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准备和参与决策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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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的破坏，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国民经济在新中国诞生之时，更是百孔千疮、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贫困、失业众多。因此，尽快肃清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土匪武装，争取获得一个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来进行国家建设，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面前的当务之急。
但是，正在这个历史转换的节骨眼上，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半岛却爆发了南北朝鲜之间大规模的内战。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面积仅占亚洲大陆总面积的0.57％，南北长825公里，东西阔354公里。它像一截突出的树干，从亚洲大陆北部向东南延伸，伸入太平洋的黄海与日本海之间，形成三面环海、背连大陆的狭长半岛，海岸线达9000公里。
这天下午，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中国的席位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据的情况下，举行“紧急会议”，非法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给南朝鲜以“必需的援助”，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制造舆论。
当晚，美国政府从其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做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声称要立即援助南朝鲜。
紧接着，6月27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布命令美国驻远东空军和海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命令美国驻太平洋第七舰队向台湾沿海出动，决定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7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给入侵朝鲜的以美国军队为首的16个国家的军队[1]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
随即，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2]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使朝鲜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联合国军”来说，他们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对于朝鲜人民来说，则是反对外国干涉的祖国解放战争。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之邦。俗话讲：“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联合国军”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不能不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援助邻邦朝鲜、反对外来侵略、保卫中国国家安全视为紧迫的重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立即开展坚决的外交斗争。
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讲话，及时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于远东局势的严正立场，他强调：“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3]
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了美国政府侵略朝鲜、我国台湾以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7月6日，周恩来向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发去电报，强调：
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安全理事会六月二十七日的决议正违犯了联合国宪章这一重要原则。[4]
尤为重要的是，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以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内审国情，外度大势，及时地在军事上采取了防范措施。
毛泽东、周恩来不相信朝鲜人民军能轻而易举“速胜”，他们清楚地看到：虽然朝鲜人民军敢打敢拼，风驰电掣，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汉城、仁川、水原、大田等地，并一直向洛东江三角洲攻击前进，但对方的主力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何况，朝鲜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骄横不可一世，自认为不可战胜、居于“世界霸主”地位和“世界警察”的美国，是绝不会轻易认输的。因此，朝鲜战争很可能有反复。
为了及时掌握朝鲜战场的战况，周恩来每天都要他的军事秘书、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来西花厅汇报，有时一天要汇报三四次。据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洛阳才子”的雷英夫介绍：
正在这时[5]，总理在审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稿时，郑重其事地询问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我，“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8月份能结束得了吗？”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很好，没想到朝鲜人民军打得这样顺利，如果人民军能在美军主力到达之前就把伪军和已登陆的美军消灭或赶下海去，那就太好了。但我们认为朝鲜战争恐怕不会这样简单的结束，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指挥16个国家的军队，仅仅经过一两个回合的交锋就认输，甘愿放弃南朝鲜这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这是难以设想的。因此，朝鲜战局的发展如何，还得看一看才敢说。
总理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但又转过身来问我：“总参谋部有什么看法？”我说：“总参谋部的看法和外交部一样，但还稍微谨慎一点。认为即使把伪军和登陆美军消灭了或赶下海，也不等于朝鲜战争结束，因为美国还可以用绝对优势的海空军，进行轰炸和封锁，陆军实行登陆。战争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不歼灭敌人的主力，不打得敌人实在招架不住，它是不会罢休的。”
总理又点了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反正一两个月、一两个战役是不行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6]
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还清楚地看到：东北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个地区集中了中国半数的重工业；因此，东北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区。但是，因为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时入关南下，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已成为全国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正规部队只有一个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第四十二军，东北全部兵力不足20万。如果不做好应付最坏战局出现的准备，后果难以想象。
面对极其严峻的战争形势和东北地区兵力奇缺的现状，1950年7月7日，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全权委托，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指示，提出并初步商议了对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的范围和规模、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的设想。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第四野战军副政委谭政、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军训部部长萧克、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
经过几天的酝酿考虑，7月10日，周恩来继续召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立即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屯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认为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正确决策。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对今后维护国家领土安全与完整起重大作用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确定：
（一）抽调1950年初被定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十三兵团及其所辖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和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骑兵团等，共约二十六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7]，负责保卫东北边防，并准备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任务。这些部队最迟限于8月上旬在东北地区南部完成集结。
（二）任命对战争具有超强悟性、能征善战、负责准备解放台湾战役的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任命骁勇战将邓华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参谋长曾国华调广东军区分任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7月13日，周恩来嘱军事秘书雷英夫把修改后定稿的《决定（草案）》立即报送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核批准。当天，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执行。聂（荣臻——作者注）另抄存案并照办，原件还我。”[8]
7月23日，因粟裕身患重病，萧劲光、萧华在原有工作岗位上不能脱身，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后勤保障由东北军区统一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
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开抵东北边境，以临战态势，布防在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柳河、开原、铁岭、辽阳、海城、凤城和安东（今丹东）等地，开始以美国军队为假设敌的突击训练。
这时，朝鲜人民军已经从三八线向前推进了200至450公里，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赶到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狭长地带，解放了南朝鲜90％左右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