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蟾蜍方舟
非洲胎生蟾蜍
烈日炎炎的午后，金·豪威尔（Kim Howell）坐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研究室里，周围堆满了他这40年来生物研究的旧资料。他从堆在架子上的几十个瓶瓶罐罐中抽出了一个玻璃罐子，喃喃自语道：11
“就是这个，它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浅琥珀色的液体中漂浮着一只小青蛙的标本，褐色的皮肤，尖尖的鼻子，外观平平无奇。豪威尔身材高大，头发花白，鼻梁上挂着瓶底厚的眼镜，看上去和蔼可亲。他的研究室里还有其他很多更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泡在罐子里的蝙蝠和蛇。豪威尔在生物学研究上好奇心旺盛，涉猎广泛，这些罐子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他的研究课题。不过，或许没有什么比这只小青蛙更珍贵的了。这种小青蛙被列进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物种名录的附录I，明文规定禁止交易。附录I中列出的都是世界级珍稀、极度濒危的物种，比如犀牛、老虎等。眼前这种微型两栖动物的发现者正是豪威尔本人，他将其命名为Nectophrynoides asperginis（奇汉西喷雾蟾蜍），asperginis（名词）源自拉丁语aspergo（动词或形容词），意为“喷雾”。
这不是豪威尔发现的第一个物种。“我发现过蜘蛛、绦虫的新亚种，还有一些物种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以豪威尔名字命名的物种包括一种地鼠和一种鸟的亚种。“还有什么来着？”他大声地自言自语着，试图唤醒几十年前的记忆，“还有一种蜥蜴，叫金氏柳趾虎。还有，我记得我发现的那种鸟被命名为黄纹旋木鹎。”我问豪威尔发现一个新物种是什么感觉，他说：“发现新的东西会让人非常兴奋。我未必是第一个见到这个物种的人，但从来没有人描述过或者拍下它的照片，也没有人指出‘没错，这可能是一个新物种’。”不过，豪威尔也表示，新奇感是会消失的，“对于研究小型动物的生物学家来说，发现新物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昆虫学家可能会找出几百种新的螨虫或者扁虱，而研究大象和水牛的人自然很少有这种机会。”12
豪威尔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中西部的工业小镇皮茨菲尔德，距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非常遥远，宛如隔着一个宇宙，康奈尔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让他远走他乡。豪威尔在学校的自然声音实验室勤工俭学，实验室里保存着20世纪初从非洲收集来的鸟鸣录音档案。靠着这份工作，他完成了脊椎动物学的学士学业。读完四年大学之后，豪威尔一心想要亲赴非洲。这与当时正值越南战争不无关系，良心拒服兵役者[1]的替代服役行为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1969年，他“把宝押在了不毛之地赞比亚”，前往那里一所偏远的小学教自然科学。在那里工作一年后，他又北上移居至坦桑尼亚，先是在一所专为受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迫害的难民儿童开办的学校里工作，后来决定定居在那里。此后，豪威尔一直在坦桑尼亚的大学执教，和妻子一起养育了一个女儿。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豪威尔翻阅当地报纸时，注意到了一则不同寻常的招聘广告——一家名为北方咨询（Norconsult）的挪威工程公司正在招募环境顾问。豪威尔告诉我：“当时有一个水电站项目即将开工，他们需要人去研究那里的鸟类。那个地方太远了，我从来没去过，连它到底在哪儿都不清楚。”豪威尔给这家公司写了信，但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后来，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来到豪威尔的研究室，问他对乌德宗瓦山脉水电站大坝相关的研究是否感兴趣。乌德宗瓦山脉（the Udzungwa Mountains）位于坦桑尼亚东部弧形山脉（the Eastern Arc Mountains）的最南端。“我说‘当然感兴趣’，”豪威尔回忆道，“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机会去一个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况且还能拿到报酬。”13
当时，从达累斯萨拉姆前往乌德宗瓦山脉需要走一整天的土路，路线大致与坦赞铁路平行。坦赞铁路铺设于1968年，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早期开发项目之一。得益于这条铁路，当地村民能够穿过香蕉林和甘蔗田，跨过基隆贝罗谷地（Kilombero Valley）郁郁葱葱的洪泛平原。东部弧形山脉由前寒武纪时期的基底岩石形成，部分岩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2亿年以前。大约3000万年前，地壳运动导致地质结构出现裂缝，形成了断层，岩层被挤压成新月形的山脉，横亘在整片东非大地上。隆起的山脉把弧形山脉与非洲中西部的刚果雨林（Guineo-Congolian forest）主脉分隔开来，形成了类似群岛的原始森林，附近的印度洋提供了恒定的温度和高降雨量，让这里的气候万年如一日。
这片山脉也被称作非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2]”，因为这里有13个山峰“小岛”，每个小岛上的物种和生物栖息地都各具特色，但同时又属于同一气候类型，并且诞生于同一原始地质事件。这些小岛与世隔绝，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物种进化轨迹，成了自然选择的实验室，拥有无与伦比的地区独特性。至今，生物学家已经在东部弧形山脉一带发现了96种脊椎动物和800多种当地特有的植物（其中仅非洲紫罗兰就多达31种）。根据目前在森林中发现的古老基因物种的数量，科学家推算出了这里的物种灭绝速度。或许由于气候稳定，这里的物种灭绝速度相对缓慢。科学家还对东部弧形山脉的部分森林鸟类进行了DNA鉴定，结果显示这些鸟类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中新世早期，距今大约2000万年。比起非洲大陆，这里很多动物群与马达加斯加的亲缘关系更为紧密，而一些鸟类则与起源于东南亚的亚种显示出相似性。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整个地球上的陆地都是一整块“盘古大陆”[3]。14
在乌德宗瓦山脉深处，有一条河穿过茂密的森林，越过陡峭的峡谷，形成了飞流直下的瀑布。这就是奇汉西河（Kihansi River）。瀑布所在的峡谷全长约2英里，纵深近3000英尺。与坦桑尼亚绝大多数的河流不同，奇汉西河在旱季也不会枯竭。峡谷内的瀑布全年水势澎湃，透过青翠茂密的雨林，从几英里外就能看到倾泻如注的水流，雄伟壮观，气势逼人。1984年前后，坦桑尼亚政府开始研究借助瀑布地势修建水电站的可行性。他们发现这个瀑布似乎完美地具备了水力发电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可以提供超高的发电量，从而大幅缓解他们电力匮乏的现状。水资源专家拉菲克·哈吉里（Rafik Hajiri）表示：“水力发电有两大关键因素，其一是稳定的水文，其二是落差，奇汉西兼而有之。在我们的已知范围内，奇汉西河的水文条件是坦桑尼亚最稳定的，而且这里的落差也大得惊人。”
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坦桑尼亚政府的水电站项目聘请了包括豪威尔在内的生物学家小组前来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简称“环评”）。然而，专家们甫一抵达，便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约翰·格斯特尔（John Gerstle）——前面提到的那个1994年的某一天突然来到豪威尔的研究室向他发出邀请的人——负责为北方咨询公司提供现场评估。格斯特尔回忆说：“我们的研究只比推土机快一步。”他解释道，通常，如此大型的开发项目是不会在环评完成之前动工的。其实，世界银行在1991年就已经委托专家做过一次环评，但是那次环评被认为做得完全不充分。
那份只有50页的评估报告出自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博士生之手。他在奇汉西一带进行了两次为期10天的考察。他走访村民，向他们展示野生动物图鉴中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图片，以了解森林中有哪些动物。在报告的最后，那位博士生总结道：“受水电站工程影响的区域很小，不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也不会导致任何特有物种灭绝，因为它们还存在于乌德宗瓦山脉林区的其他地方。相较于水力发电带来的经济效益，部分动物失去栖息地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时任坦桑尼亚国家环境管理委员会高级官员的安娜·马恩贝（Anna Maembe）解释说，当时坦桑尼亚还没有环评相关的法律规定，“当时做环境影响评估，只是为了向银行申请贷款，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法律基础”。15
世界银行内部对环评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他们把奇汉西项目评为“A类”，要求全面评估。世界银行驻坦桑尼亚高级环境专家简·基巴萨（Jane Kibbassa）说：“世界银行曾试图这样做（评估），但问题是，做出来的评估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全面。”1994年，世界银行董事会决定为该水电站项目提供资金，部分基于环评的结果，他们批准向坦桑尼亚政府提供2亿美元贷款用来启动项目建设。一年后，欧洲银行以及挪威、瑞典和德国的发展机构加入到投资者的行列，但是环评的结果让他们犹豫不决。作为参与投资的条件，他们要求坦桑尼亚提供新的环评报告。“不过为时已晚，”格斯特尔说，“因为坦桑尼亚政府已经决意建设这个项目。他们迫切地需要新的电力，当时坦桑尼亚各地一直轮流停电，情况非常糟糕。”
多年来，坦桑尼亚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有很长的时间处于黑暗之中。在达累斯萨拉姆的购物中心，停电不期而至，人们排在百货公司的收银台前，周遭陷入一片漆黑，直到不知哪台发电机突然赏脸地恢复运转。停电不仅非常烦人，还会导致产业停摆、学校停课。每周都有很多次临时停电，没有事先通知，停电时间可能长达几个小时。2009年，连接桑给巴尔（Zanzibar）群岛半自治区与坦桑尼亚大陆电网的海底电缆由于年久失修而出现故障，导致桑给巴尔断电长达三个月之久。桑给巴尔的村民说，小时候他们能用上比现在更稳定、更便宜的电（也用得上自来水和冰箱）。坦桑尼亚的电力问题非常严峻，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坦桑尼亚73%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城市地区的供电人口约为39%，而农村地区只有2%的人用得上电。即便按照亚撒哈拉[4]地区的水平而言，坦桑尼亚的人均用电量也异常的低。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十年来内战不断，但国民用电量依然高于坦桑尼亚，朝鲜的发电量更是远远在此之上。16
世界银行负责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布隆迪事务的前任代表约翰·麦克因塔尔（John McIntire）说：“长期以来，坦桑尼亚在现代能源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这意味着，生活在那里的人无法使用冷链保存商品或是储存药品。此外，电力匮乏还会带来其他很多间接的影响。人们的夜间工作需要电力保障，这在炎热的气候环境下尤为重要；电力还能节省劳动力，有些工作就是人手再多也无法完成。”然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消除贫困之间存在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异常激烈。麦克因塔尔指出：“国际社会必须清楚，这些国家需要电力。富裕的发达国家不能说：‘哼，我们可以拥有充足的电力，但你们不可以，因为你们的国家环境条件不允许。’”麦克因塔尔把电力短缺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而有些专家的态度更为尖锐，他们认为非洲的贫困根源就在于电力的匮乏。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5]认为，非洲并不是因为贫穷才缺电，“事实上，供电稳定对教育、生产以及创造就业机会都至关重要。所以，准确来说，非洲是因为没有电才如此穷困”。
半国营的坦桑尼亚电力公司（Tanesco）一直因为管理不善、效率低下而臭名昭著。1990年，世界银行制订了一项名为“坦桑尼亚电力六期项目”的发展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坦桑尼亚的电力公司向市场导向型转变。世界银行称，该计划将提高坦桑尼亚电力公司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改善该公司的基础设施，并且有助于消除这家公司的陈规陋习，正是这些陋习让坦桑尼亚的贫困阶层无电可用。世界银行非常乐于向坦桑尼亚提供这笔贷款，坦桑尼亚自1962年加入世界银行之后，多年来已经获得了62亿美元的贷款。位于乌德宗瓦山脉的奇汉西瀑布水电站项目是这项新发展援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竣工，坦桑尼亚的发电能力将提高四成以上。在奇汉西瀑布一带，生物学家就是在与坦桑尼亚电力公司的推土机抢夺时间，而购买这些推土机的费用是世界银行支付的。17
实地考察动植物群期间，金·豪威尔和负责新环评的生物学家小组住在森林中的帐篷里。在距离他们营地不远的地方，水电站项目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聚于此。来自中国的工人修建了一条连通山脚到未来大坝所在地的道路；工地的临建设施像一个小城市一样完善，药房和酒吧里挤满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南美、西班牙和瑞典的工人；挪威人负责建造地下厂房；毛里求斯人负责管理食堂。南非人在山顶挖了1300英尺深的竖井，把水引向位于山中腹地的涡轮机，通过水力供电。他们亲手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碎岩石，一桶一桶地把碎石运出去。修建大坝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了直接影响：不计其数的坦桑尼亚人蜂拥而至，就像淘金热一样，每个人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与此同时，这项工程也赶走了原有的野生动物。参与大坝建设工作的挪威工程师斯泰纳·埃文森（Steinar Evenson）说：“以前，这里的洪泛平原上到处都是河马，现在一只也见不到了。”他一边说，一边做出举枪连续射击的动作，“它们被杀光了，但没有人在乎。它们太大，太危险了。”埃文森告诉我，为了保护日益增多的村民，从坦桑尼亚米库米国家公园（Mikumi National Park）请来的野生动物保护员在施工期间杀死了3只雄狮。
生物学家小组在地上埋设水桶陷阱，捕捉蛇、老鼠和两栖动物，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或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所有掉进陷阱里的动物都能在东部弧形山脉的其他地方找到。尽管专家们辛勤劳作，可是有一个地方他们始终无法靠近，那就是瀑布本身。这个事实令人沮丧，因为这时刻提醒着他们，无论最终新的评估报告写成什么样，都是不完整的。参与环评工作的南非昆虫学家彼得·霍克斯（Peter Hawkes）说：“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瀑布底部是整个峡谷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在旱季末去了那里，当时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水雾。”事后看来，对于无法接近瀑布喷雾区的原因，生物学家之间在看法上存在矛盾。霍克斯说，当地的向导不希望他们看到村民正在那里非法砍伐，所以故意误导。而豪威尔认为，无法靠近是因为没有清晰的路线通向那里，“我们能听到瀑布的声音，也能看到它，就是到不了。我的笔记里有记录，我在尝试进入喷雾区时摔倒过两次”。18
1995年12月，生物学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评估报告，一份三卷的大部头。“虽然峡谷干涸会造成一些损失，不过我们并不认为修建大坝有多么糟糕。”豪威尔总结道，“但是，我们附加了说明，我们没能进入喷雾区进行实地考察。”尽管环评已经完成，但格斯特尔认为环评小组应该继续留在奇汉西，以便长期监测。1996年12月，环评小组召开了规划研讨会，然后在营地安顿了下来。格斯特尔建议小组成员研究一下他们能走到离瀑布多近的地方，结果，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新的通道，那条通道很可能是坦桑尼亚电力公司为了在瀑布附近安装雨量计而开辟的。
喷雾区的情况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霍克斯说：“当我们真的到了那里，我们发现水雾太大了，足以淹死周围100码[6]以内的所有树木。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大片草地倾坡，阳光普照，一览无余。那里和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特别。”一到那里，豪威尔就把手伸进了一堆潮湿的植被，掏出了一只小青蛙。“我说：‘没错，这是一只黄色的青蛙。这一定是个新物种。’我们看了又看，把它带了回去，然后又在我的显微镜下看了又看。我认定这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新物种，因为我认得坦桑尼亚的所有其他物种。”19
大坝启用在即，研究小组马上意识到，这种青蛙将会面临怎样的遭遇。“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一下子明白了，”豪威尔说，“它会灭绝的。”
* * *
一个物种的价值究竟有多高？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统计，在过去的500年中，大约有900个物种已经灭绝或者野外灭绝[7]。物种为什么重要？这是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在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些大学里横空出世。当时，在民权、女性解放等进步社会活动的推动下，关于物种和环境保护的立法运动正在蓬勃发展。1973年，美国通过了《濒危物种保护法》，该法案承认了动植物面临的威胁，认可了动植物“在审美、生态、教育、娱乐以及科学方面，为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价值”。
随着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渐渐提高，环境伦理学家不断尝试论证美国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观点，即现代环境危机的根源是一个需要用哲学来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新兴的环保运动和物种保护在立法进程上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我们保护自然的理由在于自然对人类具有价值，那么如果一个物种没有明确的价值呢？如果一个物种与人类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呢？没有通顺合理的论证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濒危物种保护法》刚刚颁布不久，就在美国最高法院受到了挑战。人们在小田纳西河（the Little Tennessee River）中发现了一种3英寸长的淡水鱼，俗称蜗牛鱼。这种鱼在洄游时恰好途经一个斥资1.19亿美元的大坝，会给民用和企业的供电造成阻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终止该大坝的建设，但是后来被美国国会豁免，而蜗牛鱼被安置到了另外一条河里。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对稀有的、不知名的物种的保护，依然显得无足轻重。20
在美国通过《濒危物种保护法》的同一年，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理查德·西尔万（Richard Sylvan）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关于环境的伦理？》（Is There a Need for a New, an Environmental, Ethic?）。作为哲学家和环保主义者，西尔万认为西方的主流思维范式有着人类沙文主义特征。他认为，纵观历史，我们判断大自然是否完美的最终检验标准，在于符合人类的目的与否。即便是像信徒崇敬教堂一般崇敬大自然的超验主义者，也表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态度。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8]在书中写到，大自然“天生是为人类服务的。它接受人的主宰，驯服得像一头任由救世主跨骑的毛驴”[9]。
西尔万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他称之为“最后一人论证”。假设世界已经崩溃，地球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在死前毁掉了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什么都没剩下。这种时候，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吗？如果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对人类有益，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但是，我们直觉上认为毁灭世界是大错特错的行为，这种直觉就是西尔万的论据。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伦理观——大自然具有价值，既不是因为它是原始的、神秘的或符合审美的，也不是因为它可以服务于经济或科学。西尔万写道：“人类的利益也好、偏好也罢，这些都过于狭隘，在判断什么是理想环境时，这些不足以作为依据。”大自然有自己的价值，值得我们在道德层面上给予关注，物种本身也应当是道德关注的对象。后来，这一观念被称为“自然的内在价值”。西尔万很早就在文章中阐述了这一理念，在后来数十年间，他的理念一直是环境伦理学领域的基调。
大自然不是为人类设计的，它的价值不在于经济或者科学，甚至也不在于精神层面。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相当激进，我们从约翰·缪尔[10]的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痕迹。缪尔说过：“人们总说世界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然而这种假设毫无依据。”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尔万口中的人类沙文主义几乎不曾遭到过质疑。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指出，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已经成了大多数环境哲学家的“理论追求”。21
自然内在价值论最坚定的拥趸是美国南部长老会[11]的一位年轻牧师，名叫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他后来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罗尔斯顿的思想在今天宛如一块绕不开的巨石，就连极力反对他的人也无法对他这些革命性的道德理论避而不谈。在罗尔斯顿看来，自然的价值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观，先于我们而存在，也将比我们存在得更久。他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自然的价值与价值的本质》（Value in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12]中这样写道：
也许，没有科学家就没有科学，没有信徒就没有宗教，没有被抓痒的人就没有抓痒。但是，法律可以没有立法者，历史也不需要史学家；没有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也会有生物学、物理学；创造不依赖创造者而生，有些故事没有传颂者，有些成就没有成就者，同理，没有价值的评判者，价值依然存在……从更客观的观点来看，如果地球已经面临着生态危机的时代，而我们仍然把自己看得至高无上，对自然中其他一切事物的评价全都视其是否能为己所用，那是很主观的，这在哲学上是天真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如今，年届耄耋的罗尔斯顿依然笔耕不辍，还时常周游世界，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2003年，他荣获了邓普顿奖[13]，近年同样获此荣誉的还有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Desmond Tutu）等。罗尔斯顿出生在谢南多厄河谷[14]（Shenandoah Valley）的一个牧师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童年正值大萧条时期，一直生活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乡下，本科期间攻读了物理、天文和数学专业，之后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罗尔斯顿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启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举家迁至科林斯堡[15]，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担任哲学和宗教学教授，在那里工作了50年。他在环境伦理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中是这样描述这个专业的：“这是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冒险，地球生命共同体中每一个负责任的个体都应当参与其中。”22
我为了更好地理解类似奇汉西喷雾蟾蜍这样的物种灭绝和保护案例，决定去听一听环境伦理学家的看法。科学家兼作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16]说过：“如果我们保护生物只是因为把它们当作人类的装饰物，那么我们为保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道德价值可言；如果我们对疙疙瘩瘩的癞蛤蟆和滑不溜秋的蠕虫也能抱有人文关怀，那才是真的了不起。”古尔德指出，学会欣赏物种原本的样子，并且从它们身上了解大自然的多样性，“我们最终会理解赫胥黎所说‘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17]，而这对我们的实践和精神都大有裨益”。然而，那些生活在电力极度匮乏的坦桑尼亚的小蟾蜍，让我对环保事业的同理心产生了动摇。与我交流过的伦理学家都建议我去问问罗尔斯顿怎么看。
我第一次见到罗尔斯顿时，他刚从印度回到美国。他在印度看到了野生的孟加拉虎，全世界仅存不到2500头的濒危物种。他说这次的经历让他脊背发凉。罗尔斯顿带着浓重的美国南部口音说道：“我喜欢看野生动物。我去过丹佛动物园，很同情那里的动物。或许它们在那里的栖息地很舒适，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间闲逛，也不能捕猎。动物园里的老虎已经不是真正的老虎了，因为它们不能遵从自己的本能。”很快我就发现，“遵从自己的本能”是罗尔斯顿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得很随意，几乎不假思索，但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思想。在罗尔斯顿看来，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终极目的（telos[18]），在生态系统中有着自己的独特功能，即生物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罗尔斯顿的环境保护伦理论立足于保护生物的终极目的，无论是一头在野外狩猎的老虎，还是一株绽放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白头翁。“我们需要关心、尊重物种本身，它们本身就值得拯救和保护。终极目的或内在价值是环境伦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罗尔斯顿认为，价值不仅存在于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层面，也存在于物种、生态系统和整个进化过程之中。举例来说，蜜蜂的内在价值在于个体繁衍，“从蜜蜂—到蜜蜂—再到蜜蜂”，绵延不息。在岁月的长河中，历史的血脉联系通过个体得到传承。前面提到的罗尔斯顿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种系是一个有活力的生命体系，是一个整体，个体生物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物种都捍卫着自己特定的生命形式，在世间追寻着一定的生存路径，抵御死亡（亦即灭绝），并通过繁衍再生，在漫长的时间推移中保持着规范的同一性（normative identity）。可以说，个体是物种的繁衍方式，就像胚胎或卵子是个体的繁衍方式一样。个体继承了这种动态形式的价值，并将其作为范式，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23
20世纪80年代初，内在价值已然成为环保运动的术语。1982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指出，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对人类而言的价值如何，它们都应当得到尊重”。1992年，罗尔斯顿出席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随后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与会国承认了“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公众越来越担心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和资本主义发展会带来大规模的生态崩溃，同时，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环保事业的支持也与日俱增。或许罗尔斯顿走在街上不会被欧美的普通民众认出来，但是他提出的全体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术语）都值得保护的观点却渐渐成为主流。环保主义者、自诩生态战士的戴夫·佛曼[19]（Dave Foreman）总结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生态保护运动的四大事件，其中学术哲学名列首位，其后是保护生物学、地方环保组织和由他本人发起的激进团体“地球优先！”。
当然，和其他所有理论一样，内在价值的理念也面对着众多反对的声音。道德多元论者认为内在价值论是单一而泛泛的环境伦理；深层生态学家对自然或荒野独立于人类存在的观念心怀抵触；社会建构主义者坚信自然观与文化紧密相关；而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既压迫自然也压迫女性的男权，坚持要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探讨环境伦理。还有人认为，环境伦理学领域是一座象牙塔，与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繁重工作严重脱节。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哲学家发起了一个名为“环境实用主义”的新阵营，致力于通过哲学的方法来解决“现实世界”的危机。（其中有一位名叫布莱恩·诺顿（Bryan Norton）的哲学家，他担心环境哲学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与笛卡尔主义的幽灵共舞[20]，而将燃烧中的热带雨林弃之不顾。”）24
尽管环境实用主义者做出种种努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环境伦理与应用科学之间从未能成功地架起沟通的桥梁。今天，当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必须在物种遭受更大的威胁之前做些什么的时候，哲学却似乎显得与政策制定毫不相关，反而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妨碍我们应对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窘境。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环境科学家约翰·莱蒙斯（John Lemons）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从环境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环境伦理既不够成熟，也无法在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时充分发挥作用。”在回答我们应当如何以及何时去保护物种的问题时，没有公园管理员或者野生生物学家会选择使用哲学的概念，政治家就更不用说了。
环境伦理学自诞生起的40年来，研究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对生态危机问题的探讨，已经超出了诸如如何保护荒野和地貌等早期伦理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关注范畴，开始涉及贫富差距、国际人权以及环境正义的概念。此外，还有一个颠覆环境伦理学认知的事实：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是地球上70亿人口造成的，会影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罗尔斯顿对我说：“现在的问题是，鉴于这个世界终将由人类主导，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修正我们的伦理观？很多人认为，我们正处于‘人类世’，所以环境伦理学必须把关注的焦点调整到主导一切的人类身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100年或者50年之后，还有什么地方不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也很难想象那个时候还能有原始荒野存在。世界会变成一个大型的动物园。”显然，他并不看好这一前景。或许有些人认为，既然人类已经掌握了卓越的技术，那么主宰地球就是我们必然的乌托邦式宿命。但是，罗尔斯顿不这样想。“我们向来不擅长管理地球的方方面面。我希望今天的大自然可以尽可能地保持原样，所有动物各自遵从自己的本能，自然选择也继续发挥作用。”25
越来越多的物种正在走向濒危的边缘，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有着许多悬而未决的固有道德难题。物种保护是否应该凌驾于人类的需求之上？科学家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去努力防止物种灭绝？我们拯救的物种真的能够重新回归荒野吗？
当金·豪威尔在坦桑尼亚热带雨林的瀑布底部拽出了那只黄色的小青蛙，从那一刻起，这些进退维谷的难题便横陈在了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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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青蛙被发现的两年之后，国际学术期刊《非洲爬行动物学杂志》（African Journal of Herpetology）正式将其命名为奇汉西喷雾蟾蜍（Nectophrynoides asperginis，学名非洲胎生蟾蜍）。这种蟾蜍的颜色并不鲜艳，算不上可爱，但也不丑，看上去平平无奇。芥黄色的皮肤光泽暗淡，体形非常小，大约只有一枚5美分硬币的大小[21]。奇汉西喷雾蟾蜍为胎生，不产卵，没有蝌蚪期。新生的小蟾蜍全身泛着紫红色，非常小，只有钢笔尖那么大。奇汉西喷雾蟾蜍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对栖息地的适应性：在那片5平方英亩的湿地上，倾泻而下的瀑布砸在岩石上形成水雾和气流，打造出一种前所未见的小型生态环境。后来，人们在调查瀑布水量时发现，这里每天产生的水雾多达约75万升。为了在轰鸣的瀑布声中捕捉彼此的声音，奇汉西喷雾蟾蜍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听觉交流方式。它们没有外鼓膜，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耳朵。但是有内耳，能够探测超声波，可接收的频率范围远超人类听觉的上限。生物学家认为，在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会现场一般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将超声波和视觉交流结合起来的生存机制，可以帮助它们寻找配偶。这种蟾蜍对湿地环境的完美适应，还意味着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那里成千上万的细小水滴，这些水滴在森林中央形成了持续不断的降水。豪威尔说：“大多数蟾蜍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典型的两栖动物，也就是amphibian，amphi意为两个，bios意为生命，代表它们拥有两种生活方式——水域之外和水域之内。但是，奇汉西喷雾蟾蜍并非如此，它们很不幸。”26
之后的新物种考察显示，这里有成千上万只这样的蟾蜍。在厚厚的水雾保护下，它们没有什么厉害的天敌，甚至周围森林里的鸟类也飞不进来。但水雾的存在让研究工作变得极其艰难。坦桑尼亚首屈一指的爬行动物学家查尔斯·姆苏亚（Charles Msuya）在东部弧形山脉地区考察了数十年，他说：“那里太可怕了。”在陡峭潮湿的岩石上移动是非常危险的。脚下的地面软绵绵的，像凝胶一样，一脚踩下去，地面的震动会传到1码以外。而且，瀑布水温很低，实地考察时会冻得发抖。彼得·霍克斯说：“我当时经常去森林的树荫下取暖。我们什么都试过，潜水服、无拉链潜水服、叠穿6层紧身衣、潜水服外面套防水服。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没试过的。但即便如此，在湿地待上一天还是很冷。而湿地外面的温度高达95华氏度[22]。”
约翰·格斯特尔说：“我们一发现（这种蟾蜍），就立即通知了世界银行、坦桑尼亚电力公司和相关的工程师，并告诉他们：‘如果无法确保这个物种的生存环境，就不能继续施工。’”但所有人都明白，不论是否存在此处独有的珍稀蟾蜍，都无法阻止这个大坝继续建设，它会按计划在2000年内完工。大坝工程在坦桑尼亚电力公司的推动下持续推进。当时，坦桑尼亚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干旱，坦桑尼亚电力公司正在削减电力负荷，以避免电力系统不堪重负。早在1998年，挪威的发展机构北方计划（Norplan）就已经意识到，这种蟾蜍可能会是一个关键问题，并着手研究拯救它们的方法。该机构的管理人员讨论了各种方案，比如把部分种群迁移到其他地方、安装人工喷水系统、人工圈养，或者从瀑布引出足够多的支流，以维持蛙类的生存。坦桑尼亚电力公司只拥有这处瀑布的临时用水权，他们可以把河水引向大坝用于发电，但必须保证瀑布的水流量维持在不低于每秒7.7立方米。坦桑尼亚电力公司对这个流量要求存在异议，一直游说各方，试图把流量下限降到每秒1.5立方米。可见，对他们而言，为奇汉西喷雾蟾蜍引流的每一滴水都是电力和金钱的损失。因此，当坦桑尼亚电力公司接到北方计划提出的物种保护建议时，他们认为奇汉西生态系统的独特性被严重夸大了。27
讽刺的是，就在专家发现这一新物种的几个月之后，坦桑尼亚正式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从法律层面要求签署国保护境内生物的多样性。在东非，这类立法和环保运动本身就存在争议，因为这里的环保史中充斥着外国家长专制、种族主义和被殖民的屈辱。1903年，英国殖民者在东非成立了早期的动物保护组织“大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后来的“动植物保护协会”[23]）。人类学家珍妮特·切尔内拉（Janet Chernela）称，该组织旨在保护专门用于休闲狩猎的国家公园里的动物，这类狩猎公园可以有效地杜绝以营利为目的的狩猎行为。切尔内拉表示，这最终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初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Serengeti National Park）的落成（而原本生活在那里的马赛人于1959年遭到了英国政府的驱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的成立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颁布奠定了基础。坦桑尼亚32%的土地被划为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该占比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是，坦桑尼亚一直在努力实现土地保护与使用之间的平衡，尤为关注使用权的归属，到底谁能使用土地。比如2014年坦桑尼亚政府宣布，计划在塞伦盖蒂以东划出一块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野生动物廊道”[24]，禁止马赛牧民在此放牧，却对一家总部位于阿联酋的游猎公司开放使用权。28
基于种种原因，东非的自然保护问题天然地带有强烈的怀疑和讽刺意味。环境保护服务于谁的利益？在过去几年中，一些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试图解决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贫困现实相脱节的问题，他们主张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不应该只服务于全球精英阶层的利益，试图将消灭贫困和经济发展作为环境保护的手段，并提倡发展林业和农业。他们相信改善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最终有利于环境保护。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新环保运动”（new conservation），然而这一运动遭到了环保领域奠基人之一迈克尔·索雷等守旧派的猛烈抨击。2013年，索雷在发表于期刊《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上的文章中指出：“仅仅因为人类的生态足迹[25]与消费增长成正比，就认为人们更富裕时会对自然更友好，这种假设毫无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新环保运动一旦实施，势必加速全球生态系统崩溃，会给不计其数的动植物物种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长此以往，必将给人类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索雷担心，只有当大自然对人类存在物质价值时，人本主义驱动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才会主张保护大自然。这一担忧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西方白人科学家总是要求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要走西方国家自己世代发展过来的老路，这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紧张。
就罕见的奇汉西喷雾蟾蜍而言，保护它们似乎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世界银行不愿意采纳北方计划提出的紧急缓解措施，直到1998年3月召开的出资方会议，世界银行才正式承认他们发现了奇汉西喷雾蟾蜍。豪威尔说，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言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他们直白地问我：‘你怎么知道其他地方没有呢？’……我们当然在发现这种蟾蜍之后马上就在其他地方也找过了，这是基本的科研素养。我们想知道，它真的只存在于这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吗？还是说，其他地方也有呢？我们找了很久，但真的没有找到。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种蟾蜍的原因显而易见，这和坦桑尼亚电力公司选择奇汉西河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即便在旱季，奇汉西河的水流量也非常稳定。”对豪威尔来说，世界银行的做法不可原谅。世界银行对这种小青蛙的漠视，反映出他们在非洲国家遇到不方便的规则时，会采取怎样轻率的态度。29
水电站的建设仍在继续，然而，世界银行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1999年11月，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收到了一封来自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谴责信。有人向“地球之友”透露了奇汉西喷雾蟾蜍的消息，于是该组织写信给世界银行，指责世界银行违反了自己制定的环境政策。世界银行害怕这会引来公关危机，于是立刻对奇汉西喷雾蟾蜍的保护工作重视了起来。
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比尔·纽马克（Bill Newmark）。纽马克是野生动物廊道方面的专家，于2000年来到世界银行担任顾问。野生动物廊道是用于连通国家公园等保护区的通道，方便各个孤立的保护“岛”之间往来流动。20世纪80年代，纽马克还是一名在读研究生时便初露锋芒，他在美国西部考察时发现，野生动物保护区并没有预想中那般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反而造成了物种的减少。特别是哺乳动物，因为国家公园空间太小，不足以让它们自由地生长。纽马克的研究成果发表在1987年的《自然》杂志上，他也因此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为了在国家公园之间建起大象迁徙廊道，纽马克曾深入非洲各地考察，并研究坦桑尼亚鸟类的灭绝模式。因此，世界银行聘请纽马克来研究拯救奇汉西喷雾蟾蜍的方法。纽马克告诉我，25年前他第一次来到东部弧形山脉地区，“那是我到过的最偏远、最贫穷的地区。那里人迹罕至，不曾被考察过，所以我们才会在那里发现这么多的新物种”。
纽马克认为：“大坝已经设计得对生态环境非常友好了。所有的水都会流回河里，只不过是分出一条5公里长的支流河段。但结果就是那5公里，恰恰是喷雾蟾蜍的栖息地。”2000年，3台用于大坝建设的涡轮机开始运转。6个星期之后，纽马克发现瀑布的喷雾区面积缩小了98%，他在峡谷里看到蟾蜍成群结队地挤在瀑布底部。几周之内，他们估算蟾蜍的数量已经从20,000只骤降到12,000只。纽马克直接向世界银行行长办公室报告了他的发现，建议立即安装人工喷水系统，并着手安排人工圈养。喷水系统很快投入使用，该系统由橡胶软管和数十个洒水喷头组成，利用重力进行灌溉，设计巧妙，结构简单。但是，人工圈养奇汉西喷雾蟾蜍需要坦桑尼亚的出口许可证，然而当地政府拒绝签发。坦桑尼亚政府的环境官员安娜·马恩贝称，他们担心如果这种小青蛙可以用于研发疫苗或药物，那么批准出口就会让坦桑尼亚失去对这种潜在的宝贵自然资源的控制。她解释道：“我们——我是说坦桑尼亚政府——宁愿把它们留在这里，在这里研究，而不是让别人替我们保管。”30
美国布朗克斯动物园（隶属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和托莱多动物园[26]都表示愿意为奇汉西喷雾蟾蜍提供保护。但据内部知情人士的消息，坦桑尼亚一直坚持己见，直到被威胁说如果坦桑尼亚不合作，世界银行可能会停掉未来的发展项目资金。2000年是坦桑尼亚的大选年，时任坦桑尼亚总统的本杰明·姆卡帕（Benjamin Mkapa）接到了一位世界银行官员的电话，电话中说：“我不希望世界银行行长向你致电时，不是祝贺你赢得大选，而是问你这些蟾蜍的情况。”于是，坦桑尼亚政府批准了出口许可，而姆卡帕赢得了连任。之后，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生物学家杰森·塞尔（Jason Searle）来到坦桑尼亚，把蟾蜍从峡谷空运回了美国。塞尔告诉我：“很多坦桑尼亚的政客都不理解：‘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竟然把这些小青蛙和我们全国人民的用电需求相提并论？’我觉得，没有人会为这些蟾蜍争辩，说它们比供电更重要。”塞尔在奇汉西瀑布一带收集了500只蟾蜍，将它们装在铺着锡箔纸和湿纸巾的箱子里，带回了美国，途中只死了一只。坦桑尼亚公众并不支持由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圈养繁殖计划，当地报纸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疑问：“坦桑尼亚还有成千上万的孕妇、退休老人和5岁以下的儿童正在因为物资匮乏而失去生命，把那么多钱花在这些名叫喷雾蟾蜍的微小爬行动物上，这值得吗？”甚至一部分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也怨声载道，他们中的一位对我说：“我想很多群体都乐于见到这种蟾蜍灭绝，因为这样他们终于有了正当的理由，可以起诉世界银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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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护措施的一种，人工圈养不是什么新鲜事，却一直饱受争议。几十年来，动物园和水族馆一直是濒危物种的庇护所。加州神鹫、美洲鹤、黑脚鼬、阿拉伯大羚羊和扬子鳄能够摆脱濒临灭绝的威胁，都是因为生物学家把它们带到了可控的环境中，管理它们的种群和基因库。1973年美国颁布《濒危物种保护法》之后，“很多人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管理藏品的动物园馆长，他们对其他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对可以拯救野生动物的想法充满了热情”。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公园[27]的前荣誉科学家克里斯·韦默（Chris Wemmer）如是说道。但韦默也指出，大多数情况下，人工圈养的倡导者显得过于狂热。“他们没有仔细评估不同物种的需求，完全把人工圈养当成了目标。这让那些关注野生动物和自然栖息地的人非常恼火。”
何况这种“方舟”本身也并非总是有效。遗传适应性通过存活到繁殖年龄的个体所产后代数量来衡量，而人工圈养的种群有可能在短短几代里迅速丧失遗传适应性，导致繁殖率降低、夭折率上升。人工圈养可以通过在繁殖过程中选择性状来提高人工圈养条件下的存活率，但不一定能提高它们在野外的存活率——当然，前提是如果它们真的能够回归野外的话。虽然大多人工圈养的最终目的都是把动物重新引入原来的栖息地，但是成功案例非常少见，很少有人工圈养的动物真正实现自立或者重拾野性。比如，美洲鹤需要人类飞行员引导它们迁徙；两栖动物重归荒野的概率异常低。有一项研究表明，在人工圈养后放归野外的58个物种中，只有18个物种成功在野外繁殖，其中13个物种实现了自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工圈养的110个物种中，有52个物种根本没有放归野外的计划——因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已经不复存在。主张原地保护，即在原生栖息地保护动物的人认为，这正是人工圈养最具破坏性的地方。人工圈养努力降低物种灭绝的危险，但拯救的只是动物，没有拯救环境。美国田纳西州奥斯汀佩伊州立大学环境伦理学教授马克·迈克尔（Mark Michael）表示：“我们完全没有把握是否可以把这些动物放归野外。很多环保主义者认为，‘如果某个物种放归野外的可能性很小，那就不应该把它从野外带回来’。”但人工圈养的支持者认为，让物种存活下去，总比任由它们灭绝要好，即使这些动物园里的动物就像迈克尔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藏品”。32
与其他许多物种的情况一样，人工圈养喷雾蟾蜍是防止其野生种群出现意外而采取的保险措施。装上人工喷水系统之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峡谷中的蟾蜍数量从大约1250只回升到超过17,000只。由6位当地坦桑尼亚人组成的监测团队负责喷水系统的日常维护，他们每天把补给品带入森林，驻扎在那里。纽马克回忆说，蟾蜍太多了，多到监测员难免踩到它们。与此同时，养在美国动物园里的蟾蜍开始出现死亡的情况，动物园管理员顶着巨大的压力，尽力维持着圈养种群的数量。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爬行动物馆负责人爬行动物学家珍妮·普拉穆克（Jenny Pramuk）说：“两栖动物可用的药品远远落后于鸟类和哺乳动物。”这些蟾蜍很容易生病，而且动物园管理员发现，这些通常繁殖能力很强的蟾蜍停止了生育。它们被养在生物安全房里，远离其他物种，动物园管理员也只有在消毒后才能进入。管理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找问题的所在，他们尝试更换过滤系统和食物，最后，他们更换了灯泡。紫外线灯光的照射让蟾蜍体内的维生素水平得到提升，它们重新开始繁殖。但是，人工圈养蟾蜍的总数已经骤减至70只，基因库不断缩小。这种小规模种群的生死只能听天由命。它们的生存能力以及对疾病和不利条件的适应能力都大打折扣，还有可能患上生物学家所说的近亲繁殖抑郁症，繁殖率和存活率都会降低，并携带较高的遗传负荷，即种群中有害遗传因子的数量会增多。33
就在美国的动物园管理员努力维持圈养种群生存的时候，奇汉西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纽马克说：“我们一直非常担心，万一喷水系统失灵了怎么办。”至少需要引过来多少水才能维持住这片栖息地？2003年6月，科学家做了两次测试，他们向瀑布引水，让瀑布恢复了从前丰沛的水量。一周后，喷雾蟾蜍的数量开始下降。到7月，数量减少到150只左右。8月时就只找到了两只。大家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奇汉西喷雾蟾蜍在野外灭绝了。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一种猜测，或许是因为引过来的水流经上游农场，所以冲来了被杀虫剂污染的土壤。有人在喷雾区湿地发现了狩猎蚁，可能是这些食肉蚂蚁把小青蛙吃光了。不过，可能性最高也最为复杂的原因是一种可以引发两栖动物壶菌病（chytrid fungus）的神秘病菌——“蛙壶菌”（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20世纪90年代，两栖动物专家注意到了这种病菌的存在，但直到1999年才将它作为一种新病原体发表出来。在全世界的潮湿土壤和落叶中，存在着上千种真菌变种，其中只有这一种会对两栖动物造成影响。蛙壶菌攻击两栖动物的表皮，让它们的皮肤变硬、变厚，而两栖动物需要依靠皮肤上的气孔输送氧气、钠离子和钾离子，因此一旦皮肤上的气孔堵塞，它们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在第一次全球两栖动物评估中，有400多个物种被列为极度濒危，122个被列为可能灭绝，而这很多都是拜这种真菌所赐。华盛顿国家动物园[28]的科研人员布赖恩·格拉特维克（Brian Gratwicke）说：“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种群中所有个体的消亡。我们说的喷雾蟾蜍和其他人说的大象、大熊猫，还有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是一样的，都是指一个种群。有些人想把所有青蛙当作一个群体，但是事实上青蛙有6000种。从统一的基准上来说，巴拿马金蛙应当和大熊猫相提并论。”在所有做过蛙壶菌检测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新几内亚和婆罗洲[29]没有发现蛙壶菌。（2015年之前，马达加斯加也没有发现。）在中美洲的流行病学地图上，蛙壶菌的传播宛如海啸一般向北蔓延，造成大量两栖动物死亡，有时在短短几周之内就能让一个物种灭绝。一些科学家认为蛙壶菌突然变得致命与全球变暖有关，因为物种数量减少与空气及海洋表面温度变化的时间相重合。气温升高削弱了青蛙对真菌的免疫力？或是让真菌变得更致命了？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蛙壶菌与干旱有关。总之，没有人说得清这种疾病。南非爬行动物学家切·韦尔顿（Ché Weldon）说：“它改写了流行病学的历史。”34
韦尔顿相信，弄清这种疾病的起源，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蛙壶菌之谜。为此，他开始在南非检测两栖动物博物馆里的标本。结果发现，这种真菌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了。“不仅如此，在南非几乎找不到任何物种染病的证据。如果是因为这里的动物都对蛙壶菌有免疫力，那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里的动物与这种真菌一起进化了。”韦尔顿认为，最有可能把蛙壶菌从非洲传播到全世界的是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非洲爪蟾为水生，有爪形趾，注射孕妇的尿液会引发排卵，所以这种蛙曾被用于验孕。1934年，非洲爪蟾的这一特性被发现，之后数以万计的野生非洲爪蟾被捕获并运往世界各地。40多年之后，非洲爪蟾在英国、美国和智利的野外生存了下来。“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韦尔顿告诉我，“很多病原体都具有物种特异性，但蛙壶菌在两栖动物中却完全没有特异性。从这一点来说，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2007年，一位名叫凯文·齐佩尔（Kevin Zippel）的爬行动物学家为了应对这种传染病，发起了一个名为“两栖动物方舟”（Amphibian Ark）的国际环保组织。齐佩尔希望把500种濒危青蛙隔离起来，直到找出解决蛙壶菌的办法。他希望可能募集到至少5000万美元，对于保护两栖动物来说，这是一笔惊人的巨款。这种隔离策略正在改变人们对人工圈养的关注点。对于齐佩尔和其他许多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而言，他们在和时间赛跑，全然无暇回答应当原地保护还是非原地保护、人类干预对物种是否有益之类的伦理问题。齐佩尔说：“是我们最先承认，这已经是我们最后的手段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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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和坦桑尼亚爬行动物学家查尔斯·姆苏亚一起，乘车从达累斯萨拉姆前往奇汉西地区。姆苏亚说，桑杰地区（Sanje）和乌德宗瓦山脉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生物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东部弧形山脉才正式被命名。）专家们很快就在那里发现了一种新的濒危猴类——桑杰河白眉猴（Sanje mangabey）。随后，坦桑尼亚政府迫于压力，开始修建国家公园来保护这片森林，然而原本生活在那里的村民却不得入内。村民以前在那里的森林中伐木采药，举行祭祀和葬礼。如今，当地政府尝试做出让步，每周对村民开放森林一到两天，以便他们前往森林获取所需要的东西。有些村庄还拥有部分森林的使用权，供村民在那里修建家族墓地。
我们行驶了10个小时，其中7个小时车都开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肉桂色的路面看起来很松软。一个急转弯，我们拐进山麓，驶上了一条柏油路。盘山而上，路边可以看到建造精良的水泥房屋。最后，我们来到一所很大的家庭旅馆，里面有游泳池和酒吧，纯平电视上正在播放足球赛。住在这里的是坦桑尼亚电力公司的员工和家属、相关工程师以及外国游客。几天后，包括比尔·纽马克和珍妮·普拉穆克在内的生物学家团队乘坐的飞机即将在这附近的简易机场降落。之后，我们将一起徒步前往峡谷。当天晚饭后，我和50岁出头的挪威工程师斯泰纳尔·埃文森（Steinar Evenson）闲聊，他问我：“你是来找那些小青蛙的吗？它们可金贵了，是世界上最贵的青蛙。”我告诉他，确切说我不是来找青蛙的，而是来采访找青蛙的人。这位工程师已经在东非工作了30年，20世纪90年代这里修建大坝时，他曾在奇汉西住过3年半。他问我：“这种青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我坦白地对他讲，它们除了生活在瀑布下面以外，没什么特别的。埃文森似乎对此非常反感。“是谁花钱让那些科学家和生物学家飞过来找这种小青蛙的？太荒唐了。他们应该拿这些钱去搞第四台涡轮机。”36
第二天，为了给即将抵达的生物学家团队采购物资，我乘坐越野车前往离这里最近的小镇——姆林巴（Mlimba）。不知什么时候，我和同行的翻译走散了，于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司机还有一个小男孩不得不坐在树下的窄木凳上，分享着我们买的烤玉米穗和菠萝块，等翻译过来会合。我们语言不通，百无聊赖，于是我开始观察周围的村落：一群男人正在树荫底下下棋；一个女人在给一个小女孩扎辫子；一个身形伛偻的老人正吃着玉米；一位看上去九旬有余、头发枯黄的老人步履蹒跚地从我们身旁经过，走得比乌龟还慢。我注意到街对面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我们离开的时候，她希望我们顺便载她一程。她从家徒步走了12英里，来这里买止咳药。她用一个装马铃薯的塑料袋当手提袋，袋子上开了两个孔当提手，袋子里面垫着毯子，上面放着用报纸精心包起来的药盒。
我们驱车返回奇汉西时，我第一次看到了那里的瀑布。当时恰好发电站的三台涡轮机中有两台停机维修，所以瀑布的水流量比较大，与大坝建成前的样子很接近。我原以为这里的瀑布是隐秘地藏在森林中的细流，但事实上，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从几英里外就能看见，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转天早上，生物学家团队抵达旅馆，午餐后，我们动身前往奇汉西。我们先在山脚下用漂白剂给登山靴消了毒，以免把任何病原体带进去。蛙壶菌究竟是怎么进入峡谷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2007年，坦桑尼亚举行了一个关于奇汉西保护计划的会议，会议的内容颇为敏感。一位坦桑尼亚生物学家指出，是美国的爬行动物学家把蛙壶菌带进了峡谷。全世界范围内喷雾蟾蜍种群的总数约为500只（目前人工圈养的总数约为6000只），全部都在美国。美国人因为被指控要对喷雾蟾蜍的野外灭绝负责而勃然大怒。37
乌德宗瓦山脉地区有着极其丰富的生物，这里有蝴蝶、蜈蚣、蜗牛、蜜蜂、蚂蚁、犀鸟以及各种灵长类动物。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前行，地上到处都能看到非洲小爪水獭丢弃的豪猪毛和螃蟹壳。我们爬过倒在地上的大树干，绕过满是荧光绿苔藓的巨石。这些巨石是30多亿年前的前寒武纪保存下来的遗迹，用纽马克的话说，“这些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奇汉西考察站。那是一个宽敞的小木屋，阿迪朗达克[30]式的建筑风格，整体漆成绿色，外围绕着一圈门廊。这里驻扎着一个坦桑尼亚人团队，他们在峡谷中收集数据，负责人工喷水系统的日常维护，喷水系统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运行着。
纽马克告诉我，“在全世界所有的物种恢复计划中，这里可能是工程化程度最高的”。每个人心中都抱有这样一个疑问：经过近10年的人工维护，将来这里真的能够维持蟾蜍种群的生存吗？蟾蜍放归野外将是两栖动物保护领域史无前例的胜利，但所耗成本可能高达几千万美元。人工圈养的青蛙可能会把未知的病原体带进峡谷，也可能在条件不可控的野外死亡。10年的圈养无疑让自然选择出现了预期之外的走向，利于它们在动物园环境下生存的特征得到了强化。普拉穆克说：“奇汉西喷雾蟾蜍个体仅剩72只，这就是它们的基因快照。被圈养之后，它们的进化方向其实就是人工选择的，因为它们生活的水箱和水质都是我们决定的。我甚至觉得我们（布朗克斯动物园）饲养的种群和安迪（托莱多动物园的喷雾蟾蜍饲养员安迪·奥杜姆）饲养的种群之间也存在些微的差别。我们明白，我们不可能重现与峡谷中完全相同的基因库，但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峡谷的生态。或许圈养蟾蜍的适应能力更强，或许它们和从前差不多，也或许更弱。一切都要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才能揭晓。”38
当晚，普拉穆克带领着托莱多动物园的奇汉西喷雾蟾蜍饲养员蒂姆·赫尔曼（Tim Herman）和安迪·奥杜姆（Andy Odum）、兽医克里斯·汉利（Chris Hanley）、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坦桑尼亚的峡谷勘测员穆图加巴（Mutuguaba），还有我，一起前往森林。我穿着黄色的雨衣，脚上是雨靴，戴上头灯，在狭窄的小路上缓慢前行。我们时不时停下脚步，用头灯照着树叶，争论它们究竟是什么科属。奥杜姆希望可以在这里找到剧毒的绿曼巴蛇或者蟒蛇，但遍地都是壁虎、变色龙、竹节虫、蚱蜢、蜗牛和蜘蛛，他唯一发现的蛇是一条腹部呈白色的蛇，大约2英尺长，头上有绿色的条纹。普拉穆克认出这是一种后毒牙蛇[31]，但没人能确定具体是什么品种。之后我们又发现树上挂着一条这样的蛇，这次我凑到1英尺近的地方，拍下了一张照片。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打扮成戈登（Gordon）水产品公司商标上渔夫的样子。而且，越靠近奇汉西瀑布下方的湿地，也就是喷雾蟾蜍很久以前的栖息地，这个原因就越清晰。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下，瀑布远在我们探照灯的光线范围之外，但是在瀑布的轰鸣声把我们的谈话声淹没之前，我就已经全身湿透了。我们来到人工喷水系统的位置，橡胶管排布在峡谷湿漉漉的陡坡上。脚下的地面松软得像布丁一样，一脚踩下去，会陷进去6英寸。穆图加巴是这里7人小队的负责人，他的团队负责每天监控喷水系统的喷头，记录湿度和温度等数据。他脚踩在两块岩石之间，整个下半身都陷进了松软的地面。瀑布现在的水流量仅有原来的一小部分，从飞流直下的水声可以推断，在大坝建成之前，站在瀑布旁边的感觉想必非常骇人。我们所有人都用手电筒照着闪闪发亮的巨石，那里曾经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喷雾蟾蜍。“哎呀？没有喷雾蟾蜍吗？”蒂姆·赫尔曼故作惊讶地说。39
回到营地后，我和奥杜姆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翻开了金·豪威尔与别人合著的一本东非野生两栖动物图鉴。奥杜姆倒吸一口凉气，指着书对我说：“是藤蛇。杀人的蛇。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没认出它来。这种蛇可是赫赫有名。”我读了书上的介绍：“蛇的毒液毒性很强，会导致全身出血。目前尚未研制出抵抗这种蛇毒的血清。”我问奥杜姆：“全身出血是什么意思？”他答道：“就是你会七窍流血而亡。”
第二天一早，大家重新穿上雨衣和雨靴，准备攀登峡谷。透过树丛望过去，峡谷的峭壁若隐若现，高耸入云。我们站在人工喷水装置下面，脚下一沉，无情的水雾又把我们淋得浑身湿透。奇汉西喷雾蟾蜍的命运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朝一日被重新放归这里，同时，这也会成为供其他保护性干预措施参考的先例。湿地干涸时长进来的部分植物和灌木物种已经没那么茂密了，这让纽马克心情大好。而珍妮·普拉穆克显得忧心忡忡，她头上罩着蓝色的雨衣兜帽，紧紧地盯着一块巨石，那里曾经诞生过成千上万的蟾蜍。“温度怎么样？”她问了一个问题，却并不具体在问谁。没有了瀑布冲过来的冰冷水流，峡谷本身的温度已经有所升高。那些蟾蜍还能适应吗？这里原本的环境是否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蟾蜍不能成功放归野外，我们又应该在什么时候和它们说再见？”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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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到来之前，还有着漫长的等待。2012年7月，我随纽马克和普拉穆克徒步进入瀑布地区的3年之后，生物学家将第一批喷雾蟾蜍带回乌德宗瓦山脉，在人工喷水区放归野外。媒体将喷雾蟾蜍重返非洲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将两栖动物物种重新引入其原有的野生栖息地。事实上，喷雾蟾蜍重返坦桑尼亚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有人可以保证它们能在森林中存活下来。生物学家把第一批喷雾蟾蜍关在笼子里，对它们进行监控，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后来，生物学家又放归了2000只喷雾蟾蜍，并用染料给其中的四分之一做了标记，以便追踪它们的存活率。喷雾蟾蜍的存活率持续降低，特别是成年蟾蜍。参与放归工作的生物学家库尔特·布尔曼（Kurt Buhlmann）说：“这些成年蟾蜍往上数50代，可能都是生活在布朗克斯或是托莱多动物园里。我们把它们带了回来，即便这里是它们的原生栖息地，它们还是无法适应。”未来几年内，这个物种的数量可能仍然需要依靠人工圈养来维持。布尔曼说：“没有现成的做法可供参考。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第一次可能会失败。哪怕效果甚微，我们也需要不断投入更多的精力。”40
自环境伦理学诞生以来，关于为什么要保护荒野以及荒野中的物种，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些人把大自然和物种视为自然资源，有些人认为它们具有潜在的药用价值。大自然对人类非常重要，大自然可以净化空气，还能为我们提供锻炼身体和洗涤心灵的场所。物种具有美学价值，可以为个人或群体带来灵感，还可能蕴含着超凡脱俗的道德真理；物种还记录着生命进化的过程，我们需要通过这些信息去了解地球上的生命、启迪人类的智慧。荒野是人类的起源，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我们需要通过荒野来理解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野生动物有权在不受人类干扰的前提下生存，也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为了子孙后代去保护它们。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看来，我们应当保护荒野和物种，只因为它们存在着。保护它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它们本身就是价值，它们的价值与人类是否认定无关。然而有些时候，就像奇汉西喷雾蟾蜍一样，麻烦可能就是从保护开始的。41
从奇汉西回来之后，我想起之前和年逾古稀的金·豪威尔的一次对话。那天，我们约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在古朴葱郁的校园里，我们坐在室外一张水泥桌前，旁边是一棵法国梧桐。豪威尔提起世界银行的所作所为时仍然一脸不屑。“我常说，真希望我没有发现过这些蟾蜍。”把蟾蜍移去人工圈养，世界银行得以继续修建大坝，最终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豪威尔说：“东部弧形山脉地区的任何开发行为，都会让某种特有物种消失不见。不用说无脊椎动物，凭我对多足类的研究，我断言那里每座山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种群，甚至每片森林里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种群……我在这里工作了40年，我知道，奇汉西还有很多很多动物等待被发现。”
[1] 通常指因种族或宗教信仰拒绝拿起武器服兵役的人。
[2] Galapagos Islands，又称科隆群岛，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与世隔绝的一群小岛。群岛隶属南美洲的厄瓜多尔，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奇异物种，是全球最为令人向往的生物研究基地和野生动物观赏地。
[3] 德国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1880—1930）提出的概念。1912年，他提出“大陆漂移说”，设想全世界的大陆在古生代石炭纪以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盘古大陆，它的周围是辽阔的海洋。
[4] 又称撒哈拉以南非洲，泛指撒哈拉大沙漠中部以南的非洲。
[5] Paul Romer（1955— ），美国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2018年与威廉·诺德豪斯一起，凭借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6] 1码（yd）＝0.9144米（m）（编者注）。
[7] Extinct in the Wild，指某个物种在自然环境下已经无法生存的状况。
[8]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最杰出的代言人。著有《论自然》《美国学者》等，其中《论自然》被认为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圣经”，而《美国学者》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
[9] 出自《论自然》第5章。译文摘自赵一凡译《论自然·美国学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10] John Muir，（1838—1914），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他的大自然探险文字，包括随笔、专著，特别是关于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脉，被广为流传。缪尔帮助保护了约塞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等荒原，并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他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帮助人们善待自然。
[11] 亦称归正宗、加尔文宗等，基督教新教的三个原始宗派之一。
[12]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2期中刊有摘译。
[13] Templeton Prize，由已故的美国著名投资人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1912—2008）于1972年创办的基金会，2001年以前称为宗教促进奖（Progress in Religion）。邓普顿基金会宣称他们资助的核心领域是科学与“重大问题”，但事实上资助项目中大部分都与宗教相关，资助对象非常不平衡。该基金会的宗教倾向已受到不少外国学者的批评，指责其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对学界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在中国的资助项目也表现出明显的宗教化意图，值得引起注意。
[14] 美国阿巴拉契亚大山谷的一部分，位于东部的弗吉尼亚州，是美国著名的风景区。
[15] Fort Collins，美国科罗拉多州拉里默尔县的县府，同时也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大学城。
[16] 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美国著名进化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
[17] 指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发表于1863年的著作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中文译本有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等，书中详细讨论了人类与次于人类的动物之间的关系。赫胥黎家族人才辈出，在生物学、人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详见本书第4章。
[18] 目的论中的哲学概念，指并非有意去达到的目的，而是事物自然而然的趋向。
[19] 指William David Foreman（1946—2022），Dave为David的昵称。戴夫提出了“再野化”（rewilding）的概念，主张维持或增加生物多样性，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荒野属性。北美再野化的经典案例是1995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对狼的重新引入。戴夫还发起了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亦称“地球第一！”）在内的多个环保组织。准确来说，“地球优先！”是一场跨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美国一群激进的环境主义团体共同参与。“地球优先”参与者的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决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the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他们作风极端，会通过安置树钉和炸弹等激进的对抗方式来阻挠砍伐树木。
[20] 此处化用了著名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的比喻。赖尔在著作《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把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学说形象地概括为“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明确提出把人的身体看作机器，但是如果把身体简化成机器，那么无处不在又踪迹难觅的精神就变得难以解释。所以，赖尔将身心二元论中的精神比喻为“幽灵”。笛卡尔热衷于把身体和心灵区分为两种存在，同时又认为心灵也应该遵循物理的因果律。赖尔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清除了身心二元论的谬误，指出物理对象的逻辑类型同心理对象的逻辑类型范畴不同，两者不能混淆。简而言之，文中提到的哲学家诺顿担心的是环境哲学家沉迷于形而上的理论探讨，而忽视现实中的问题。
[21] 5美分硬币的直径约2厘米。
[22] 约相当于35摄氏度。
[23] 大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即后来的动植物保护协会（Fauna and Flora Preservation Society），现更名为“国际动植物保护协会”（Fauna and Flora International，FFI）。
[24] wildlife corridor，林学名词，指在野生动物的重要活动区域，为保障野生动物迁徙和扩散等活动而建造或保留的通道。
[25] ecological footprint, 社会学术语，也称“生态占用”，指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空间，或者指能够容纳人类排放废物、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通过生态足迹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亦称“生态足迹供给”）进行比较，可以定量地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以便对未来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和建议。
[26] Toledo Zoo，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
[27] Smithsonian’s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28] 指National Zoological Park，全称为史密斯索尼娅国家动物园（Smith Sonian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29] 新几内亚（New Guinea）位于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婆罗洲（Borneo）又称加里曼丹岛，属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个国家共同管辖。
[30] Adirondack，位于美国纽约州，是美国最大的一片荒野。这里指阿迪朗达克山脉大营的建筑风格，是北美地区乡村建筑风格的一种，以使用当地建筑材料、外观原始而质朴为特点。
[31] 蛇类中的特殊群体，有毒牙和毒液，但毒腺特殊，无法储存大量毒液，被定义为无毒蛇。多以蟾蜍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