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
引言
2006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在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档案馆翻看未编目文件时，一捆破旧蓝色文件夹上的醒目字样引起了我的注意：《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集体处决地点的考察》（Pregled stratišta u SR BiH）。其中收录的文件显示，当时的政府于1983年下令发动全国性的秘密调查，搜集人民解放战争（Narodnooslobodilački rat）期间，也就是1941—1945年所有发生过集体处决平民事件的地点的信息。该调查由以下几个问题组成：每一个当地社区里各有多少平民被杀？杀人地点在哪里？受害者属于哪个“民族”或“族群”？事发地点有没有修建纪念碑？接下来的几年里，隶属于官方的地方退伍军人在各个社区展开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给萨拉热窝的中央机关以供分析。[1]
调查的最终报告于1985—1986年完成（但未公开发表），其中反复提到了一个不大为外人所知的社区的战时经历，它名叫库伦瓦库夫（Kulen Vakuf）。这个小镇坐落于波斯尼亚西北部的农村地区，横跨乌纳河（Una River），距现在与克罗地亚的边界仅数公里。根据报告，在1941年9月，这里有多达2,000人遭到了杀害，全都是属于“穆斯林群体”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至于杀害他们的凶手是谁，报告中只留下了几句艰涩含混的论述。共产党在战争期间领导的“游击队”被认为是没有责任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也不是凶手，尽管这些外国军队在1941年4月入侵并肢解了南斯拉夫王国。至于“塞族人”和“克族人”的民族主义武装，即“切特尼克”（Chetniks）和“乌斯塔沙”（Ustašas），虽然被历史学家普遍视为1941—1945年该地区对平民施暴的主要凶手，但他们也没有出现在报告里。报告认定的凶手是一个没有组织形态可言的群体：“起义者”（ustanici）。他们似乎都是受害者的乡邻。在大部分甚至是所有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录中，他们作为施暴者都不太能排得上号。奇怪的是，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库伦瓦库夫的约2,000位死者从未被官方认定为“法西斯恐怖受害者”（žrtve fašističkog terora），这个概念指的是受到官方承认的战时死难平民。既然这些人未被当作战争受害者，也就没有纪念碑。报告称，库伦瓦库夫的往事至今仍然不清不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最终打破公众对于这些受害者的存在所保持的沉默，就要对1941年的暴行做出清晰而准确的回答。[2]
次日上午在档案馆，一位老练的管理员把两份文本摆到了我的桌上。其中一份是回忆录，另一份则是被标记了几页的专刊。[3]关于1941年库伦瓦库夫的谜案，他所知可能帮得上忙的材料只有这些。结果，它们反而让问题的层次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些材料显示，在1941年夏天造成数千人死亡的一系列地方性集体屠杀中，这个多族群地区的很多人其实都兼具施害者和受害者这两种身份。第一批沦为受害者的是当地那些被称为“塞族东正教徒”的居民，加害他们的是由其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乡邻组成的民兵组织“乌斯塔沙”，这个组织获得了新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下文简称“克独国”，Nezavisna Država Hrvatska，NDH）的领导人赋予的权力。克独国是1941年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之后成立的，其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专属于所谓“克族人”（当地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的国家。不过，最初的被迫害者很快拿起了武器，从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起义者”，反过来向旧日的乡邻们寻仇。新一批受害者中，有些人是最初施暴的乌斯塔沙分子，但也有很多人只因被认为与乌斯塔沙分子属于同一族群，就遭到了杀害。
蓝色文件夹里的文件，连同这些零星的文字，只能让我们对这个复杂的故事略知一二：一个多族群混居的社区里突然爆发了社群之间的暴力，结果居民的生活随之剧变。不过，即使只是这种快照式的描述，其中也蕴含着某种微观的视角，可能帮助我们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什么造成了多族群社区邻人之间的社群暴力？这种暴力又怎样影响了他们的身份和关系？本书是这场探索抵达的顶点。最初的几步是在档案馆的那两天里迈出的，后续旅程持续了将近十年。我在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查阅了成千上万份文档，其中大部分都是初见天日。很多文件是在萨拉热窝（Sarajevo）、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萨格勒布（Zagreb）、贝尔格莱德（Belgrade）等城市里找到的，另外一些则发现于比哈奇（Bihać）和卡尔洛瓦茨（Karlovac）这样的小城镇。有不少材料是老练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馆员帮助我找到的；还有一些材料被权欲熏心的地方人物严密看守，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周折才能一探究竟。为了跟库伦瓦库夫地区的居民做深入交流，我搭乘过当地的公交车，骑过借来的自行车，有时还徒步走过河谷、森林和山路。我还搜寻到了人们谈话中提到的、未发表过的历史著作、回忆录和文件，它们不在任何官方机构手中，多年来都藏匿在人们的衣柜与鞋盒里。
慢慢地，这些信息来源向我透露了1941年9月库伦瓦库夫事件的真相。不过，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首先要打开几扇通往遥远过去的大门，从这个地方社区的历史说起。它经历了一个个帝国的崛起和灭亡，各个政权的诞生和毁灭，以及这类动荡造成的地方团结与冲突的变换。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还须追溯到1941年的灾难性事件和整个战争余下的时间，以及共产主义建立起来的那几十年。在那段时期，地方性的暴力的经验与记忆仍然持续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我在破烂的蓝色文件夹中找到的这个简短故事，它的种子慢慢发芽成长，成为一部细节丰富的历史，记述了一个地方社区的社会身份认同形态、它的凝聚力和冲突的基础、引发当地的杀戮事件的诸多因素，以及经历了社群间暴力后，人们找到的那些使他们可以重新和邻人一起生活下去的方法。
重构这样一个世界的困难之处在于，要先掌握这个社区多元的词语，但这些词语在更广大地区的历史中经常是被抹去或是忽略掉了。以“族群”或者说“民族”来给人归类的方法，只是诸多不同归类方法中的一种。从显现出来的这部地方历史中，看不出有一条通向1941年社群间暴力事件的清晰、线性的路径，尽管有人会认为当地的多数居民通过广泛而根深蒂固的族群冲突，有意识地铺就了这样的路径。该社区这段不大为外人所知的往事说明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族群能够在1941年很快成为生死攸关的核心问题，其深刻的显著性（saliency）事实上并不是由数十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对抗性族群割裂造成的。确切地说，是一系列事件以独特的方式汇流到了一起，迅速地让一小撮人获得了权力，而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手中正握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可以实施以族群为核心的暴力，借此获取利益，一劳永逸地了结地方争端。在库伦瓦库夫地区，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迅速发动的暴力很快蔓延成为更多的杀戮。根据蓝色文件夹中的简略记载，这一过程最终在1941年9月的屠杀达到顶峰。
这个故事还让我们看到，这些暴力活动激发了一系列难以察觉却影响深远的变革，而它们被聚焦在了地方社区的视角之下。对有些人而言，暴力使族群迅速变得显著起来；对另一些人来说，族群则以同样快的速度变得无关紧要了。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让以族群为核心的杀戮逐渐升级，另一些人则要求有所克制。如此一来，地方性杀戮造成的动乱，便让人们对族群划分产生了新的感知和理解，即对自己、对所谓“兄弟”、对被认为是“他者”的人有了新认识。其结果是，暴力锻造出了新的共同体、新的权力形态和权力配置，以及新的民族主义实践。这个小社区的历史因而被打上了新的印记：意外爆发的、由少数人执行的暴力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生成力，使很多人的身份认同、关系和生活发生了变革。
因此，讲述1941年库伦瓦库夫的故事，就远不止是为了给某个小镇在重大时期发生的故事提供更好的解释。它事实上可以成为一种方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对族群划分、民族主义和暴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假设。通过细挖欧洲这一不大为外人所知的角落的历史，我们找到了一种有力的方式，去直面这些问题中对学者和公众来说都很重要的核心难题：族群划分和民族主义是否像很多人假设的那样会导向暴力？还是说，以族群为核心的暴力真的能够制造出深刻的族群认同和民族主义的敌对风潮？我那年9月在档案馆遇到的蓝色文件夹促使我直面这一双重问题，将我引向了1941年库伦瓦库夫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而探索这个波斯尼亚小镇里熟人相杀的复杂故事的漫长旅程，最终则指向了一个全球性重大难题的核心：怎样解释社群间暴力的起因及其对多族群社区的影响？
通过这些宏大的问题来探索族群性、民族主义和暴力，并不是历史学家和其他作者论述二战时期巴尔干地区这一区域历史时的常用方式。在过去，对于克独国发生的社群间暴力，学界都很少会持续关注其起因、机制和影响，对杀戮最猖獗的乡下地区（比如库伦瓦库夫）尤其如此。[4]过去几十年间倒是有大量以南斯拉夫诸语种写成的著作，但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大概就是：对暴行的描述压倒性地代替了对暴行的解释。尽管历次暴力事件的基本信息（如日期、地点、死难者数目估算）常常一应俱全，但大部分作者的写法都可以被统称为“血色大地”式的风格。[5]就像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D. Snyder）近期这部著作《血色大地》（Bloodlands）的书名和主旨一样，这种风格就是栩栩如生地描写暴力，提供庞大、精确的死亡数字和震撼人心的幸存者证言。[6]几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批评斯奈德这本书时指出，这种写法尽管令人手不释卷，但其解释力却往往不尽如人意。[7]“血色大地”式的风格让我们震撼于暴力的恐怖，但这种震撼也可能让我们忘记就暴力的起因、机制和影响提出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上。通常互为邻人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就是在这一层面上彼此遭遇。
很多同类著作的另一个普遍特征，是族群倾向严重到了惊人的地步。这类历史和文件集常常专注于某个特定“族群”或“民族”的成员所遭受的杀戮经历。记述克独国“塞族人”被杀害的著作，多是从被归类为该族群成员的人们遭到迫害开始写起，而且经常会生硬粗暴地打住，对于塞族人稍后发动的起义及其造成的针对所谓“克族人”和“穆斯林”的报复性屠杀，完全避而不谈。[8]同样，描写所谓“克族人”和“穆斯林”被屠戮的著作，一般是以“塞族人”攻击这些群体为开头，基本不（或者完全不）关注克独国先前针对所谓“塞族人”犯下的暴行。[9]如此一来，这些历史著作明明是在讨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事情，但它们提供的故事却是自说自话、互不相容的。对于这段支离破碎的历史，我们接触到的故事版本几乎完全取决于该故事的作者想要妖魔化一个“族群”，还是想把一个“族群”描述为殉道者。
为达目的，这些作者经常把杀戮事件从具体情境中抽出来，把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暴行汇编到一起，而不去说明这些事件的具体起因，也不解释它们在时间地点上的种种令人费解的差异，仿佛给屠杀事件列个表就算是提供了充分的解释。这种研究方式使得某些人可以更轻易地声称，族群甲身上存在着某种要彻底排斥族群乙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这就是社群间暴力的首要起因。[10]这样做的动机往往来自要把某次特定的集体屠杀解释为种族清洗的企图，所以有必要把事情说成是早有打算，具体而言就是所谓根深蒂固的排斥性意识形态。比如兹德拉夫科·迪兹达尔（Zdravko Dizdar）和米哈伊尔·索博列夫斯基（Mihael Sobolevski）在研究克独国时期切特尼克意识形态和暴力的著作和文献集中就如此宣称：“所有这些文件都显示，切特尼克分子对克族人和穆斯林犯下的种族清洗罪行都是早有谋划的。”[11]
因此，在与克独国暴力有关的南斯拉夫文献中，可以看到两种关键要素：一方面，存在着一种意识，要把整个“族群”视为主要历史行动者，无论是作为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另一方面，认为这些“群体”之间的暴力都源自所谓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12]我们甚至很少能粗略地看到某个特定暴力事例的具体起因，也无从得知事情为何在某时某地（而非其他时间地点）发生，更搞不清楚暴力、族群性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所有这些要素都被汇集在同一幅静止不变的画像里，其中总是有某些“族群”杀害其他“族群”，或者被其他“族群”杀害。在这种框架下，暴力似乎早已为遥远的历史因素所注定，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剩下描写杀戮的恐怖。这让人想起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在评论许多关于南亚骚乱的文献时说的话：“暴力要么无从解释，要么就根本不需要解释。”[13]
鉴于大量涉及克独国暴力事件的南斯拉夫文献都是这种状况，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北美的历史学家（比如塔拉·扎赫拉［Tara Zahra］）会泛泛地提议说，也许是到了“挽救东欧于无休止的暴力［和］民族主义”的时候了。不过，这样的声音并不是在呼吁以更成熟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历史上社群间杀戮中那些令人费解的片段。他们所谓的“挽救”，似乎是在要求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放弃所谓“对暴力的无情注视”，转去研究其他的课题。新的研究领域（比如跨民族历史）的确能给人以启迪，但如果东欧（或巴尔干地区）历史的书写的确如扎赫拉所说，已经陷入了“病态的……种族冲突及暴力的陈旧故事”的泥潭中，那么富有建设性的做法应当是细致分析相关现象并做出更成熟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并不会像某些人害怕的那样，让这一地区的历史进一步“病态化”；事实上，它们能更好地解释那些至今难解的问题，比如暴力的起因、机制及其与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之间的关系，从而起到“去病态化”的作用。[14]
幸运的是，过去十年来，学者们（特别是来自南斯拉夫地区以外的学者）对克独国的兴趣有所增加，产生了多项新的研究。如今，我们对以下领域的理解已经远超从前：二战时期萨拉热窝的生活；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的最高政治目标，以及他们的暴力政策和实践；切特尼克分子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克独国政权的文化政策。[15]毫无疑问，今天的英语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地了解克独国的历史，包括其存在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某些侧面。不过，对于地方社群间暴力的起因、机制和影响等问题，这些文献给出的答案却还是少得惊人。
这些研究还普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了政治学家斯塔希斯·卡里瓦斯（Stathis Kalyvas）所谓的“都市偏见”。直到最近，都市偏见都是各个不同情境下的集体暴力与内战研究的一大特征。它指的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思，既不只是说相关研究完全没有涉及乡村，也不仅是说研究者们更喜欢在大城市开展研究；它还意味着一种“更加普遍的倾向：解释现象时不看具体背景，而完全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16]在选题和研究方法论方面，有些新近研究克独国的著作对该国少数城市地区的特定战时生活机制表现出了明确兴趣。在那些确实研究了乡村社区事件的著作中，作者们通常也只是简略地使用一些地方案例，用来展示更宏观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政策和趋势，而并未持续以地方乡村社区为核心焦点。而且，这些研究几乎都完全依赖中心城市里保存的信息源，研究者不到地方档案馆去做田野工作，也不去村子里做民族志研究。
新近的研究确实有成果产出，但是对于克独国的地方农村社区，我们的了解仍然少得惊人，即便学界普遍认为绝大部分社群间暴力都发生在这样的地方。几十年来，对亚洲、非洲等其他语境里集体暴力的研究已经转向地方层面（尤其是乡村），地方已成为研究的核心主题。[17]但在我们这段历史的叙述中，这个空白点却持续存在，尤为令人费解。对二战时期的其他欧洲地区（如波兰和东加利西亚［Eastern Galicia］[*]）的研究也已经出现了如此转向，我们只须注意到，扬·格罗斯（Jan Gross）研究地方性集体屠杀的开创性著作《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Neighbors: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是在近15年前出版的。[18]然而，对于克独国乡村地区的小镇和农村，却还没有历史学家担负起微观研究的重任，尽管在这些地方，以族群为核心的邻人相杀或许比德国占领下的波兰更为普遍。[19]
近来的一些研究克独国的相关著作确实以某种方式涉及农村，我们也不能认为它们忽略了乡村暴力的普遍存在。但是，它们通常还是倾向于使用大体上自上而下的解释框架，更强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精英决策的重要性。因此，地方上的生与死在本质上似乎只是因果链条的最后（通常也是被动的）一环，因果关系的起点都在远方首都城市的核心政治领袖身上。[20]1941年（以及之后的几年），克独国当局鼓励支持的暴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学者若是想要解释这个国家的暴力，就绝不能轻视这个层面。但是还有种种问题，比如本地居民以族群为核心杀害乡邻、暴力在时间和地理上的高度差异性、暴力与族群性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影响。如果不持续关注1941年及之前的地方社会关系的话，就不能恰当地处理这些问题。[21]
这种大体自上而下的解释框架，至今仍然居于主流地位，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毕竟有大量证据说明，克独国政权在很多乡下地方十分弱小，在指挥自己的地方民兵武装——乌斯塔沙的暴力活动时尤其如此。可以思考一下波斯尼亚小镇亚伊采（Jajce）的一位克独国官员1941年9月向上级反映乌斯塔沙暴行时的说法：“（在亚伊采）没有什么权力机关，也没有政府，没有最高领导人，没有宪兵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乌斯塔沙分子。”[22]1941年5月，克独国军方的指挥官也这样描述过库伦瓦库夫当地乌斯塔沙分子的态度：“他们回答说，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上级领导，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23]这些证据都说明了自上而下地解释克独国地方性暴力机制的局限性。这样一种解释方法的持续流行，说明人们仍缺乏对地方乡村社区（实际发生大量屠杀事件的地方）的持续关注。在研究集体暴力的学术界，这样的反差并不新鲜：一方面想要解释集体暴力的起因和机制，另一方面又不对其实际发生的社区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研究。这正是最近几十年大屠杀研究的特点，正如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所说，对于东欧地区的研究尤其如此，直到最近约15年才有所改观。[24]
这样的改观并未出现在对克独国的暴力的研究中。之所以长期局限于此，很大程度上跟那些受到重视的研究话题有关系。研究克独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一些广受争论的话题：克独国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某些特定的屠杀是否构成“种族清洗”；各个“族群”在战争时期的经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塞族民族主义的切特尼克分子之间的斗争；那几年应该被定性为三方内战还是四方内战；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纳粹的“天然”盟友，还是“反法西斯主义者”。[25]这些话题长期主导着整个研究领域。可以说，它们确实都值得关注，都应有其一席之地。但它们长期占据研究的主流，也使得涉及这段历史的讨论总是向内聚焦，与当前更大范围内对世界各地不同情境下的政治暴力的起因、机制和影响的学术讨论脱节。[26]其不幸之处在于，研究克独国的学者本来应该对这类讨论做出很大的贡献，毕竟这个国家的地方社群间暴力如此泛滥。
过去十年来，重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著作大多出自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之手，这些作品说明，冲突的宏观界限与地方或微观层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暴力之性质间经常存在很大的断层。[27]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付出了持续的努力，想要解释地方性暴力某些时候表现出的那种令人费解的、时间和地理上的差异，尤其是通过微观比较研究的方式。[28]这类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它要求我们解释国家内部同一个行政区里暴力的发生和缺席，同时也要求我们解释同一地区里暴力的升级和对暴力的克制。[29]对暴力的消长及其后果的研究已经有著作产出，其中探讨了战时机制如何塑造对进一步暴力的预期。这就让关注焦点集中到了这样一些问题——战前的政治分裂和地方的战时动态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社群间暴力的是否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或者没有发生）和以何种方式发生。[30]这类对暴力冲突内在机制的研究说明，暴力事实上能够剧烈地改变身份认同和社会分类的形态，使之变得与冲突之前截然不同。[31]过去这些年来，这些研究让政治暴力这一领域变得生机勃勃，也为解释克独国的地方性暴力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和再思考的方法。然而，它们几乎从未被应用在本书讨论的这个案例上。
要更好地理解1941年库伦瓦库夫等地爆发的这种复杂的屠杀潮，以及它们对当地生活的后续影响，就得把两种彼此密切关联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种能够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我们需要尽快把乡村社区（大量的克独国暴力事件实际上都发生于此）作为分析的中心视角。对于内战和集体屠杀频发的乡下地区，微观上的分析性关注已经有所增加，这推动了学术界在其他暴力个案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比如对非洲暴力事件的研究。然而，即使是研究这些地区的学者，也仍然有人呼吁更多地方层面的研究，哪怕只是为了在邻人相杀的村子里，对那些往往不明不白的系列事件做出基本的重构。[32]鉴于对克独国农村地区的类似研究少之又少，这个方向更是特别需要分析性的关注。
另一方面，在克独国地方农村社区的特定历史与围绕世界各地暴力的起因、机制和影响的更广泛的学术辩论之间，需要架起一座分析性的桥梁。要直面这项挑战，就不只要挖掘库伦瓦库夫地区的地方历史，而且也要利用更广泛的暴力讨论中浮现的各种问题和全球范围里的比较案例绘制出一条航路，供我们在克独国农村社区的未知水域里试航。有了新的研究问题和比较数据，我们将可以专注于辨别起因、机制和影响，再把它们应用于世界的这个特别的角落，或许就能更好地阐明那些至今仍基本无解的问题：多族群社区里比邻而居的人们在长期大体和平共处的生活之后，为什么会突然在1941年爆发骇人的社群间暴力？这又是怎样发生的？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关系有怎样的影响？
本书就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一次漫长而持久的尝试。它吸收了政治暴力、族群性和民族主义等领域的问题和发现，去讲述库伦瓦库夫1941年及其前后发生的故事；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中丰富的实证细节，也将会为批判性地参与这些领域的重大辩论提供一种工具。本书同样也揭示和分析了这个巴尔干乡村社区的社群间暴力的地方机制及其影响。在政治暴力的相关文献中，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一直少得出奇。然而，本书虽然援引了这一学术领域的重大问题和发现，却并不仅是把它们套用到巴尔干身上来阐述老生常谈的理论；事实上，这个巴尔干社区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拓展政治暴力研究的方法——很多时候，这类研究探讨的都是与族群无关的内战。本书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巩固这种研究，将其扩展至一种少有文献分析的暴力类型，即很多人通常认为的“族群暴力”。
本书的第一部分（“历史”）余下的章节，是对1941年以前库伦瓦库夫地区历史的重建，其中尤其关注族群性和冲突的话题。我们将从17世纪末开始，当时乌纳河谷有好几座军事防御工事，都是为了奥斯曼帝国西部边境持续不断的战事而建的，在这些防御工事的附近建起了一座小镇，也就是后来的库伦瓦库夫。我们对它及其周边地区历史的探索以两大问题为框架：在地方层面上，“族群”（或“民族”）在1941年以前意味着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族群性和民族主义以归类方法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推动了冲突爆发？这里必须仔细研究的是，它们在当地战前是否具有显著性。相关档案来源虽然丰富，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奥匈帝国统治当地的时期（1878—1918）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斯拉夫王国统治时期（1918—1941）留下的材料，对本研究颇有助益，包括与土地纠纷相关的法院文件、犯罪统计、警方对政治割裂和人际冲突的报告、政党的项目和活动、选举结果、极端主义组织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及其活动的报告。如果对抗性的族群意识在地方政治和社会关系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现成可用的词汇，那它到底有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又是从何时何地开始的？
在挖掘了战前身份认同、冲突和凝聚力的地方性机制之后，本书的第二部分（“1941”）将转向对1941年的分析，尤其聚焦于这一年的4—9月——在这段时期，库伦瓦库夫地区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地方性暴力行径。1941年4月初，德国带头入侵南斯拉夫王国，致使这个国家被肢解，克独国由此建立。其军事和行政机关留下了有关建立这个新国家的大量档案材料，宏观（中央）、中观（地区）和微观（地方）层面的都有，再加上当时的报刊，使我们有可能拼凑出这场急剧转型的发生过程。这些材料还使我们能够分辨，这个过程对本地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形态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政府创造了新的政治领域，使得“族群”的显著性急剧上升，这对地方上的族群间关系和族群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又有哪些新的归类方法来区分包容对象和排斥对象？在地方层面上推动变革的主要行动者，是那些加入政府手下的乌斯塔沙民兵。一大批档案馆里的文件，加上未出版的当地居民手稿和回忆录，使我们得以利用库伦瓦库夫地区的案例，详细描绘出这一群体的社会画像，阐明其在地方层面上的动员机制。
在这一地区，政府政策的首要影响之一是批准乌斯塔沙民兵等当局认定的“克族人”大量抢掠“非克族人”的财产。族群间抢掠的机遇对族群内和族群间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最初，被定性为“族群他者”（也就是“塞族人”）的人是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当乌斯塔沙抢光了“他者”的财物以后，很快就转过来向所谓的“兄弟”（也就是“克族人”）下手了。这能告诉我们，在这种动荡时刻，族群的显著性意味着什么？克独国军事和行政机关留下的文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使我们可以围绕这些难以辨别且罕有研究的机制问题，编织出一幅生动的地方性图像。这里重要的是要做出区分：是探索族群性新近具备的政治显著性如何影响了暴力的机遇，还是把暴力与抢掠直接看作所谓早已存在的对抗性“族群”分裂的后果？然后我们就可以提问：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族群分裂，是不是在地方层面上以族群为核心的暴力的必要条件？
到了1941年7月初，在很多地方社区里，被认作“非克族”（即“塞族”）的人开始遭到屠杀。这些屠杀通常都是对互相强化的恐惧感的回应。克独国当局发动了种族迫害的政策，结果大量被迫害者逃进森林，而地方领导人又因此担心他们在准备叛乱。于是，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他们对那些人的村子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结果酿成了集体屠杀。在这些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克独国军队和政府留下的档案文件，加上保存至今的幸存者的证言和回忆录，使我们得以细致地重现这些屠杀事件。这些材料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解释，地方性暴力为什么会发生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我们也得以探索，屠杀究竟怎样影响了社群之间的关系和对群体性身份认同的感受：在暴力发生时，以及在暴行刚结束时，施害者和受害者对邻人和自己的看法改变了吗？为什么屠杀发生时，一些地方出现了跨族群的救助和干预行为，救下了一些险些沦为受害者的人，但其他地方就没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解释这种令人不解的地域差异。是什么让邻人互助成为可能？1941年以前的因素（比如长年累月的跨族群友谊）当然重要，但我们寻找解释时发现，暴力的内在因素也非常关键。毕竟，战前族群关系良好的证据普遍存在于各个地方，但救助与否却差异极大。
乌斯塔沙屠杀开始不到一个月后，相当一部分东正教群体发动了起义。从8月到9月初，他们袭击了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的村庄，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杀戮。其中许多拿起武器的人后来都写了回忆录，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些信息源的质量良莠不齐，而且在谈到共产党的角色时经常会倾向于将其神圣化——起义开始数月之后，共产党设法取得了对不少本地战士的领导权。不过，这些第一手回忆还是描绘出了地方性事件的复杂图像，对于起义的弱点、不同族群者之间的救助和社群间暴力的事例，经常能提供丰富的细节。档案文件中，也留下了起义者们在叛乱期间的公开宣言和私下通信，这有助于我们评估这些回忆录，判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夸大、淡化或遗漏了信息。
将这些信息来源彼此对照，我们便可以一窥当地起义者的动机、行为和目标，从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以族群为核心的暴力怎样影响了当地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又怎样影响了他们看待那些施暴者的方式？正是这些施暴者通过暴力将区分包容对象和排斥对象的族群标签铭刻在了当地人身上。以及，这些在暴力中产生的新型身份认同形态有多坚固？早先对东正教徒群体的集体屠杀，不只激发了将“族群他者”定性为敌人的快速集体归类法，而且还引导了一个进程，在边界刚刚得到强化的群体内部也开始了集体归类。屠杀的幸存者们为了回应他们遭受的集体迫害，常常会要求所谓的“兄弟”都族群化起来，以种族为核心保持内部团结一致。
在考察这次起义时，除了要分析以族群为核心的暴力怎样制造出了一种把人们快速区分为族群“他者”和“兄弟”的归类方式，更关键的目标是往前再推一步，思考社群间暴力怎样在事实上推动了在多个方向上同时高速展开的族群化进程。施害者或许是通过暴力行为把族群性刻在了受害者身上；反过来，受害者们也内化了这种外部强加的族群划分，并以复仇的方式把族群性又刻在了最初的施害者和相关人员身上。不过，在施害者和受害者群体内部，族群化也可以通过暴力行为和恐吓（对族群“他者”和“兄弟”都适用）快速蔓延开来。因此，我们在分析这种暴力时，需要一套运作性假说来理解暴力的力量：暴力除了是一种破坏力，对于迅速为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制造边界和可能性来说也是一种强大的生成性力量。
不过，这里存在选择性偏差的风险：我们从一开始就选中了库伦瓦库夫地区作为分析对象，这里的一些社区遭受了高强度集体暴力的肆虐，这可能会使我们相信，“族群”暴力只会让人们滑向连带的“族群”极化。我们可以采取微观比较的方法来避免偏差，从而识别出“反面案例”，比如同一地区里未发生暴力的那些事例，再比如跨族群的救助干预抑制或避免了杀戮。这种看似很可能发生但最终没有发生暴力的实例，还没有得到过充分的研究。起义者一方的回忆录和档案文件是我们研究它们的重要材料，在这些事件中，暴力有可能发生，却最终并未发生。此外还有这类事件中遭受暴力但得以幸免的当地人的回忆。难题在于，那些未发生暴力的地区，其战前的结构性特征和发生了集体屠杀的地区都差不多。而且在1941年夏天，它们都处在克独国相似的迫害政策下。我们该怎样解释暴力的这种令人费解的国家层面以下的差异？跨族群的救助行为和克制暴力的努力，对族群认同和社群间关系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或许要处理一种少有研究的、违反直觉的机制。一波又一波的屠杀能够迅速制造出以族群为核心的对抗性集体识别方法，但与此同时也能创造其反面：跨族群救助的风潮，以及一种视行为（而非族群）为区分敌友的最高标准的意识。
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48小时”）对波黑档案馆的蓝色文件夹中的速写做了细致的重构和分析。讲述这段历史，也就是1941年9月初那几天里库伦瓦库夫起义者对以平民为主的受害者的大屠杀，需要多方面的信息来源：克独国军事和行政机关的档案文件、起义者的回忆录和文件、当时的克独国媒体、幸存者的证言（书面的和口述的），以及未出版的手稿（比如当地村民写的历史和回忆录）。对起义者的暴力做过微观比较研究后，我们就不必再通过那些表面上的归类方法和问题来分析暴力了，可以换些别的。与其去问起义者（很多人会将其简单地定义为“塞族人”）为什么要杀死大量的库伦瓦库夫平民（即“穆斯林”），我们倒不如提出另一个更有助于分析的问题：起义者中那些“主张升级”的人，是怎样压倒了队伍中其他“主张克制”者的抵制，继而在库伦瓦库夫犯下了一系列以族群为核心的屠杀？
这样分析以后，我们就能避免把这段历史简化成各个“族群群体”之间的整体性冲突，认为是因为各个群体的人之间怀有所谓强烈的复仇渴望，所以才产生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暴力。相反，这段历史要求我们解释的是，那些想要“升级”或者说加剧暴力的人究竟怎样克服了他们首先会碰到的难题：打败他们的反对者。毕竟，反对者和主张升级的人属于相同阵营、相同族群，只不过反对者反对杀人。解释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准确阐明，对族群暴力的渴望是通过何种机制转化成在特定时间、地点的屠杀行为的，而不必再把所谓长期以来的“族群对抗”因素以及具体情境中的强烈复仇欲当成事情的主要起因。它们在某些案例中或许是必要条件，但并没有充分到可以解释问题。我们之前对反面案例的微观比较分析说明，在单个给定地区里，即使“族群对抗”和族群复仇的渴望确实高涨，暴力也还是有可能不会发生。因此，要重构1941年9月初那几天库伦瓦库夫的极端暴力事件，我们就要面对一个独特的难题：我们该如何解释，具体是什么让可能导致社群间暴力的局面走向了真实发生的大规模屠杀？
在第三部分（“社群间暴力之后”）里，我们转而探索战后的几十年间，暴力的经验和记忆怎样影响了地方性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民族主义的形态。1941年的屠杀怎样塑造了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发生了如此高强度的社群间暴力，共产党政府又企图消除一切形式的对抗性民族主义，人们后来会以什么方式说出（或是不说出）民族主义的语言？ 近来，20世纪50—60年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Savez komunista）市级委员会编纂的地方性跨社群关系档案得到公开，使得微观上的研究变得可行，再配合一些当地村民的观点，便能为社群间暴力阴影下当地民族问题的微观机制打开一扇珍贵的窗口。曾经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同一批人可以兼具这两种身份）如今常常又比邻而居，共同生活；当有乡邻试图散布某种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意识时，人们的反应是否会受到1941年屠杀的影响，特别是在地方上发生冲突事件的时候？是什么让有些人无动于衷，又让另一些人力图予以克制？这里的首要目标，是要对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给出微观层面的答案：普通人是怎样开始说民族主义语言的？又为什么会对之无动于衷或者加以抵制？
在尾声中，我们将回到当下，思考三个重要的地方性画像：1981年，库伦瓦库夫镇的第一座战争纪念碑揭幕；1992年6月，在一座横跨乌纳河的桥上，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族武装挑选了210名当地穆斯林男人和男孩，作为逮捕和审讯的对象；最后是对当下该地区战争记忆图景的思考。之所以要介绍这些画像，把我们的这个故事向前推进至当下，目的并不只是要创造一种语境，来更好地阐明这个故事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同时也是为了提出，历史，以及它被讲述、被噤声和被遗忘的方式，会在这个地方的人的身上持续造成深远广泛的后果。暴力潜能会被激发，成为后来的暴力事件（1992—1995年）；阴影会笼罩在当下的敏感点上，关系到什么样的未来将成为可能，或者成为不可能。
我们的旅程以档案馆里的蓝色文件夹为起点，通过1941年的暴力走进遥远的过去，然后又前进到当下。最终，它将对几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给出具有特殊地方性特征和丰富经验事实的答案：暴力与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及记忆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制造了人们的这种感受，让他们觉得自己所属的地方性社区是由多个互相排斥、对抗的“族群群体”组成的？为什么这些社区中的某些人会认为，他们的历史是被看似无休止的“族群暴力”循环所驱动的？以及，我们在这样的地方讲述这种暴力历史时的责任是什么？
在我们开始旅程前，要先就方法论和概念的问题多说几句。本研究在重构这个故事的几乎所有部分时，都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档案文件、回忆录和口述证言打开了通向当地农村生活的窗户。之所以要付出坚实的努力以获取这样的材料，并非只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地方性色彩，而是这种方法能让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更靠近事发地。如此一来，我们在重构这段往事时，就不会再频繁地、不加批判地使用族群化、群体化的语言，漫不经心地把当地人区分为“塞族人”“克族人”“穆斯林”等群体。这样的做法在这一地区的多数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我们不必认定“族群”或“民族”都有清晰的定义，再把这种意识投射到我们的历史行动者身上；有了大量高质量的原始材料，我们就可以近距离倾听他们对身份认同归类的真实说法。因此，当没有第一手材料说明历史上的行动者自己怎样使用族群名称时，本书通常会在族群类别前面加上“所谓的”一词，或者直接引用史料。这种做法是有意为之的，目的是把我们做历史分析时使用的归类法与历史行动者日常采用的归类法相区分。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我们是否使用族群归类的方式，应当以他们自己说过的话为准绳。我们应当抵抗把自己对那些民族类别的感知投射到我们想讲述的历史中去的冲动。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警惕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弄明白族群划分对人们而言何以重要（或不重要），以及这些类别的意义和重要性是怎样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
要更好地把握和解释这种流动性，有一种观念是我们必须抵制的，那就是把“族群”和“民族”看作有生命的存在或者抽象的集体行动者，好像人们天然就从属于它们、通过它们来行动。我们需要认识到，“族群”和“民族”只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就像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主张的那样。它们是思维框架，是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不深入，也不恒久，只是在特定的时刻可以突然“发生”在人们之间。[33]历史学家的挑战就是要发掘出究竟是哪些特定的因素让“族群化”的视角在特定时刻具备或失去了意义和政治上的显著性。在搜寻这些因素的过程中，给予偶然事件以特殊关注是大有用处的，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上，它们往往能以令人毫无防备的剧烈方式，迅速改变人们看待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视角。[34]这种“事件性分析”能更好地阐明，“族群”和“民族”的分类是怎样对小型社区里的普通人造成影响的（或者没有），又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
这里的主要焦点是暴力事件。我们的故事生动地显示出，这类事件能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手段，让某种强有力的族群性迅速地凝聚成形、放大并变形。简而言之，在族群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中，暴力是一种生成性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提法可能是违反直觉的。他们或许坚信，“族群暴力”能够产生，必然存在着各种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族群身份认同形态，以及彼此排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面对这种以族群为核心的暴力事件时，我们大概很难抗拒这类信念。但我们必须努力避免混淆因果，因此也就不得不采取不同的做法，不去把强烈而广泛的对抗性族群意识假定成以族群为核心的冲突和暴力的天然必要前提。相反，我们的做法是识别出那些使得族群化世界观广为传播的前期导火索事件，并予以解释。对于族群极化与暴力的因果关系，人们经常直接予以假定，而不给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而我们如果想要做出清晰的阐述和解释，就一定要对相关事件的先后顺序给予密切关注。族群极化和暴力实际上是什么关系？是像很多人假设的那样，前者发生在后者之前，还是说暴力其实才是被漠视的关键力量，不但能催生和加强族群极化，而且能制造和强化更广泛的族群意识？
为了成功地探索这些广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分析应该立足于一个暴力和族群性都曾经在某些特定时刻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地点。对于两者间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坚持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努力对这种地方的生活做出细致的考察，无论是暴力之前、之中、之后，那我们的研究也更可能给出新的答案。那个下午在波黑档案馆无意间发现的蓝色文件夹，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地点：库伦瓦库夫地区。从各个中央档案馆到未出版的手稿，从首都城市到山区农村，多年搜索该地区历史材料的过程，给了我们深入这一多族群世界的关键方法，让我们可以去发现，是什么让邻人们能够共同生活，彼此屠杀，然后再重新开始共同生活。
[*]加利西亚是中欧的一个地区，二战爆发时属于波兰。二战结束后，东西加利西亚分别被划给乌克兰和波兰，这里的东加利西亚指的是加利西亚地区中今天属于乌克兰的那部分（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