时并不被中原氏族集团所认同。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文化发生冲突和融合，不同神话系统才逐渐交织。虽然秦始皇已经征服岭南，但南方文化真正与中原文化产生密切的交流，要到东汉三国。
神话最初往往具备特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倘若后人没有系统地去整理，自然很难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也造成了神话的流动性，比如宙斯原本是雷神，后来变成主神，实际上经历了不断重述和加工的过程，倘若没有这个过程，神话也不可能发展成今天的面貌。
中国神话的保存和流传，大概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巫的传统，巫的作用是沟通人神、沟通天地，比如《楚辞》中的《九歌》，起初都是祭神的歌曲，包含很多神话的内容。汉族传统中大概没有荷马那样的行吟诗人，但在汉族文化之外，比如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虽然是很晚才写定的，但起初可能是靠行吟诗人流传。还有一些画工，可能也起到了保存神话的作用。最初神话产生和流传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很多故事或许不复存在，但只要画保存下来，后人还能去回忆。比如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具体的文字描述迟至汉代，但在屈原的《天问》中，即有“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一句，问女娲自己的身体是谁制造的，可知在先秦时代，已经有女娲造人的传说。据说《天问》是屈原到楚王的宗庙中看到很多壁画，受到刺激之后思考写成的，这些壁画上可能保存了关于女娲的远古记忆。再如汉代画像砖有表现伏羲、女娲兄妹交尾的图像，也保留了神话的痕迹。
（东汉）伏羲女娲画像砖 河南南阳新野樊集乡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此外，史官也会在史书中记述神话，但可能会有很大的改造，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很多奇怪的故事，但他采取的是理性的批判态度，将神话往人能够理解的方向转化。文人也会记录神话，比如《屈原》的《九歌》就源于民间祭祀歌曲，即使是写个人精神历程的《离骚》，也提到“咸池”“扶桑”“若木”“帝阍”“阊阖”等神话内容，包括《庄子》也保留了很多神话。与史官一样，文人也会改造神话，比如《庄子》往往将神话当作其讨论问题的材料，因而需要对原始形态进行加工。
一些重要的典籍，如《山海经》《楚辞》《庄子》《韩非子》《淮南子》等，都保留了大量神话。屈原在《天问》中提了一百多个问题，很多与神话有关；汉代的《淮南子》更是神话的渊薮，今天看到的很多故事，包括“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淮南子》都有记载。回过头来看，所有典籍对中国神话的处理，都不是要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系统，即使《淮南子》这部书，也是把神话贯穿在行文之中，作为论述的材料。将中国神话整理成不同的系统，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状况，而是现代学术的构造。
（明）佚名《山海百灵图》局部 弗利尔美术馆藏
画卷描绘诸多怪奇神兽，其形象灵感来自《山海经》。
但回到古代的情况，实际上神话的形成和形态，还是有一些大的区域板块。比如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中，把中国神话分成三个系统，一是北方的中原系统，二是南方的楚神话，三是更南边的苗蛮神话，基本上是以南北来划分的。还有以东西划分的方式，以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将中国神话分成西方的昆仑神话系统和东方的蓬莱神话系统。早期中国文化可能主要是东西之间的问题，后来南北问题越来越重要，而无论以东西还是南北来划分神话系统，都提示了中国神话的地域性，它们最初生产于不同地区，后来才逐渐整合起来。因此，中国神话丰富与否的问题，实际上与后世的重构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