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国内研究动态与述评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家庭农业向规模化、组织化现代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简单农业经营结构向农工商综合组织结构体系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传统农业生产销售方式落后，农产品科技含量、商品化率低，农村经济结构松散，农业管理体制与产业组织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求等问题，要解决传统农业落后生产力与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解放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及模式，形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利益联结机制。

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古今中外农户作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基本元素，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经营适应性强、生命力强大。中国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模式，起源于我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沿用的小农家庭经营思想，是在古代社会自给自足、耕织结合的传统农业经营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长期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经济学说[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集体经营制度的确立，这种农户在小块土地上经营并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于是有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合作化运动。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激励不足问题，使得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一直十分低下，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7]。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的深刻变革，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为建立农业现代经营模式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经营行为选择更加理性，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的农业经营组织更加完善。

对于农业经营模式的内涵，冯道杰（2018）指出不同农业经营模式的产生，是由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制度的不同，以及差异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经营方式造成的[8]。曾福生（2011）认为农业经营模式是农业经营形式与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统一。农业经营模式是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农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应以我国国情和农情为基础，同时需要农业经营形式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协同变革。曾福生同时指出了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发展趋势为多模式并存共同发展，而主导模式为以专业化农户为基础的适度规模农业经营模式。李明（2014）提出了农业经营模式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管理下，在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对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产权的约束，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最有效率的要素配置方式。李谷成、李崇光（2012）认为，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产先天最适组织细胞必须得到坚持，可以立足于家庭经营的现代农业合作社来克服小农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对于农户经营行为模式选择，臧云鹏等认为农户与市场的交换活动由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社会地位所决定[9]，宋洪远从农村经济体制对农户生产经营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视角建立框架进行了分析，得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时期，农户更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组织以提高经营性收益[10]。

对于农业经营模式的分类研究，华红娟（2011）根据农户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主体的协作方式，将农业经营模式分为农户自种自销、农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企业、农户+基地+企业、农户+企业四类组织模式；廖祖君、郭晓鸣（2015）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针对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性、合作社一体化三类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模式，提出在制度设计层面，最为高效、成熟的农业经营模式为合作社一体化模式；[11]段禄峰和魏明（2017）按照是否以家庭自有劳动经营为主将我国农业土地经营模式分为土地规模相对较小的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和以雇佣农业工人为主的工商企业雇佣性大农场两大类型，其中前一类还包括家庭承包经营、家庭农场、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合作社四种经营模式。关于农业经营模式的比较研究，张明林、刘耀斌（2007）从合作博弈论角度，通过对比龙头企业带动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和中介组织参与型农业经营组织模式，得出以公司+农户为代表的中介组织参与型农业经营模式的综合收益要远高于其他模式；屈学书（2016）对比分析了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异同，指出了我国应根据各地区比较优势，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方式。

对于农业经营模式的定量分析，杜荪玲等（2017）通过将农业经营模式分为土地集约利用测度和农业经营规模测度两个方面，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定量分析了我国农业经营模式时间演变特征；[12]辛岭、高睿璞（2017）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角度，构建包括经营规模化、生产组织化、服务社会化和产出高效化四个方面的13个指标，运用熵权法对我国2015年30个省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13]在区域差异下特定农业经营模式的研究层面，屈学书（2016）通过对比分析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异同，指出了我国应根据各地区比较优势，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方式；[14]徐大佑、万文倩（2015）通过调研数据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农业经营现状，并结合其存在的问题，构建了适合我国西部农业发展的3类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路径。[15]

对于农业经营规模化、组织化的演变，夏英（2009）认为“农业规模化组织经营是与特定市场经济发展历史时期对应的、与农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规模化组织经营形式”。李秉龙、薛兴利（2009）认为，契约在联系农业规模化、组织化链条方面具有关键影响效用，龙头企业必须依靠“完备的契约”关系来联结，并带动“龙身”（农产品生产加工制造）、“龙尾”（农产品的深加工、高端产业）的发展，[16]而在长期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市场谈判力量、资产专用性等是保障商品契约如期履行的核心所在。闫玉科（2006）认为，农业规模化、组织化经营是以现代农业经济即农地产权的流转为前提的契约，再以合同、入股入社等形式为纽带，以农产品加工为中心环节，把农产品生产过程的前、中、后聚合成一个经济运作综合系统，形成产业化、规模化效益，而这种经营组织模式的核心是其利益分配机制。关于农业规模化、组织化经营利益机制的相关问题，缪建平（2000）进行了一系列探讨；陆道平、钟伟军（2012）认为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地方政府应与农民进行互动，以一系列措施保障流转的顺利进行，引导农民进行适度规模化作业；[17]刘向东认为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引入信托制度，利用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财产保护和财产管理功能，能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利用，让产权充分市场化，实现土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18]

综观国内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较多关注的是从理论层面对农户组织化、规模化的解释，并对土地流转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还有部分学者对农业组织化程度进行了理论的分析，但是对于我国土地流转条件下的粮作农户组织化、规模化的经营分析，尤其是绩效提升较少涉及。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定性、定量分析考察粮作农户在土地流转背景下如何选择组织化、规模化的经营组织模式，并通过实地调研，运用计量方法对粮作农户组织化、规模化绩效进行测量，结果直观地反映了农业规模化、组织化所带来的绩效提升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