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虹
我说：“姐，我们好像有吃不完的苦，从没等到甘来的时候。”
她说：“乱讲，还记得你讲的人生目标不？做个好人。我想我差不多能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我睡得着，吃得香，偶尔跳跳广场舞，完美！”
胡适之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讲过一个故事，大约是说，两千五百年前，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里死了一个乞丐，尸体在路旁腐烂了，一个少年王子经过，看见这个骇人的景象，就思考起来，然后他抛弃了荣华富贵，到旷野中去寻找一个自救以救人类的方法。多年后，他走出旷野，成了释迦牟尼，向世界宣告他找到了拯救之道。
如此这般，适之先生讲，甚至一个乞丐尸体的腐烂，对于创立世界上一个如此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觉地贡献了力量。“小我”自然是会消亡的，而千千万万个“小我”组成的“大我”，却是不朽的。
我读这些书的时候，唯一想的就是，千万别让我摊上这个“小我”，胡适之要怎样的“小我”是他的事儿。
这听上去更像当下的流行语——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当然，辩证地讲，所有个体身上的千千万万粒灰，也能够汇成一座座山，压得时代的车轮进退两难。
每个人的生命中总会有一段“纯真年代”，我称之为“最终定格的年代”。据说，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生命的无数瞬间会像电影胶片一样闪烁而过，这个人观看完他自编自导自演、没有彩排、一镜到底的一生后，便撒手而去。不过我觉得，人的一生最终一定会有一个定格——定格在至纯至美、永志不忘的一瞬。
我出生在重庆巴南的长江边上，我家三个孩子，哥哥大我八岁，姐姐大我六岁。听上去，我应该是非常意外地来到地球的，张着好奇的双眼用了五十多年的光阴，凝望、观察、揣摩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流动的河流、变幻的容颜以及永不再来的时光。
“虹”是我姐姐的名字，在我童年的时候，她是我们镇上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更准确地说，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1975年，我刚上小学，姐姐读初中，哥哥念高中。那个时候，长江边上有长长的、面积很大的沙滩，再往岸边靠近的地方，是一望无垠的鹅卵石滩。
夏天的傍晚，晚饭前，经过父母的允许，我们会和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一起去江边游泳，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热气腾腾，一直燃烧到七点左右才会落山，江水清澈翠绿，倒映着万里无云的晴空。
哥哥是游泳高手，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玩沙子，把它堆塑成戴着帽子的雷锋的模样。
姐姐和另外两个女孩是固定的三人组，穿着老式的泳衣，一直坐在沙滩上聊天。夏日的三个月，她们聊的内容不超过十句话，全部围绕从她们身边经过的男生。
“谁谁谁越长越好看了，学习成绩还是很差。”
“刚刚那个又偷看我了，真恶心，有什么好看的！”
“知道吗？听说杨老师跟钟老师那个了，要结婚了，钟老师成分不好，但是杨老师不在乎。”
很多很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我的生命如果要定格在某个瞬间的话，唯一的镜头一定是70年代那个夏日的长江边，晴空、江水、沙滩，以及不念过往、不忧将来的短暂瞬间。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还在长江边问老友：“好奇，长江边的沙滩去哪里了？”
“沙滩，有过沙滩吗？记不得了。”
“有的，大片的沙滩，完全不用去马尔代夫。”
“可能冲走了吧，这很重要吗？”
“很重要，至少对我来说。”
1976年夏日的某一天，虹没有去沙滩，一个人在家里哭。我回家的时候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家里没有钱供她和哥哥两个人读大学，只能供一个，所以，过完暑假，她就要离家去念中专了，读完能早点工作挣钱养家。
“可是，”我说，“你的成绩比哥哥好很多呀？”
她说：“那有什么用。”
就这样，虹离开家去念了中专，每年寒暑假才回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一直到三年以后，我念初一，她中专毕业，又回家了。
她被分配回我们鱼洞镇的绢纺厂工作。
那一天我见到她大包小包地搬回家，非常震惊，忍不住问她说：“我们努力读书的目的不就是离开这个穷地方吗，你为什么又回来？”
她说：“工作很不好找，能进绢纺厂已经不容易了。”
说着，她又流下了眼泪。
那一晚，刚刚念初一的我，竟然失眠了。家里的挂钟嘀嘀嗒嗒响个不停，我爬起来把它直接扔去厨房，接着，父母爬起来问我：“你干啥子？”再接着，奶奶和哥哥姐姐都爬起来问：“你干啥子？”
那一夜，果然，每个人都没睡着。三个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现在回家了，开始了她一眼望得到尽头的人生。本来，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都有同样的四个字：展翅高飞。
话又说回来，那个让我们拼尽全力想要离开的地方，多年以后又变成了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这是轮回，按下不表。
虹工作后的工资，大约只有四五十元，全部交给父母，一直支持我和哥哥两个人念完大学。
我念初中和高中那几年，明显感觉得到她的不快乐。她每天回家时都很疲劳，也很少说话，直到某一天，我后来的姐夫和她一起回家。姐夫年轻时是绢纺厂的帅哥，善良、真诚，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他。虹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遗憾的是，绢纺厂没能跟得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做垮了，两个人都没什么收入了，生活拮据。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念小学的时候，回家的路要走四十分钟，有一天崴了脚，问三轮车夫车费多少，说要一元，小孩子咬了咬牙，踮着脚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回家。
姐姐一家没有房子，一直和我以及父母住在一起，我看得出两人的惭愧。
大学暑假的时候，我回到家，有一天晚上，她跑进我房间坐在床边说：“学习累不累？钱够用不？”
我说：“姐，你们住在家里是应该的，你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相信以后会好起来的。”
她说：“中国的女性好像受的委屈、吃的苦总是比男的多，所以，我做的这些也是应该的。”
我说：“谁告诉你这是应该的？这是不对的！”
幸运的是，虹和老公是同一类人，这类人有个特点，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指望被救，总是努力自救。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做点小生意，生活有了改变，有了自己的房子，儿子大学毕业，交了女朋友，漂亮、温和，我们都很满意。
外甥的婚礼上，我这个舅舅当证婚人，他们让我即兴讲几句，我很认真地说了几句，我说：
“我活了半辈子，觉得这辈子当富豪很难，当权贵也很难，如果说得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那就是当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孩子，当一个好人，这个目标，跳一跳够得着。这个目标实现了，睡得好觉，吃得好饭，幸福感在所有目标中搞不好排第一。”
姐姐又流泪了，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
外甥婚后不久，小两口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孙女，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又过了两年，他们生了第二个孩子，这回是个儿子，终于，儿女双全。
我想，姐姐这一生，峰回路转，总算苦尽甘来。
2022年一个夏日的深夜，姐姐打电话给我，泣不成声，说她的孙儿，那个一岁多的小宝宝被送进了ICU，还好最后抢救回来了，但被诊断为先天性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得这个病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很不幸，命运的灰尘落到了他们头上。
那一年的8月，女儿去波士顿读书，我去陪了一段时间，那些日子里，我有空就问朋友认不认识相关领域的医生，认不认识研究婴幼儿先天性糖尿病的人，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讲出个所以然。
2023年的秋天，在一个偶然的聚会上，一位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华人医生跟我说，尽管他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他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十年之内，应该会有革命性的突破。
那个晚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口就把杯里用来装腔调的红酒吞了下去。
2022年底，母亲去世，九十三岁的父亲一个人生活在故乡的小镇上，哪里都不愿去，哪里都住不习惯。由于哥哥已去世，我还在波士顿，所以照顾父亲的重任，又落在了姐姐的肩上。
这一年她已经六十岁了，依旧为了一家人忙前忙后。
她要照顾自己的婆婆，要照顾孙子和孙女，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亲。
她的家和父亲的家之间，单程要一个小时，每周，她都在这条出租车加轻轨的道路上疲于奔命。
差不多五个月之后，我才从波士顿回到重庆照顾父亲，但是我仍然要波士顿、上海、重庆三地跑，照顾父亲的主要责任，仍然扛在姐姐的肩上。
我在今年春节的时候问姐姐：
“你累不累？”
她说：“不累，每天忙一点晚上还睡得香一些。”
我说：“小宝宝好不？”
她说：“挺好，很聪明，都已经这样了，就盼着哪天医学进步了，让娃儿苦尽甘来。”
我说：“姐，我们好像有吃不完的苦，从没等到甘来的时候。”
她说：“乱讲，还记得你讲的人生目标不？做个好人。我想我差不多能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我睡得着，吃得香，偶尔跳跳广场舞，完美！”
我不跳广场舞，我每天都爬山。家乡小镇的北边是长江，南边是云篆山，70年代初刚搬到这座小镇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山的背面。
1983年，我读初中三年级。从那时起，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去爬山。在山路上跟自己说话，跟自己和解，嬉笑怒骂，四野无人。山路上的那一个小时，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山的背面，有我们曾经住过的土房子，如今已经不在了。
2024年春节的一个傍晚路过那里时，仿佛时空交错，恍惚间我又走进了从前的家。只有两个房间，灯光很暗，里屋的大桌子边上，围坐着我的祖母、我的父母、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我，一家人整整齐齐。
那一天是姐姐十二岁的生日，没有蛋糕，没有蜡烛，她的面前只有一碗长寿面，还有两个荷包蛋，但是看得出她很快乐，她说：
“我喜欢化学，我的理想是当居里夫人。”
一家人热烈地为她鼓掌，六岁的我那时还不知道谁是居里夫人，只是开心又卖力地鼓掌。
在那房子的外面，暮色苍茫，寒风凛冽，五十五岁的我，和着时间之弦的余音，拼命地跟着鼓掌，鼓掌……
回望身后的那座山，将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带到了这里。如亘古的巨人般，为行人引路，仿佛在说，翻越过去，就会收获命运馈赠的惊喜。
父亲的老房子窗口对着半山腰，夜色来临的时候，每过五分钟，会有一列灯火通明的轻轨列车从北向南高速掠过，零点五秒之后，另一辆反方向的列车经过，它们穿插成暗夜里的一道彩虹。
那是姐姐每天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她穿越风雨的人生。幸运的是，它未被黑暗湮没，它亮着光，继续向前。
我要写一本深情、朴素、乐观的书，方便我的家人阅读；我要写一本岁月的书，记录我们受过的苦，付出的爱，穿越过黑夜的平凡人生。
邱兵
2024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