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左右护法

曹植是“温以丽”的。“温”和“丽”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指标。所以还会有温而不丽的，丽而不温的，不温也不丽的。这些人，在建安时代也是有的，他们各自开创了不同的传统。

王粲（177—217年）是丽而不温的。钟嵘说他“文秀而质羸”。“文秀”，就是跟曹植一样，是讲究文辞的，是“丽”的；“质羸”，是说他的底气比曹植弱。底气强的，就会节制情感；底气弱的，反而会把情感尽量宣泄出来，就像身体弱的人常常脾气不好。所以，王粲是讲究文辞而宣泄情感的。钟嵘说他继承的是李陵（？—前74年）的传统。而李陵继承的是《楚辞》的传统，那么王粲也是继承《楚辞》的。这种华丽而纵情的倾向，确实是跟《楚辞》接近的。王粲和曹植的区别，是《楚辞》和《国风》的区别。

比如说，同样是写建安年间死了很多人的战乱，曹植和王粲的写法是不同的。曹植是把最惨烈的感情尽量藏起来，只说“不见旧耆老”，不告诉你“旧耆老”到哪里去了，让你越回味越悲凉。王粲是要把最惨烈的东西直接拿给你看，写一位母亲怎样把她新生的婴儿丢弃在草丛中，告诉你，所谓“不见旧耆老”，其实是无数个“何能两相完”的具体过程叠加的结果，在感性上给你直接的冲击。曹植就是《国风》的写法，王粲就是《楚辞》的写法。

王粲是“七子之冠冕”，是建安七子中水平最高的。请注意，王粲比曹植大十几岁，是曹植老师辈的人。只不过，因为曹植的地位至高无上，我们习惯先讲曹植，后讲王粲。但是要注意他们的年辈关系，不能说“王粲受到曹植的影响”，只能说“曹植受到王粲的影响”。

王粲的《七哀诗》写他在战乱中离开长安的悲惨心情，《登楼赋》写他滞留荆州白白浪费生命的无奈，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王粲最擅长写战乱中的流离之苦，他的代表作都是反映他前半生的流离生活的。

王粲的后半生，在归附曹操之后，过得还是比较开心的。他的《从军行》可以作为一代建安诗人心态的代表。“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对王粲这样的“贵公子孙”来说，从军是苦事。但是如果是跟随曹操这样一位情投意合的君主的话，从军也成了一件乐事，成了值得一个士族出身的文人写诗歌颂的事。这种歌颂是真诚的，是真正把曹操当作自己人，自己的君主。曹操事实上是受到周围的士人拥戴的。

曹植可以算建安的第一号诗人，王粲算第二号诗人，那么第三号诗人就要数刘桢（？—217年）了。刘桢也是上品诗人，钟嵘说他“源出于古诗”。“古诗”就是《古诗十九首》之类，也是源出于《国风》的。刘桢和曹植都是《国风》这一系的，代表他们都是节制感情的。但是刘桢不是直接源出于《国风》，而是隔了一层“古诗”，其实是钟嵘给他降了一等，避免他跟曹植并列。而且刘桢跟曹植在不同的分支，代表他跟曹植还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就是他的作品没有那么多华丽的文饰。钟嵘说他“仗气爱奇”，谢灵运也说他“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都落在了“气”和“奇”这两个字上。所谓“有气”，是指他内在的沉稳节制的气质和曹植一样；所谓“爱奇”，是指他追求语词的力度，甚至有时候不惜猎奇，超出了像曹植那样的日常经验的范围，会突破那种温和的审美。所以，刘桢跟曹植一样的，是节制感情；跟曹植不同的，是他尚质而不尚文。刘桢是温而不丽，正好跟王粲相反。所以，钟嵘一边称赞他“真骨凌霜”，一边也批评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虽然自有他的人格魅力，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说，总归是不够好看的。可以理解成，刘桢这个路数是以“真汉子”取胜的。后来的中国文学传统把这个路数抬得很高，在钟嵘这里，还没有那么高。

建安诗人里，除了曹植是所有人公认的最高标准以外，王粲和刘桢可以算是他的左右护法。有人喜欢王粲那个路数，有人喜欢刘桢这个路数。所以在说建安文学的时候，有人说“曹王”，指的是曹植和王粲，强调“文”的一面；有人说“曹刘”，说的是曹植和刘桢，强调“质”的一面。

刘桢的代表作是《赠从弟三首》，特别是其中“亭亭山上松”这首。这首诗可以看出刘桢“真骨凌霜”的个性。“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这样的句法，是从汉乐府借鉴的，比较质朴，一般认为这样的句法比较有骨力。我们后来这些从近体诗学起的人，初学的几年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所以那时候看到这类的句子会特别惊奇，特别喜欢。这首诗的结构稍微呆板了一点，不像曹植那么会经营，主要还是以质朴取胜。

曹植、王粲、刘桢都是上品诗人，建安的上品诗人，是开宗立派的诗人，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文学道路，在以后的诗歌史上，都不乏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