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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三架中苏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腾空而起，像三只雄鹰在呼啸声中飞离北京，由东向西，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向已经给过并将继续给中国经济建设以更多帮助的友好邻邦——苏联的首都莫斯科飞去。

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目的地。代表团阵营庞大，共65人，包括了各部门、各行业主要负责人。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云、李富春、张闻天（驻苏大使）、粟裕（副总参谋长）；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

这次出访活动，是新中国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到1950年初访问苏联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国际活动，是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的一次最重要谈判，为新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机场，周恩来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兴奋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6]

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把代表团成员集中起来，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又逐段、逐句地重新讨论修改了一遍。宋劭文在《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章中谈到上述情况时，感慨地说：

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7]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鼎盛时期。中国坚决地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中，并取得辉煌胜利，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走所谓“民族主义道路”的最后疑虑，他决定尽力给中国以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因此，斯大林对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三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

8月2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有关问题，接着介绍了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苏联方面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出席。

斯大林始终饶有兴致地仔细听着，不时地向周恩来投以欣赏和信任的目光，并就一些问题不断地插话。

周恩来表示感谢苏联政府给予新中国在经济恢复和朝鲜战争中的各种援助，斯大林笑答：“你们运气好，革命后成功，所以苏联要帮助你们。”斯大林说，中国在朝鲜作战和提供天然橡胶两件事上，“也是援助苏联”。

周恩来提出为保障和平起见，希望延长苏联军队从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斯大林说：“客人不好要求多留，只能由主人挽留。这个换文发表将给敌人很大震动。”

周恩来又谈到请求苏联政府帮助研究中国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并希望苏联在与之相关联的工业资源勘探、工业企业（包括军事工业）的设计、工业设备与军事装备、技术资料、经济与军事贷款、聘请专家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提供援助或帮助等一系列问题。

在谈到借款问题时，斯大林毫不含糊地答道：“愿尽力之所及予以帮助。”他特别强调：“你们应着重自己生产飞机，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掌握技术，否则单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尤其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制造坦克，“应从装配和制造汽车开始”。

在周恩来介绍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局势的看法时，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对停战谈判所采取的方针，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朝鲜同志也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了。美国也了解到朝鲜战争对它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需要忍耐坚持。毛泽东同志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周恩来提出“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战争”，并说明毛泽东认为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不会爆发（世界）战争”时，斯大林猛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发表了自己的一番看法。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对的。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值钱，人民也不愿打大仗。……美国想征服全世界，但一个朝鲜也拿不下。我们不攻英法，美国是不会打来的。

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胜负），还要靠步兵。在朝鲜小规模的战争，美国已（被）打哭了，如果打大的战争，美国更要哭了。[8]

正是基于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地将重心转向国家发展，开始了对新中国建设蓝图的绘制，并为其臻于完善不断地努力奋斗。

最后，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在融洽、愉悦和兴奋的气氛中，会谈不知不觉持续了三个小时。

8月23日、28日，周恩来先后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

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约定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于9月3日晚上举行第二次会谈。

这天晚上，苏联方面参加的人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米金。

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接着，他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经济状况；

（二）五年建设方针；

（三）五年建设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

（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

（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面带微笑地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你们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中国正在长进，也愿意长进”。

接着，斯大林对中国“一五”计划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而又宝贵的意见，指出：“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大的”。“在五年计划中，你们未将民用工业与军事工业和装备计算在一起，这是不应该的。只有将它们计算在一起，才便于掌握情况和调度。”“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9]

斯大林在问明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的情况后，说：苏联的“五年计划是发表的”。“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信任，他进一步说明：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同时，他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10]

斯大林向来一言九鼎，以上所做的承诺，分量之重不言自明。它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苏联政府向中国“一五”计划建设时期提供数量庞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根本保障。

8月21日、8月27日、9月1日，周恩来偕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举行三次谈判，讨论了延长旅顺口海军基地使用期问题、中蒙铁路的修建问题和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等问题。双方谈判进展顺利，获得了预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