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参见部长

“皮卡尔少校参见陆军部长……”

圣多米尼克大街上，值勤的哨兵从玻璃隔间里走出来，打开了大门。在呼啸的风雪中，我小跑着穿过前院。当我跑进布列讷酒店温暖的大堂时，共和国卫队的一位上尉，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站起来向我敬礼。我更加急切地重复了一遍：“皮卡尔少校参见陆军部长！”

我跟在上尉身后，我们脚步整齐地踏上部长宅邸的黑白大理石地面，走上旋转楼梯，经过路易十四的银盔甲和那幅腐朽庸俗的帝国时期艺术品——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最终，我们到达了二楼，在一扇俯视着地面的窗户旁停下。上尉去通报来访，我独自站在窗户旁，凝视着窗外罕见的美丽景色：在冬日的晨光中，眼前这个市中心的花园被白雪覆盖，四周一片寂静。就连陆军部里的黄色灯光，透过朦胧的树林看去，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梅西埃将军在等您了，少校。”

部长办公室十分宽敞，四面都是华丽的鸭蛋青色镶板墙，还有一个延伸出去的双阳台，阳台下就是被白雪覆盖的草坪。房间里有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身着黑色制服，站在那用火炉烤着自己的小腿肚——这是陆军部最资深的两位军官。其中一位是拉乌尔·勒穆顿·德·布瓦代弗尔将军，总参谋长，精通俄语，一手促成了我们与俄国的新合作。他在俄国宫廷里待得太久，自己都开始长得像一个胡子拉碴的俄国公爵了。另外一位六十来岁的，正是布瓦代弗尔将军的上司——陆军部长奥古斯特·梅西埃。

我走到地毯中间，向他们敬礼。

梅西埃布满皱纹的脸总是毫无表情，看起来怪异极了，活像套着个皮革面具。我有时候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幻觉，总觉得有另一个人正从这面具的底下，透过梅西埃的眼睛看着我。梅西埃轻轻地说：“嗯，看来没用多少时间，皮卡尔少校。什么时候结束的？”

“半小时之前，将军。”

“那么，真的都结束了？”

我点头。“结束了。”

接着，汇报开始。

“过来壁炉这里。”部长命令道。他说得非常小声——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指着一张镀金的椅子。“把那张椅子搬过来坐。把外套脱了。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我们说说。”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的边缘上，等着我开口：他上半身向前倾着，双手紧握，小臂搭在膝盖上。根据惯例，他不能出席今早的仪式。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导演没能亲眼看着自己的剧目登上舞台一样，急不可耐地想知道更多细节——听听别人的想法和观察，好在眼前重现那场景。

“首先，告诉我，群众的情绪如何？”

“要我说，他们……很期待。”

我告诉他们，今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从我的公寓出发，走去军事学院。街道上当时还风平浪静，甚至比平日里还安静点，因为今天是周六——“犹太人的安息日。”梅西埃打断了我，脸上还挂着一丝淡淡的冷笑。其实，虽然我没有提，但当我走过冷冷清清的布瓦西埃街和特罗卡德罗大街时，我不禁怀疑部长的这一出精心策划的“好戏”是不是要遭遇滑铁卢了。不过，当我走到阿尔玛桥时，我惊讶地发现黑压压的人群正如潮水般涌过桥面，跨过昏暗的塞纳河河面，往军事学院的方向移动。我这才明白过来：部长心里清楚得很，他早就知道，就算再冷，人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看热闹的机会。

我跟着人群，一起向南穿过塞纳河，走过博斯凯大街。街边的木板人行道装不下如此庞大的队伍，不断有人被挤到大马路上。这队伍让我想起了赛马场边的观众——和他们一样，这些人们正在期待着，酝酿着一场无阶级的狂欢。报纸小贩们在人群中来回穿梭，推销着今天的晨报。路边的小摊上烤着板栗，空气中香气弥漫。

走到这条街的尽头，我离开人群，穿过十字路口，往军事学院走去。一年之前，我还是这里的地形学教授。涌动的人群从我身边经过，往丰特努瓦广场上指定的集会地点移动。天渐渐亮了，军事学院里，鼓声、军号声、马蹄声、咒骂声、口令声、靴子发出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驻扎在巴黎的九个步兵团都接到命令，每个团需要派出两个连来参加今天的仪式，命令还指定其中一个是老兵连，一个是新兵连——梅西埃认为，趁这个机会，可以好好地给新兵们上一节思想道德课。就当我穿过一条条富丽堂皇的走廊，踏进莫尔朗练兵场时，在那铺满冰碴子的泥地上，几千名士兵已经集合完毕了。

那天之前，我从没参加过这种当众判决，也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特殊的氛围。但那天早上，军事学院的气氛完美地吻合了我的想象。宽阔的莫尔朗练兵场给这出好戏提供了合适的舞台。远处，围栏后，在半圆形的丰特努瓦广场上，人们被拦在一列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身后，人头攒动，议论纷纷。人群挤得连一根针都插不下了，有人站在长椅、马车、公共汽车上，有人坐在树梢上，有一个人甚至还爬到了普法战争纪念碑上。

梅西埃一饮而尽手中的酒，问我：“那你估计，总共有多少人到场？”

“警察局说绝对有两万人。”

“真的吗？”部长看上去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惊讶，“你知道吗，我本来想把仪式办在隆尚马场，那里的赛道可以容纳五万人。”

布瓦代弗尔谄媚地说：“部长，依我看，就算是隆尚马场也会被挤满的。”

话虽如此，两万人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人群发出的窃窃私语声让人听来心里发毛，这群人就像一头凶猛的野兽，虽然暂时蛰伏不动，但随时都有可能凶相毕露。快到八点时，一队骑兵护卫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们顺着人群的前沿小跑而过时，人群突然骚动了起来。原来，透过骑兵队伍，可以隐约瞥见一辆四匹马拉着的囚车。在铺天盖地的倒彩声中，护卫队放慢脚步。只见一扇大门敞开，伴随着鹅卵石路面上的一阵脆响，囚车被押送进了军事学院。

我目送着囚车驶入内院，直到它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就在这时，旁边有个男声响起：“瞧啊，皮卡尔少校。从前罗马人以残害基督徒为乐，现在这些基督徒又以残害犹太人为乐。我想，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这人裹着大衣，竖着衣领，脖子上绕着一条灰色围巾，帽檐低低地遮住眼睛。我先认出了他的声音，接着，又认出了他那不受控制般颤抖的身体。

我向他敬了一礼。“桑德尔上校。”

桑德尔问：“你一会儿站在哪看？”

“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过来，跟我和我的手下们一起。”

“荣幸之至。不过，我还得先确保一切按照部长的指令正常运行。”

“那么，你完成你的任务以后，可以来那边找我们。”他用颤抖的手指着莫尔朗练兵场的另一头说，“在那看得很清楚。”

我的任务！我回过头看了看他，不确定他这样说是不是在讽刺我。跟他分开后，我一路走到部队办公室门口。那个囚犯正被关押在里面，由共和国卫队的勒布朗—雷诺上尉负责看守。我并没有进去，因为不想再看到那个罪人。就在短短两年前，他还是我的学生，我在这栋楼里给他上过课。而现在，我对他已经无话可说，也毫不关心。我甚至希望从来没有他这么个人，希望他赶紧消失，从巴黎，从法国，从整个欧洲消失。一个骑兵帮我把勒布朗—雷诺叫了出来。这是一个身材高大、面部红润、长着一张马脸的年轻人，不像个军官，倒像个警察。他走出房门来，向我报告道：“那个卖国贼很紧张，却又不露声色。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惹出什么事来。我们已经把他衣服上的线弄松了，他的剑也被提前处理过，现在一用力就会从中间断掉。一切都万无一失。万一他试图开口说话，达拉斯将军就会发信号，让乐队开始演奏来盖过他的声音。”

梅西埃若有所思地问：“要演奏什么样的曲子才能盖过一个人的声音？”

布瓦代弗尔试探道：“或许水手号子可以，部长？”

“不错。”梅西埃小心地斟酌道。虽然嘴上赞同，但他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很少笑。他又转过身来问我：“这么说，你和桑德尔那群人一起看了整场仪式。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毕竟，桑德尔可是个上校，军衔在我之上。我小心翼翼地答道：“是一群敬业、爱国的军人。他们奉献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

这是个很好的答案。好到我今后的人生——和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都因此而颠覆。但无论如何，听了我的回答，梅西埃，抑或是面具下那个真正的梅西埃，用探究的眼神打量着我，好像是在确认这是不是我的真心话。然后，他赞同地点了点头。“你说的没错，皮卡尔。法兰西亏欠他们太多了。”

那天早上，他们六人——被人们委婉地称为“总参谋部统计处”（即反间谍处）——都到场来见证他们的杰作。跟勒布朗—雷诺的谈话结束后，我找到桑德尔和他的手下。他们在练兵场的西南角，一座低矮楼房的阴凉处站着，稍微疏离于人群。桑德尔把手插在口袋里，头低着，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你记不记得，”陆军部长打破平静，转头问布瓦代弗尔，“让·桑德尔以前被人叫作‘最帅的法国军人’？”

“我还真记得，部长。”参谋部长附和道，“真是今非昔比啊，可怜的家伙。”

桑德尔一侧站着他的副官，一个胖乎乎的酒鬼。他有着砖红色的脸庞，时不时从自己青铜色的随身酒瓶里啜一口。另一侧则是我唯一眼熟的桑德尔手下——大块头的约瑟夫·亨利。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压低嗓音问我一会儿给部长报告的时候能不能顺便提他一句。这两个隶属于此部门的年轻军官都是上尉，在桑德尔的身边却显得黯然失色。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个素人——一个瘦骨嶙峋的文员，手里拿着一副小型望远镜，看起来像没怎么见过阳光似的。他们顺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了个位置，那个酒鬼还借我喝了一口他那肮脏的法国白兰地。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外人加入了我们：其中一个是位精明能干的军官，来自外交部；另一个则是总参谋部讨人厌的傻瓜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他那反光的单片眼镜在晨光中看上去像一个空洞的眼窝。

时间越来越近了，在苍白而显露着不祥的天空下，紧张的情绪不断累积。练兵场上排列着将近四千名士兵，却安静得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就连围观的人群都安静了下来。唯一的动静来自莫尔朗练兵场边上，几个受邀的宾客还在被人领向座位的途中，他们匆匆忙忙，嘴里不断道歉，活像葬礼上的迟到者一样。其中，一个娇小苗条的女人，戴着白色裘皮帽，手插在暖手筒里，夹着一把镶褶边的蓝色雨伞，正被一个高个子骑兵中尉护送着进场。贴着场边围栏的一些观众认出了她，紧接着，泥地上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掌声，夹杂着“好！”“万岁！”的欢呼声。

桑德尔抬起头，咕哝道：“那到底是谁啊？”

有一个上尉从文官手里拿来小型望远镜，对准了那个穿皮草的女士。她时而挥手，时而转动她的雨伞，亲切地向人群致意。

“那要不是女神莎拉[1]的话，我就会遭天打雷劈！”他小心地调整着望远镜的角度，“是第28连的罗什布埃在照顾她，那个幸运的家伙！”

梅西埃坐着往后一靠，手里摩挲着自己的白色小胡子。莎拉·伯恩哈特居然出席了他策划的仪式！这正是他想从我嘴里听到的：戏剧性的情节，人们的闲言碎语。不过，他还是装出一副不满的样子：“我想不通谁会邀请一个女演员……”

八点五十分，仪式指挥官达拉斯将军出现了。他骑着马，顺着鹅卵石路，走到练兵场中央。将军的坐骑用鼻孔喷着粗气，被缰绳拉扯减速时把头往下顿了顿。那马绕着圈踱步，扫视着黑压压的人群，蹄子在地上一蹬，方才站定。

九点时，钟声响起，指挥官喝道：“全体立正！”四千名军士的军靴发出整齐的碰撞声，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在练兵场最远的角落，出现了五个身影，正向指挥官走去。待他们走近，人们看出来那是四个带枪的押送士兵，而在他们中间的正是那个罪人。五人的步速设计得非常精妙，每走五步，右脚正好都能对上报时的钟声。就连犯人也只趔趄了一次，而且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步伐。直到最后的钟声消失在练兵场上方，他们终于在指挥官面前站定并向其敬礼。接着，四个士兵向后转，踏着步走开，只剩下罪犯一人独自面对着指挥官。

一阵军鼓。一声军号。然后，一个军官走了出来。他把手里拿着的文件高举到眼前，就像戏剧舞台上的信使一样。当他宣读公文的声音在冰冷的风中回荡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虽然个头矮小，嗓门却挺大。

他吟诵道：“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巴黎军政府第一常设军事法庭在不公开开庭的情况下做出如下裁决。法庭收到诉讼如下：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第14炮兵团上尉，总参谋部编内军官，军事总参谋部见习军官，被指控在1894年向外国势力或其巴黎眼线提供机密情报或一定数量的国防机密文件。”

“法庭一致通过判决，宣布被告罪名成立。”

“法庭一致判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终身监禁，革除其军职，且革除军职判决将在首次巴黎驻军阅兵式前生效。”

话毕，这位军官退下。达拉斯将军在马背上一挺身，从腰间拔出佩剑，使得那罪犯为了仰视他而伸长了脖子。犯人平日里戴的那副夹鼻眼镜已经被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无框眼镜。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你不配佩带武器。以法国人民的名义，我们解除你的军职！”

“就是在那时，”我告诉梅西埃，“犯人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梅西埃猛地一惊，身体一震：“他说话了？”

“没错。”我从裤子口袋里抽出我的笔记本。“他高举双手，大喊道……”我看了一眼笔记，以确保准确无误，“‘将士们，他们惩罚的是一个清白的人……将士们，他们使一个无辜的人蒙羞……法兰西万岁……军队万岁……’”我冷淡地念完，不带一点情绪。这没什么问题，鉴于犯人当时用的就是这种语气。唯一的不同是德雷福斯，作为一个来自米卢斯[2]的犹太人，在说的时候带着一点德国口音。

梅西埃皱起眉头：“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你不是说一旦犯人要说话他们就会奏军乐吗？”

“达拉斯将军觉得几声抗议算不上什么发言，而且音乐会破坏肃穆的气氛。”

“那观众有什么反应吗？”

“有的。”我又看了眼笔记本，“他们开始不停地大喊‘死刑……死刑……死刑……’”

听见人群的呐喊，我们一行人看向围栏。桑德尔说：“他们再不做点什么，场面就要失控了。”

我要来了那副小型望远镜，举到眼前，调整焦距。在镜头里，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军士长，按住了德雷福斯。此人粗暴地从德雷福斯肩头一把扯下肩章，拽下他军装外套上的所有纽扣，撕下他袖子上的金色穗带，接着又蹲下，撕扯着他的红色军裤。我仔细地关注着德雷福斯。他面无表情，尽管身上的东西被人东拉西扯，他仍目视前方，默默承受着这种侮辱，就像是一个孩子忍受着暴躁的大人给他整理衣服一样。最后，那位军士长从剑鞘里拔出德雷福斯的佩剑，一把插进泥地里，又用穿着军靴的脚一蹬，剑就这么断了。他把断成两半的剑扔在德雷福斯面前的那堆垃圾上。事毕，他利落地连退两步，转过头来向将军敬礼。德雷福斯凝视着地上的一片狼藉——那曾是他军人荣耀的象征。

桑德尔不耐烦地说：“快，皮卡尔，刚刚是你在用望远镜。告诉我们他看起来是什么样。”

“他看起来，”我一边回答，一边伸手把望远镜还给那个文员，“像一个犹太裁缝，正在思考这些被毁掉的金色穗带浪费了多少钱。要是他的脖子上还挂着卷尺的话，他看起来就跟奥贝尔街裁缝店里的裁缝一模一样了。”

“不错，”桑德尔说，“我喜欢。”

“很不错。”梅西埃在听到这时也这么说道，闭上了眼睛，“就像我亲眼看见了一样。”

德雷福斯又一次大喊道：“法兰西万岁！我发誓我是清白的！”

接着，他在士兵的押送下，开始了绕着莫尔朗练兵场的长时间示众。每一个士兵方阵都得以看见他被撕烂的军装，提醒着他们军人叛国的下场。他时不时大喊“我是清白的”，但换来的只有围观人群“叛徒！”“犹太卖国贼！”之类的大声嘲讽。根据我的笔记，示众的过程从头到尾只有七分钟，但我却感觉无比漫长。

当德雷福斯向我们这走过来时，外交部的那位军官，举着那副小型望远镜，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不明白那家伙是怎么一边忍受着这种羞辱，一边还要声称自己是清白的。要是他真是清白的，他为什么要这样任人摆布？为什么不反抗呢？或者说，他就是个犹太卖国贼，你们说呢？”

“他当然是犹太卖国贼！”桑德尔驳斥道，“犹太人都毫无爱国心、荣誉感、自尊心可言。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百年，从来就只会不断地背叛我们，就像从前背叛耶稣那样。”

德雷福斯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桑德尔别过身去以表示对他的鄙夷。然而，我却没法把视线从他身上挪开。不知道是因为在狱里待了三个月，还是因为早上太冷，他的脸浮肿着，面色灰白——蛆的颜色。他不剩一颗扣子的黑色军装外套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稀疏的头发一撮撮向上翘着，发丝间还有些什么亮晶晶的东西；因为有一众士兵随行押送，他的脚步有条不紊。他往我们的方向瞥了一眼。就在我和他的目光短暂地相遇时，我看见了他的灵魂——我看见了他像受惊了的动物一样的恐惧，我看见了他在心里挣扎着让自己保持理智。当他从我面前走过时，我才意识到他头发里那亮晶晶的东西原来是唾液。他当时肯定在思考，我在他的审判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对他的折磨只剩最后一个，我相信这对他来说也是最难熬的环节了——他必须经过人群前的围栏。警察们早已拉起胳膊，试图控制人群的距离，可人们一看到犯人朝他们走来，就疯狂地往前冲去。警察组成的防线立刻往前凸出，绷紧，接着便断开，让叫骂着的人们往前奔涌而去，冲上人行道，挤向德雷福斯身前的围栏。德雷福斯停下脚步，转向他们，高举着胳膊说着什么。但他当时背对着我，他说了什么我没听见，只听到人群中传来熟悉的“叛徒！”“卖国贼！”“犹太人去死！”之类的叫骂声。

最终，押送的卫兵把他从围栏前拉走，押向囚车，骑马的警卫也在等着他。犯人双手被铐在身后，走进了囚车。囚车的门锁上后，随着一声马的嘶鸣，囚车摇摇晃晃地往前驶去，驶出了大门，驶入丰特努瓦广场。广场上的人群包围了囚车，人们纷纷伸出手去拍打着囚车的两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它无法从人群中逃出生天。多亏了骑兵们不懈地用剑背驱赶人群。最终，随着马鞭“啪啪”两响和车夫的一声大喝，囚车终于挣脱了束缚。它在人群中加速前进，最后向左一拐，消失不见了。

不一会，上面下达了让军队通过的命令。四千双军靴撞击在地上，刹那间地动山摇。军号开始响起，军鼓也敲着鼓点，等到军乐队奏起那首《桑布雷和马斯军团行进曲》时，天飘起了雪。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相信其他人也一样。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互相握手。感觉就像是一副强健的躯体终于摆脱肮脏的瘟疫病毒，重获新生一样。

听完我的报告，部长办公室陷入了沉默，只剩燃烧着的火炉，不断发出细碎的响声。

“唯一的遗憾，”梅西埃终于开口说道，“就是那个叛徒还活着。我说这话可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他好。接下来等着他的会是怎样的生活啊？还不如早点了结。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国民议会恢复对叛国罪的死刑判决。”

布瓦代弗尔奉承地点点头：“您已经尽力了，部长。”

梅西埃站起身来，膝关节“嘎吱”一响。他走向一个立在书桌旁底座上的巨大地球仪，并示意我一起来。他戴上一副眼镜，像一个近视的上帝一样，低头俯视着这个微缩的世界。

“我要把他送到一个没法跟任何人说话的地方，我可不希望他再向谁透露出更多机密。而且，我也不想任何人跟他交流。”

部长把他那纤细得出奇的手搭在北半球上，轻柔地转动着地球仪。向西转过大西洋后，他停住了地球仪，指着南美洲海岸上距离巴黎七千公里的一点。他向我扬起眉毛，意思是让我猜猜。

我说：“流放到卡宴[3]？”

“很接近，不过这个地方更万无一失。”他身体往前倾，手指轻敲着球面。“魔鬼岛，距离海岸十五公里，附近海域里都是鲨鱼，狂风骇浪让登岛都很困难。”

“那个地方不是几年前就封锁了吗？”

“就现在来说是的，自从上一批有麻风病的囚犯走后就没有人了。我需要征求议会的同意，但这次我能搞定，这座岛将会为德雷福斯一人再次开放。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梅西埃有着一位英国太太，是公认的共和党和自由思想者——举例来说，他拒绝去弥撒——这些品质让我敬佩。但就算如此，他心里居然还残存着一些耶稣会信徒的狂热。魔鬼岛？我心里想道。这都快20世纪了，又不是17世纪……

“嗯？”他又问了一遍，“你觉得怎么样？”

“有必要这么大阵仗吗……”我小心翼翼地措辞，希望自己能说得委婉点，“有点像……大仲马？”

“大仲马？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听起来像是历史小说里的情节，我觉得像是在效仿《铁面人》。将来德雷福斯会不会被人们叫作‘魔鬼岛人’？他会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囚犯的……”

“没错！”梅西埃大喊一声，拍着自己的大腿，少见地变得情绪化了。“这正是我中意这个点子的地方，它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我为他英明的政治判断鞠了一躬，但心里还在纳闷着公众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直到我拿起大衣准备离开的时候，部长说的话才点醒了我。

“这应该是你最后一次在这个办公室里见到我了。”

“我很遗憾，将军。”

“你知道的，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我是个职业军人，不是政客。我注意到现在各个党派都很不满，再过两三周政府也要换届了，总统可能也要换人。”他耸耸肩。“那么，应该就是这样了。毕竟我们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他握了握我的手。“你在这可悲的事件中展现出的智慧真令人印象深刻，皮卡尔少校，我们不会忘记的。对吧，总参谋长？”

“当然了，部长。”布瓦代弗尔也站起身来同我握手，然后道：“谢谢你，皮卡尔，你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了，你的俄语学得怎么样了？”

“我感觉自己可能永远都学不会这门语言了，将军。但我现在能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了——当然，时不时还要查查字典。”

“那太好了。最近法俄之间来往很频繁，掌握好俄语会对你的升职很有利。”

我被夸得有点飘飘然，走到门前正要开门时，梅西埃突然问道：“我问你，我的名字有没有被提到？”

“您说什么？”我不太确定他是什么意思，“怎样被提到？”

“在今早的仪式上。”

“好像没有……”

“不是什么大事。”梅西埃做了个表示不屑的手势，“我只是好奇围观群众有没有任何示威行动之类的……”

“没有，至少我没看见。”

“很好，我想也是。”

我在身后轻轻地带上了门。

在呼啸的风中，我重新踏上了高楼林立的圣多米尼克大街。我手里攥着帽子，走了一百米来到隔壁的陆军部。部里空无一人。显然，在这个周六，相比来这严肃的法国军事机构，我的同事们都有更好的安排。真是群聪明的家伙！我要写完我的正式报告，整理整理书桌，好让自己不要再想着德雷福斯。想到这，我小跑着上了楼梯，穿过走廊，走进我的办公室。

自拿破仑时代以来，陆军部下一直设有四个部门。第一个负责行政，第二个负责情报，第三个负责行动和训练，第四个负责运输。我在第三个部门工作，顶头上司是布歇上校，这也是个聪明的家伙，不过今天一整个早上都不知他的去向。作为他的副官，我有一间自己的小办公室。房间里空空荡荡，活像是个修行者的房间；透过唯一的窗户，能看见光秃秃的院子。两张椅子、一张书桌、一个文件柜就是房里的所有家具了。暖气坏了，房间里冷到我都能看见自己的鼻子喷出白气。我坐在桌前，披着我的大衣，开始思索过去几天积累下来的文书工作。我叹了一口气，伸手去找要用的文件。

大约过了几个小时，接近傍晚的时候，我突然听见空寂已久的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来人从我的办公室门前经过，又停下，然后又折回来站在我的门前不动。办公室的木板门很薄，我都能听见门后之人沉重的呼吸声。我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屏息听了一会，然后猛地拉开门——居然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第二部门——也就是情报局的主管。我们都被这突然的情形吓了一跳。

“贡斯将军，”我说道，向他敬了个礼，“没想到是您。”

贡斯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一天里十四个小时都在工作。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说这栋楼里还有谁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他了。他的竞争对手总是借此攻击他，说他只有拼了命才能把工作做好。

“没关系，皮卡尔少校。你这地方怎么这么小！我能进来吗？”他用一双短腿大摇大摆地挤进了我的办公室，嘴里还一口又一口地抽着烟。“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不过我刚在旺多姆广场那儿听介朗上校说，德雷福斯在今天早上的游行上认罪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呆住了，目瞪口呆地盯着他。“不，将军，我不知道。”

“很显然，今早，就在仪式开始前半小时，他告诉负责看守他的上尉，他确实给德国佬传了一些机密文件。”贡斯耸了耸肩。“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下，毕竟你是要替部长多留意留意的。”

“可是我已经向部长报告完了……”我吓呆了——这可是一个可以断送我的事业的严重错误。自10月以来，面对强有力的不利证据，德雷福斯始终拒绝认罪。现在居然有人告诉我他终于认罪了，而且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却毫不知情！“我得去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你确实得去。你搞清楚了以后，回来向我报告。”

我冲出大门，再一次踏上阴冷昏暗的街道。圣日耳曼大街的拐角处停着一排出租马车，我跳上了其中一辆。到军事学院门口时，我让车夫在门口等着，自己跑了进去。但练兵场上空空荡荡的，附近鸦雀无声，好像是在等着看我的好戏。附近唯一的动静来自丰特努瓦广场上打扫垃圾的人。我回到马车上，吩咐车夫去位于旺多姆广场上的巴黎军政长官公署，能跑多快跑多快。总部大楼昏暗又破旧，我在大厅里等着介朗上校。等了一会，介朗上校不慌不忙地来了。他出现的时候就像个吃午饭吃到一半被叫出来，然后又急着回去的人。

“我已经把全部过程跟贡斯将军讲过了。”

“不好意思，上校，您介意再跟我说一次吗？”

他叹了口气。“勒布朗—雷诺上尉奉命于仪式开始之前在警卫室里看守德雷福斯。当他把德雷福斯移交押送队的时候，就是在仪式开始之前，他走到我们一群人站着的地方，说了些‘我完蛋了，那个人渣刚刚全都承认了’之类的话。”

我拿出笔记本问：“他说德雷福斯说什么了？”

“我记不清原话是怎么讲的了。但大概是说，德雷福斯确实向德国人泄露了一些机密，但都不是很重要的信息，部长本人也知道这些信息，再过几年我们就会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诸如此类的。你可以去问问勒布朗—雷诺。”

“确实。他在哪？”

“我不知道，他已经下班了。”

“他人还在巴黎吗？”

“我亲爱的少校啊，我怎么知道？”

“我搞不懂，”我说，“德雷福斯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承认自己的罪行？他都已经否认三个月了，现在承认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这我就帮不了你了。”上校转过头，望向他来时的方向。

“而且，如果他都已经向勒布朗—雷诺上尉坦白了，他为什么还要出去，在几万名愤怒的群众面前不停地喊冤呢？”

上校挺起胸膛：“你是在说我的手下撒了谎？”

“谢谢您，上校。”我收起了笔记本。

我回到部里，直奔贡斯的办公室。他当时正在处理一大沓文件。接着，他一边把脚翘在桌面上，靠在椅子上，一边听着我的报告。听罢，他说：“所以，你觉得这没问题？”

“是的，我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觉得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那个负责看守的蠢货上尉完全误解了德雷福斯的话，或者是他编了个故事，想在同事面前出出风头。当然了，”我补充道，“前提是德雷福斯不是我们安插在德国的双面间谍。”

贡斯笑出了声，又点了一根香烟。“但愿如此！”

“您现在想让我怎么做呢，将军？”

“我觉得你什么也做不了。”

我犹豫了一下，说：“显然，还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知道真相。”

“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去问德雷福斯本人。”

贡斯摇摇头。“绝对不行。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探视他。而且，他很快就会被送出巴黎。”他把脚从桌面上放下，把桌面上的一叠文件拉到面前，外套上散落着的烟灰纷纷随之掉落。“这事就交给我了，我会去跟总参谋长和部长说的。”他打开一份文件开始浏览，眼睛都没有抬一下。“谢谢你，皮卡尔少校，你可以走了。”

注释

[1]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知名演员。她被称作“神选的莎拉”（Divine Sarah）。（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米卢斯（Mulhouse），法国东部城市，近德国边界。

[3]法属圭亚那首府，位于大西洋岸卡宴河口卡宴岛西北岸，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是法国和囚犯流放的中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