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2年! 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99万亿元,人均GDP 首次超过1万美元;而1978年的GDP只有3679亿元,2019年的GDP 是1978年的269倍! 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例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9年的17.0%,仅次于美国。从经济增速角度看,1978—2017年GDP的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4.5%,刨除年均4.8%的通货膨胀率,年均实际增速仍高达9.7%。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说,“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

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27.7%、47.7%和24.6%。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基础巩固加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7.2%、40.7%和52.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36.1%和59.7%。

这些成就具体表现在诸多方面。 201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6.6亿吨,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粮国。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钢材产量为11.1亿吨,水泥产量为22.1亿吨,电子信息产业应运而生,实现快速发展。 2018年,我国的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8.0亿台和3.1亿台,我国成为实实在在的制造大国。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达3.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的比例超过2/3,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4万公里,居世界第一。电力装机容量接近2032千瓦,居世界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为8.6亿人,以5G为代表的现代信息通信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2020) 。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经济发展数据背后,是中国企业持续发展和良好运营的结果。企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国力强。企业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主体。一个国家经济的实力和活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上。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500强中,实力和排名不断攀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也在不断强化和扩散。

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的中国(包括香港,不包括澳门和台湾)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已经上升至119家。前5名中有3家中国公司,即排在第2、4、5名的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其中新上榜的中国公司有13家,占新上榜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这13家首次上榜的中国公司中最受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414位)和小米集团(第468位),而成立9年的小米集团则是2019年世界500强中最年轻的公司。

中国企业取得这些骄人成绩的同时,从事管理研究工作的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需要的是管理水平的提升。那么,管理水平的提升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这些管理水平的提升是由于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中国企业的管理者自力更生、努力奋斗、不断摸索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行业超过美国引领世界,如半导体、汽车、无线电等行业,随后,人们开始热衷探讨日本式管理的问题,总结了Z理论、企业文化等管理实践和理论,中国在2010年就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企业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如华为、海尔等。我们是否也应该总结中国式的管理和实践,并上升到理论水平呢?

中国式管理与日本式管理应该有所不同,日本是岛国文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不断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思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表现。因此,中国式管理的总结必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来加以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实践,尤其是领导行为和领导模式产生的影响,首推儒家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厚重深远,占据了两千余年中国思想发展的统治地位,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积淀。儒家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众多学说一样,都是面对社会的诸多问题而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思想。不但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有所塑造,当然也会对当下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产生影响。

儒家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首推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的研究。当时“亚洲四小龙”(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崛起和经济发展震惊了世界。这些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共同特点就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Silin(1976)、Redding(1990)等国外学者对台湾企业中的领导行为进行了观察与研究,发现了一些有异于西方的领导理念和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Farh & Cheng(2000)基于长期对台湾企业领导行为的研究,总结出华人组织独特的家长式领导(Paternalistic Leadership)特征,即威权(Au-thoritarianism) 、仁慈(Benevolence)及德行(Moral)领导,并分析了其深层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中国的一些学者也研究了企业领导行为在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总结出相应的中国企业领导行为和模式,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就是CPM理论。 CPM理论起源于日本学者 Misumi(1985)的 PM 理论。 Misumi 认为,领导行为是团体机能的表现。团体有两大机能,一个是团体目标的达成,亦即团体的表现,Misumi将此称为P(Performance)机能;另一个则是团体的维系和强化,Misumi称之为M(Maintenance)机能。如果与美国俄亥俄学派的领导行为概念比较,P机能接近结构因素(Construct Initiation),M机能则接近关心员工因素(Employee Consideration) 。中国学者的研究接受了Misumi的概念,但他们认为领导效果不仅受到团体机能的影响,也受到领导者个人品格的影响,因此加入了C(Character)的概念,认为好的领导者应具备诚信正直、不图名利、用人唯才,且“先人之苦、后人之乐”等品德。这些正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儒家传统价值观依然在领导者身上不断地体现。 Wang et al. (2011)以中国企业的CEO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总结了在转型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领导者的典型行为。研究发现,对企业绩效有影响的高层管理者由六类行为组成,包括设定愿景、监控运营、开拓创新、协调沟通、关爱下属、展示威权等维度。有意思的是,关爱下属和展示威权这两个维度印证了中国环境下家长式领导行为研究的发现,即根植于“人际导向”和“权力距离”等中国传统价值观之上的“恩威并施”领导行为依然存在于当今的企业管理实践之中(王辉等,2006) 。

总之,无论是家长式领导,还是上述的CPM理论,以及高层管理者的“恩威并施”领导模式都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在现代企业领导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会详细介绍), 加之政治、经济、法律等规范的不同, 必然导致在中国企业环境下, 领导者的行为存在与西方企业管理者不同的领导行为与领导模式。尤其重要的是,尽管时代不断变迁,这些价值观还是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加以体现,既可以在企业中层领导者身上看到,也会在企业高层领导者的管理实践中有所体现。

除了价值观,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独有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对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产生影响的差别就是思维模式。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而中国人偏好辩证思维(Spencer-Rodgers et al., 2004; Spencer-Rodgers et al., 2010) 。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变化、接受矛盾、寻求联系的辩证思维,倾向于认为事物总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矛盾的存在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对矛盾的解决最好寻求折中的办法。而逻辑思维倾向于认为事物是相对稳定的,不能存在矛盾,矛盾一定会以某种非此即彼的方式得到解决。

辩证思维根植于传统的东亚文化,包括道家、儒家以及释家的认知方式(侯玉波和朱滢,2002;陈卫平,1992) 。大量研究表明,具备辩证思维的人看待矛盾的事物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他们更能接受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更倾向于从变化联系的角度分析问题(Spencer-Rodgers et al., 2004; 张晓燕等, 2011) 。辩证思维的内涵是对差异性的接纳、对动态性的预知和对独立性的整合(Hamamura et al.,2008; Peng & Nisbett, 1999; Spencer-Rodgers et al., 2009),在管理情境日趋动态、管理信息不断多样的今天,这种思维方式越来越展现出其智慧与魅力。基于此,我们认为辩证思维对高层管理者应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解决各种矛盾有着重要作用,能够帮助企业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本书基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提出辩证领导行为的概念,并对此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实证研究。我们希望与上述有关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研究一样,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用于解决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采用国内外学术界接受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行为理论。

再回到本文的开头,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整体经济实力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加强,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这四十多年中,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 《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这样描述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取得的成就,“我们靠创造出越来越好的工具与昔日诸神竞争,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甚至可能创造出超人类,不止在工具上远胜过昔日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后于神”。因此,尽管本书提出的辩证领导行为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当前的企业实践,但全世界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是一样的或是类似的,比如大数据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工智能对企业管理的改变、不断变暖的自然环境、日趋加剧的行业竞争,甚至是不断出现的饥荒、瘟疫和战争。希望辩证领导行为也可以作为一种中国方案,用于解决国内外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