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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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詹妮弗·帕克不仅上了晚间新闻,还独占了整个晚间新闻。她,把一只死了的金丝雀交到了地区检察官的主要证人手里,这个故事的吸引力简直无人能抗拒。每个电视频道都播放了詹妮弗离开沃尔德曼法官办公室,好不容易挤出法庭,又被媒体和公众团团围住的照片。

突如其来的巨大关注度就像狂风暴雨,詹妮弗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样可怕的事竟发生在自己身上。包括电视记者、广播记者和报社记者在内的各方媒体都对她发起提问攻势。她拼了命地想逃走,但自尊心不允许她这么做。

“是谁给你的黄色金丝雀,帕克小姐?”

“你以前认识迈克尔·莫雷蒂吗?”

“你知道迪·席尔瓦打算利用这个案子入主州长办公室吗?”

“地区检察官说他要撤销你的律师资质。你会抗争吗?”

对于每一个问题,詹妮弗都三缄其口,一律回答“无可奉告”。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称她为“歧路上的帕克”——步入歧途的女孩。美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称她为“黄色金丝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体育评论员将她比作罗伊·里格尔斯,这个橄榄球运动员搞了个大乌龙,把球带到了自己球队的一码线。

名叫“托尼家”的餐厅是迈克尔·莫雷蒂名下的产业,人们在这儿开起了庆典。餐厅里头有十几个人在举杯痛饮,好不热闹。

迈克尔·莫雷蒂独自坐在酒柜后头,与喧闹的外界隔绝开来,看着电视上的詹妮弗·帕克。他举起杯子向她致敬,然后一饮而尽。

各地律师都在讨论詹妮弗·帕克事件,其中一半人认为她接受了黑手党的贿赂,另一半人则认为她是无辜的受骗者。但无论他们站在哪一边,他们对这一件事的看法都完全一致,那就是詹妮弗·帕克短暂的律师生涯已经结束了。

她一共只当了四个小时的律师。

她出生于华盛顿州的凯尔索,那是一个木材小镇,创立于一八四七年,创立者是一位思乡心切的苏格兰勘测员,他用自己苏格兰家乡的名字给这个小镇命名。

詹妮弗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他先是供职于小镇上比比皆是的木材公司,后来又为锯木厂的工人们服务。詹妮弗最初的成长记忆被喜悦填满了。华盛顿州是一个童话般的地方,到处都是壮观的山脉、冰川和国家公园。在那里,她可以滑雪,划独木舟,等到长大一点的时候,她还可以在冰川上攀冰,背着包去一些名字很美妙的地方:欧罕纳佩卡什和尼斯阔利、克利埃勒姆湖和切努斯瀑布、马之天堂和亚基马山谷。詹妮弗跟着父亲,在雷尼尔山学会了登山,在林线学会了滑雪。

她的父亲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她的母亲则是个闲不下来的美人,总是神神秘秘地忙这忙那,很少在家。詹妮弗很崇拜父亲。她的父亲艾布纳·帕克身上流着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血液,中等身材,黑色头发,眼睛的颜色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他关心他人,淡泊名利,共情能力很强,有着不可撼动的正义感。他常常坐下来跟詹妮弗聊天,一聊就是一小时以上,和她讲述自己正在处理的案件,讲述光临他那间朴素的小办公室的人们遇到的各种问题。直到多年后,詹妮弗才意识到,他之所以常常和她聊天,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倾诉对象了。

每天放学后,詹妮弗会赶去法院看父亲工作。如果遇到不开庭,她就会在他的办公室里闲逛,听他讨论案件和当事人。他们虽然从未提起过她将来要上法学院的事情,但父女俩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到了詹妮弗十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利用暑假为父亲工作。在别的女孩热衷于与男孩约会、处对象的年龄,詹妮弗却全身心地投入在诉讼和遗嘱之类的卷宗里。

男孩们对她很感兴趣,但她却很少出去交际。父亲问起她原因时,她总是回答:“爸爸,他们年纪都太小了。”她知道自己将来会嫁给一位像她父亲一样的律师。

詹妮弗十六岁生日那天,她的母亲竟和隔壁邻居的十八岁儿子远走高飞。打那以后,詹妮弗的父亲就“死”了。他的肉体虽然还活着,心脏也在七年后才停止跳动,但自从他听说妻子和别人私奔的那一刻起,他就“死”了。这件事全镇的人都知道,也都很同情他,但是人们的同情显然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艾布纳·帕克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于是,他开始借助酒精来麻痹自己。詹妮弗尽她所能去安慰他,却无济于事。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个模样。

次年,到了该上大学的时候,詹妮弗想留在家陪着父亲,但父亲说什么都不同意。

“詹妮[1],我们要合伙开事务所了,”他对她说,“你快点把法学学士学位拿下。”

高中毕业后,詹妮弗进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学习法律。大学第一年,当同学们在合同、侵权、财产、民事诉讼和刑事法律的沼泽地中一筹莫展,无法突围时,詹妮弗却感觉如鱼得水。她搬进了大学宿舍,在法律图书馆找到了一份业余工作。

詹妮弗十分热爱西雅图。每到周日,她都会和一个名叫阿米尼·威廉斯的印度学生,以及一个名叫约瑟芬·科林斯的高大瘦削的爱尔兰女孩去市中心的格林湖划船,或者参加在华盛顿湖举行的金杯赛,观看色彩鲜艳的水上飞机从头顶掠过。

西雅图有很棒的爵士乐俱乐部,詹妮弗最喜欢的是“彼得的便池甲板”,那里的桌子是用铺着木板的柳条箱子做的。

到了下午,詹妮弗、阿米尼和约瑟芬会在快美味餐厅见面,那儿供应世界上最好吃的炸土豆。

当时有两个小伙子追求詹妮弗:一个是年轻迷人的医学院学生诺亚·拉金,一个是法学院学生本·芒罗。有时詹妮弗会出门和他们约会,但她实在太忙了,没时间考虑发展一段认真的感情。

西雅图四季清爽、潮湿、多风,似乎一直在下雨。詹妮弗穿着一件绿蓝相间的格子布短夹克衫,毛茸茸的羊毛材质托住雨滴,衬得她的眼睛像绿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她在雨中行走,沉浸在自己的秘密思绪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她所路过的一切会将那段记忆磨平。

到了春天,姑娘们会穿上鲜艳的棉质连衣裙,美得像是盛开的花朵。当时,学校里有六个兄弟会,兄弟会成员们会聚集在草坪上,饶有兴味地看着女孩们从他们眼前经过。但出人意料的是,詹妮弗身上的某些特质会让他们感到莫名地害羞。她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具体是什么难以描述,他们只是感觉她已经获得了他们仍在追寻的东西。

每年暑假,詹妮弗都会回家看望父亲。他变了很多,不再醉酒,但同时也不再清醒了。他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了一道情感的壁垒,任凭什么也不能再触动他。

詹妮弗在校的最后一学期,他离开了人世。镇上的人没有忘记他的恩情,近一百人参加了他——艾布纳·帕克的葬礼,他们都是这些年来他帮助过、指导过、结交过的人。詹妮弗悄悄把痛苦埋藏进了心里。她失去的不仅仅是父亲,同时也是一位良师益友。

葬礼结束后,詹妮弗回到西雅图完成学业。父亲去世后留给她的钱只有不到一千美元,她不得不思考自己应该如何生活下去。她知道,她不能回到凯尔索去当律师,因为在那个地方,她永远都是那个与少年男子私奔的放荡女人的孩子。

由于平均绩点很高,詹妮弗获得了全国十几家顶级律师事务所的面试机会,并收到了几份工作邀请。

她的刑法教授沃伦·奥克斯告诉她:“这可是很大的荣誉,年轻人。一名女性是很难进入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

让詹妮弗为难的是,她已经不再是有家可归的人了,就如同一株漂泊的浮萍,她不确定自己想在什么地方发展。

眼看就要毕业了,詹妮弗的难题得到了解决。一天,奥克斯教授请她下课后去见他。

“我收到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写来的一封信,信中他们让我推荐我最聪明的毕业生。你对此有兴趣吗?”

要去纽约工作!“有,先生。”詹妮弗惊喜得脱口而出。

她先是飞到纽约参加律师资质考试,然后回到凯尔索关闭了她父亲的律师事务所。这是一次苦乐参半的经历,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在詹妮弗看来,她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长大的。

在律师资质考试成绩出来之前,她在学校的法律图书馆充任助理,以摆脱缺钱的困境。

奥克斯教授警告她:“这可是全国最难的考试之一。”

但詹妮弗知道她能过。

她得知考试通过的那一天,纽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聘用通知也正好下来了。

一周后,詹妮弗便动身前往那座东部的城市。

她在第三大道的不繁华地段找到了一个很小的公寓(广告中说是“无电梯,带壁炉,位置佳,需要爬一小段楼的特别房间”),位于一栋无电梯的楼房中的第四层,里面有一个假壁炉。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詹妮弗这样对自己说。曼哈顿可是一个无山可爬,无急流可蹚的地方。

公寓由一个小客厅和一个小浴室组成。客厅里有一张沙发,被改造成了一张凹凸不平的床;浴室里有一扇窗户,很久以前有人用黑色油漆把它漆了一遍,然后封了起来。这些家具该不会是救世军捐赠的吧?哦,好吧,我不会在这个地方住太久的。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展现出作为一名律师的实力,我也就离开了,詹妮弗想。

这原本是她的梦想。可事实是,她才在纽约待了不到七十二小时,就被开除出地区检察官的工作人员队伍,面临着被撤销律师资质的境遇。

詹妮弗不再看报纸和杂志,也不再看电视,因为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能看到自己。她觉得街上、公交车上和市场上的人都在盯着她看。她开始躲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电话响了不接听,门铃响了不应答。

她考虑过收拾行李回华盛顿。她考虑过转行,另谋生计。她考虑过自杀。她花了一个又一个小时给地区检察官罗伯特·迪·席尔瓦写信,其中一半都是对他的麻木不仁和缺乏理解的严厉指责;另一半则是卑微的道歉,请求他再给她一次机会。然而,她一封也没寄出去。

前所未有的绝望感几乎要将詹妮弗淹没。她在纽约没有朋友,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整天将自己锁在公寓里,只有在深夜的时候,她才会悄悄出去,走在城市寂寥的街道上。总在夜间出没的无业游民们从不与她搭讪,也许他们在她的眼中读到了和自己相同的孤独和绝望。

詹妮弗走着走着,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中回想法院的那个场景,一遍又一遍地变更结局。

一名男子从迪·席尔瓦周围的人群中抽身离开,匆匆向她走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帕克小姐?

我是。

首席检察官让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詹妮弗冷静地看着他。请先出示你的证件。

那人惊慌失措地跑了。

一名男子从迪·席尔瓦周围的人群中抽身离开,匆匆向她走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帕克小姐?

我是。

首席检察官让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他把文件袋塞进她手中。

詹妮弗打开信封,看到了里头的死金丝雀。我要逮捕你。

一名男子从迪·席尔瓦周围的人群中抽身离开,匆匆向她走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他从她身边走过,来到另一个年轻的助理地区检察官面前,把信封递给了他。

首席检察官让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写这个场景,多少次都行。然而,这改变不了任何事实。一个愚蠢的错误毁了她。但谁说她被毁了?媒体?迪·席尔瓦?她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自己被撤销律师资质的消息,在那之前,她还是一名律师。“有多家律师事务所都曾提出要聘用我呢。”詹妮弗告诉自己。

詹妮弗重新鼓起干劲,列了一份她面试过的公司名单,开始挨个儿拨打电话。但是她要找的人都不在,也没有人给她回电话。就这样过了四天,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法律界的弃儿。人们对此案的愤怒已经平息,但心里对这笔账仍记得清清楚楚。

詹妮弗不断地给有可能雇用她的人打电话,心情从绝望到愤怒再到沮丧,最后又回到绝望。她思索着自己的余生应该如何过下去,但想着想着又会回归自己的初心:她想做的,她真正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当一名律师。她的确是一名律师。而且,上帝呀,在有人阻止她之前,她会想尽所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的。

她开始走访曼哈顿的律师事务所,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走进去,把姓名报给接待员,并要求面见人事主管。她偶尔会受到接见,但是每次她都觉得对方是出于好奇才见她。她就相当于一个怪胎,那些人想亲自看看她长什么样。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是用一句“我们这里不缺人”就将她打发走了。

眼看六周就要过去了,詹妮弗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她本来想搬到更便宜的公寓里,但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她开始不吃早餐和午餐,在街角的一家小饭馆吃晚餐,那里的食物很糟糕,但价格低廉。她发现了“牛排啤酒”饭馆和“烧烤啤酒”饭馆,在这两家店里,只要花少量的钱,她就能买到一份主菜,还能沙拉任吃,啤酒任喝。詹妮弗讨厌喝啤酒,但它能起到饱腹的作用。

在把清单上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全部询问过一遍后,詹妮弗列了一份小规模律师事务所的清单,为自己增添底气,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登门拜访,但就算是小律师事务所的人,也早就听说了她的“大名”。有些对她感兴趣的男性给她提供了很多建议,但没人表示要聘用她。

她开始觉得走投无路了。好吧,如果没人想雇我,我就自己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她不服气地想。问题是这需要钱。至少一万美元。她需要足够的钱来付房租,聘请秘书,购置电话、法律书籍、桌椅、文具……可她甚至连邮票都买不起。

詹妮弗原本指望依靠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的薪水过日子,但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了。遣散费也是想都别想,她不是被遣散的,是被扫地出门的。不,她不可能负担得起开办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不管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多小。唯一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可以与她共用办公室的人。

詹妮弗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开始寻找合租广告。直到她快要看到最后一行字时,她才发现这样一则小广告,上面写着:一名职场男性寻求与另外两名职场男性共用一间小办公室。房屋为租用。

最后五个字对詹妮弗很有吸引力。她不是职场男性,但在这件事上,性别并不重要。她撕下广告,坐地铁前往广告所列的地址。

那是百老汇不繁华地段的一座破旧老建筑。办公室在十层,门上的招牌字迹已经开始脱落了。只见上面写着:

肯尼斯·贝利

王牌调查组

在它下方写着:

洛克菲勒债务托收机构

詹妮弗深吸一口气,打开门走了进去。她发现自己处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中央。房间里满满当当地放着三套斑痕累累的桌椅,其中的两套已经有人在使用了。

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秃头男子,他正在阅读一些文件。靠着另一面墙的那张桌子前坐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他有一头砖红色的头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皮肤很白,长有雀斑。他身穿紧身牛仔裤、T恤和白色帆布鞋,没有穿袜子。此刻,他正在和人通电话。

“别担心,戴瑟夫人,我派了两个最好的工作人员去处理您的案子。我们现在应该随时都可能有您丈夫的情报。我恐怕得再向你收取一点费用……不,不用麻烦您邮寄了。邮寄方式太糟糕了。我今天下午正好要去您家附近办事。我会顺路去取的。”

他挂上听筒,抬头看到了詹妮弗。

他站起身来,微笑着伸出一只结实有力的手。“我是肯尼斯·贝利。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效劳吗?”

詹妮弗环顾着这间不透气的小房间,不确定地说:“我是冲着你的广告来的。”

“噢。”他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

光头男人盯着詹妮弗。

肯尼斯·贝利说:“这是奥托·温泽尔,他就是洛克菲勒债务托收机构的。”

詹妮弗点点头。“你好。”她回头对肯尼斯·贝利说,“那你是王牌调查组的吗?”

“没错。你干的是什么行当?”

“我?”她先是一惊,然后才明白过来,“我是一名律师。”

肯尼斯·贝利怀疑地打量着她。“你是想在这里设立事务所吗?”

詹妮弗又环顾了一下这间沉闷的办公室,想象自己坐在这两个人中间的空桌子旁的场景。

“也许我还要再找找看,”她说,“我不确定——”

“你每个月只要付九十美元租金。”

詹妮弗回答说:“一个月九十美元租下这整栋楼我都觉得贵了。”她转身要走。

“嘿,等一下。”

詹妮弗站住了。

肯尼斯·贝利用手拂了一下他白皙的下巴。“租金可以再商量,六十美元,怎么样?等你生意兴隆了,我们再谈涨租金的事。”

这的确很便宜。詹妮弗知道,她找不到比这个价钱更便宜的了。然而,这个鬼地方会把客户吓跑。还有一件事她必须考虑,她没有六十美元。

“我租。”詹妮弗说。

“你不会后悔的,”肯尼斯·贝利承诺道,“你想什么时候搬东西过来?”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

肯尼斯·贝利亲自在门上漆了新招牌。文字如下:

詹妮弗·帕克

律师

詹妮弗百感交集地打量着这个招牌。即使是在最沮丧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她会让自己的名字居于私家侦探和收债人的名字之下。然而,当她看着这个微微弯曲的招牌时,不禁感到自豪。她是一名律师。门上的招牌就是证明。

既然办公室已经有了,詹妮弗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客户了。

詹妮弗眼下连“牛排啤酒”饭馆也消费不起了。她在狭小浴室里的暖气片上装了一个烤盘,为自己做了吐司和咖啡,充当一天的早餐。她不吃午餐,而是熬到晚饭时间,到“坚果满满”或“尊尊餐馆”去吃,那里供应大块香肠、厚面包片和热土豆沙拉。

她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到达办公桌,但除了听肯·贝利和奥托·温泽尔打电话之外,她无事可做。

肯·贝利受理的委托主要是替人找回离家而去的配偶或孩子,起初詹妮弗深信他是个骗子,只会夸下海口,做出一些假大空的承诺,还收取大笔预付款。但詹妮弗很快就发现,肯·贝利工作努力,而且说到做到,为人既聪明又机灵。

奥托·温泽尔则是个谜一样的人。他的电话经常响起。他会提起听筒,对着话筒低声喃喃几句,在一张纸上写些什么,然后出门,一消失就是好几个小时。

一天,肯·贝利向詹妮弗解释道:“奥斯卡[2]是做回购的。”

“回购?”

“是的。收债公司雇他出去收回汽车、电视机、洗衣机——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

肯·贝利好奇地看着詹妮弗。“你有客户吗?”

詹妮弗闪烁其词地说:“我正在筹备一些事情。”。

他点了点头。“别不开心了。任何人都可能犯错。”

詹妮弗感觉自己脸红了,原来他知道她的事情。

肯·贝利边说边打开一个又大又厚的烤牛肉三明治。“你要来点吗?”

看起来很美味。“不了,谢谢。”詹妮弗坚定地说,“我从来不吃午饭。”

“好吧。”

她眼巴巴地看着他啃了一口多汁的三明治。见她这副表情,肯·贝利问道:“你确定……”

“不吃,谢谢。我……我有个约会。”

肯·贝利看着詹妮弗走出办公室,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他一向以自己的阅人能力为豪,可詹妮弗·帕克却让他困惑不解。从媒体报道来看,他确信有人给了这个女孩钱,让她去破坏那场针对迈克尔·莫雷蒂的官司。但见到詹妮弗后,他就不那么确定了。他有过一次地狱般的婚姻,因此对女人嗤之以鼻。不过事实告诉他,这个女孩很特殊。她漂亮,聪明,自尊心强。他对自己说:“上帝啊!别傻了!你的良心被谋杀了一次难道还不够吗?”

艾玛·拉撒路[3]是个多愁善感的白痴,詹妮弗这样认为。

“那些疲惫、贫乏,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那些在风浪中颠簸的无家可归的人们,都送来给我吧!”[4]

真的!任何想在纽约落脚谋生的人都会在一小时内磕得头破血流。在纽约,没有人关心你是生是死。别自怨自艾了!詹妮弗告诉自己。但这谈何容易。她手头的可支配资金已经减少到十八美元,她还拖欠着公寓租金,而她的办公室租金两天后也到支付期限了。她没有足够的钱再留在纽约,也没有足够的路费离开。

詹妮弗翻遍了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给律师事务所打电话,想找份工作。她用的是电话亭的电话,因为她羞于让肯·贝利和奥托·温泽尔听到她的对话内容。结果总是一样,没有人愿意雇用她。她必须回到凯尔索,找一份法律助理的工作,或担任父亲某位朋友的秘书。

父亲要是在世,会有多么失望啊!詹妮弗一败涂地,但又别无选择,只能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家。她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交通。经过浏览下午的《纽约邮报》,她发现了一则广告,发布者在寻觅一个人,共同分担去西雅图的车费。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詹妮弗打了过去,但没人接。她决定明天早上再试一次。

第二天,詹妮弗最后一次去她的办公室。奥托·温泽尔不在,但肯·贝利像往常一样在打电话,身上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一件V领羊绒毛衣。

“我找到了您的妻子,”他说,“唯一的问题是,我的朋友,她不想回家……我知道。女人的心思谁能猜得透……好的,我告诉您她住在哪里,您可以试试说些好话,说服她回去。”他说出了市中心一家酒店的地址。“能帮到您我很荣幸。”他挂断电话,转身面对詹妮弗。“你今天早上迟到了。”

“贝利先生,恐怕我得走了。我会尽快把欠您的租金寄给您。”

肯·贝利靠在椅子上,打量着她。他的表情让詹妮弗很不舒服。

“那样可以吗?”她问道。

“回华盛顿?”

詹妮弗点点头。

肯·贝利说:“在你离开之前,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有个律师朋友一直在烦我,让我给他送传票,我没有时间。你每送一张传票,他就付你十二美元五十美分,还会给你交通补贴。你能帮帮忙吗?”

一小时后,詹妮弗·帕克出现在皮博迪父子联合律师事务所豪华舒适的办公室里。这样的地方是她曾经梦寐以求的工作场所,她日夜期盼能在这样的事务所占有一席之地,与他人平等相处。她被带到靠里的一个小房间,一个秘书不耐烦地递给她一沓传票。

“给,一定要记下你的里程。你不会没车吧?”

“我恐怕……没有……”

“好吧,如果你乘地铁,记得记下票价。”

“好的。”

天上下着倾盆大雨,詹妮弗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到处跑,给人送传票。到晚上八点,她已经赚了五十美元。她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浑身冰凉,精疲力尽,但至少她赚到了一些钱,这是她来纽约后的第一份收入,而且秘书告诉她,还有好多传票在等着她去送。

这可是一份苦差事,要全城到处跑,还会遭人羞辱。有人冲她砰地摔门,有人咒骂她,有人威胁她,她还两次受到挑逗和轻薄。想到明天还要重复这样的日子,一种沮丧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然而,只要让她留在纽约,事情就还有希望,无论那是多么渺茫的希望。

詹妮弗在浴缸里放了热水,跨进去,慢慢地浸入水中,尽情感受水流拍打自己的身体。她之前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是如此疲惫,似乎每一块肌肉都在发酸发疼。

她很确定自己需要一顿丰盛的晚餐,好重新振作起来。“我要奢侈一番,好好款待自己,去一家铺着桌布、摆着餐巾的上等餐厅。也许那儿还会有柔和的音乐,我会喝上一杯白葡萄酒,再……”詹妮弗心想。

詹妮弗的思绪被门铃声打断了。那是一种非常陌生的声音。打她两个月前入住以来,就不曾有人登门拜访过她。那只能是那个脾气暴躁的房东太太过来催缴房租了。詹妮弗一动不动地躺着,希望房东过一会儿自动走开,因为她实在太累了,简直动弹不得。

门铃又响了。詹妮弗拖着疲惫的身体,很不情愿地从温暖的浴缸里出来。她套上毛圈布浴袍,走到门口。

“谁呀?”

门的另一边,一个男声问道:“是詹妮弗·帕克小姐吗?”

“我是。”

“我叫亚当·华纳,是一名律师。”

詹妮弗满腹狐疑地先把门上的防盗链拴好,然后将门打开了一条缝。站在过道里的男人三十多岁,高个子,金发碧眼,肩膀宽阔,戴着角框眼镜,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似乎很热衷于寻根问底。他穿着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一看就价格不菲。

“我可以进来吗?”他问道。

抢劫犯可不会穿定制西装、古驰皮鞋,戴丝绸领带。他们没有修长而白嫩的双手,也没有精心修剪的指甲。

“请稍等。”

詹妮弗解开防盗链,打开了门。就在亚当·华纳走进来之时,詹妮弗环视了一下自己这个单间公寓。从来人的角度打量它,她不禁感到自惭形秽。他这样的人平时似乎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样廉价的房子中。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华纳先生?”

就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詹妮弗突然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感到一阵兴奋。一定是她的四处求职得到了回应!她真希望自己现在穿的是一件漂亮的深蓝色定制长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

亚当·华纳开口说道:“我是纽约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帕克小姐。地区检察官罗伯特·迪·席尔瓦和法官劳伦斯·沃尔德曼已请求上诉法院启动撤销你律师资质的法律程序。”

注释

[1]詹妮是詹妮弗的昵称。——编者注。

[2]奥斯卡是奥托的昵称。——编者注。

[3]犹太裔美国女诗人,自由女神像底座的铭牌上刻着的十四行诗《新巨人》的作者。——译者注。

[4]十四行诗《新巨人》中的句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