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迷途知返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自杀倾向愈发严重。有一次，经过数日的激烈思想斗争和周密筹划后，我最终制定了一个结束自己生命的计划：用一条结实的电线，在车库里将自己给挂掉。然而，当我把电线套上脖子的一瞬间，我还是犹豫了。
我想到，妻子虽然对我冷淡，但她毕竟始终没有离开我。无论如何，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不离不弃。接着，我又想到了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会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怎样难以愈合的阴影？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依然是许多人羡慕的家，难道我要亲手将它撕碎吗？最后，我想自己的病情，尽管癌症发生了转移，但已经成功切除，我的生命并未走到绝路。为何如此悲观绝望？一个人来到世间走这一遭实在太不容易，而我似乎对这个家还有责任和用处。每月的1.5万元退休金依然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之一，日常的家务活我也还能胜任。我还想看到儿子娶妻生子，看到女儿大学毕业，见证他们的人生继续向前延展。
于是，我害怕了，退却了，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再仔细考虑清楚。当我回到客厅，看到女儿正专心致志地学习时，一阵酸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我匆匆逃回自己的卧室，把门关上，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复杂的情感如潮水般涌来，让我的思绪万千。那一刻，我反复问自己：“如果就这样轻易地放弃生命，会给孩子们带来多么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会如何面对一个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的父亲？这样的阴影必将伴随他们一生，让他们的内心始终背负着无法卸下的重担。”
此外，我也想起妻子曾经对我说的话：“如果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当初为什么要接受肝移植？那岂不是浪费了一个珍贵的供体？”这句话像一记警钟，再次敲醒了我。我深深意识到，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依然需要我的人和责任所在，还有那些为我治病的医生与护士的辛劳。虽然生活充满痛苦和孤独，但生命的意义或许正是在这种挣扎中得以体现。
这些思考让我打消了求死的念头，并重新燃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我不停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也要顽强地活下去，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也为孩子们树立一个坚强的榜样。绝不能成为命运的逃兵。”从那以后，虽然偶尔仍会有自杀的念头掠过脑海，但它们都转瞬即逝，再也没有化为实际行动的冲动。
尽管我放弃了自我了断的想法，但那段时间我的孤独感和抑郁情绪依然严重，思绪纷杂如乱麻，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即使每天服用100毫克的抗抑郁药欣百达，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我的精神状态接近崩溃的边缘。在极度的压力下，我连续几天尝试了自创的“物理疗法”。一次疗程结束后，我感到头痛欲裂，连走路都显得摇摇晃晃。我赶紧靠在沙发上休息了半个多小时，但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可能是物理刺激过于强烈，头晕的感觉久久未能消退。
意识到情况不妙，我赶紧走到洗手间照了照镜子，发现头部右侧出现了明显的红肿，程度比以往严重许多。我赶忙戴上帽子，试图遮掩这不堪入目的伤痕。然而，晚餐时，我妻子还是注意到了我的异常，问我为何头部会出现红肿。我没有隐瞒，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我练了一会儿“铁头功”。
她显然明白我所谓的“铁头功”意味着什么，当即非常生气地责骂了我一通。她指出，我的这种自残行为不仅愚蠢，而且极为自私，并列举了一系列可能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她提到，如果我的行为导致自己生活无法自理，最终受苦的还会是她。面对她的指责，我知道自己理亏，根本无从反驳，只能默默听着，任由她发泄情绪。那一刻，我不仅感到羞愧，也意识到我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伤害，更可能连累到身边的人。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认为自己的“铁头功”已经有了些许造诣，因此头部红肿应该很快就会消退。然而，事实远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晚餐后，我再次照镜子，却发现右眼周围出现了一大片青紫色的淤血，甚至开始向鼻梁蔓延。尽管我知道这肯定是由内出血造成的，但由于当时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头晕或疼痛，我便安慰自己，只要睡上一晚，红肿和淤血就会自行消失。
然而，第二天早晨起床后，镜中的自己却显得更加狼狈。虽然右侧头部的红肿有所缓解，但右眼框的充血和淤青却更加严重，甚至扩展到了左眼眶和鼻梁。看到这一幕，我终于感到了真正的恐慌。死亡并不是我害怕的事情，但如果这种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后遗症，使我无法生活自理，对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并让妻子承担更大的负担，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当妻子看到我的模样后，也显得十分害怕，急忙带我去了医院的急诊室。幸运的是，经过头部CT扫描，并未发现脑组织、神经或血管有重大损伤或大面积淤血。然而，当急诊室的医生了解到事情的起因后，他认为我的精神状态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需要接受专业心理医生的评估，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回家。那天，我一直待在急诊室，直到晚上十点才被允许离开。
回到家后，妻子含泪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谴责。我知道自己理亏，无从辩解，只能默默承受她的指责。她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愤怒和心痛，而我只能低声告诉她，我的抑郁症确实已经非常严重，近期更是加剧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甚至有一天差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听到这里，她的怒火更甚，再次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那时我没有辩解，也没有反驳。面对她的眼泪与愤怒，我满心只有深切的无奈和愧疚。
第二天早晨，妻子告诉我，她昨晚几乎彻夜未眠，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担忧。接着，她再次严厉指责我，怒斥我的自残行为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伴随着情绪的爆发，她怒气冲冲地将多年来的委屈和感受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并逐条列举了我的“罪状”：
1.自私与缺乏对家人的考虑：她认为我的行为极其自私，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完全忽视了家人的处境。她质问我，如果真的在车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和孩子们以后每次进入车库时，是否能够不被那恐怖的一幕所折磨？除了卖掉房子搬家，她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2.从骄横到软弱的巨大落差：她无法理解，平日里看似强势，甚至有些嚣张跋扈的我，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这让她深感失望。她曾因我的勤奋、聪明和勇敢而爱我，而现在看到这样的我，她感到无比的失望，甚至认为不仅是她，所有人都会看不起我。
3.父亲角色的缺失：她质疑我是否履行了作为父亲的责任。她担忧，我的极端行为会对孩子们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让他们在未来遇到困难时选择逃避或效仿我的做法。
4.对她的直接伤害：她指出，我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她的直接伤害。尽管我留下了遗书给母亲，但她害怕我的家人会将责任归咎于她，认为是她害死了我。她担心，自己的宽容换不来同等的理解，反而会在困难时被落井下石。
5.抠门与未曾善待她：她提到，认为我是比较吝啬的，从未真正善待过她。她回忆起二十年前，当她独自一人来美国留学时，我只给了她三千美元，结果她捱到发工资的那天身上只剩下二十美元。这样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从未被我好好对待，即便是在年轻貌美的时候。
6.对生死的看法：她指出，我们都只是凡人，轻微如尘土，没有人会真正关心我的生死。她鄙视我太爱自己，总是将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7.对婚姻的深切不满：她甚至感叹自己的不幸，觉得自己简直是倒了大霉，才会在众多选择中误入我的“魔掌”。她激动地说，如果当初随便嫁给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比我强得多。
8.对我人际关系的总结：她提到，我对谁都不好。每次她回娘家，她的父母都会提起我的种种不是，列举我的种种劣迹。因此，她觉得，即使我死了，这个世界上可能没人会为我的离世悲伤落泪。
除了上述的八条“罪状”，自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罪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毕竟，我妻子也是一时情急，才会列出这么多的罪状和诸多指责。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如果她真的对我彻底漠不关心，根本不会费心指责，更不用详尽列举我的种种罪状。倘若真到了那个地步，直接甩掉我岂不是更简单？真正需要列出罪状的场合，应该是在离婚法庭上，那里的指控才更具实际意义。
面对她的愤怒，我选择了沉默，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任由她劈头盖脸地痛骂，让她尽情发泄情绪。当然，这种沉默并不代表我完全接受她的指责。事实上，很多问题只是因为我与她的处境不同，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比如，她认为我的行为极度自私，是对她和孩子的感受毫不在乎，是将自己看得太重要等等。这是因为她无法理解，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内心的痛苦有多么深重，不明白极致的孤独是多么难以忍受。此外，难道我的重度抑郁是我主观上不努力的结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抑郁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蚂蚁尚且偷生，这世间又有谁会真正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当生活变得痛苦不堪、度日如年时，死亡的念头就会显得无比合情合理。
再比如，她提到上世纪末来美国留学时，我只让她带三千美元。她觉得那是我没有考虑到她生活艰难的表现，甚至指责我是吝啬鬼。然而，在当时，那笔钱已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她美国的导师曾提到，他赴美留学时身上仅有两百美元。更何况，她当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入学后不到一个月便能领到工资。而且，那时的美国物价相对低廉，一加仑牛奶只要一美元，她的房租一个月仅需两百美元，三千美元足以支撑到她数月的生活费。表现上看起来三千美元的确不多，但那笔钱已经是我两年多的工资积蓄。我当时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多人民币，而且我还得付她的机票和服装等开销。她口中的“吝啬”无疑对我是不公的。不过，我确实没有预料到她到美国后必须立即购买车辆，而且刚买的车不到一周便因车祸报废，还不得不再买一辆。
尽管如此，她的痛斥还是触动了我，甚至有些将我从迷茫中唤醒。于是，我开始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首先，我意识到自己确实不能表现得过于软弱，必须为孩子们树立一个坚强的榜样。如果我能勇敢面对生命的挑战，坦然接受生与死，这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正如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写道：“死，是一件无须抢着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既然死亡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结局，为什么要急着去迎接它？既然注定有相同的终点，为何不选择活着更好，为妻子和孩子们留下更多正面的力量和美好的回忆，而不是一个充满痛苦的阴影和噩梦？
正如那句俗语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简单，却包含了深刻的生命哲理。活着不仅是对自己的坚持，更是对家人的责任与关爱。我明白，既然生命仍在继续，我就应该努力让它活得更有意义，而不是让自己轻易成为命运的弃子。
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怕死的人。事实上，年轻时的我在面对死亡威胁时，有时甚至展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气。1976年，我作为知青在一个县办农场劳动。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前去巡查芦苇荡。四周一片宁静，没有发现有人偷割芦苇，这让我感到些许宽慰。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农民突然从芦苇丛中窜出，一把抱住了我。
那人四十多岁，力气极大。他的双手一紧，我的双臂瞬间无法动弹，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仿佛所有内脏都快被挤出体外。更糟的是，他抱住我后立即大声一喊，不远处的水塘边立刻又窜出三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扁担或锄头，一边冲向我一边高声喊道：“打死他！打死他！”那一瞬间，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意识到事情不妙。仔细一看，我认出其中一个人正是前一天因偷割芦苇被我没收工具的农民。显然，他是怀恨在心，因而召集帮手一那里伏击我。
情况异常危急。我知道，若无法脱身，即使不被打死，也必定会落得半死不活的下场。这片芦苇荡靠近大坝，偏僻且无人烟，他们若一怒之下对我下重手，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我不知从哪里迸发出一股力量，突然大喊一声，全身力气猛然一提，稍微撑开了那汉子紧勒的双手。随后，我猛地向右扭腰，将他向左一甩，用左手肘向后狠狠一击，竟将他打得闷哼一声。他的双手虽然依然紧勒着我，但已经稍微松开。我趁势再次向左奋力扭动，将他甩向右侧，他的双脚几乎离地飞起。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用右手肘更凶猛地击中他的右肋，竟将他撞飞了出去。
就在我挣脱的一瞬间，另外三人已经冲到距离我只有一丈多远的地方，其中一人高举锄头，准备向我当头砸下。那时，我全身如同被电击般的惊恐，心脏几乎跳出胸腔。恐惧之下，我的力量瞬间灌注到双腿中，什么话都来不及说，转身便夺命狂奔，也顾不上会不会被他们从背后砸中。当时我只有十八岁，虽然身材瘦小，但幸好腿脚迅捷。对上这几个身强体壮的农民汉子，打肯定是打不过的，但跑路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很快，我便跑得无影无踪，只留下那几个农民在后方不甘心地喊叫着。现在回想起那一幕，仍让我心有余悸。如果当时我稍有犹豫或退缩，甚至试图与他们讲道理，后果恐怕不堪设想。那一刻的果断与拼命，不仅救了我的性命，也让我明白了，在某些危机关头，行动远比言辞有力得多。
还有一次，我独自驾车从金华返回温州，途经丽水的一条长达三公里的高速隧道。当时车速较快，而在进入隧道口时我并未减速。视线从明亮转为暗淡后，我的眼睛逐渐适应隧道的光线，然而突然发现前方不到十几米处，一辆面包车正抛锚停在车道中央，车旁还站着两个人。更糟糕的是，左侧车道上正有一辆货车迎面驶来。此时，留给我的选择和反应时间少之又少。
在那样的速度和距离下，安全刹车已经完全不可能。如果尝试从左侧车道绕过面包车，必然会与迎面而来的货车正面相撞。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我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紧急刹车，虽然无法避免撞上面包车，但可以尽量减轻撞击的烈度；其二是尝试从面包车和货车之间的狭窄空隙穿过。迎面而来的货车是一辆中型货车，体型不算过于庞大，而面包车停在车道正中，与车道中线留有一线距离。从两车之间穿越的可能性虽微乎其微，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幸运的是，当时我的心态还算镇定，而货车司机似乎也意识到了我的意图，适时将车稍稍向旁边偏移了一些。在那零点几秒的瞬间，我做出了人生中最决定性的选择之一，便是咬紧牙关，维持车速，牢牢握住方向盘，果断地从两车之间的狭窄空隙中穿梭而过。仿佛命运之神在那一刻向我微笑，我竟然成功穿越了两车之间的缝隙，甚至没有任何刮碰或碰撞。
当车辆安全通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全身已经被冷汗浸透，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那种从死亡线上逃脱的感觉让我心跳如擂鼓，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那一幕成为我生命中最难忘的瞬间之一。
我讲述这段经历，并非想夸耀自己的胆识或车技。当时的场面确实堪比惊险大片，我是真正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那辆货车稍微大一点，还是司机没有及时向一旁偏移，或者那辆面包车停得更靠近中线一些，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减速，一方面是担心减速可能会因为恐惧而导致方向盘失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高速行驶带来的惯性。相反，选择从两车中间穿过，即使发生轻微擦碰，也有可能凭借惯性冲过去。而只要能冲过去，就不至于导致车辆爆炸或起火，最后落得车毁人亡。再加上我的车是一辆重达2.5吨的别克3.0轿车，重心较低，即便发生一定程度的擦碰，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
联想到年轻时的峥嵘岁月，我开始反思，岁月的磨砺为何让我变得如此多思多虑，甚至怯懦，而不是更加成熟，坦然看透人生的起伏和生死的苦难？人真的会随着年岁增长而越发害怕死亡，这也难怪古往今来，战场上冲锋陷阵、殊死搏杀的多是年轻人。而如今的我，回想起留学日本时面对生活的坦然，感到深深的自惭与失落。当年，我的转氨酶一度高达3600，接近重症肝炎的致命边缘（转氨酶4000为极限），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如此胆怯。如今，妻子的一句话戳中了我的痛点：“为什么曾经那个“嚣张跋扈”的汉子，竟会变成现在这般懦弱无勇的模样？”
这番思考激起了我内心深处残存的豪情。我在心里干脆将自己视作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毕竟，我曾多次徘徊在生死边缘，甚至一度差点自寻死路。既然如此，死亡还有什么可怕的？又何必急于求死？反正，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急切又有何意义？从现在起，无论还能活多久，都当作是上天和诸神的恩赐。即便下一刻便是生命的终点，也要心满意足地迎接它。
人生来时哭泣，离去时却应带着笑容，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所说：“死亡并不可怕，它只是生命的自然终点，重要的是在离开之前活得光明磊落，无怨无悔。”
虽然我只是一个凡人，即便做不到满面笑容，也至少要心平气和地迎接这个一定会如约而至的终点，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也才能不至于懦弱到让妻子和孩子瞧不起。因此，我当时暗自下了决心：“从今往后，我要学会以一种平和且感恩的心态面对人生，珍惜每一天，努力活出真正的尊严与坦荡。”
妻子的这一顿痛骂，虽然算不上醍醐灌顶，但的确有骂醒梦中人的效果。我感到自己似乎通透了一些，抑郁症的症状也有所减轻。从那时起，我彻底停止了“物理疗法”，并在第二天将服用的欣百达剂量从100毫克降至80毫克。更重要的是，我开始尝试寻找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我开通了微博，分享了一些自传体的短文，还开始自学英语口语和听力。遗憾的是，无论是微博上的分享还是英语学习，这些尝试都未能坚持太久便宣告中断。
首先，我的微博几乎无人关注。我甚至没有与亲朋好友分享这些内容的想法，写微博变成了类似自言自语的行为，显得浅薄而孤独，对缓解我的孤独感并无太大帮助。其次，当时我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公开与病魔抗争的经历，也无意敞开心扉去当什么“网红”。此外，抑郁症的顽固性依然存在，尽管略有缓解，但它继续折磨着我，让我难以集中精力，也难以真正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乐趣或鼓舞。
随后，我尝试写作，记录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留学日本六年半的奋斗与艰辛，还有回国后的曲折工作经历。这一次，我断断续续坚持了一段时间，总共写了十来万字。然而，长期未曾动笔的我在文字表达上难以达到令自己满意的水平，因此并未从写作中获得太多的快乐。孤独感和抑郁症仍如潮水般反复袭来，起起伏伏。而欣百达导致的尿潴留和排尿困难问题也让我备受困扰，从2020年底我开始不得不加服保列治。
然而，苦难似乎从未远离。2021年四月的CT影像显示，我右肾上腺的肿瘤在缩小至大约12毫米后便不再缩小了。虽然主治医生对此未作任何评论，但我清楚这并非好兆头。这一发现使我本已略有好转的心情再次变得有些不安起来，那种短暂的通透感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孤独感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尽管新冠疫情爆发后，妻子一直在家办公，但我们的交流极为有限。即使偶尔需要沟通一些诸如接送孩子或取药等琐事，也多是通过微信进行。此外，我的听力似乎因药物副作用持续恶化，有时她说话稍轻一些，我便听不清楚，甚至完全听不到。她原本对我已心生嫌隙，不爱与我讲话，一旦我听不清楚，她很少有耐心重复。有时心情不好时，她会直接斥责我“耳聋”；心情稍好时，则带着无奈的表情，用生硬的语调重复一下刚才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除非必要，是不敢主动与她讲话的。更确切地说，我根本不敢与她主动交流，更不用说什么敞开心扉的交流。
为了避免在人生的最后一站还面临家庭破碎的局面，我开始为自己构筑“防御机制”。首先，我尽量避免主动与家里的任何人交谈，包括孩子，免得无意中说出让人不悦的话，招来无妄之灾。其次，我将原本由我负责的股票投资权上交给妻子全权管理，从此与家庭经济大权彻底脱钩，我也变得更加孤独，因为关于股票投资的得失有时也能成为我与妻子交谈的一个借口。虽然我们共用一个银行账户，但我从未知道账户密码。过去，通过股票账户可以间接访问银行账户，但自从交出股票投资权限后，我不再登录股票账户，渐渐连密码也忘记了。妻子从未主动告诉我银行密码的意思，甚至在我暗示之下，她也不肯告诉。
我早已不参与家中的任何开支决策，而妻子也完全习惯了独自做主，任何大小事务都无需与我商量。交出股票投资权限后，我彻底与家庭的所有决策脱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自由人”。然而，这种“自由”更像是一种孤立和边缘化，它既让我感到解脱，也让我更加孤独。
尽管生活充满挑战，但已有所觉悟的我竟然变得有些坚强起来。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心神极度不安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鼓励自己，做几下深呼吸，努力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并在心里暗自思忖：“人总有一死，若无法死得重于泰山，也要努力达到自在且有尊严。”
我明白抑郁症是难以克服的顽疾，而且现在也不能再做那种“物理疗法”的蠢事，但至少还有抗抑郁药欣百达。如果实在撑不过去，那就加大剂量。尽管药物的副作用让我身心俱疲，但它至少能够让我维持一丝尊严，继续活下去，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榜样。我甚至时常幻想，临终前面对妻儿的悲伤，我能以风轻云淡的姿态从容面对死亡。这样的画面总让我心中生出一种隐秘的自豪感。至于还能活多久，我已无心过多关注。
正是这种心态，让我在面对可能的第三次癌症复发时，没有彻底崩溃。虽然内心依旧极度孤独，常常几天都无人可以说上一句话，但我每周一小时与心理医师的谈话，成了释放情感和倾诉心声的宝贵时光。我的心理医师是来自台湾的移民，她不仅能说普通话，还能用闽南语交流，这让我感受到如同乡亲般的亲切。她是一位极富同情心且专业的心理医生，总是耐心聆听我的诉说，给予适当的安慰和指导。
更令人感激的是，她始终是我所有文学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偶尔还能给出一些建议。每一次与她的谈话，都让我感到一种短暂却温暖的联结，仿佛在孤独的海洋中找到了一座小岛，让我能喘息片刻，为继续前行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