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操的诗歌

曹操今存诗歌，计得二十二首，包括作者有疑问的三首。[1]曹操诗歌全部是乐府诗，从诗题看，大部分袭用汉代乐府诗题，如《秋胡行》、《薤露》、《蒿里》、《短歌行》、《陌上桑》、《善哉行》、《董逃行》等，亦有自创新题者，如《对酒》即取诗之首句为题。汉代乐府歌辞，文人所作者不多，仅有西汉司马相如等作《郊祀歌》，大部分采集自民间，如《铙歌》、《相和歌辞》中的许多作品。东汉著名文人班固、张衡、傅毅、蔡邕等，今存诗歌不少，诗体有楚辞体、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唯独无乐府，可知后汉文人一般不事乐府诗写作。曹操出于自己的爱好，选择乐府为主要文学写作体裁，具有重要意义。

曹操创作乐府歌辞，并不沿用汉代旧法，而是有所新变。从内容上说，汉代乐府作品，曲题与歌辞切合无间，具有内容上的统一性，如《西门行》即写“出西门……”，《陌上桑》即写采桑女事，曹操打破此成规，他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同时，又加进了求贤的内容。此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之例；更有内容完全脱离汉乐府传统者，如《蒿里行》、《薤露行》，古辞皆丧歌，而曹操在此二曲题下写汉末时事。所以论者指出：“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朱乾《乐府正义》卷五）从形式上说，汉代乐府的曲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曹操的乐府诗则异于是，在这方面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他既有“依前曲，作新歌”（曹植《鼙舞歌序》），亦即在汉代旧曲的框架内作辞的做法，也有不依旧曲自作安排的情况，这从他所作新歌辞的章法、句法与乐府古歌辞异同上可以判断出来，具体说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严格的“依前曲，作新歌”。亦即他实行填词式的创作。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体，曹操新辞（“太伯仲雍”）亦为四言句式；

二，新歌辞在章句格式方面与古辞部分相同，部分不同，表明他对“前曲”有所突破，作了部分改变。如《蒿里》，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全五言句式；

三，新歌辞与古辞句式全然不同，表明曹操所作不但歌辞是新的，而且曲调也有了大的改变，仅仅是借用旧题而已。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体（“邪径过空庐”），曹操新辞则为四言体；又如《薤露》，古辞为三、七句式，曹操新辞为全五言句式；

四，“新歌”与“前曲”毫无关系，连旧题都不借，曲、辞两方面全系新创，如《度关山》、《对酒》。

总之，曹操在继承发扬汉乐府的音乐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从现实创作需要出发，对乐府体制做了大胆革新，表现了他的尚实精神和通达作风。曹操的革新措施，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曹操身体力行影响下，建安文人遂以很大精力投入乐府诗的创作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乐府文学于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这是曹操在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曹操今存诗歌，自题材内容看，基本可分四大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纪事作品主要有《薤露》、《蒿里》、《步出夏门行》、《苦寒行》等。《薤露》、《蒿里》，本前汉丧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崔豹《古今注》）。曹操用来写汉末时事。不过曹操新辞在情绪气氛上仍保持着悲伤的基调，显示出它们与乐府古辞间在情绪取向方面的某种潜在关联：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

前篇自汉灵帝任人不良起，写到董卓入据洛阳作乱；后篇自关东群雄联合讨董起，写到军阀开始混战。二篇紧相承接，时间上从中平六年（灵帝死）至建安二年（袁术称帝于淮南），先后共九年间大事，综观篇中，表现了对史事的高度概括力，故后人誉之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锺惺《古诗归》卷七）。

曹操以乐府写时事，尤其以军国大事入诗，上承《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等篇传统，下启唐代杜甫等关心国运民瘼诗歌之先河，在中国纪事诗发展史上，此二篇“诗史”，实占有重要地位。又篇中悲情流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云云，表现了强烈的人本观念和深厚的同情心，“悯时悼乱”（朱嘉徵《乐府广序》），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步出夏门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篇有一共同特点，即皆在征战中产生，是典型的“鞍马间为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个性突出。《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包括“艳”及四解，写曹操北征三郡乌丸时体验及复杂心态：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艳）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一解。）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冬十月。二解。）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河朔寒。三解。）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龟虽寿。四解。）

一解《观沧海》写出壮伟景象和磅礴气势，透出诗人的阔大襟怀，后人推崇“有吞吐宇宙气象”（沈德潜《古诗源》），洵非过誉。四解《龟虽寿》中“神龟”、“腾蛇”之喻，“盈缩”、“养怡”之论，富含人生哲理，而“老骥伏枥”四句，更传达了诗人老而弥坚的进取精神和事业心，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二、三解描述北地风土民情，亦称佳构。综观《步出夏门行》全篇，浑茫壮阔，古朴苍凉，艺术个性鲜明，最能代表曹操诗风。《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内容相近，都极写征战之苦，悲情流宕，反复渲染，诗人以周公自拟，悯士卒艰辛以哀其情，甚得《诗经·东山》之旨。而诗中又时见壮语，如“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岗”、“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等，悲哀中仍见英雄底气，可谓哀而不伤。

述志之作有《对酒》、《度关山》等，作品直书诗人政治社会道德理念，从其内容正可看出曹操杂家本色，儒、法、道、墨、刑名、兵、农诸家主张，应有尽有。而作为一出生于战乱现实中的政治家，他在诗中描画了太平盛世的蓝图，“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对君、臣、民各方面都作出规范，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实为难能可贵，此亦正是曹操胜于其他政治人物处。不过从文学角度言，诗中政治理念术语排沓过多，略无间歇，其艺术感染力稍逊。同样写政治理念，《短歌行》艺术上更优：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此诗主旨在求贤，末二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曹操心中自己与天下贤才之关系。然而诗篇并不像《对酒》等直陈政见，而是从感慨人生不永此一永恒主题入手，强调时不我待，求贤心切，如此便赋予了诗篇以情动人的基调。又诗中大量运用比兴，从“譬如朝露”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取喻精妙，含义深广，形象性大为增强。

曹操今存游仙诗有《气出唱》三首、《精列》、《陌上桑》、《秋胡行》（“愿登泰华山”）等，此类诗上承汉乐府中游仙作品，描写神仙生活，期待轻举高蹈，兼及服食长生。这些诗的意蕴并不复杂，但对它们的理解却颇多歧见。有说它们表现了曹操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有说它们寄寓了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皆可备一说。不过曹操的游仙诗，实际上并无太多寄托。从嬴秦、西汉以来，直到汉末，游仙诗皆与求仙有关，是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不存在寄托传统，这一文化史背景必须予以重视。对于曹操来说，他“性不信天命”，不信神仙，曾在诗中感慨“痛哉世人，见欺神仙”（《文选》卷二十四《赠白马王彪》诗李善注引曹操佚诗句），他作游仙诗，当然不可能为求仙，此是一方面；然而说他诗中有“人生理想”、“精神自由”等寄寓，恐亦无根据。因曹操作诗，基本上不用寄寓手法，这也是同他“指事造实”、“指事而语”的论文主张相合的。看曹操诗中，比兴手法固然不少，就如上举《短歌行》等篇，但皆属局部修辞手段，与全篇作整体的象征性寄寓式描写是两回事，不可相淆。曹操游仙诗的作意，当为娱乐性的，是在宴饮娱乐场合“被之管弦”，作助兴侑酒自娱娱宾之用。[2]

曹操咏史诗有《善哉行》（之一）、《短歌行》（之二）等。所咏历史人物，有历代圣王如古公亶父、太伯、仲雍、姬昌等，有圣贤如伯夷、叔齐、孔子等，还有贤相如仲山甫、管仲、晏子等，及春秋时期霸主如齐桓、晋文。与班固等所撰咏史诗不同，曹操咏史更紧密联系自己现实体验，如他咏姬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显以姬昌自比。曹操曾说过：“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志》本纪注引《魏书》）又常举文王事为己辩护，见所撰《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此种大胆率直近乎狂妄的比拟，只能出自曹操，唯他才具有这一份政治上的自信，同时也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霸气。又如他咏齐桓公：“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亦明显藉古人夸耀自己功德与霸业，一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云：“设使国家无有孤，正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从现实自我出发，以咏古人方式写己心，这就是曹操咏史的基本特点。

无论何种题材何种主旨，曹操诗歌有一最基本的情调，此即慷慨悲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际上就是曹操诗歌风格的自我概括。《短歌行》旨在求贤，然而全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诚如论者所云：“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陈祚明《采菽堂诗集》卷五）《步出夏门行》“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后又写及“老骥伏枥”、“烈士暮年”，悲凉气氛浓烈。最奇特者乃是《苦寒行》，诗盖作于建安十二年征高干时，其时曹操已经基本上克定北方中原广大地区，他正统率着一支占压倒优势的大军向并州进发，对手则是已无很强实力的败军之将，此去势在必得，形势十分有利。然而曹操却在诗中极力渲染悲哀凄凉气氛：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片“悲”、“哀”情绪和“怫郁”、清凄、荒凉、寒冷、孤寂氛围，一唱三叹，极为浓烈。曹操为何在胜利的行军中作此情绪反差极强烈的诗篇？难道是他故意矫情自饰？他就不怕自沮了军心？合理的答案恐怕只能从曹操的性格特征、情绪类型和趣味爱好方面求得解释，那就是他对眼前的这场战争怀有必胜信心，胜券在握，强烈的自信和底气，使他感到不必再以豪言壮语来鼓励士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艺术悲情有着特殊爱好，这种爱好，使他经常表现出一种“烈士”的悲凉壮烈气概，于是面对着即将发生的厮杀，他竟能够作出如《苦寒行》这种情调的诗篇。《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还有《薤露》、《蒿里》、《短歌行》等作品，其基调大抵类此，成因亦略同。这就形成了曹操独有的、不同凡响的以沉雄浑厚、壮烈劲健、慷慨悲凉为特征的诗歌情调和风格。“魏武深沉古朴，骨力难侔。”（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公莽莽，古直悲凉。”（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魏武帝自然沉雄。”（周履靖《骚坛秘语》卷中）这些评论，皆中肯綮，切合曹操诗歌情调和风格的本质。如前所述，“慷慨悲凉”还是建安诗歌的共同的情调特征，是时代风格，而“慷慨”或曰“梗概而多气”，是首先在曹操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连“慷慨”一语也是在曹操诗歌中首见的。所以不妨说曹操是建安文学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和创导人，是他奠定了建安诗歌的基调。

从体式上看，曹操诗歌有四言、五言、杂言三大类，数量各占今存之作约三分之一，可以说他诸体兼擅，且皆有成就。比较而言，他的四言诗似更出色，上举《步出夏门行》、《短歌行》，即四言优秀作品。四言诗自《诗经》以下，鲜见佳作，究其因恐是诗体本身难度较大，不易再兴波澜。汉代文人诗歌主要采取楚歌体及四言两种体式，间亦有五言、六言、七言者。四言诗虽为正宗诗体之一，却缺乏特色，较好者如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其余成就平平。曹操四言诗，越汉人而上之，其佳处主要在于：第一，抒情述志，多与写景相结合。《短歌行》“心念旧恩”下，忽然插入“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四句，此景句画面优美雅净，又充满动感，使诗篇精神倍增。最出色的写景四言还推《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全解写景，不言情志，而情志自见。第二，多用比兴。《短歌行》中比兴迭见，已如前述；《步出夏门行》中比兴亦多，如末解《龟虽寿》，总共十四句，前六句全是比兴，且以比兴开篇。比兴既多且生动，致使诗篇神气振足，韵味深长。第三，节奏强烈。《短歌行》起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便是发唱惊挺、震慑人心之语，以下忽起忽伏，语句多作突然转折，有论者指责“魏武《短歌行》意多不贯”（谢榛《四溟诗话》引刘才甫语），其实此正是曹操诗的佳处，他不欲为两汉式的平铺直叙沉闷平庸语，有意安排间隔，显出强烈节奏。总之曹操四言诗，是对两汉诗歌的超越，后世论诗者几有共识。明代徐祯卿说：“韦、仲、班、傅辈，四言诗窘缚不荡，曹公《短歌行》……工堪为则矣。”（《谈艺录》）又锺惺说：“夫《风》、《雅》后，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两派：韦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韦有韦之失；曹公壮，去《三百篇》远，而曹有曹之得。”（《锺伯敬合集》昃集二）所谓“去《三百篇》远”，正是曹操通达作风与创新精神的体现，他不拘泥于《三百篇》旧法“窘缚”，遂能脱颖而出，独立开辟出一块四言诗的新天地。“曹之得”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