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交换是万物之尺
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
因此，货币就是一种衡量标准，使事物得以衡量并建立平等。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没有平等，就没有交换。没有衡量标准，就没有平等。
——亚里士多德
所有的经济部门多多少少都能获利，但其中农业是最好的经济部门，没有比之更能获利、更受欢迎、更能与人（自由人）相称的了。
——西塞罗
一般认为，金属硬币（即真正货币）的发明，要归功于吕底亚人。吕底亚是古代小亚细亚的一个王国，位于今土耳其境内。那里储藏着一种天然金银合金“琥珀金”。最初，吕底亚人用称过重的琥珀金碎块作为交换媒介。到公元前650—前600年，他们将狮子或公牛像铭刻在金属块上，作为城邦的符号和商品来源标记。这种最早的“货币”，使商品交换更加自由。
过了约一个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人发明了“斯塔特”银币（希腊语中意为“称重”），还有作为辅助的奥波勒斯(1)银币。6奥波勒斯兑换1德拉克马，2德拉克马兑换1斯塔特。每个4德拉克马银币由14～17克白银制成，它最终成为一种通行硬币。在硬币上铸刻领袖头像，始于约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化时代。
关于古典时代的经济思想，我们只能通过古代文献探讨其中一个小的方面，在这里就不过分展开了。古希腊诗人、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蛙》中描写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一现象后来作为“格雷欣法则”被写入经济思想史。雅典人用铜铸造了廉价的应急货币，阿里斯托芬在戏剧中通过领唱之口叙述了这一现象：铜币驱逐银币，导致银币的积压。
在古典时代，古希腊的贸易和经济，只在雅典较为繁盛。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远距离贸易，通过希腊海岸向外辐射，使特定的商人和放贷人及造船商获利，但这时的放贷规模还很小，远远比不上现代的银行家。在雅典和其他希腊地区，人们依然主要在城邦辖区内从事农业耕种，这在本质上决定了经济结构。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和宗族在他们的农庄生产生活，依靠农产品为生，但也有让大量奴隶代为劳动的奴隶主。总体而言，古典时代的经济产出主要基于奴隶劳动。例如，当时约有2万名奴隶在拉夫里翁的矿坑里艰苦劳作。
出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吕底亚琥珀金币
在古典时代，希腊的经济生产主要来自广大奴隶，而他们的作用不需要怎么去考虑，所以经济活动的重心是家庭、农庄、组织与城邦的支出。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语的“经济学”（Oikοnomikos）一词，是由古希腊语中“家庭所有物”（oikos）和“法则”（nomos）两个词构成的，合起来就是“家政管理法”的意思。
约于公元前390—前355年，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写了《家政论》一书，以当时流行的对话体探讨了家政学。书中包含了对家政的建议，对田地耕作和饲养牲畜的指导，以及对贸易与地产买卖的建议。色诺芬还建议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最早关于经济思想的文章出自诗人赫西俄德，他也是靠耕田和养殖为生的。在约公元前700年创作的诗集《工作与时日》中，他描写了农业和畜牧业，并描绘了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更多的内容是对农村生活的描写。诗人认为，城邦的生活及社会利益的贡献都比不上农村。
古典城邦中的集市广场不仅是重要的贸易场所，也是公众舆情的集散地。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在此处与公民进行哲学对话，公民可以在这里发表演说。苏格拉底生活在城邦与集市的繁荣时期，与他同时期的雅典同乡人才辈出——悲剧鼻祖埃斯库罗斯、民主制之父伯利克里、建造帕特农神庙的雕刻家菲狄亚斯和历史学泰斗希罗多德。这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这些人物的成就，为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奠定了基础。在经济思想领域，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一种有别于家政学的全新角度出发，也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柏拉图生于雅典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对与苏格拉底的邂逅始终难忘，因此改学哲学，并师从这位著名哲学家。在柏拉图的青年时代，雅典城邦开始衰落，在伯罗奔尼撒战役中被斯巴达人打得溃不成军。雅典的政体在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间来回交替。这一时期局势动荡，暴政和无政府状态时有发生。苏格拉底在民主制时期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被判死刑，这使柏拉图大受打击，他离开雅典，在地中海沿岸周游列国，最终于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在橄榄林里创办了一所学院（Academy），它也是所有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前身。
在一个局势动荡、百家争鸣的时代，柏拉图成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博学的通才。他的学派与诡辩学者针锋相对，后者主张在当下探寻问题的答案，并且通过辩论术论证世界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曾开课教授辩论术，并以“人是万物之尺”这一开创命题打破了人类认识的局限。而柏拉图寻求的是理念和超出物质世界范畴的绝对知识。他所谈论的经济思想，其实是在谈论人们在社会上如何和谐共存。他从哲学家和贵族的立场出发，认为国王是一个国家的大家长，也是国家的保卫者。
柏拉图在其内容丰富的对话录《理想国》中阐述了理想的社会秩序。他的愿景中浮现的是包含各种等级、结构简单的城邦。按照他提出的纲领，国家中的每个人都应按照自身能力合理分工，从而实现整体富裕。他将人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是哲学家，第二级是国家的保卫者，第三级是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最高的哲学家应当掌握近乎无限的权力，还要通过贤明统治使城邦繁荣。保卫者阶级不可拥有私人财产，他们被视为一个共同体，其中的妇女、儿童和财产是“公有的”。另外两个等级则允许拥有财富，但也不可过度奢侈。总体而言，柏拉图及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学者认为，崇尚节制对于城邦的经营、规划有重要意义。他坚信，财富主要是通过谋略而非德行获取的。
柏拉图在晚期对话录《法律篇》中谈道：贸易，即商品交换，应在集市上进行，对集市必须严格规定，每月开放一次。在此篇中，他有关国家的构想，开始从最好的理想国向“第二好的”国家设想转变。这里他开始强调法律的作用，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应简化交换过程。由于柏拉图推崇和谐集体的概念，所以他规定了财富分配准则，以防止出现过大的贫富差距。在价格规定方面，他认为商品售价必须与其价值一致，而且卖主不能定两种售价。柏拉图认为，乡村应附属于城邦；至于利息，是可以免除的。
柏拉图对国家和经济的专制观念，只把政治权力交给个别哲学家，而且排除了社会和谐之外的人们的自由生活，因此后来他的观念成了极权主义思想和权力的论据。需要说明一点，鉴于柏拉图生活时期政局的动荡及其贵族观念难以为普通人所知，他的政治设计远远没能实现普遍平等。在柏拉图那个时代的雅典，每个公民都会有至少一个奴隶。柏拉图自己就有五个奴隶，而富人家里通常有五十个奴隶。城邦的自由民不用劳动，至少不用体力劳动。根据自由民身份的定位，贸易和手工业都应由外邦人和奴隶从事。相反地，自由民不用劳力，不用做贸易，只需做脑力工作。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意识到了奴隶制的弊端，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亚里士多德是除了老师柏拉图以外又一位古典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用前无古人的大量著作涵盖并整理了人类的知识领域，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系统科学及其各个学科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群居动物，而城邦是自然的产物。他认为城邦是完美的，在经济上应自给自足，城邦的出现早于家庭这一经营地点，也早于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分为家庭统治者（一家之主）及其下属，比如妇女、儿童和奴隶。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推动了经济学发展，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研究客观经济机制的“经济学”，而是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道德规范，规定了道德目标。他认为追求财富是合理的，但要适度；他认为应当追求平等，虽然只限于男性公民，排除了女人、奴隶和外邦人。
与柏拉图相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货币简化了交易，但他也认为应该警惕货币：利息是“可恶的”，因为它是由钱生的钱，而不是通过劳动获得的。亚里士多德在早期的价值理论中区分了交换价值和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需求决定。生产商品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售卖。从今天的角度看，后一种观点有些奇怪，但亚里士多德展示了他关于劳动动机的奇特设想，如手工业者的劳动动机。这种观念有别于今天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理财观念。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种支持闲暇的实用主义，反映了他那个时代、那个世界的经济实践：农庄自给自足便可，维持现状比增长更重要。集体或城邦通过赋税和贡品获取所需。在雅典，只在进出口相对平衡时，才允许继续出口。
上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轨迹与老师柏拉图的相近，但也有所不同。柏拉图要求实行公共财产制，并反对将房屋、土地作为私人财产；亚里士多德则对此提出批判，认为地产私有制比公有更具优势，因为私有制使人们更关注经济生活，效率更高。这样看来，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出现了几百年后的两大经济学派别：深信计划管理行之有效的公有制（柏拉图），以及坚信能激发个人经济意识和主动性的私有制（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即存在所谓的“伪亚里士多德”著作。共有三本伪托他的家政学著作流传，真实作者未知。据推测，它们成书于亚里士多德逝世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或许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用来记录老师思想的？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著作介绍了一家之主和妻子以及管理者的职责和对待奴隶的方式。
体现古希腊经济思想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公元前3世纪的亚姆布鲁斯。他的乌托邦式著作《太阳国》写于约公元前240年，体现了部分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亚姆布鲁斯设想了一个构造最简单的理想国家。每个居民都有义务劳动，但可以随意更换工作内容。国家里没有任何货币。据说，17世纪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乌托邦，以及19世纪约翰·拉斯金的“人人都应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观点，都受到了此人的影响。
后来，崇尚务实的古罗马人为古希腊人补充了企业经济学的思想。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比希腊城邦要复杂得多：大都市罗马的物资供应、庞大军队的军费以及供养退伍军人的问题，都是重要且持久的社会话题。当时已经出现对国家预算和金融体系的抵制活动，但并未发现此类主题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君尼禄之后，公元69年继位的韦帕芗赋予了货币以实用意义。他为了整顿国家财政，对被用于皮革业的公厕尿液征税。他的儿子提图斯对此大为震惊，他回了一句名言：“钱不臭。”
古罗马的经济学著作，多数是农庄经营指南，并辅以一些常见经营类问题。书中甚至能找到类似企业管理口号的东西。例如，老加图在其著作《农业志》中的主张：“家庭管理者应热衷于销售而不是购买。”
1世纪，卢修斯·乌尼乌斯·莫德拉特·科卢梅拉撰写了《论农业》，他死于约公元70年。更重要的是比他早近百年的马库斯·瓦罗写的农业教科书，书名也叫《论农业》。瓦罗也许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问家，他想通过这本书指导妻子管理自己的遗产。他还在书中介绍了编订农事历的方法，这是一种原始的生产计划。关于招聘工人，他建议奖励奴隶，因为这可以提高他们的劳动效率。此外，他认为农庄主人可以通过解释和示范来指导奴隶工作。瓦罗认为奴隶也是重要财产，因此建议有节制地使用奴隶，保护他们免于疾病的侵害。照他的说法，在容易滋生疾病的沼泽地工作，最好用临时工。
瓦罗还指出生产选址的重要性。他认为，商品的利润高低，取决于和城市市场的距离。他大概是第一个解释了无关生产数量的“固定成本”的人。他以橄榄树林为例来解释：若将种植面积扩大一倍，虽然需要招更多工人，但省了第二个监工。
与古希腊一样，古罗马时代有关经营的思考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用的家庭或商业伦理问题，二是政治哲学，但未涉及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在政治哲学方面，关于如何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古罗马著作中对经济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当数西塞罗的著作。他是罗马共和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也是恺撒的反对者。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对话体著作《论共和国》和他死前编著的《论责任》。后一本书通过对智慧、正义、英勇、节制这四种基本美德的论述，对思想史产生了尤其重要的影响。
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经常使我们忽视西方之外的发展和思想。因此这里，我们紧接着要提到同时期的中国西汉思想家桓宽。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他在著作《盐铁论》中记述了公元前81年西汉的儒学家、文人与国家高官代表关于改革、政府职责、贸易和手工业的重要性，以及盈利思想、货币经济和国家对盐铁生产垄断的辩论。书中也讨论了税收的公正性：富人可以逃税，而农民却必须交税。很多批评家认为这一现象至今仍然存在。
在这次“盐铁会议”中，国家的权力主张与儒家对社会的看法首次正面交锋。辩论的核心也反映了思想和传统与国家和经济效率思想之间的冲突。儒家认为，应当优先发展农业，而政府则赞成支持手工业和商业，包括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