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数字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

进入数字社会，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人们参与社会关系的认知观念、方式方法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会传递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重塑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社会结构和形态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数字社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变革下，呈现出六大趋势，即社会存在数字化、社会连接畅通化、智能计算泛在化、组织结构扁平化、权力机制重塑化和数字风险复杂化。数字社会引发的深刻变化必然需要治理内容的彻底变革，这也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图1-1显示了数字社会治理的流程。

1.2.1 社会存在数字化

根据上文所述，社会基于人和环境的关系构成，整个社会存在生命体和物质体，前者可以理解为生物存在，后者可以理解为物质存在。进入数字社会，生命存在和物质存在都在不断地数字化。

物质存在数字化。数字社会的一切物质世界在功能和结构上将普遍实现数字化，小到个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智能手机及各类数码产品，大到城市发展中的城市大脑、数字工厂、数字交通设施等，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及其带来的变化。随着数字技术与产业变革、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数字孪生”概念与技术应运而生，其本质是数字技术对现实物理世界的真实映射，是通过数字技术为物理世界“复制”的一个虚拟数字镜像。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关于“数字孪生”的定义可知，其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与手段对现实物理世界的一种数字映射，可以与物理实体进行实时动态的交互，基于沉积的历史数据、实时鲜活的城市运行数据能够实现对物理世界全景式、全生命周期的模拟、监测及预警，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物理世界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生命存在数字化。数字技术将个人与设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数字社会里特有的“数字化存在”。一方面，生命表征不断被数字化。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深度融合，社会个体通过数字证件、人脸识别等数字化证明实现了“被数字化”。另一方面，个体的社会行为也不断被数字化，每个人在网络上的每一次搜索、浏览、信息输入、下载、分享甚至点赞都会无一例外地留下“足迹”。同时，数字网络提供了另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许多人在网络上发布文字、照片、视频来记录自己的行为、经历、感想、情绪，通过这样的自我表达不仅能展示自我，而且各种智能设备可以采集到个人的各种信息，也带来了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的难题，同时模糊了私人信息与公共领域信息之间的界限。

1.2.2 社会连接畅通化

连接并不是数字社会独有的产物，只要具备一套共同的编码体系，就可以形成相应的连接。有别于以往的时代，互联网将独立的数字空间变成连通器，在它的作用下人们社会互联互通的程度前所未有。当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与人、人与机器（包括计算机、各类智能设备等）等在同一个空间形态下实现了充分的连接和贯通，就意味着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要素与社会关系也会被纳入这个特定的空间，进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形态，即数字社会。

从要素联通看，数据的流通和共享是数字社会独有的优势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数据不断生成、存储、流转和分享的特定空间。物质存在和生命存在的数字化使得几乎所有人类的活动及与其相关的场景都可以转化成数据，其体量几乎趋于无限。由于网络压缩了时空，数据作为信息载体大大提高了社会整体的运行效率。数据借助各种类型的终端及无处不在的网络，能迅速抵达社会的神经末梢。基于数据，数字空间的各种资源加快整合，可以跨越现实的地域空间界限来实现，可以方便快捷地完成资源要素的对接和组合，提升资源整合利用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从社会连接看，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相互连接的方式，重塑了社会关系。事实上，数字通信技术提升了人们相互连接的能力与多样性，极大地压缩了空间对于人际互动交流的限制。人们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与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毫无差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围绕新的生产方式和共同爱好形成新的圈层和社会关系，新的网络交往形式将不断形成，使得线上线下社会关系互为镜像同步推进。

1.2.3 智能计算泛在化

数字社会，无论是工业生产、城市管理、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在与人工智能发生关联，而“智能”的核心在于计算。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下，数字计算复杂度快速攀升，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间人类社会的计算复杂度以每年10倍左右的速度实现逐年递增，这也是驱动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社会基础。数字计算通过算法推荐、算法分析、算法决策等多种形态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同时也冲击影响着传统社会关系。具体而言，智能计算泛在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3]

1.“算法推荐”成为社会信息传播新范式

这里所说的“算法”是互联网信息分发的重要工具，围绕“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把用户的喜好作为关键因素，通过数据、算法与算力之间的组合动态构建起信息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的个性化适配关系。基于算法的信息分发机制，能够精准锚定受众偏好，让信息推荐匹配程度更高更精准，使信息分发由“大水漫灌”转变为“滴水浇灌”。在这种机制下，用户个性化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随着用户需求适配度的不断提升，用户体验也会逐渐改善，这对于激发用户主动性与增强用户黏性、提升社会信息流动效率等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化算法推荐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问题，原本多元化的信息经过算法过滤后变得单一、失真。

2.“算法分析”改变民众认知与生活逻辑

进入数字社会，普通民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但作为数据“生产者”的同时他们又会受到来自算法分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对民众的认知逻辑、行为方式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算法分析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行业领域，当算法分析被合理利用时，其能够让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变得更便捷、更高效。例如，每个用户可以通过网约车、外卖服务等平台软件及时动态了解行车路线、预计到达时间等信息，而这背后是平台企业所提供的庞大数据分析能力。当利用算法分析对未来进行预测成为一种常态化服务时，社会民众的认知逻辑会发生改变，人们会认为未来是可以被预见和认知的。认知逻辑的改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开始习惯甚至是依赖算法分析所带来的能够被预知的、可以定制化的现代生活。算法分析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伴随出现了诸如“大数据杀熟”等算法偏见问题。

3.“算法决策”支撑政府社会治理的向度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作为算法的基础，在实践中被人们赋予了优化资源配置、变革生产方式等诸多使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也是其重要使命之一。政府为了提高决策科学性在其管理和运营中引入了很多智能算法，借助这些智能算法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有效性及开展社会治理的效能。一方面，政府依托智能算法可以精准了解与定位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使行政决策得到优化与完善；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中引入智能算法能够显著提升治理精度与效率。例如，近年来政府部门通过跨部门数据整合应用实现精准扶贫，利用算法模型对贫困用户进行精准识别与精准定位，使扶贫效率大大提升。

1.2.4 组织结构扁平化

进入数字社会，数字技术使得信息收集、记录与传递变成一个自动、即时的，并且可以在内容上无限拓展、空间上无限延伸的过程，从而极大地消除了信息传递与沟通的壁垒，使得以往促进信息有效传递的等级结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均在向扁平化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给经济组织和政府治理组织带来了深刻影响。

一方面，全球化的经济组织结构从交易成本高昂的“集中生产、全球分销”转向“分散生产、就地销售”。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根本上讲，平台是一种生成、提取、记录与分析无限增长数据的基础设施，能够连接参与市场的多个群体的运营机制，利用网络结构协调数字信息在特定群体间的流动，实现供需高效对接，从而提升效率并带来效益。

另一方面，传统治理结构建立在科层制的基础上，信息传递效率缓慢，信息传递容易失真和扭曲，不仅提高了治理和管理成本，还产生了失灵。数字社会的扁平化结构决定了政府必须告别传统的“金字塔”治理结构，建立适合扁平化结构的新的治理模式。借助技术手段，数据能够实现在各类组织间实现跨层级流动与使用，改变了以往信息传递自下而上汇报或自上而下传达的方式，从而大大减少了组织结构的层级。

1.2.5 权力机制重构化

权力是支配社会运行的力量，进入数字文明社会，人们获取信息、掌握社会资源的渠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及数据资源生产、分配机制等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组织结构甚至是现代权力机制面临深刻调整。当超越地理区隔的数字空间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并建立新认同感的时候，将产生新的权力结构。数字社会权力重构，体现为数字权力的形成和主体力量的变化。

1.数字权力的形成

数字社会下，数据这种新生产要素的出现不但会给生产关系带来影响，同时还会对社会权力关系与权力形态产生显著作用，一种以数字化优势为基础的“数字权力”诞生。数字权力变化的背后是对网络和数据等关键资源要素的掌控能力的变化。数据作为数字社会最核心的资源要素，通过对其的生产加工、权属分配、价值利用会逐渐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权力机制，相关利益者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数据资源、技术优势等在数字权力体系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并获得相应的数据权益。与此同时，相关利益者还会通过规则体系的构建来巩固自己在数字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并以此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数字权力机制的最直接体现。各国互联网巨头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通过技术规则、交易规则、惩戒规则等制定“建构起一种相对自治的权力实体和程序机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滴米规则（滴滴）、规则众议院和大众评审团（淘宝）。[4]平台企业通过这种数字规则不仅可以不断地夯实巩固自有权力体系，而且还可以对竞争者形成一种“权力篱笆”。

2.数字权力主体力量的变化

进入数字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权利，每个人都是数字权力的贡献者与构建者，每个人在数字权力体系中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数字权力的来源较之传统社会变得更加宽泛，权力来源由“狭义的国家力量走向广义的社会”。虽然政府部门及平台企业等作为“大数据掌控者”在权力体系中有着较大话语权，但较之传统社会，政府权力相对有所削弱。平台企业承担提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或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意味着权力有所提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实现数字权力的自我生产，并将这种权力作用于数字社会发展及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等其他权力主体行为决策，进而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

1.2.6 数字风险复杂化

数字化带来创新、高效、方便、快捷、舒适、进步和发展等诸多益处的同时，潜伏着广泛、复杂、巨大、深刻、长远的风险。与传统风险相比，数字风险的复杂化呈现出三大特点。

1.数字风险的形态复杂

对企业而言，RSA在其2020年发布的《数字风险报告》中总结出了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八大类风险：网络攻击风险、动态员工风险、第三方风险、云转换风险、数据和隐私风险、流程自动化风险、合规风险和业务弹性风险。对城市而言，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数字偏差”“数字悬浮”“数字内卷”“数字幻象”“数字沙丘”等数字风险。[5]对整个社会而言，可能出现“数字茧房”“数字黑洞”“数字贫困”等数字风险。

2.数字风险的危害复杂

数字风险可能会在极短时间内给一个人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造成沉重的打击。对个人而言，随着数字技术纵向切入人类生活程度的加深，个人的生活轨迹、情感偏好等全部暴露在数字技术的视野和控制之下，可能存在不小的风险。对国家而言，数字风险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市场公平竞争，甚至侵蚀传统文化，诱发伦理道德问题。2021年5月，美国成品油管道运营商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Colonial Pipeline）因受到网络攻击，引发关键燃油网络关闭、纽交所汽油期货上涨、美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数字风险的治理复杂

数字风险的复杂性决定了应对风险的难度更高，对风险的管理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会涉及法律、规范还有技术等问题。在风险治理中，还面临着诸多边界问题和两难选择，如数字技术介入人们社会生活的范围和边界在哪里？如何兼顾数字发展与不良后果之间的关系？法律该如何在数字权力人之间界定权利义务和合理分配责任份额？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该怎样作出公允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