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

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于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我二十一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五月份我寄去了稿子，六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我在山西太原看到了这期新出版的刊物。瑞芳时在太原工学院就读，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去山西看她。“破镜重圆”，无限感动。

我是说去就去了的，她事先不知道。她此后多次说起在学校宿舍听到一双小皮鞋咯噔咯噔作响时的情形，这双镂花皮鞋是从崇文门国际友人服务部买的，是苏联进口货，二十余元，很豪华。皮底，小小铁掌，走起来清脆得吓人。我被她的同学们留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间空屋里，想起来那时的大学可真自由。而且，她的同学们都欢迎我，而不欢迎另一个也许在打瑞芳的主意的什么人，并批判那个人有“挖墙脚”的丑行。我在太原与芳同在柳巷吃了西餐，在剧院看丁果仙的晋剧。我们徒步从城区走到西郊移村，经过汾河上的迎泽桥的时候，她说由于有桥栏杆挡住了风，她感到了暖和。这令我觉得十分可笑，因为桥栏杆疏疏落落，不可能挡风。而感觉永远是有道理的。我们一起去了晋祠，回来时差点错过了最后一班车，而且耽误了晚饭。那时的公共交通艰难极了，久等不至，拥挤不堪，道路颠簸，尘土飞扬。晋祠虽然破败，毕竟发思古幽情，我们在一个类似船体的建筑上留了影。

此次太原之行临别时我喝了汾酒，至今我是汾酒的知音。我喜欢它的小曲香味。微醺中，我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人民文学》这期刊物，载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买了送给她。我匆匆翻阅着自己的作品，就像读旁人的东西，小说，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不但对于读者，而且对于作者，都有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

我其实仍然沉浸在一九五六年夏的激动中。这一年暑假，在离开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

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四百七十六元人民币的稿费。四百七十六元，相当于我的八十七元六角四分的月薪的五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扬扬。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五百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五百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合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一九五七年一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五百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娄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与副主编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君宜还转达了杨述对于我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新年》的批评，说是那篇东西看不出时代特点。是的，我写了时光，却没有刻意去写肃反、合作化、总路线等时代的特色。但是我以为，那种对于时光的珍惜与敏感，也绝对不是旧中国的文人写得出来的。

到了这时候，我自幼受到的党的教育训练就起作用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表示一定认真听取意见，提高认识。

一九五七年二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一惊，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但是我很清醒，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需要认真对待，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桩。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的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没有肺结核吧？

形势突变。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

《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评，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当然，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大意如此。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吴小武对我说，你说棍子也有好处，这是不对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欢迎。

北京市文联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下来了）。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惬意十分暖人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