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章程

“我们的哲学集会”

在鲁克的格雷沙姆学院寓所初会之后，这个群体又在1660年12月5日的周三下午按计划重新聚首。住在白厅宫的罗伯特·莫雷爵士以廷臣的身份报告说，查理二世已经得知这个计划，而且“大为赞同”。(1)现在，各成员开始着手搭建组织架构、订立一部章程，保障他们还没有正式名称的学会能够存活下来，并订下超越个体成员目标的远大目标。他们决定，这个学会旨在每周集会，“商议辩论那些旨在关注并促进实验哲学的事项”。(2)

事情进展神速。12月12日第三次会议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初版章程。成员们投票通过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他们定下了55人的人数上限，公职竞选的20人法定投票人数。大家还一致同意，“未经审查”，任何人不得被接纳为会员。这条规则的仅有例外包括：皇家医学教授成员，牛津剑桥两校的数学、医学和自然哲学教授，还有“那些爵位在男爵及以上的贵族”。(3)吸引有权有势的贵族进入这个新组织，其目的显而易见。金钱和接近权力堪称学会至关重要的工作事项，而贵族恰恰可以同时保证两者。但实际上很少有贵族愿意奉献金钱、分享权力。不仅如此，学会不考虑其科学成果就接纳贵族为会员的决定，让学会混入了许多拥有显赫身份与社会地位却对科学只有三分钟热度的人。在皇家学会成立的初期，贵族占据了20%左右的比例，廷臣和政客（与贵族不同）构成了另25%。有些人是活跃的成员，有些人则从来没有到会过。无论如何，这批人的加入给初生的皇家学会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在1670年，查理二世、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他们的堂兄鲁珀特亲王都是皇家学会会员。瑞典学者格奥尔格·斯蒂恩海姆不无震惊地写道：

国王本人就像第二个阿波罗王一样，作为至高无上的主管和主持，打理着他手下的星带。群星璀璨之中，我们可以找到王子、亲王、公爵、富豪、地主、伯爵、男爵、饱学的赞助人，还有遍布社会各阶层的一批人：他们凭借超群学识和过人智慧得列其中。[5](4)

成员们确立了三项主要职位的任命方式：一名会长（也称主管），每月改选一次；一名司库；一名注册官，今天我们或许会称其为“登记员”。后两个职位的任期是一年。学会成立伊始，大家都认可保留书面记录的重要性：注册官准备了三本簿册，一本记载学会成员名录和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本记载实验；第三本则记录“偶至法令”。(5)注册官有一名协助他的抄写员，年薪40先令。还有一名年薪4英镑的操作员，负责协助进行实验和证明工作。

最后，他们终于设立了一套会员的选举办法。任何人不得于受推举的当天当选；候选人若要当选，需要当天出席的会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实际投票规程执行如下：

抄写员（应当）准备几张长宽相等的小纸卷，数量两倍于出席会员。其中一半纸卷打上十字符号，另一半则打上零的符号；两种纸卷都要卷起来，分别放成两堆。接下来，每个人都依次上前，从两堆纸卷中各取其一，按照自己的喜好，秘密将一张纸卷投入瓮中，另一张投入箱内。之后，会长和两位会员公开唱票，数清楚瓮中的十字符号纸卷，再依此宣布选举结果。(6)

这种秘密投票在今天看来也许已不新鲜，但我们应当明白，这是在英国通过《投票法案》（Ballot Act）将无记名投票法引入议会和地方政府选举的200多年以前。皇家学会已经远远领先于时代。

一本章程赋予了新组织基本架构，但若想求得真正之稳定和连续性之保障，成为单一法律实体，而非聚在一起的闲散群众的话，赢得皇家特许状赐予的法人地位是唯一途径。城市和大学都有皇家特许状，伦敦的同业公会和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也有特许状。查理一世颁发过十二张特许状，获颁的组织范围甚广，从扑克牌制作公司到救济院都有。而在查理二世复辟成功之后的两年内，三张新的皇家特许状找到了它们的主人：玻璃销售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和新英格兰公司。一张皇家特许状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也带来了承认、合法性和有效性。

就在罗伯特·莫雷游说国王，请求其颁发特许状的同时，成员们也在为这个新机构寻找一个合适的名称。在某个时间点，大家叫它“学院”（academy）。这也许是参考了蒙特摩学院——17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一群每周定期在巴黎的蒙特摩旅馆聚会的自然哲学家组成的团体。1661年7月，约翰·霍斯金斯写信给古董收藏商约翰·奥布雷说：“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一星半点有关那个著名的怀疑派哲学家学院的事？他们从不相信任何未经试验的事物。”(7)

“皇家学会”这个名字的启发归于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1661年4月23日是查理二世的加冕日，伊夫林在一篇纪念加冕、谄媚主上的颂词中极尽褒美之能事，赞颂了查理一世奖掖科学团体之举，写下了“因陛下为我们格雷沙姆学院之学会所行之事而感荣耀”这样的句子。7个月后，伊夫林翻译的加布里埃尔·诺迪（法国作家）著作出版。在这本论述“建立图书馆”的英译本献词中，伊夫林感谢了大法官克拉伦东“对皇家学会的提携和奖掖”。1661年12月3日，伊夫林记载说：“在全体表决下，我们的哲学集会通过了一项条款，其内容是因我为集会博得了‘皇家学会’这一尊贵的名字而对我表示公开的感谢。”(8)

名称得到接纳的同时，罗伯特·莫雷爵士也在幕后努力，争取获得皇家特许状。1661年3月到1662年7月间，莫雷九次出任学会会长。身为苏格兰枢密院委员的莫雷在白厅宫有一套住宅，容易接近查理二世。正是莫雷在格雷沙姆鲁克寓所的学会初会之后的数日，带来了国王嘉许学会成立的消息。1661年10月他向学会报告说，他和保罗·尼尔爵士“以皇家学会之名亲吻了国王的手臂”，同时向查理二世呈交请愿书，要求获得学会的那一份特许状。(9)1662年6月初，莫雷受命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文书、筹设学会架构”。与他共事的还有布朗克子爵、威廉·佩蒂、乔纳森·戈达德和约翰·威尔金斯。(10)1662年7月15日，莫雷的努力开花结果：皇家学会的特许状盖上了国玺。第二个月，布朗克子爵召集到了他能请到的所有学会成员，前往白厅等待觐见国王，称颂他对皇家学会的慷慨和厚爱。大家还向国王保证：“我们立定决心，一致至诚地追寻……经由实验方法，增进一切实用技艺和自然事物的知识。”(11)他们还感谢了大法官和罗伯特·莫雷爵士，特别是后者“对学会的关怀和厚爱，将其构造升格为法人团体”。(12)

根据章程条款，布朗克子爵获任皇家学会主席，而不是罗伯特·莫雷和另一位台面上的竞争者约翰·威尔金斯。相关原因并非全然清楚，也许一个贵族看起来是更合适的选择，又或者因为布朗克还是查理二世新王后（布拉干萨的凯瑟琳公主）的大臣，在宫廷里有更大的影响力。章程明文规定，学会会长要一直任职到11月30日的圣安德鲁节，之后就需要每年参与改选。学会的权力机构是包含会长在内的21人组成的理事会；莫雷、玻意耳、沃利斯、尼尔、雷恩和佩蒂也得到了提名。这个理事会也要一直任职到圣安德鲁节，届时10名理事会会员就将退位让贤，让新人填补空缺：这一过程也将每年重复一次。威廉·鲍尔获任司库，取代了6月去世的劳伦斯·鲁克；约翰·威尔金斯和德国移民亨利·奥登伯格则出任秘书官。成员们就此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学会会员，也许这正好呼应了培根笔下的《新亚特兰蒂斯》，“所罗门宫”的成员就被称为“会员们”。

特许状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声誉、身为单一法律实体得以存续的许诺，还有法律认可带来的组织架构安全性。此外，学会获批“与各色人等的外国人一起，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数学和机械物体”，并保持通信。更重要的是，学会获得授权发行一份独立出版物。在那个一切媒体都被国家严格管控的年代里，这可是个巨大的特权。皇家学会还获得了“索要、取得并收受死于刽子手之手的死者尸体，并予以解剖”的权利。(13)

尽管大家都为学会的新获地位兴奋不已，但会员们还是立刻开始游说争取更多的东西。理事会的会议和1662年11月30日的选举活动也为之暂停。莫雷、尼尔和布朗克重新投入工作，结果就是取得了第二张皇家特许状。1663年4月22日，这张特许状也盖上了国玺。

第二张特许状强调，位处伦敦的皇家学会旨在增进“自然知识”（今天也是如此），与王室紧密联系在一起。查理二世自命为学会创始人和赞助人（会员满心期待查理王能够拿出行动展现他对会员工作的赏识，给他们一大笔捐赠或是土地补助金）。这张特许状也让会员人数剧增，超过了起初55人的目标：只要会长和理事会同意吸纳入会，任何人都可在特许状颁布的两个月内成为会员。1663年5月20日的一场会议上，总共有115人获准成为皇家学会会员。这批人里有现任会员，也有新来的人，其中就包括几名伯爵、19位骑士和22个医生。到1671年，三分之二的科学会员（在一个或多个科学分支领域有着职业兴趣的会员）都是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这个比例足以解释一个事实，即病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占据了皇家学会早期会议的许多议程。6月22日，又有5名新人入会——一个通讯员、一名记者、一位苏格兰政治家，还有两位外国人。尊贵的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已经与莫雷通信多年，讨论莫雷的土星环理论以及其他学说；还有塞缪尔·德·索尔比埃尔，法国医生兼蒙特摩学院秘书。索尔比埃尔彼时正访问英格兰，并在那个夏天促成了皇家学会的几次会议，期许在英法两个科学团体之间建立定期通信。

纵观皇家学会的历史，其向来有欢迎外国会员的传统。波兰天文学家约翰·赫维留于1664年获允入会；法国数学家兼科学家皮埃尔·佩蒂特于1667年入会；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于1673年加入；荷兰先驱微生物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则于1689年加入。事实上，在1660到1685年间，每十名会员中就有一人是外籍人士。

上述外籍会员之中的绝大多数从不到会，他们之所以得选会员，乃是学会承认其科学成就、扩展学会海外声誉的手段。其他一些外籍会员则是碰巧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摩洛哥驻英大使穆罕默德·本·哈杜便是一例。1681年他到访查理二世宫廷，一时间成为伦敦名人。本·哈杜表达了对皇家学会工作的兴趣，也应邀列席了一次会议。会上，本·哈杜展露了一手“极为出色的阿拉伯语书法”。(14)临行前，本·哈杜将他的名字以阿拉伯语签在了会员名册之上。

外籍会员享有免交会费的权利（不过，也有相当多的英国本国会员认为，他们自己也在豁免之列）。1682年之后，外籍会员在出版发行的会员名册里独占一个门类。1740年时，外籍会员人数已经接近皇家学会总会员人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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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9年，学会得到了第三张皇家特许状。这张特许状使学会得到了他们期盼已久的皇室划拨土地：切尔西学院。这所半建成的牧师学校始建于詹姆斯一世时代，在护国公时期曾用作战俘营。皇家学会本有机会将此地打造成一个“所罗门宫”，一处研究机构的永久会址，但是学会缺少足够的资金。这块土地于1682年作价1300英镑卖回给了查理二世，作为新设立的皇家退伍军人医院的地址。[6]

1663年的第二张特许状赋予了“为促进自然知识而设的伦敦皇家学会”拥有自身纹章的权利：一面印有英格兰三狮军团的盾牌，代表支持者的两条白色猎犬分拱两侧，还有一个羽毛状的盔饰，居于之上的则是一只鹰。颇好此道的约翰·伊夫林设计过好几种更明白直接的科学型纹章，比如“云中伸出一只手，紧握着铅垂线”，或者“一个地球仪，居于一只人眼之下”。不过，他的想法似乎都遭到了否决。查理二世送给学会一根镀银的权杖，很快这根权杖就镶上了纹章。伊夫林的岳父赠给学会一个底座以安放权杖。没有这根权杖在场的话，皇家学会无法召开任何会议（直至现在）。

伊夫林在研拟合适座右铭时的运气要更好一些。他先后想了几条拉丁语铭文，分别意为“我们还有多少未知之事”“经由实验”和“尝试一切”，最后想出了“不人云亦云”（Nullius in verba）的格言，大意就是“不随他人之言”。这句话被接纳为皇家学会的正式格言，并一直沿用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