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020年1月26日，周日，瑞士苏黎世

这趟苏黎世之行不同于以往，并不算是布赖恩和我所钟爱的那种旅行。我们喜欢自驾、搭火车、乘渡轮、坐飞机，周游四方。我们喜欢一切旅行、大部分购物出行，而此次苏黎世之行，虽然与我们过去的旅行一样行头齐全，却全然不同。如往常一样，我们乘坐专车去机场，既自在，又免去了停车和搬运行李的麻烦。哪怕是布赖恩还没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我俩就没什么方向感，交通换乘往往要比一般人多花二十分钟。下午六点起飞前，我们在餐馆吃了饭。我买了一支口红和一小管护手霜；布赖恩买了一些糖果。我俩分着吃口香糖。喝同一瓶水。

在飞机上，我们享受着落座的时刻，享受着乘务人员的关注，他们已经喜欢上我们了，因为布赖恩很知道自己的块头，不会乱甩胳膊碰翻别人的饮料，并且他对瑞士航空的每一个代表都表达了感谢。我们看起来不像是会在三更半夜吵着要添酒或花生的人。没人会比那些一直坐经济舱的人更爱商务舱了。

从登机那一刻起，我们始终面带微笑。我收拾了我们的商务舱包厢。我们对乘务人员表现得极为客气。显然，我俩相互喜欢，很高兴能一起旅行。我们一拿到饮料（用玻璃杯装着！），就为我姐姐和姐夫干杯，是他们支付了我们这趟前往苏黎世的商务舱之旅的费用。

“尊严”（Dignitas）的办公室位于苏黎世，那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Dignitas是瑞士一家提供陪伴性自杀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如果你是一名想要赴死的美国公民，并且无法证明自己已是绝症晚期（存活时间不超过六个月），Dignitas一直是唯一的去处。这是美国当前的标准，就算是美国九个拥有死亡权的州，外加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标准也一样。许多年老的或者患有慢性病的美国人幻想着这些地方可以让他们终结生命，我也曾照着布赖恩的意思对这些地区做过研究，最终我们发现，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提供无痛、安宁且合法的自杀服务的地方，便是位于苏黎世郊区的Dignitas。

自从我们第二次约见神经科医生以来，我姐姐就和我一起悲泣。那次面诊，医生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布赖恩做了一次精神状态检查，并告诉我们，从他的高智商、他在平衡和本体感觉上的问题，以及他在检查中的糟糕表现来看，几乎可以肯定，布赖恩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而且可能有好几年了。布赖恩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决定，阿尔茨海默病的“漫长的告别”不适合他，而我也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用谷歌几番艰难搜索后找到了Dignitas。从夏天到冬天，我姐姐埃伦——她爱我，也爱布赖恩——尽其所能不做建议，不说“要是……就好了”，她没有说或许布赖恩的阿尔茨海默病不会太严重或者进展会非常缓慢，在我不哭的时候她也不哭，在她自己失去最喜欢的人之一以及我们和谐友睦的四人组时不倾吐自己的悲伤。（十四年前，他俩第一次见面，布赖恩派头十足地走进埃伦的厨房，说道，我真的很爱你妹妹。我姐姐没有回头。她说，伤害她的话，我就杀了你。）12月的一个清晨，当我们确信已经为Dignitas扫清障碍时，埃伦打电话给我，对我说，只管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不情愿地说，两万，我的好姐姐说，给你一张三万的支票。我们最终花光了每一分钱——布赖恩最后又来了几次大型垂钓之旅，他不工作，我也不工作，我们总在外面吃饭，有时午餐晚餐都在外面吃，在纽黑文最好的那些餐厅吃。我们把这笔钱花在了我们最后一次生日宴、四晚苏黎世五星级酒店、专车服务、苏黎世之旅、专程陪我飞回家的朋友往返苏黎世的机票等所有能让那几个月的坏时光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上，还用来支付了Dignitas本身的费用（一万美元左右）。

在瑞士航空的包厢里，布赖恩和我为彼此干杯，我们略有迟疑地说，敬你，而没有说我们通常会说的，Cent'anni（一句非常意大利的祝酒词，“愿我们长命百岁”）。我们不会有Cent'anni了。我们撑不到结婚十三周年了。

我们向对方凑过去，又缩回来，各自忙着脱鞋，卸行李，打开航空公司送的小礼包，拿出袜子（太棒了）、眼罩（从不用）、迷你牙膏和迷你牙刷，我们固执地认为这些东西会讨孙女们欢心，但实际上她们从不感冒。

一切几乎正常，就像最近几年我们做过的很多事情，就像飞行途中和登机前的每一件事——去机场的行程、TSA预安检（我们在做TSA预安检时，注意到左边一排需要做脱鞋安检的队伍要长得多，为此感到微小而深深的愉悦），以及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里的美味一餐。一切看起来很正常，除了我还记得，三年前和布赖恩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不同，那时他去报摊时我不会眼巴巴地等着他回来。从表面来看，或者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连我也一样忘记了过去的我们曾有过怎样的真切生活），一切几乎正常。

我们没有请阿诺德送我们去肯尼迪机场，这个小伙子总是开着我们的车送我们去机场，再把它开回我们家的车道上。阿诺德为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和孙女们开车已有六年了，他与我们分享他对摩托车的热爱，他戒酒的事，还有他妻子的健康问题。我想，他之所以分享这些，是为了与他所知的关于我们的所有信息——无论他是否想要知道——相平衡。在我们要去哪里这个问题上，我做不到对阿诺德撒谎，也做不到告诉他实情，对于我们为何要在1月下旬去苏黎世，我更做不到编一个半真半假的理由（鬼话连篇的人最喜欢用这种把戏）。说去滑雪？去冰钓？去看苏黎世圣母大教堂里夏加尔绘制的窗户？听到这些，恐怕阿诺德会从后视镜里同情地看着我们，考虑到布赖恩的自尊心和我大多数时候的软心肠，我受不了这样的画面。正如我忍受不了一丁点尖酸刻薄，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接受善意。我什么都不想要，最好对我们漠不关心，而这正是我们从本地豪华轿车服务公司的司机那里得到的。在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中，他只开了一次口。完美。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我们站在4号航站楼中间，商量好了餐厅，比昔客堡好（我喜欢昔客堡，但布赖恩不喜欢），但不如棕榈牛排餐厅好（这家牛排餐厅贵得离谱），但当我写下这些时，我记得我们还是去了棕榈餐厅，毕竟，原因……显而易见。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棕榈牛排餐厅，布赖恩点了所有他想吃的东西——在我看来，他点了一个人可以想象到的一切——除了加冰块的伏特加，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不时提到想要喝伏特加。

在棕榈餐厅，布赖恩点了洋葱圈和一分熟的肋眼牛排，配上一份薯饼、一份凯撒沙拉以及蒜香吐司。他本来还想点一份鸡尾酒虾，但我就像1953年前后的舞台剧中的犹太妻子（我似乎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人，只差在家烫的卷发和荷叶边围裙），低声说：真的要吗？机场的牛排餐厅里的虾？布赖恩耸了耸肩，而后说：好吧，我对机场的虾并不那么来劲，再说，最坏会怎样？我尝一口，味道一般，然后就不吃了。浪费钱，那又怎样？我可能会因为吃了变质的虾而死，那不是为我们大家省去了很多麻烦吗？或者我可能会食物中毒，不得已错过航班。说到这里，他合上菜单，用他现在经常有的那种神态看着我：带着无可奈何的理解、疲惫，还有一丝略显倦怠的幽默。

这顿晚餐，自始至终，我都泪流不止，布赖恩偶尔会拍拍我的手。我一直哭，因为我爱他，爱他的胃口，爱与之相关的一切：他对感官享受的热爱，他的幽默，以及他高昂的热情。

抱歉，我没接到你的电话

2007年，有一小段时间，布赖恩和我分居两地，分别住在美国东西两岸。我在洛杉矶做一档昙花一现的电视节目。每隔两周，他周五晚上一下班就从哈特福德飞过来，在我办公室里小睡一会儿，醒来后与我以及周围还在的随便什么人一起吃晚餐。他会看每周节目的各种脚本草稿，一有机会就到节目现场。他会找个角落坐下，留意每一个细节——服装、化妆、排练和小分歧。他热爱节目摄制过程中每一个超现实和复杂的部分。有一个周末，他早早起床出门，带回一个充气筏。他让我做三明治，而后驱车载我去伯班克的片场。他和保安聊了几句，保安挥挥手，放我们进去了。我们在这个美好的虚幻世界里消磨了一整天，泡在一个真实的泳池里，吃了一顿真实的午餐，在阳光下百无聊赖。布赖恩在泳池里为保安冰镇了一瓶白葡萄酒，我们走的时候，他把酒递给了保安。

两年前，我把我写的新剧本拿给布赖恩读，但我的丈夫、我的啦啦队队长、电视迷、剧本痴、这个多多少少希望我们最终会在银湖而非康涅狄格州的石溪落脚的男人，没有读。在我们共度的这些年里，布赖恩读了我写下的一切，写完几天后他就会读。过了一周，我问起电视剧本的事。布赖恩说，他还没有抽出时间读。他听起来有点困惑。几周过去了，他没有提起这件事。我横下心来又问了他一次，他说他看不明白剧本的格式，语气中没有恼火，也没多少兴趣。他把它扔在卧室地板上，最后，我把它拿回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