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衡阳

长沙这么快失守了，全国哗然，蒋介石也非常难堪。这时候，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捷报频传，但在东亚大陆的中国战场上，却面临着自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在岳麓山失守当天，蒋介石紧急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选定决战地点，军政长官一致认为，日军必然进攻衡阳，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特意来电说：“为了有足够的时间组织桂柳会战，希望有关部队能够在衡阳拖住日军。”最终，蒋介石确定了“中间堵、两边夹”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中心正是衡阳。

衡阳这个地方，战略位置显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人将山南水北称为“阳”，衡阳在衡山之南，故名“衡阳”。西汉时，衡阳建县，自隋以来，先后置郡、州、府、道，是湘南地区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是座府城，但衡阳直到民国初年人口还不到6万，马路窄到无法通行汽车，城市里也没有电灯，一到晚上漆黑一片。

20世纪30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铁路、公路交通建设热潮，彻底改变了湘南小城衡阳的命运。

抗战之前的华中、华南地区各省主政者大多热衷于修路架桥，湖南更是其中的先行者。1928年，衡阳到长沙的长衡公路通车；1935年，衡阳通桂林的湘桂公路通车，衡阳成为跨省交通中心；1937年，衡阳到永州的衡永公路、衡阳到郴州的衡郴公路通车，由郴州经江西赣州接入华东公路网。1939年，衡阳到宝庆的衡宝公路通车，在宝庆接上湘黔公路可通到贵州。至此，衡阳成为湘、赣、粤、桂四省公路网的重要枢纽之一。

地方政府主修公路，国民政府则大修铁路。

1936年，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建成通车。1938年，国民政府在衡阳设立粤汉铁路局和湘桂铁路局，管辖湘、桂、粤、鄂四省铁路。10月，尽管武汉会战失利，从衡阳出发的湘桂铁路却冒着日军的炮火修筑到了桂林，一年后又通达柳州，连接黔桂铁路，就在即将继续筑往南宁连接上从中越边境北上的桂越铁路时，日军为了彻底切断中国的对外通道，突然发动了“桂南作战”，这才打断了这条铁路的修建。尽管如此，此时的衡阳已成为华南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各大港口相继沦陷，大批物资只能从香港输入，在广州装车，运到衡阳，再从衡阳通过铁路、公路运往全国。1938年，广州沦陷，粤汉铁路韶关以南被毁，物资只能从粤、闽、浙三省的小码头出发，沿着细如蛛网的交通线汇集到广东韶关、江西铅山、江西泰和这三大集散地，最终，条条大路通衡阳，都通过衡阳转运到全国。

水路方面，湘江、蒸水、耒水在衡阳城交汇，使衡阳成为千百年湘江上最重要的码头之一。1938年武汉会战后，湘北成为对日作战第一线，铁路、公路全部被毁，但水路仍然可以通行。只要从衡阳乘船下湘江，经湘潭，过长沙，入洞庭，进澧水，再在常德津市换乘小船进入鄂西，最后改由公路送往重庆，就可以将物资辗转送到西南大后方了。

航空方面，衡阳是后来者居上。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空军将浙江衢州、云南昆明、湖南衡阳机场列为对日作战基地，衡阳机场一度成为“飞虎队”主要的航空基地之一，高峰时曾停放400架飞机，重要性甚至超过长沙。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1937年抗战军兴，大量工厂和人民内迁，衡阳迎来了城市、人口、经济的火爆增长，短短数年，人口从6万暴增到30万。1942年，国民政府设立省辖衡阳市，留学过美国的衡阳人赵君迈担任第二任衡阳市市长。他雄心勃勃，宵衣旰食，启动了衡阳新城市建设，衡阳城迅速膨胀起来。1944年，衡阳工商纳税额居全国第二，全市商号6000家，四大银行或迁址衡阳或在衡阳设立机构，衡阳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业和制造业中心。湘江两岸工厂林立，机器轰鸣，白沙洲、黄茶岭、合江套工业区有工厂130余家，商业街北起青草桥，南到洪家塘，绵延十里。在这个黄金时刻，只要经商，就能发财。

昔日的湘南小城衡阳，因为1928年至1939年中国风起云涌的交通建设热潮而成为华南最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之一，又因为抗战军兴，大量人民和工厂内迁而一跃成为国统区内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城市，一到晚上，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人称“小南京”“小上海”。

可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在日军大本营看来，衡阳在长达1500公里长的大陆交通线上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存在。衡阳机场是连接盟军东南和西南空军基地的枢纽机场，同时，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在衡阳交会，使衡阳成为华南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尤其是湘桂铁路，是日军进军大西南并将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最终连为一体的重要通道，成为日军“一号作战”必须夺取的战略目标。

而在中国军队的将领们看来，衡阳在地理位置上相当于华南、华中的“腰眼”，西南的“门户”，进可控制广西，钳制滇缅，窥伺重庆；退可牵制华中，扼守华南。同时，中国第四、第六、第七、第九这四大战区环伺其左右，只有衡阳这个地方，具备将江南各战区兵力迅速集中于一地的优势，不夸张地说，得衡阳者得天下。因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赵子立，都不约而同地将衡阳作为其心中最佳的决战之地。

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

“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2220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战养战的可能性。”

衡阳虽然重要，但攻克衡阳却非难事。

横山勇认为，第11军在之前的湘北作战中已成功地将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击溃，短期内中国军队失去了再战能力，以第11军的战力，完全可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

蒋介石则电令薛岳，“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话虽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并没有底。第4军的兵力、火力都比第10军强得多，长沙却只守了3天，衡阳想必也大抵如此。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守军在衡阳打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战斗，差点把日军自中原会战以来的“胜局”变成了“惨局”甚至是“败局”。给衡阳带来这场惊天大变局的，正是方先觉所带领的“泰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