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者

于是，两个差役被派去吴家排庄，(34)走了24公里路去捉拿那位中年士绅。对这两名青壮年男子的到来，吴广义并不感到惊讶。跟先前的父辈和兄长一样，他们的差事也是给衙门当武夫过活。一开始，吴广义准备跟差役干上一架，他争辩道，他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没有做任何错事。但在差役给他的脚套上镣铐之后，吴广义只能默不作声跟他们走。要是反抗，差役们会让他有的好受，对此他再清楚不过。他跟李氏父子因为陈玉清女儿结下的这些梁子，早晚会让他们对簿公堂。不可避免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了。吴广义唯一的期盼，是他的朋友陈玉清不用因此遭受流言蜚语。

吴广义激烈否认李家父子的指控。李家父子把吴广义描述成一个企图霸占良家妇女的恶棍，但他自称是陈氏的救命恩人，他解释说：“李茂父子将陈氏卖与牛家排贾姓为妾。”吴广义供认，希望买下这位年轻女子做小妾的贾家人同意付给李国珍400吊铜钱。陈玉清很痛心，想给女儿安排一桩更好的亲事。吴广义提醒知县：“陈玉清思虑家中，因系举监生员，书香门第，难以出头露面，遂向李茂父子言及其情。”为了解救朋友的女儿，吴广义找到李茂，自愿提出由他来付这400吊钱。吴广义告诉审讯他的衙役，李国珍随后就主动给陈家和吴广义拿来了签好的离书。

吴广义跟衙役说，他年迈的母亲也催促他趁此机会尽快把事情办妥。在把钱交给李国珍之前，他赶忙雇了一个媒人（他的舅舅，安国瑞），也找来了一些见证人。吴广义强调，为了给陈氏女尽到合法婚姻所需的恰当礼数，他付出了勤勉的努力。已经操了这么多心，给了这么多钱，吴广义气得面色铁青。书吏记录下了吴广义气急败坏的反复诉说：“迨至今岁二月间，伊父子讹索未遂，李国珍即以霸占人口砌词妄控。”“霸占人口”这样的行政用语表明，书吏或者吴广义自己将他的供词调整成了与法律条例相匹配的语言。

第二次交锋时，李家父子迫使吴广义交出了更多钱。他解释说：“复经王雨安、李海峰、安国瑞、李洪说合，令再给五百五十吊，此钱由长聚永兑给李国珍使去，并立给永不讹诈缠扰字据一纸，交收执为凭，现有长聚永、安国瑞可证。”吴广义错信了这两个见证人，没承想他们竟是李家的远亲。不过，他开始觉察到李茂和李国珍的套路。手头钱一花光，李国珍和父亲就再回来敲诈，要求吴广义给“永不滋扰讹赖字据”续期。吴广义恳求知县让李茂和李国珍不要再纠缠他，也别再无休无止地随意上诉，进而，他提请知县受理“永不滋扰讹赖字据”。

除了反复诉说李国珍的穷困潦倒，离书还第一次提到了李氏的小女儿。离书讲明，女婴还在襁褓之中，故由母亲带到吴广义家生活。吴广义一定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慷慨了。

李国珍的其他说法进一步激怒了吴广义。审讯中，吴广义也否认李国珍曾是他的学生，这种说法荒谬绝伦。被指控“不顾师徒之分”，令吴广义感到羞愤，非但李国珍从来就不是他的学生，吴广义自己甚至也从来就没当过老师！吴广义能够读书写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饱学之士，他向来遵从他的朋友陈玉清，陈玉清至少曾在科举考试体系中取得过还不错的名次。即便如此，要是吴广义曾经教过李国珍，那李国珍肯定学过写字。然而李国珍目不识丁。供词中矛盾的细节令丁知县一头雾水，他反复揉搓着自己的太阳穴。

在李国珍自己的供词里，他报出了一连串同学的名字，并声称这些人都曾受教于吴广义。所有这些家住邻近村庄的年轻男人，都姓李、吴或安。无论这些名字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他们重复的姓氏表明了这些村庄的宗族之间联系紧密。此后差役想找到李国珍曾经的同学，把他们召到衙门来，但没能联系上任何一个人。没有人愿意为李国珍曾是吴广义的学生这件事作证。吴广义和他母亲都声称，另一位村民尤凌贵是介绍吴广义和陈氏成亲的媒人，但尤凌贵不仅否认曾当过媒人，也拒绝透露任何有关李国珍是否曾上过学的信息。在众多据说曾当过中间人、证人或媒人的村民中，宝坻县衙的衙役只找到尤凌贵这唯一一位证人出面。鉴于其他任何一个乡亲甚至都没有理会县衙的传唤，尤凌贵不愿意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丁知县又审讯了李国珍若干次。从记录中我们无法判断，为了寻求真相，知县是否动用了可供州县官员使用的多种刑罚。他或许并没有这么做，毕竟他不是在调查一个谋杀案。不管有没有上刑具，反复被叫去衙门审讯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调查开始了数月之后，李国珍翻供了，有关李家与吴广义之间的关系，他给出的新供词里包括了更多的信息。李国珍解释说，他父亲经常买东西送给吴广义。以示感激，吴广义免了他的学费。

华北农村依赖于多种类型的地方领袖。有些来自有声望的地主家庭；有些是衙门官吏；还有一些通过区域性的市场产生的影响获得权力，在地方上经营商铺的同时，他们也扮演着在本地传播信息的角色。(35)供词表明，李氏父子融入了村庄的社会网络，李茂“来事儿”的能力帮助李氏父子建立了在当地的社会资本。李家占据的社会关系比起初看起来的要多。

李国珍还告诉衙役，他要在一家客栈的酒楼里做工，因此经常回不了家。李国珍说：“吴广义自己已经有一个媳妇了，但他还是找到我岳父陈玉清。他俩一道谋划着强行把我媳妇带走一年，去做小妾，不让她回我家。我终于回了家，就把吴广义找出来讨个说法。他灌了我很多酒，我醉得不轻。因为我欠了他差不多100吊钱，他就强迫我用手和脚画了押。是他起草的离书。我自己连字都不会写。我岳父陈玉清也坚持要我给他200吊钱，其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时我哪来那么多钱。”（意译）李国珍透露自己不识字，这跟他此前声称是吴广义的学生自相矛盾，但他在这份供词中重申了自己在离书上摁手印、脚印是被迫的。

在卖妻和偷妻的案件中，操纵、欺骗及身体上的强制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妇女并不总是反对这些安排，正如苏成捷提出的，有时候是她们自己引发了这些案件。1882年福州的一份《每日新闻》可印证李国珍此前的讲述：

前几天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卖妻案。一名铁匠看上了东大门附近一个男人的妻子。那个女人也看上了铁匠……一缕女人香价值130美元，付出这个价码，她的身体和灵魂就都归铁匠了。只不过，丈夫声明，他不想一次把钱收完整，而是希望一部分一部分地收到钱。他会起草卖妻契，但得等到把钱收全了再在上面签字。“什么？那可要等到地老天荒了！”陷入爱河的铁匠焦急地打断了那位丈夫的话。但是丈夫不依不饶。因而，据他们说，［铁匠］最终没有办法，只能灌醉［丈夫］，在他的手上和脚上涂抹墨水，按在了契约上。然后甚至连钱都不需要花了。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36)

无论是刊登在通商口岸的媒体，还是来自传教士前哨的报道，此类轶闻旨在引逗、激发外国人的博爱之心，并给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正名。这位西方观察员刻画了如何强制获得手印和脚印。以这样的方式在卖妻契约上签字是为了防止之后有人伪造供词，更谨慎的契约要求用拱起的手画押，在手印中间没印到墨水的地方写下丈夫的名字，表示丈夫愿意与妻子分开。(37)李国珍画押的时候手没拱起来，他的手被重重地平压在纸上。

李国珍拼命把案件往这个方向拉扯：一位年轻而天真的丈夫，任由两位有头有脸、老谋深算的年长乡绅摆布。跟吴广义一样，李国珍也提及了两家人此前的交锋，还暗示说，丁知县的前任是因为收了钱才站在吴广义那一边：“那年第二个月的中旬我禀报了之前的知县，一位姓吴的知县，我就这个情况提请了诉讼——但是吴广义给他塞了钱，把事情摆平了。吴知县安排安国瑞当调解人，给我550吊钱。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收到这笔钱，也从未见过安国瑞。而且，我铁定没想过要把陈氏卖给牛家排哪个姓贾的人当小妾。”（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