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努力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一章 雅尔塔会议的背景
于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举行的雅尔塔会议，是英国、苏联和美国三国领导人参加的最重要的战时会议。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及斯大林元帅之间为时最长的会议；也是在此次会议中，三方领导人首次就战后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而非仅仅就目标和目的作出声明。在德黑兰会议中，三方领导人也讨论了许多非军事性质的问题，但却未达成，甚至未曾试图达成基本的协议。
雅尔塔会议是这三位战争领导人的第二次会面，却是他们首次在同一个会议中还带上了各自所有的外交部长与会。虽然安东尼·艾登(1)和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2)参加了于1943年12月1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但科德尔·赫尔(3)并未参加。
三个国家的参谋长们对各自国家在盟军中的军事地位进行了仔细的审视，并且就他们未来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的会议当中从未发生过。虽然三国在德黑兰会议中已经讨论过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和相关的军事问题，但是直到雅尔塔会议时，他们之间才产生了足以让他们自由开放地审视未来作战计划的信任感。
因此，雅尔塔会议标志着英国、苏联和美国在战争和战后和解方面进行合作的高潮。雅尔塔会议结束后，在紧接着的几天时间里，大部分美国报纸对雅尔塔会议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赞扬。
1945年2月13日，《纽约时报》写道：
“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所宣布达成的协议篇幅充实，内容详尽，现已交由全世界进行评价。这些协议所涵盖的范围是如此广阔全面，以至于需要对它们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演示，才能衡量出其所涉及的全部范围和终极奥义。但仅在简单一观之后，我们就能确定，虽然这些协议可能无法满足某些个人的期待，但这场与人类命运攸关的会议所承载的大多数期望，都因这些协议得到了证明，并且这些协议所做到的比所期望的还要好。就制定协议的目的和目标而言，这些协议展示了早日取得欧洲胜利、实现和平与安全以及更美好世界的方法……
‘三巨头’的联盟坚不可摧。此时与从前的情况相比已经实现了进步，人们对看到更多成果抱有很高的期待。这场会议成为通往胜利与和平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纽约先驱论坛报》将《雅尔塔公报》称作一份“非凡卓越的文件”。“最为重要的事实是，”这份报纸评论道，“这次会议已经成为同盟国之间团结和力量的又一个有力证明。”费城的《纪实》杂志将此次会议称作“联合国家在此次战争中最大的胜利”。
国会领袖们，比如参议员巴克利、范登堡(4)、怀特、基尔戈和康纳利，均称赞了此次会议的成果。美国国务院在2月最后一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会议是成功的。这项调查指出，此次会议使人们对迎来长期和平的期望更上一层楼，也使得人们对“三巨头”的合作方式以及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在国外对美国利益的处理方式的满意度提高了。
虽然绝大多数民众对《雅尔塔公报》都持积极态度，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提出批评意见，抨击公报中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有人基于大国否决权会使筹建中的世界组织缺乏足够的权力这一点，对安理会的投票机制提出了质疑。有人因公报未能阐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具体含义而对其发起猛烈抨击。在这一小部分人的批评声音中，最主要集中在对波兰边界的划分和针对波兰政府制定的新协议上。尽管有这些批评的声音存在，但是美国对于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法整体上持支持的态度，对于其他问题也是如此。
然而，在克里米亚的会面结束三年后，雅尔塔会议却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生活》杂志在一张雅尔塔会议照片的说明文字中称：“在雅尔塔会议上，绥靖达到了高峰……”就在1948年9月6日发行的这同一册期刊中，威廉·C．布利特(5)公开指责道：
“1945年2月4日，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中，苏维埃统治者迎来了疲惫的美国总统。确实，罗斯福不只疲累——他还患了病。当他于1933年入主白宫之时，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精力就已经所剩无几。他常常难以理清自己的思绪，更难以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依然坚定不移地向斯大林作出了让步。”
对于雅尔塔会议最近的批评声中，出现了更多激烈的言论。这些言论，有些是基于误解，有些是基于偏见。本书接下来的几页会揭露，这些言论是多么有失偏颇。我们先将这些抨击暂时放在一边，雅尔塔会议的记录揭示出，相比较美国和英国中任意一方对于苏联作出的让步来说，苏联对于美国和英国作出的让步更多。当然，在某些问题上，三大国中的每一方都为了达成协议而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立场。虽然有的人宣称妥协造成了危害，但实际上，每个理性的人都知道，为了取得进步，妥协当然是必要的。若相关各方以体面的方式、本着诚信的精神进行妥协，那么妥协就是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之间达成合理协议的、唯一的公平又理性的方式。虽然我们不喜欢和应当摒弃慕尼黑会议式的“绥靖”，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非理性地去拒绝“妥协”。
对于雅尔塔会议的批评，除了那些因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盲目憎恨而被激起的抨击，其实起因是对于执行协议随之而来的后果的失望，而不是针对协议本身。
就许多方面来说，雅尔塔会议是长期地、耐心地努力寻求与俄国人达成对国际事务的相互理解后得到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任任期。直到美苏外交关系恢复八年后以及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被德国袭击后，美苏两国之间的有效合作才取得了重要进展。
虽然有些美国的孤立主义者试图阻止向苏联提供《租借法案》(6)的拨款，但是美国国会在10月以绝大多数赞成表决通过了此项援助。正如沃尔特·李普曼(7)充满智慧地评论道，美国和苏联“被意识形态的鸿沟分开了，又因国际利益被连接在了一起”。
太快地忘记过去，正是人类的弱点——而美国人民应该记住，他们在1942年曾身处灾难的边缘。如果苏联当时没能守住其战线，德国就能够征服英国，也可以迅速占领非洲——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就可以在拉丁美洲建起立足之地。这迫在眉睫的危险始终萦绕在罗斯福总统的心头。
事实证明，《租借法案》是美苏之间强大的凝结力。在1942年，美国和苏联刚刚开始学着作为盟友并肩作战。我们在国内并没有从苏联方面接收到有关其军事或经济情况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我们期望从其他国家得到的。必须要说的是，我们也没有给予苏联人像英国人从美国得到的那么多信息。虽然这项政策因此遭到了批评，但是面对过去二十五年的美苏关系变化史，在美苏之间出现像英美之间那样如此彻底地分享秘密信息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战争这一紧急事件多少也给苏联和美国带来了更为密切的合作。1942年6月，在华盛顿，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国务卿赫尔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不仅讨论了战争中的合作，也讨论了维护战后和平、自由、合作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告诉我，莫洛托夫在访问美国的前期是冷静而克制的，但到他离开之前，他已经变得更加友善和合作了。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或于德黑兰会议上提出了大多数有待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虽然在德黑兰会议上并没有任何协议达成，但是这三位领导人已经初步讨论了一些问题，诸如：对德国的处置，波兰的未来，戴高乐将军和法国，苏联对远东战争的参与，苏联的不冻港，土耳其对战争的加入以及国际组织的建立。
然而，直到雅尔塔会议，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培养了高度坦诚的精神、形成了深度的合作，关于上述问题和与其相关的问题才有了实际进展。虽然在战争期间，英美之间的合作已经达到可圈可点的程度，但这两个西方强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大多数时候却不尽如人意。跨越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一事被无可避免地延迟，苏联对此的失望之情毫无疑问是真切的。甚至到了1944年年末的时候，苏联一些高层仍在怀疑英美两国参与战后欧洲安排的动机。在雅尔塔会议举办的前几个月，三大强国不仅要研究推动建立世界性组织的计划，还面临着一个更为迫切和紧急的任务，即达成在战斗一结束时便可被投入实施的决策安排。
早在1941年，我们就了解到苏联人在巴尔干半岛和其他地方的要求。1941年6月22日苏德开战后不久，安东尼·艾登就去往莫斯科查明苏联所需要的援助。此时，尽管苏联军队正在撤退当中，斯大林就已经暗示，相比较军事援助，他对于政治联合和影响到苏联边界的领土协议更感兴趣。后来，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里，苏联变得极度怀疑英美关于战后安排的意图——结果就是，艾登准备于12月7日再次动身前往莫斯科。出行前他被告知，美国对于战后安排的立场都包含在《大西洋宪章》(8)中，一直到雅尔塔会议召开前夕，美国的态度依然如此。我们会继续对民族国家的领土问题进行总体性阐述，但具体问题的讨论将推迟到战争结束之时再进行。
珍珠港事件后，斯大林在他与艾登的会议中暗示，他想要一条基于“寇松线”(9)的波苏边界线——芬兰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将被并入苏联，而波罗的海诸国也将被并入苏联。另外，“斯大林还提出，将奥地利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将莱茵兰从德国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受保护国；可能构建一个名为‘巴伐利亚’的独立国家；将东普鲁士移交给波兰；将苏台德区归还给捷克斯洛伐克；应当重建南斯拉夫并从意大利划取一定的额外领土给南斯拉夫；应当将阿尔巴尼亚重构为一个独立国家；土耳其应当获得多德卡尼斯群岛，且为了希腊的利益考虑，对爱琴海诸岛进行可能的重新调整；土耳其也许可从保加利亚或在叙利亚北部划得一些领土；德国应以实物进行赔偿，特别是以机械设备而不是以金钱进行赔偿……”
“斯大林说，他愿意支持英国为了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以及丹麦等西欧国家寻得实现安全的基础而可能作出的任何安排。”
“艾登说，因为种种原因，他不可能签订秘密协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向美国政府承诺过不会如此做——他以此巧妙避开了苏联提出的这些要求。斯大林和艾登达成一致：艾登应把这些条款带回伦敦，以便与英国议会进行讨论，这些条款也应被传达到美国。”(10)
在斯大林与艾登的会面后，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才会考虑解决领土问题。英国与苏联于1942年5月26日签订联盟条约时，也拒绝同意在当时进行领土变更。然而，到了1944年，战争的进展（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的进展）明确了一点：必须要制定关于欧洲战后问题特定细节的某些协议。
在1944年5月30日，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11)询问国务卿赫尔：根据英国与苏联之间的一项协议，苏联在罗马尼亚负有主要军事责任，英国在希腊负有主要军事责任，对此美国将作何感想。苏联军队于1944年4月进入巴尔干半岛地区这一事实，已经使得苏联和巴尔干半岛的关系来到了关键点，哈利法克斯说，在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罗马尼亚的问题上，苏联和英国之间出现了棘手的状况。他解释道，被提出的协议仅仅适用于战争条件下，不会影响到三大国中的任意一方在和平协议下行使的权利和责任。
赫尔对此提议表示了反对。第二天，丘吉尔给罗斯福发来了一份电报，强烈要求罗斯福支持自己提出的协议，并且强调这份协议仅适用于战争条件下。丘吉尔补充说，他已经向苏联提出了这份协议，苏联方也愿意接受这份协议，但是他们想知道美国是否对此表示同意。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给予回复的时候，哈利法克斯于6月8日从首相那里带给了赫尔另一个消息。丘吉尔称，势力范围的问题并没有被考虑进来。他补充说，苏联人和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进行交涉，英国人和希腊人、南斯拉夫人进行交涉（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在英国的战区，希腊和南斯拉夫曾是英国的盟国），这对他来说很合理。
总统在6月10日发送了我们的回复，他指出，在任何国家，对军事行动负责的政府会作出军事态势所要求的决定。另一方面，这份拟定的协议可能会让军事上的决定扩展到政治和经济事务上。他指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巴尔干半岛分裂为势力范围。美国更希望看到某种与巴尔干人民进行沟通的协商机制。
英国首相于次日回复，这样的一个机制会耽误行动。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总统和自己不能把事情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随后建议给予这份协议三个月的试用期。
总统在没有询问国务院的情况下，对三个月的试用条件回复了接受。他强调说，这一行为并不意味着他对任何有关战后势力范围的安排都表示同意。
即使有这个限定条件，我随后觉得并且仍然相信，这份协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还觉得，这次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缺少适当协作是一个严重的不足。我作为国务卿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任命查尔斯·E．波伦(12)为联络官来建立白宫和国务院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他在帮助白宫和国务院实现外交决策的协调统一上发挥了极大作用。
当葛罗米柯(13)大使于7月1日向国务院询问我们对于巴尔干半岛问题的意见时，我们告知他，美国同意对该协议三个月的试用期，但是我们想更明确一点：我们不赞成协议内容扩展到势力范围方面。
然而，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把各方将在巴尔干半岛拥有的影响力程度变成百分比而扩展了协议内容。我们位于莫斯科和安卡拉的大使馆告知我们，苏联将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拥有75%到80%的话语权；英国和苏联将在南斯拉夫各享有50%的话语权；而希腊将全权由英国负责。
苏联和英国之间的这份协议使得这一点显而易见：美国不能再遵循其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采取的立场了。有关欧洲战后问题的协议应当在三位领导人共同出席的会议上被制定出来。我们特别希望苏联和英国作出的一个保证是：在解放后的欧洲，将举行自由选举并将建立起代表人民的政府。
在1944年末，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它们都要求协议的达成，而上述问题也只是这些难题的其中之一。罗斯福总统向我表达过很多次，他所相信的是，如果他和英国首相能再次与斯大林元帅进行会议，不但可以更快地结束战争，还可以制定出解决上述难题的方案，并为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国务院为了制定出能实现持久和平的方案已经研究了很多年，这份方案将由一个战后的国际组织去实现。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6日的演讲为制定方案作出了极大贡献，他提议建立基于“四大自由”(14)的世界——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随后在1941年8月，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因举行阿金夏会议在一艘战舰上会面时，他们在《大西洋宪章》中对原则声明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概述。1942年1月1日，当时丘吉尔正好在华盛顿，与正在和轴心国交战中的国家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15)，共同保证建立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战后体制，这份宣言就是美国国务院起草的。
1943年10月，科德尔·赫尔亲自飞往莫斯科（这是他七十二年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有部分原因是想赢得苏联对战后建立国际性组织的支持。1943年10月30日于莫斯科签订的《四国宣言》成为了美国举国欢庆的主题(16)。苏联似乎也已经意识到建立一个世界组织的重要性。
在莫斯科，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外交部长们不仅保证要在未来有更多更密切的军事合作，而且也赞同“将目前在战争中的密切协同和合作延续至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对于本国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进一步确认“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可实行的条件下尽早地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这个国际组织基于所有热爱和平国家的主权平等的原则而建立，不论国家大小，对所有这样的国家开放成员资格”。
在从莫斯科返程的路上，赫尔先生对国会联合代表团说：“极其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这次会议上，现在和战后国际合作的全部精神被赋予了新生，并被实际地表达了出来。此次会议因此开启了一个进步性的行动，而我坚信，这个行动的规模和效能会稳步提升。在此行动的框架内，在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氛围中——也正是这种氛围，使这一行动从莫斯科开始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今日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坦诚而友好的讨论，在将来毫无疑问更有可能会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国务卿回国时所得到的来自公众、媒体和国会议员的巨大喝彩并没有让他冲昏头脑。回国后不久，在国务卿办公室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当前的问题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的。这个人转而来问赫尔：“国务卿先生，您是一位政治家，您的观点是什么？”赫尔回答：“哦。我从前是一位‘政客’，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变成一个‘政治家’了。”
在莫斯科的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德黑兰会面，并再次确认了在莫斯科所作的承诺：在战后，三个国家将继续齐心协力。
“我们应当寻求，”三位领导人承诺，“不论大小、所有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如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致力于消除暴政和奴役、压迫与偏执。我们将欢迎他们，因为他们选择加入民主国家的大家庭。”
回到华盛顿，1943年12月9日，国务卿特别助理利奥·帕斯沃尔斯基应赫尔先生的要求，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议程小组以进行关于筹建国际组织的讨论——这个小组其实自1942年2月起就已经在暗中开展工作了。这个小组的常任成员有艾赛亚·鲍曼博士(17)、名誉成员迈伦·C．泰勒、本杰明·V．科恩、詹姆斯·C．邓恩、斯坦利·K．霍恩贝克、格林·H．汉克沃斯、利奥·帕斯沃尔斯基和哈利·诺特。
罗斯福总统1944年派我去英国执行过一项特别任务。在小组中陪同我的是鲍曼博士，他是我在许多事务包括与筹建国际组织相关事务上的顾问。我与安东尼·艾登达成了共识，即两国应于当年夏天到美国开展关于建立世界安全组织的会谈。在离开伦敦前，我将这一点共识告知了苏联大使古谢夫(18)。在回华盛顿的返程中，赫尔先生要求我来负责即将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
从我在伦敦的会谈来看，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不得不在筹建世界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主动。我相信，若不是美国坚持不断地推进此方案，到战争结束时，就不会有联合国的出现。
作为我们积极主动的成果，我们在敦巴顿橡树园举办了关于建立世界组织的开创性会谈，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与英国和苏联会谈；9月29日到10月7日，与英国和中国会谈（苏联不和中国共同与会，因为这样可能会使苏联与日本之间产生矛盾(19)）。
美国关于建立世界组织的提议，被作为会谈的基本文件并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在此次会议上，几个主要大国的代表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成为来年春天在旧金山所进行讨论之基础。我们一致通过了一份有关原则和宗旨的声明，同意成立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国际法庭以及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正是因为美国的坚持，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才获得了其存在的一席之地。苏联和丘吉尔似乎没有理解美国对这个组织的关切之情：它不仅仅是安全组织，它所涵盖的领域比安全组织更广。
虽然我们已经在敦巴顿橡树园就英国、苏联、中国、美国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甚至最后就法国也应当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点达成了一致，但是我们还未就表决程序达成任何协议。苏联所提出的将所有的十六个苏维埃共和国纳入为成员国的提议，也遭到了一致反对。当我将苏联在会议中提出的不可能得以实现的要求告知赫尔先生时，他说：“这些苏联人是打算毁了我们建立世界组织的希望吗？”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及会议后，表决上的关键问题在于安全理事会中的表决程序。安理会应当采用能让其为了和平和安全而作出必要决策的表决程序。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这个想法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安全理事会的职能将基于有效多数票决，或者说，所有的程序性问题都必须基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无差别多数票来决定。
关于程序性问题，英国支持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制，而苏联偏向于简单多数表决制。我们原本支持简单多数表决制，但是只要苏联同意，我们也愿意接受英国的提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944年9月8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总统告诉葛罗米柯，在程序性问题的决定上，我们接受由安理会十一名成员构成的简单多数表决。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我们建议成员数为七名——12月5日总统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包含了这一点，这一点也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被采纳。
安理会关于投票最严重的分歧集中在对实质性问题的投票表决上。英国、苏联、中国和美国必须决定，他们是否要接受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投票所作出的所有决策，即认为其是必须被遵守的。在实质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上进行直接的简单多数表决，意味着任何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都可能在不被其自身认可的情况下而得以使用，在那些没有多少军事力量可以贡献出来的国家的投票占比大时，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四个大国中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接受这种情况。他们一致同意，让他们中的每一方都受到保护的唯一方法是，加入这样一个要求：安理会的任何一次多数票，都必须包括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投票——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个大国都享有否决权。
与国务院共事的陆海军将领，包括海军上将拉塞尔·威尔逊、哈罗德·特雷恩、阿瑟·赫伯恩、斯坦利·D．恩比克将军、乔治·V．斯特朗以及穆尔·费尔柴尔德，都坚决要求美方在涉及到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事务决策上拥有否决权。军方是不会向参议院推荐一个未经美国明确许可而允许擅用美国军事力量的世界组织的。
在国务院内的大多数平民专家和顾问也同意，对所有涉及经济制裁和军事力量的事务拥有否决权是有必要的。比如，过去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主要声音就是，成员国的身份会让我们卷入到很多生死存亡的事务中去。这对于美国支持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同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在涉及制裁的行动中全体意见一致后，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就是：如若在其他实质性问题上，常任理事国中的一员成为争议中的一方，且此争议已经根据我们所提议的和平解决条款被提交到安理会，投票程序又应当如何进行。苏联坚称否决权应当发挥作用，但我们不同意这一立场。我们转而建议，应当建立一种特殊的程序来处理这些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争议一方的事件。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旧金山会议(20)期间，在关于建立世界组织的讨论过程中，三个大国的代表们不断地强调——无论有什么样的投票机制——对该组织的运行而言，大国间的协调一致才是归根结底至关重要的。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若有任何一个大国不配合，联合国就会崩溃，和平将岌岌可危。且不论联合国所采用的投票机制如何，若没有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配合，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世界组织能取得成功。
1944年9月8日上午9点30分，我将葛罗米柯带到总统的卧室，他们就苏联和美国之间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出现的分歧进行了一场三十五分钟的讨论。
一开始，总统告诉了葛罗米柯自己为即将与丘吉尔在魁北克进行的会议准备的一些方案，以此使得谈话的气氛活跃了起来。罗斯福强调，他和丘吉尔之间的讨论只有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他补充说，他非常希望三位国家元首能尽早再举行一场会议。他也简短地提及了战争，评论道，我们在西方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在东方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各自的供应线所能供应的量，所以对于双方来说，现在这个时期，应当暂停战事、积蓄力量。总统告诉葛罗米柯，他对于双方前线的发展态势感到十分欣喜。他随后给葛罗米柯读了一份来自帕特里克·赫尔利(21)将军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赫尔利说，莫洛托夫告诉他，苏联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不感兴趣。
在这次关于上述几个主题的观点进行初步的友好交流后，总统最终参加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且说，根据他的理解，只剩下一个基础性问题尚未达成一致。葛罗米柯说还有其他问题，但是当我问他其他问题的内容时，结果真正难以解决的仍是那一个问题，而我们拒绝同意十六个苏维埃国家的投票权并不包括在内。葛罗米柯说，他不能在投票问题和十六个苏维埃国家投票权的问题上让步，但是他也确实说，他可以对我们建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提议表示赞同。
总统就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了讨论：当大国之一成为不涉及使用制裁的争议中的一方时，它是否应该拥有投票权。总统说，就这个国家的传统而言，当丈夫和妻子将争议诉诸法庭时，两人都有权陈述案情，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无权担任陪审员。总统将美国的“公平对待”概念追溯到我国开国元勋们的时代。他随后强调，我们在参议院将难以处理苏联的提议，不过他补充说，他觉得，关于紧急调用军事力量的议题在参议院是可以成功通过的。
葛罗米柯对于总统所说的话似乎并不完全感到沮丧。他得体地接受了这些话语，问了一些问题，并讨论了他向莫斯科解释我方立场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问道，若罗斯福总统就这一问题发送一份讯息给斯大林元帅，是否可以对他有所帮助。总统补充说，除非对他有所帮助，否则我们不希望发送这样一份讯息。葛罗米柯说，他把这件事交由我们判断。随后，我向总统呈交了一份由波伦准备好的草稿。这份草稿概述了我们在投票问题上面对的难题；还提及了传统的美国概念，即争议双方不可在他们自己的案子中投票；并说如果国际组织的方案违背了这一概念，美国大众既不会理解也不会支持这一方案。这份草稿还暗示，我们感觉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小国，会与我们有相同的感受。这份草稿以一句表达希望的话收尾：希望斯大林可以指示他的代表团与我们在对此事的观点上达成一致。总统认为这份电报写得很好，但是他要求我们为他这个“丈夫和妻子”的比喻增加一个参考来源，并且要求我们就对苏联的提议很可能出现的负面反应以及我们在参议院中通过此方案的困难作更多强调。总统要求根据他的建议重新起草这份电报，并把它寄给总统的私人秘书格蕾丝·塔利(22)，以便立刻发送。
斯大林于9月14日发来了一个总体上算是消极的回复，他重申，他相信大国之间的全体意见一致必须在所有问题上得到维持。然而，他也确实说，他不会反对制定出一个特别方案，来解决牵涉到大国之一且不涉及制裁的争议。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使得事情有了转圜的余地。帕斯沃尔斯基和他的工作人员制定出了一个方案，此方案于12月5日被发送给斯大林和丘吉尔，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被接受。
我相信，总统与葛罗米柯的讨论是美国在建立世界组织的问题上赢得苏联合作的重要一步。罗斯福应对葛罗米柯一事，仅是罗斯福总统能与苏联人以耐心和冷静的精神进行合作的例子之一，同时，他也坚定而明确地展现了美国的立场。
当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对话告一段落时，作为美国代表团的团长和会议的主席，我建议，我们要迅速地采取措施，就未得到解决的投票问题达成协议。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罗斯福相信，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再举行一次会议以筹划战争最后阶段的军事策略，是头等重要之事。在1944年年末，自从三位领导人在德黑兰会面之后，战争的进程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第二战场如今已经变成了现实。红军已经将德国人赶出了苏联的领土，现在他们已经深入欧洲要塞的腹地。对于给予德国最后一击和让苏联加入远东战争两件事来说，筹划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法国、比利时、希腊、荷兰的部分地区、挪威、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投降，皆要求三位领导人作出决策。
总统利用即将到来的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会议，将处理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还未解决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觉得，一个在战争结束之前创立的强大的世界组织，将帮助世界应对因对被解放地区的控制而产生的无法逃避的难题，还会使势力范围的重要性与从前相比变得更小。
“三巨头”会议的地点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斯大林已经告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苏联的冬季攻势正在进行当中，他个人需要作出许多决策，因此他不能离开苏联的领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我们已经有许多次见识到斯大林元帅在制定最佳军事策略上所付出的大量时间，所以我们最好对他拒绝因“三巨头”的这些会议离开苏联一事表示理解。
自身就是一个狂热地理学家的罗斯福总统，为了在苏联境内气候温暖的港口举办下一次会议而特意研究了地图，以寻找到可能的地点。他已经与哈里曼(23)大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交流。最终，在他为第四任任期再次参加选举后，哈里·霍普金斯(24)在总统的要求下，与葛罗米柯提议，将克里米亚作为即将召开会议的地点。虽然有人反对让总统出行至如此之远的地方，但霍普金斯写道：“我确信，总统最后会去克里米亚，首要的原因就是，那是他在世界上从未访问过的一部分，而他的探险精神一直指引着他走向不同寻常的地方，而且对他来说，选举已经结束，他不会再因为政治原因而为选举烦恼了。”(25)
我清楚地记得，12月中旬的那一天，总统小声地告诉我，我们将要去雅尔塔。“你最好看看地图，”他说，“但是要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看。”
虽然总统的有些顾问试图劝说总统不要去克里米亚，但是他知道，会议很重要，而且维护世界和平的价码太高昂了，以至于他不能因为举行会议的地点太远而使世界和平受到损失。丘吉尔就像总统的一些顾问一样，十分反对去克里米亚。他在马耳他说，没有人能挑选出一个更加不便利的会议地点了。另一方面，他也像总统一样，想要去实现一个稳定的世界。1944年4月我在英格兰拜访丘吉尔的时候，他曾经说：“世界是一只受伤的动物。”几天后，在我们展望未来、都希望能有一个世界安全组织出现之时，丘吉尔首相这样说道：
“你们年轻人必须让这个想法实现。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如果想都不敢想，那事情一定不会成功……丁尼生的那句诗用在这里是贴切的——我们必须‘无力地紧抓住更大的希望’。”
在总统乘美国“昆西号”巡洋舰前去马耳他与英国首相见面的路上，我们的情报机构发现敌方知晓了会议的地点。总统立刻被告知了此事，但是考虑到在那时候安排与斯大林会面的困难性，总统决定完成原计划。
总统之所以这样决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拥有催眠式的影响力，也不是因为他喜爱个人外交，而是基于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苏联，只有斯大林元帅才能做决定。经过几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我们以为斯大林知道美国的立场的这个想法不总是正确的。当他后来了解到我们真正的立场是什么的时候，他会经常否定他的顾问的想法。
总统相信，和平有赖于三个大国对团结的发展和维护。如果通过耐心和理解，让苏联能够被纳入一个正常运行的世界组织之中，它就能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建设性力量。反之，如果这个世界被分裂为两个军事阵营，那么苏联就会成为世界事务中的毁灭性力量。虽然总统不希望因为他和斯大林的会议而去到一个像克里米亚一样遥远的地方，但是实现世界和平在他心里是高于一切的。对于总统而言，为了实现和平的前景，就算跨越大半个地球，也是十分值得的。
总统在雅尔塔会议前和会议中对苏联人都没有抱有幻想。他很清楚与苏联打交道时自己所要遭遇的危险和困难。他在工作中怀着这样的希望和信心：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能够得以实现。他并不像他的敌人所指责的那样心存幻想，即世界和平可以通过对苏联做出让步而被轻易实现。希望和幻想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总统非常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别。
(1)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二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等职。——译者
(2)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诺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1986），苏联外交家。1943年10月率团参加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11月出席德黑兰会议。1945年先后出席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并代表苏联签署《联合国宪章》。——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3)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1933年3月至1944年11月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务卿。珍珠港事变后，协助罗斯福制定与贯彻美国对外政策，参与盟国间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出席过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等。积极筹划在战后创建联合国组织，1944年曾主持召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同年年底辞职。赫尔为建立联合国付出巨大努力，并因此荣获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4)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1884—1951），美国政治家。1945年任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主导《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旧金山会议后在参议院中积极为联合国辩护，在美国国会接受联合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至1947年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1947至1949年任参议院临时议长兼外交委员会主席，支持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称为制造冷战的十二个关键人物之一。——译者
(5)小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Jr.，1891—1967），美国外交官、记者和小说家。——译者
(6)《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国会的法案，正式名称为《促进美国国防的法案》（An Act to Promote the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同年3月11日生效，1945年9月停止执行。目的是在美国不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时，为盟国提供战争物资，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于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该法案的通过埋葬了《中立法》，是美国由孤立主义走向参战的决定性步骤。——译者
(7)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最早使用“冷战”概念的人。——译者
(8)《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年8月14日在华盛顿和伦敦同时公布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签署的重要文件，宣布了两国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原则，推进了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译者摘自《联合国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9)寇松线（Curzon Line），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向苏俄和波兰建议的停战分界线。——译者
(10)摘自《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8年），1948年，科德尔·赫尔著，第二卷，第1167页。
(11)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哈利法克斯一世伯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1st Earl of Halifax，1881—1959），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译者
(12)查尔斯·尤斯蒂斯·波伦（Charles Eustis Bohlen，1904—1974），美国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是美国被称为“智者”的资深外交政策人员团体的核心人物。——译者
(13)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Andrei Andreyevich Gromyko，1909—1989），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一职长达二十八年，曾参与筹建联合国及参加过雅尔塔、波茨坦等重要国际会议。——译者摘自《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
(14)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为美国总统罗斯福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所提出的目标。——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5)《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亦称《阿卡迪亚会议宣言》，或《二十六国宣言》，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并决心共同战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决不和敌国单独议和。此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为日后创建联合国组织奠定了初步基础。——译者
(16)第三次莫斯科会议，1943年10月18日至11月11日，主要同盟国的外交官、军事将领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研究二战合作事宜，发表了《莫斯科宣言》，提议组建“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ean Advisory Commission）并得到此后不久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批准。——译者
(17)艾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1878—1950），美国地理学家。1935至1948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1942年，在他的推动下该大学设立了应用物理实验室，成功研发了近炸引信，在二战末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鲍曼还担任罗斯福总统顾问，并出席了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鲍曼从二战前开始就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的领土问题小组组长，1945至1949年任该委员会副主席。——译者
(18)费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FedorTarasovichGusev，1905—1987），苏联外交官。1943至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是1943年10月18日至11月11日第三次莫斯科会议上提议组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成员，出席了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46至1952年任外交部副部长。——译者
(19)此时苏联尚未对日宣战，直到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至此，苏联才正式对日宣战，并加入《波茨坦公告》。——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亦称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4月25日召开，6月26日闭幕。此会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由中苏美英四大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以及后来签署了宣言并向法西斯各国宣战的国家参加。与会代表先后讨论了邀请参加国、安理会表决程序、国际托管最终目标等问题。会议还先后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作为宪章的组成部分）。——译者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
(21)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美国陆军少将。1929至1933年胡佛总统时期任战争部长。1931年曾来华访问。1942年曾协助麦克阿瑟参加太平洋上的巴丹之战，后随罗斯福总统参加过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1944年9月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到中国，10月就任驻华大使。——译者摘自《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
(22)格蕾丝·塔利（Grace Tully，1900—1984），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私人秘书。自罗斯福当选纽约州州长开始，塔利就一直协助蜜茜·勒翰德负责罗斯福的私人秘书工作。1941年6月蜜茜·勒翰德中风之后，塔利接任罗斯福私人秘书，一直到他1945年4月12日去世。——译者
(23)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国商人、外交家、政治家。二战爆发后，1941年春担任罗斯福总统派驻欧洲的特使，协调租借物资发放事务，先后出席了大西洋会议、莫斯科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盟国重要会议。哈里曼是美国被称为“智者”的资深外交政策人员团体的核心人物，也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的积极倡导者，推动了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
(24)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1890—1946），美国政治家。1935至1938年任公共事业振兴署署长，1938至1940年任商务部长，是罗斯福总统的重要顾问之一，也是新政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参与组建并领导了公共事业振兴署。——译者
(25)摘自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一段亲密的历史》（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8年），第8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