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三国文学

第一章 三国文学概说

第一节 三国前期文学发展概况

三国时期，包括建安时期在内，总共七十年（196—265）。从文学史角度看，显然可以再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习惯所称建安文学及正始文学两部分。前后期的划分宜以太和六年（232）为界，理由是建安文学最重要作者曹植于本年病卒，建安其他重要作者在此前基本都已谢世，所以这是建安文学的终结。而正始文学的主力阮籍、嵇康，此时尚未步入创作高潮，但阮已二十三岁，嵇则十岁，正在文学起跑线上蓄势待发。所以这是一个天然的文学分水岭。而且以此为界，前后时限各占其半（前期35年，后期34年），颇为平衡。而文学上分期，固不必与政治时期相印合。当然，在此前后两个时期内，也还可细分出若干小的文学阶段来。

三国前期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安十三年（208）之前，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208—219），第三阶段为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

在第一阶段，建安文士们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这就是曹植在事后说的：“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指杨修）高视于上京。……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曹操霸业不断取胜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原本散处各地的文士先后投身曹魏阵营、陆续来到邺城的过程。最早入曹操幕中的是孔融，其次为阮瑀，稍后为陈琳、徐干等，建安十三年曹操克荆州，长期流寓南方的王粲北归，最后一位重要文士入邺，标志着各方文士聚合过程的结束。在此阶段，亦即建安前期，文士们大都身历了汉末战乱，体尝了兵燹之灾，其创作则以描写战乱、抒述忧患意识为主，如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王粲《七哀诗》，以及曹操本人的《薤露》、《蒿里》等。这些都是产生于战乱衰世中的不朽杰作。在文学格调方面，这些忧时愍乱作品充溢着慷慨悲凉之气。刘勰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主要即指邺城之前时期的建安文学言。此后这种“慷慨”诗风虽仍被文士们“雅好”（曹植语），在作品中续有表现，但时势变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环境既变为相对安定，文士处境亦已不同，所以“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文风自然有所减弱。

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末（208—220）。此阶段文士们已完成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邺下文人集团”正式形成。这个文人集团规模颇大，用锺嵘之说是：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诗品·总论》

看来其人数超过此前任何文人群体，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由此兴起。这个文人集团是有首领的，他就是曹操。事实上，文士们投身邺城的首要原因并非文学，而是政治，是曹操“唯才是举”方针吸引着他们前来圆建立功业之梦。诚如王粲始归曹氏时在汉水之滨所发表的一篇赞词中所说：

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归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

——《魏志》本传

文人们自以为是“奇士”，是“俊杰”，是“英雄”，他们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来到邺城，曹操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没有曹操就不会有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这个文人集团是有核心的，就是曹丕、曹植兄弟。丕、植兄弟既有贵公子身份，而文士中的不少人又直接任过他们的属吏，如徐干、刘桢、应玚等，所以在政治上本有一层主从关系；加之丕、植兄弟的文学天资足以笼盖群伦，其核心地位无可替代。

在邺城时期，文士地位有了很大改变。曹操使大部分文士担任自己的属吏，如“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徐干）、“丞相军师祭酒”（王粲、陈琳、阮瑀、路粹）、“丞相主簿”（杨修、繁钦）、“丞相掾属”（应玚、刘桢）、“门下督”（陈琳）、“丞相仓曹掾属”（阮瑀）等；又使部分文士任丕、植等诸子官属，如“五官中郎将文学”（徐干、应玚）、“平原侯庶子”（刘桢）、“平原侯文学”（应玚）等。文士中职位最高者为王粲，曾升任侍中，不过此为建安十八年魏国始建后之事。这些属吏之职，品秩不高，当然不入公卿大臣之流；然而此皆曹操亲随吏员，与闻机要的程度明显超过朝廷显贵。如“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魏志·王粲传》），这就非一般大臣所能做到。因此文士们能够感受到人主的信任。又因担任曹操亲随属吏，所以每当曹操亲征，文士们多得以随军征伐，这也使他们的情绪极受激励鼓舞。“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王粲《从军诗》）以高昂情绪咏唱从军之乐，表现了文士们的踊跃乐观心态。

文士地位和心态的变化，使得文学内容及风格都有转变。最明显的一点是，建安前期那种忧患情绪大为减少，功名追求意识明显增多。“……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之二）此种情绪颇为普遍。对功名的追求，使得文士在创作时多关注当时军国大事。曹操北征三郡乌丸，即有陈琳作《武军赋》以美之；曹操南征孙权，即有王粲作《浮淮赋》以颂之；曹操西征关中，即有应玚作《西征赋》以赞之。徐干夙称“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澹泊功名，但他在文士普遍情绪的传染下，也操翰撰写起了《西征赋》：

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力，获载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危。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

徐干觉得能够随曹操征伐，“载笔而从师”，是极大荣幸，他相信此行必定成功。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愿为之“挺力”，亦直言不讳。在其他文士同类诗赋中，此种情绪，更甚于徐干。可知邺下文士对功名追求，极为投入。文士的功名追求，本为古来传统，是儒家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观念体现，再者封建时代文士，除仕途之外，几无其他进身之阶。不过建安文士功名愿望显得特别强烈，则有当时具体原因。建安承汉末战乱之弊，文士们各自经历了二十年左右流离失所沦落四方的生活，得至邺城，他们自深知和平安定生活环境之可贵。对他们绝大部分人来说，邺城时期提供了建立个人功业的难得机遇，因而必须牢牢抓住。王粲、邯郸淳等大批士子曾经长时间滞留荆州，而刘表不能用之，相比之下，曹操对文士们就颇为重视。邺下文士们自很清楚，他们能够到邺，能够有这样的机遇，是与曹操这位“明君”的存在分不开的，因此而对曹操“唯才是举”广纳贤才措举深为感激。上引陈琳诗及王粲致词已经显示，歌颂曹氏功德成为邺下文士创作内容的一部分。应当说，对曹操的赞颂，在当时含有相当的真诚，不可简单目为谀词而予一概否定。尚可以孔融《六言诗》三首为例：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诗中述汉末以来战乱，朝廷颠沛，百姓凄惨，作为“万官”之一的孔融，亲历了这场巨大灾难，他从切身体验中痛感，若无曹操建安元年勤王迎献帝，“从洛到许”，灾难不可能停止，因此对曹操满怀敬仰感激之情，作诗说“曹公忧国无私”，这应当理解为肺腑之言。此诗作于建安元年“到许”后不久，孔融对曹操的了解尚不全面，所以孔融此时赞颂曹操，与日后“嘲戏”曹操并不矛盾。不过在诸子对曹氏父子的赞颂中，肯定也杂有不少庸俗的成分。如诸子皆有的《公宴》诗，其中有不少“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等语，就显出幕宾奉承语气。《斗鸡》诗中对丕、植兄弟贵游活动的吹捧，更表现清客谀主态度。此点亦不难理解，因诸子身在曹氏幕中，不可能完全脱离对曹氏的依赖，这种客观上的主从关系，在文学中自然会有所反映。何况曹操这位“贤主人”还“性忌”（《魏志·崔琰传》），对文士的独立人格表现颇为敏感，他因事杀了孔融，后又杀了杨修，还曾杀了崔琰、娄圭等人，作为历史上著名强势统治者，令人望而生畏。他杀孔融、杨修，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但个人性格上的嫌忌，亦一要因。孔融多次“嘲戏”曹操，且在曹操面前自称“孔融鲁国一男子”，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格；杨修恃才不谨，亦有诙谐嘲弄言行，以罣曹操之怒。甚至刘桢对甄氏稍有“不敬”，亦治以重罪。故而多数建安文士颂赞曹氏父子，实为势必之事。皇权官僚时代文士为求得社会存在空间，绝大多数难以保持自身独立地位，对于权势者的依附必然影响文学的独立性，此为时代悲剧。文人不得不帮闲，帮闲文学遂难免。

曹操自建安九年克邺以后，即将自己的大本营安置于此，邺城在汉末战乱中受破坏较小，加之曾经袁绍经营多年，无疑可算是当时全国最繁盛城市。建安后期的邺下生活，物质条件是相对优裕惬意的，而丕、植兄弟作为贵介公子，在父亲霸业日盛背景下，不免滋生骄矜之气，闲暇日多，贵游风气转盛；诸子文士，当时多任曹操属吏，甚至就是丕、植兄弟的属吏，以故时常追随左右，事实上形成以丕、植兄弟为首的贵游群体。由此，描写贵游活动诗赋骤增，成为邺城时期文学中一大景观。斗鸡走马，宴饮游乐，成为文士们写作一大题材。贵游文学，在文学史上早已有之，《诗三百》中《湛露》、《南有嘉鱼》之属大概就是最早的贵游诗，宋玉《高唐赋》，司马相如《大人赋》基本亦可归入此类。而数量多，蔚成风气，则推建安邺城时期。曹植写得最多，如《名都篇》、《箜篌引》、《妾薄命》（其二）、《斗鸡》、《侍太子坐》等诗，《游观赋》、《娱宾赋》等赋，皆所撰贵游之作。他人亦不落后，连向称清高的刘桢亦未能免俗，参与进了贵游群体，并撰有数篇贵游之诗。贵游文学，一般以权势集团及其附庸文人为主要制造者。它的出现可以是国势强盛政权稳定的反映，也可以是统治者腐败作风的表现。贵游诗赋在邺城时期的发展，给建安文学注入了一种复杂的成分。

邺下文士还有一种倾向，即他们一方面以极大热情描写当时军国大事，另一方面也将文学写作的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琐细事务。这在建安前期文学中是基本不存在的。例如他们大量以动物、植物，以及珍饰、玩物为写作题材，这一题材上的细小化倾向，以赋的创作方面最为突出。动物如鹦鹉、鹤、莺、雁、雀、龟、蝉、蝙蝠等，植物如柳、槐、芙蓉、橘、瓜等，珍饰玩物如玛瑙勒、车渠碗、迷迭香、圆扇、围棋、弹棋、投壶等，还有气候如大暑、霖雨、霁等，皆可成赋，而且众人共作，彼此唱和，蔚成风气。这类作品，一般篇幅短小，寄托或有或无，即使有所寄托，往往寓意不深，主要以描写精细巧妙见长，逞词使才的色彩很重，甚至令人感到文士们撰写这些作品，是在互相比赛技巧和辞采。所以这一倾向，实际上表现了作者们对文学技巧的日益重视。此类作品的大量出现，当然会减弱文学的思想浓度和深度，文学的社会道德伦理负载有所减轻。但是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形式主义”而予否定，因为形式和技能的进步对于文学同样十分重要。事实上，邺下文士们通过这类作品的写作，确实提高了文字能力和描写技巧，在此基础上，五言诗及抒情小赋得以在建安时期臻于成熟。

邺下文学在产生方式上还有一特点，即群体性。不少作品为应和酬唱交流讨论场合产生，所以今存同题之作颇多。这种充分表现群体文学特征的活动，当然多以丕、植兄弟为中心，如今存曹丕《玛瑙勒赋》序及《寡妇赋》序中，皆曾言及本人作赋同时，“命陈琳、王粲并作”，“命王粲并作之”。此类情况甚多，参与其事者亦远不止陈、王二人，几乎诸子皆有同类作品存世。文体以赋最多，有将近二十题共数十篇。另外亦有诗、文，如曹植、应玚、刘桢皆有的《斗鸡》诗，丕、植兄弟及陈、王、应、刘、阮诸子皆有的《公宴》诗，曹植、王粲皆有的《三良诗》（《咏史诗》），诸文士之间彼此皆有的大量赠答诗和互致书笺，以及阮瑀、应玚皆有的《文质论》，王粲、阮瑀皆有的《吊夷、齐文》，丕、植兄弟及丁仪皆有的《周成汉昭论》等等。甚至还有“七”体文：

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

——曹植《七启》序

王粲所作为《七释》，另徐干有《七喻》，似亦一时之作。这种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其情状正如刘勰所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它不但营造出热烈繁荣的文学大气氛，还激发了各人的表现才华欲望，激励他们切磋琢磨精心创作一逞文思的积极性。这极有利于文学总体水平的提高。

总之，邺城时期是三国前期文学最为繁盛的一阶段。此时大乱初定，环境良好。当时全国优秀文学人物，几乎悉集于兹。邺城的统治者曹操重视文士，他本人对文学情有独钟，为文学繁荣提供了根本保证。对于曹操及陈琳、王粲等老一辈文士说，邺城时期已是他们创作生涯的后期；对于曹丕、曹植兄弟等年轻一辈文士而言，这是初登文坛崭露头角的创作前期。两代作者汇合邺城，各逞优势，发挥出旺盛创造力，成果众多，数量、规模、声势空前，不愧“彬彬之盛”之说。就文学精神看，邺城时期文学的主流是追求功名，积极用世，颂赞曹魏政权及曹操本人，文士们对前景充满信心，字里行间透露出乐观向上情绪。建安前期文学那种愍乱忧时精神，对本期文学仍有相当影响，如曹植所撰《送应氏诗》（其一），即体现出此种影响，但总体上说，文学精神已由反面的批判，变为正面的追求。这也是衰世文学与盛世文学在精神上的重要区别。此外，如贵游现象的出现等，也是旧时代盛世文学中的常见现象。而形式上的精致化、典范化，也是一般盛世文学所循的必由之路。当然，此前曾有以汉赋兴盛为重要标志的汉武帝时期，此后更有以诗歌繁荣为标志的唐代开元、天宝时期，与此两大盛世文学相比较，建安文学在规模和繁荣程度上还略显逊色，然而其盛世的性质，则已基本具备。

作为盛世文学的邺城时期文学，其基本风格也有了变化。随着愍乱忧时文学精神的减少，以及功名追求和贵游风气的发生，建安前期那种强劲的“风力”，至此亦渐见靡缓。如曹操、陈琳、王粲、阮瑀这些老一辈作者的那种慷慨悲歌，此时有所减少；而以丕、植兄弟为代表的邺城诗赋，尽管文气不弱，亦有昂扬激情，但在骨力上，终难与相侔。敖器之对曹植的评语：“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敖陶孙诗评》）应当说并不全面，它只是说出了曹植在邺城时期写作的特点，对于曹植后期就未必适用。不过以“风流自赏”概括邺城时期文士写作的总体特点，倒也大致不差。因为其时邺下文士们的写作表现，虽然“辞各美丽”（曹植《七启》序），风力稍有减弱却是事实。

随着“七子”等大批文士戏剧性地在建安末相继辞世，尤其是曹操的撒手人寰，三国前期文学进入第三阶段。黄初以后，邺下文人集团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文坛热烈气氛顿然冷却，盛世景象亦已消失。然而两位核心人物却仍健在，支撑着文坛。不过曹丕已登极，曹植则由贵介公子沦为失去人身自由、面对经常性打压的“诸侯王”。身份的变易也使他们的文风发生根本改观：曹丕故作大言豪语，以壮帝王声威，但尽失此前的自然流畅，显出过分的矜饰；他进入了皇帝角色，同时不免丢失了文士身份。曹植则一洗此前“三河少年”的浮华气息，增加了不少深沉，其忧生之嗟尤为感人。正是有了后期生活和创作，曹植才又充实了风力，奠定了他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从这一角度说，曹植能够经历后期一段生活，既是不幸，亦是幸运。若无黄初、太和这十馀年痛苦艰辛的摧折磨炼，曹植就缺乏足够的阅历和体验，来构撰那些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怆情绪的优秀诗赋和文。所以三国文学前期的第三段，虽在繁荣热闹上远逊于第二段，盛世文学已告结束，甚至文坛颇为寂寞，但在这寂寞和孤独中，曹植真正走上了出类拔萃之路，这是一大收获。

除曹丕、曹植之外，黄初太和间也有另一些作者，如应璩、缪袭、曹睿等。应璩为应玚之弟，建安后期已开始写作，不过当时文物鼎盛，他头角不显。好在他颇享年寿，迭经疾疫灾变，竟安然无恙，直活到三国后期正始年间。且老而弥健，后期创作力转盛，以故一般将他列为后期作者。至于曹睿，因其年辈皆晚于曹植，故亦置于后期论列。

总观三国前期文学三个阶段，都很重要，且各有特点。第一阶段（建安前期）作者们身历战乱，散处各地，他们关心国运民瘼，各自发为愍乱忧世之篇，所作诗赋，以慷慨悲凉为基本情调，产生一批“诗史”式作品，具有衰世文学特点。第二阶段（建安后期）作者们纷聚邺城曹氏幕中，激发出追求功名强烈愿望，所作篇章，数量大增，或写军国大事，或叙私情琐事，要皆透露乐观向上情绪，表现出盛世文学气质。他们或作公子贵游，或为幕僚颂圣，难免庸俗气息，然无伤其大雅。第三阶段（黄初、太和）曹操及多数文士辞世，丕、植兄弟尚存，然曹丕登极后，皇帝角色突出，文士身份隐去，唯有曹植一人在不断哀吟着他的悲歌。困顿危殆生活，使曹植脱胎换骨，脱去浮华，转入深沉，由此进入“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锺嵘语）境界，成为“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同上）的一代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