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可持续生计资本
由可持续生计框架可知，可持续生计资本可以归纳为五种，且可持续生计能力是建立在这些生计资本基础上的。从生计资本视角审视贫困，其形成的原因可以解释为生计资本的缺乏。由此导致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不足，使人陷入贫困状态。从资本视角解释贫困的发生，是因为不管是个人的生存发展，还是家庭的持续存在，都需要消费，而消费的任何东西都需要去创造或获得。但是正如企业生产一样，任何东西的生产首先都需要厂房、机器等设备，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参与，而这些东西首先是需要企业家垫付，而且生产的正常发生对这些投入的东西也是有最低门槛要求的，因此才有了资本家为了扩大生产的资本积累。对于个人或家庭也是一样，要创造和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就必须通过个人自身所拥有的资本作为基础去创造，才能不断满足生存发展所需。而一旦当个人或家庭具有的创造或获得生存发展所需的基础资本不足、没有达到最低门槛值时，就会出现个人或家庭不能生产或者获得生存发展所需，或者只在低水平上维持生存发展所需的生产，导致长期贫困而不能跳出贫困陷阱。因此，所有反贫困的最终措施都会集中在增加贫困户的生计资本上。
从人类生存发展史看，维持个人和家庭生存发展的生计资本主要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个人和家庭都是在这些资本的组合作用下不断创造和实现自己所需。
（1）自然资本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它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素的先天禀赋。从自然环境中产生的有利于人类生计发展和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就是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不仅包括为人类所利用的自然资源，如水、矿物、木材等，还包括森林、草原、沼泽等生态系统及多样的生物。因此，根据自然资本具有的功能，可将其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自然资源，另一类是无形的生态服务。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而无形的生态服务具有的重要意义现在也逐渐被认识并越来越被高度重视。比如生态环境具有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促进水循环、减轻自然灾害等功能已愈来愈显示出具有明显经济价值。自然资本理论认为：只有保持自然资本的持续供给才能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耗尽自然资本存量将导致生态系统崩溃；自然资本本身需要人类有意识地保护与维持，才能持续地提供生态服务。尽管学术界对自然资本的内涵、类型、经济价值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自然资本研究从理论走向管理实践还面临着多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定量表征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功能？如何权衡自然资本的多种服务功能、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本保护的关系？如何将自然资本定量评估与自然资本管理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生态服务的持续供给？可以确定的是，自然资本理论为地质环境调查工作树立了前进的目标：增加自然资本存量或保持其稳定。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本的禀赋效应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家庭个人收入增长、生计可持续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自然资源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世界上著名的依靠煤炭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有英国伯明翰、俄罗斯库兹巴斯、美国皮兹堡，依靠金矿发展起来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在中国也形成了一批靠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依靠铁矿发展起来的鞍山、包头、攀枝花，依靠石油而兴起的大庆、玉门，依靠煤炭发展起来的大同、鹤岗、抚顺、淮南等城市。这些自然资源作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天禀赋而存在，而这些城市在经济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天优势。也出现了许多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而繁荣兴盛的城市。比如依靠海港的航运便利条件而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由于具有较为便捷的航运交通，可以为经济发展节约很多运输成本，成为很多资本和企业青睐之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就凭借沿海、沿港的地理优势率先发展起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地理位置闭塞、交通信息不畅、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表现出先天的自然资本禀赋劣势，往往成为贫困集中发生之地，如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地往往具有这种特征。随着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功能的不断显现，自然资本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转换关系也在经济发展中被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这种认识逐渐获得广泛认可。让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充分发挥，也是彰显自然资本在促进生计可持续中的作用。
（2）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是指在人们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实物形态投入的能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它包括人类在交易中使用的货币和经劳动制造出来的中间产品，表现为存在于机器、设备和厂房等形式（劳动资料）或原料、燃料以及辅料等形式（劳动对象）上的资本［14］；也包括生产要素如土地（含其他自然资源）和劳动等。物质资本是最基础的资本，也是资本最初形态及内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不高的长期历史中，对人类社会财富的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通过追加物质资本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物质生活需要满足。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被历史事实及其经验所证实。如传统农业国家在演进的漫长阶段，亦是通过不断的物质资本投入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摆脱自然性的赤贫状态的。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通过不断开垦荒地、采用新的农业耕种技术、加大牲畜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修筑水渠等方式来实现农业产量的增加，使人们获得物质保障。又如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早期阶段，即在工业化过程的初期阶段，加大对煤、石油、钢铁、木材等生产领域的物质资本的投入，为工业化打下物质基础，为一些国家创造出了经济起飞的条件。
人类早期对贫困的认识就主要是从物质资本层面着手，从宏观层面立足于经济增长以促进收入水平提高来应对贫困问题。这种从物质层面将贫困认知为“收入贫困”的观点一度在学界收获了共识，并且抓住了贫困识别的基本硬核——低收入（以一定的货币额来度量），且奠定了以货币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同时，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物质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贫困人口脱贫具有一以贯之的基础性作用。一般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到足以解决大部分人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才有可能考虑还处于基本生存水平之下的贫困人口生活处境的改善；在经济发展到整个社会财富比较丰裕时，才有可能考虑通过加大对低收入贫困人口的物质资本的投入以帮助其持续获得收入从而摆脱贫困。因此，物质资本扶贫在人类反贫困的长期过程中是决策者最为青睐、使用频率最高、产生效果最快的一种扶贫方式，也是贫困群体最乐意接受的一种救济资源。
然而在长期的物质资本扶贫过程中，人类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某些方面，反贫困任务还变得更加艰巨。这表现为收入冲击导致的贫困的脆弱性普遍存在，经济高速增长导致收入不平等并引起的贫困深化，以及贫困群体缺乏摆脱持久贫困的能力问题等。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理论上反思物质资本扶贫所具有的缺陷：收入贫困虽然从物质生存需要层面揭示了贫困的发生机理，但这却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方法，仅关注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集中于贫困的生存的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丧失（缺失）等更为深刻的内涵，所以也就不能完全解决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贫困问题。
（3）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的反贫困通常强调的是借助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帮助贫困者进行资产积累和投资，从而达到增加其收入、实现脱贫的目的。实践证明，通过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反贫困战略主要是针对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在减少贫困率方面效果明显，但是对于贫困深度的缓解效果则不一定相同，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较为均等地在贫困者之间进行分配才能防止贫困深度不至于加深，它没法解决个体能力差异导致的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发展的物质资本状况不均等，收入不平等状况会不断恶化，进而出现贫困程度的深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性逐渐形成共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十分强调个人收入与其在创造财富的贡献大小相联系，其中就包含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以创造财富，那么个人能力不足导致的贫困就将不断显化。面对如此情况，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注意力聚焦在贫困者自身的能力状况上，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理论给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研究的理论工具，贫困研究逐渐转向人力资本范式，从人力资本状况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正如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贡献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贫困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自身对人力资本的过分轻视［15］16。也就是说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条件下，贫困往往与贫困者获取收入的能力息息相关。而此时仅仅通过物质资本的投入，不管是促进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还是给予贫困者直接的物质补贴，对于获取收入能力不足的贫困者来说都无济于事。其结果要么是因能力匮乏不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要么是单凭“输血”式扶贫仅能短期解决问题，而“造血”功能缺失最终还会出现“贫血”现象，贫困者会陷入脱贫—返贫的循环怪圈。而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加强贫困群体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增强其可持续生计的能力，尤其是可以提高他们生产增收的能力和在劳动力市场创业、就业的竞争力，从而有效缓解贫困，最终使贫困群体彻底走出贫困的阴影。
从研究的文献来看，西奥多·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所做的《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15］。他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研究。1979年12月8日西奥多·舒尔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颁奖仪式上发表的《穷人经济学》演讲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改变从事农业生产的低收入国家有着重大作用，这被看作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减贫影响的经典文献［16］。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教授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他注重人力资本家庭投资及收益的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做宏观研究的不足，注重将人力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一书被西方学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17］。应该说，贝克尔将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分析中，完善了人力资本系统的理论框架。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雅各布·明赛尔在人力资本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18］。随着人力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分析范式已经越来越成为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研究的常规范式之一，并广泛地应用于教育扶贫、就业培训、卫生健康等政府反贫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导。如我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扶贫办”）在2004年发布了《加强贫困地区转移劳动力培训》的文件，从此贫困地区人员的劳动力培训项目正式展开。到2005年中期，扶贫办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2个示范培训基地，来自中西部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显示，到2005年，已经建立了1 500多个转移劳动力培训基地［19］。同时，农业部、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其中大多属于低收入阶层）组织了各种培训项目。可见，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对贫困的解读已经触及更深层次的“人文贫困”“能力贫困”问题。
（4）社会资本
我国正处于一个日益开放和流动的社会，其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和歧视性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理论很好地加以解释和提供相应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3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之一，同时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各学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从基本概念来看，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于1980年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20］，最早引起学术界关注；后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代表作是在《美国社会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的经典论文和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在詹姆斯·科尔曼的学术影响下，社会资本理论很快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分析当代包括贫困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但这时该理论主要还是在社会学领域盛行。社会资本理论开始向经济学领域延伸并受到经济学家欢迎是在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3）的研究影响下。罗伯特·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论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开始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被应用［21］。而后世界银行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经济发展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盛行开来。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公共管理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E.奥斯特罗姆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一书中所言：“很少有一个科学概念像社会资本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且集聚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22］
社会资本理论虽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盛行，但是作为理论工具用于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在当时看来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减少贫困的另一种有力武器。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武考克认为，一个地区或国家如果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即较为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公民联系，也就在面临贫困和经济脆弱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23］。近年来这种观点逐渐被一些国际机构所接受，并应用到其工作方案或政策制定之中。如世界银行发表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做斗争》一书，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重要方案之一，就是不断帮助穷人积累社会资本［24］。这些表明社会资本理论及其方法已经应用到反贫困行动与政策实施的进程中来了。
虽然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研究较多，但是至今对其还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标准概念。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分别从社会组织、网络关系、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界定。我们结合社会资本的宏微观分层，将其定义表述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嵌入制度化关系化网络，并能通过投资积累为网络中的行动者带来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在这里，社会资本有如下几层含义：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本，具有资本属性，在这一点上它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无异，同时它是人们可以直接感觉到的“无形”资产；其次，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再次，当社会资本作为制度化的网络在互动过程中以组织、信任、合作、参与、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存在时，就能够通过对其积累和投资为网络中的行动者带来收益和便利，于是它具有了资本的功能；最后，社会资本这种“嵌入型”投资性、增值性的核心内涵对社会资本的宏观分层或微观分层研究都是适用的。
（5）金融资本
为了满足市场不同主体对资本的需求，将社会各种闲散资本聚集起来发挥作用，现代金融市场也不断创新发展，使市场主体投融资途径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灵活，也使人们有了更多收入渠道。人们获得收入不再局限于从事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或服务性工作，还可以通过将各种形式的资产转化为金融市场可以接受的资本，形成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上运作以获取收益。因此，金融资本是在金融市场上形成、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的各种资产总称，如债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银行存款、理财产品等债权，以及各种保险产品。但同时也要看到，金融资本获得收益始终受高收益高风险规律影响，其获取与个人对金融市场的把握能力有很大关系。所以，金融资本在能给人们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损失的风险。但总的来说，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大小，选择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来运作金融资本，就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地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来源。
在现代社会，金融资本可以从两个方面增加收益，带来减贫效应。一是从资本获得角度帮助贫困户积累所需资本。由于贫困户往往是资本缺乏者，难以通过自身积累资本，使资本达到某些收益的最低门槛值，因此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获得金融资本，如以向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的间接融资、向个人筹款的直接融资等方式增加自身创造收益的基础资本，实现对某些收益的获得。但现实社会往往存在金融抑制，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由于其潜在收入增长可能性不被看好，金融贷款部门和个人一般不愿意通过金融市场放款给他们，低收入群体很难获得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本。二是从资本收益角度增加贫困户的家庭收入。贫困户一般收益渠道匮乏，金融市场让金融资本有了获利机会，贫困户如能将自己暂时闲置的资产转化为金融资本，获取金融资本的收益，将会增加贫困户总收入。
贫困户金融资本的匮乏，金融市场知识的欠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既难以通过金融市场积累金融资本，使金融资本再转化为创造生存发展所需的基础资本，也难以使他们现有的资产转化为金融资本获取收益。特别是在现代经济社会，金融市场日益发达，金融资本和金融知识在增加居民收入中的贡献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匮乏也日益成为导致不同主体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如何增加低收入群体金融资本和金融知识，让各种增加家庭收入的要素充分涌动，是现代社会防止贫困脆弱性群体陷入贫困、促进生计可持续的重要途径。
从以上对生计资本的概述可以看出提高个体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关键是要增加个体生计资本总量、优化生计资本结构，使个体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拥有的生计资本，既能够抵御和防范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又能够保证在遭受不确定性冲击后能很快恢复发展，持续走上生计资本不断积累和收入不断增长的良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