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说起来，下面这个故事就跟科幻电影一样。当时我一边用我的手机跟埃琳通话，一边看着她在千里之外成功获取了我女儿埃琳娜的智能手机的操作权限，然后在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来切去，寻找故障来源。我之所以会给技术人员打电话求助，是因为我女儿那部手机的高速传输功能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使用。最初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初级技术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对手机做了相同的检查，比如重启手机，或调整运营商设置，但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我的电话被转接给了一名高级技术顾问——埃琳。很快我就发现，埃琳对手机各种细节的掌握情况明显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在她的指导下，我更改了一些之前从未听说过的手机设置。

埃琳说话的语气坚定且自信，一听就是个技术专家，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信任之感。从和她接触的那一瞬间，我就确信她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事实上她也的确做到了。作为一名高级技术顾问，埃琳主要负责处理初级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她遇到的问题常常都很棘手。短短几天内，我们总共进行了4次通话，累计时间超过了3个小时。在此期间，为了查明手机故障是否和SIM卡相关，她还给电信运营商等机构或个人打了很多电话。遇到某些无法立即解决的技术问题时，她会仔细研究分析，并在第二天给我答复。最后，她终于找出了问题所在：我女儿那部手机的型号比较旧，同一批次的所有手机全都无法与最新的SIM卡技术相匹配。

问题解决之后，我开始思考其背后的商业逻辑：为什么这件事需要一位高级技术顾问花费3个多小时来处理？毫无疑问，埃琳的人力成本——包括她的工资、企业为她交纳的社保、为写字楼交纳的租金、水电等各种费用——肯定比旧手机的更换费用高得多。在当时，更换一部旧款手机的价格大约为300美元，而厂商生产这部手机的成本肯定更低，我估计也就是150美元左右。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花150美元给我换一个手机，反而要花更多的人力成本去雇用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技术顾问呢？更夸张的是，为了对这一技术上的瑕疵表示歉意，为了弥补我在时间、精力上的损失，该公司甚至允许我在它的店铺中挑选价值150美元的手机配件作为补偿。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在解决问题之后，我又找埃琳聊了一些和技术故障无关的话题。

埃琳告诉我，她分别在两所不同的大学取得了学士学位，一个是新闻专业，一个是社会心理学专业。除此之外，她还在另一所大学担任过助教，并取得了该校的社会学硕士学位。得知她没有任何理工科学习背景时，我感到很吃惊。她还跟我说，升职加薪的关键就在于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因素了。

这些社交技巧，比如同理心、换位思考等，很难在校园里学到，毕竟很少有老师去教授这些东西。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电话另一头的客户正在气头上，面对这种情况，她必须尽己所能地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火上浇油。相比之下，技术知识反而没那么重要，非科班出身也没什么关系。只要能够安抚住客户的情绪，获得客户的信任，技术问题往往很容易解决。

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员工，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成为最高级别的技术顾问。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处于最高级别，但她并没有监管其他员工的权力。那些级别较低的技术人员只是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转交给她，而不会向她汇报自己的工作。

取得硕士学位、移居新墨西哥州之后，埃琳继续从事技术顾问的工作。她所任职的公司在当地只有一个客户——一家大型智能手机公司。这家智能手机制造商将技术支持方面的工作外包出去的同时，其母公司也在密切监管着外包公司的服务质量，并为相关工作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标准。表面看来，母公司似乎直接与自己的客户进行互动：那些外包的技术顾问都会使用母公司的头衔向客户介绍自己，他们的电子邮箱也会将母公司的名字作为后缀。这些技术顾问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远程访问客户设备等方式向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埃琳的工作受到各种指标的密切监督和衡量，例如平均处理时长、话后处理工作时长、是否按照约定时间回复客户，当然还有客户满意度调查。

此外，所有的通话都会被录音，智能手机制造商会派人监听这些对话。一群员工密密麻麻地挤在一个大房间里，整个工作环境十分沉闷，至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都是这样的。另外，工位也是紧俏资源，只有早点来公司才能占到工位。尽管如此，埃琳表示，她与同事的相处还是非常愉快的，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可以问问同事。管理人员大都很友善，培训师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多帮助。“之前那份工作是我通过中介找的一份临时工作，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在这份工作绝对比之前那份舒服得多。虽说这种挤满了格子间的大型服务公司少了些人情味，但小公司那混乱不堪的管理模式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相比之下，我宁愿待在大公司里。”

埃琳拥有两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受教育水平位居全美公民的前15%。1不过我们也知道，受教育年限绝不是衡量生产力的最佳标准。许多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华尔街混得风生水起，日进斗金，也有很多高学历的艺术生在餐厅里当服务员。一方面，埃琳担任着高级技术顾问的工作，拥有出色的社交能力和沟通能力；可另一方面，虽然她的头衔带有“高级”两字，但这份工作实际上并不需要她受过多么高等的教育。她之所以从事这份工作，只是因为她找不到更加契合她的教育经历、更加令她满意的职位。

埃琳跟我提起她的收入时，我感到十分震惊：税前时薪12美元，而且没有带薪休假。她每周的工作时长大约为40个小时，由此可以算出，她每周能赚480美元。如果一年工作48周，那么她的年薪就是23000美元。这份薪酬远远低于全美工资的中位数，也就是每周917美元（如果按一年工作52周算，全美年薪的中位数为47684美元）。2在埃琳生活的地方，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说，他们的工资甚至更低，时薪只有9美元。虽然埃琳是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技术顾问，但她的工资也只不过比全美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高出一点点。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家智能手机公司宁可让一位高级技术顾问花费3小时的时间去解决问题，也不愿意直接给我更换一部新手机了：埃琳的时薪只有12美元，即便算上企业为她支出的各种其他费用，埃琳的劳动力成本也只不过是15～20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排除技术故障的人工总成本大约只有50～60美元，远远低于手机的更换成本。事实上，该公司赔给我的赠品（价值150美元）倒是花费得更多。

埃琳的情况并非个案

埃琳的收入水平代表了当前经济体系中大多数岗位的薪资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那些没能晋升到管理岗位的劳动力、那些从事单调乏味的重复性工作的劳动力，以及那些没怎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这三种劳动力占据了全美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在全部劳动力中，只有不到1/5的人从事着管理岗位的工作。直到今天，美国仍旧有大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比如秘书或司机，3超过55%的劳动力没有拿到大学本科文凭。4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些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同一时期，也就是2014年至今，劳动生产率其实一直在稳步提高。所谓劳动生产率，指的就是经济体系生产的总价值除以全部劳动力的数量（当然也包括高薪劳动力）。平均来看，这项指标每年都在以1.7%的速率稳定增长（见图1）。5尽管劳动力所生产产品的价值一直在增长，但大多数劳动力通过生产劳动所获得的回报却并没有随之增长。从图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与大多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

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而大多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显而易见，劳动力在经济体系中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了。由此可见，我们真正应该感到惊讶的不是劳动力收入水平没有增长，而是劳动力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经济体系中，社会财富分配给工资的份额（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劳动收入份额”）越来越小了。

普通工薪阶层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情况比他们父母的情况更糟糕。尽管工作十分努力，但他们仍旧不可避免地沿着社会阶层这座滑梯一路下滑。注意，这并不是说他们一直在原地踏步，而是说他们虽然在努力提高自己的速度，却发现自己一直在不断倒退。

并非所有劳动力的情况都变糟了

工资停滞不前的现象因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图2所示，平均来看，工资水平的发展趋势受到了教育水平的影响。对于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那些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工资水平下降了15%。即使是那些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例如两年制专科学历，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没有任何增长。这两种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据了劳动力总数的大部分（1980年这一比例为80%）。

虽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的工资没有增长，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的工资却有所上升。1980年以来，拥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了20%，工资增长幅度最大的则是那些硕士、博士等学历更高的劳动力。换句话说，1980年以后，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和没有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出现了巨大分化，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学位溢价”（college premium）。在美国，平均而言，拥有大学本科或更高学历的劳动力的收入，比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的收入高出96%，这一比例在1980年只有46%。6

针对学位溢价的演变趋势，我们很难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如今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的人数几乎是1980年的两倍，按照常理来说，既然竞争“高精尖”工作岗位的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各企业应当会更加容易地雇用到高学历、高技术的劳动力，这些企业支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会越来越低。

那么，高学历劳动力之间激烈的竞争，真的会导致他们的工资水平逐渐下降吗？很显然，这一推论与现实数据并不相符——学位溢价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像埃琳一样的人，他们有着较高的学历，却从事着并不需要什么学历的工作，拿着相当微薄的工资。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纳什维尔到底有多少才华横溢、受过良好教育的音乐家正在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送菜？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科技进步使得那些高学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例如，信息技术使得物流经理能够提高沃尔玛、亚马逊这种大型批发分销商的数千家门店的运营效率。像计算机、软件这种较为廉价的资本品，可以极大地改进那些优步中央办公软件开发人员的生产效率，但对优步司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换句话说，科技进步导致司机的空驶时间被大大缩短，进而提高了整个企业的运营效率，但由此产生的利润增长其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程序员，而不是司机。

总的来说，创造这些丰厚利润的劳动力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市场范围的逐步扩大。借助更便捷的通信技术、更便宜的运输费用，新技术触及的范围极为广泛。1980年之前，企业很难走出本地市场，而如今，只要稍加创新，企业就可以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就优步而言，市场占有率的迅速提升给企业带来了“赢家通吃”的丰厚回报。对于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改进了产品、提升了效率、提高了销售额的高学历劳动者来说，他们可以分到很大的蛋糕，可是对于那些司机来说，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提高。同理，智能手机制造企业总部研发的某个时尚功能或许可以大幅提升销量，但由此产生的丰厚利润却和埃琳这样的高级技术顾问没有什么关系。

类似的经济现象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超级巨星效应了。7在高质量录音技术出现之前，听音乐或看音乐剧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音乐厅、歌剧院或剧场。然而，每个音乐厅的座位只有那么几个，一位艺术家能够提供的表演每天也只有那么几场。对于那些人气极高的歌剧演员来说，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利用自己的天赋赚更多的钱，他们只能设定更高的票价，在更大的歌剧院演出，此外别无他法。

广播、电视、录音等科技普及之后，有幸聆听到玛丽亚·卡拉斯那天籁之音的听众，很快就从几千人跃升至数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卡拉斯也因此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收入。由此可见，超级巨星的嗓音和形象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样，米克·贾格尔和亚当·莱文也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收入，因为有数以百万计的乐迷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音乐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此外，凭借各种赛事的电视转播权，以及从北京一路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签名球衣，足坛巨星梅西和内马尔也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薪水和版税。

当然，超级巨星们的高额收入并不意味着今天最好的歌唱家就一定比一百年前最好的歌唱家更优秀，也不能说明赚钱较少的歌手和球员就一定技不如人。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哪怕能力上只存在细微差异，这一差异也能在科技的作用下放大，进而导致收入和名气上的巨大差别。

超级巨星的市场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胜者不仅会捧走奖杯，也会卖出更多的球衣，收获更多的观众，如此循环往复，赢家得到的越来越多。这些超级巨星创造的利润越多，他们的收入也就越高。超级巨星的收入反映了他们的能力所带来的贡献。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技进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让更多人看到了超级巨星的比赛，将球星们的签名球衣销往五湖四海。哪怕球星们的水平没有太大变化，那些杀出重围的超级巨星也能借助科技进步的东风拿到更多收入。

无论是赫赫有名的超级巨星，还是不那么有名的数据分析师、医生或华尔街银行家，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之下，他们的生产力均得到了不成比例的提高。因此，他们的收入也是作为高级技术顾问的埃琳的数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变革并不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逐渐加剧的唯一驱动因素。大公司市场支配力的急剧攀升，不仅成为工薪阶层工资下降的决定因素，也加深了高收入劳动力与低收入劳动力之间那本就难以逾越的鸿沟。

劳动力市场之所以逐渐衰退，其实是因为商品和服务市场竞争的下降。无论是科技行业还是纺织行业，技术的更迭都在不断加快。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进步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跟上无线技术更新的步伐，进而统治整个铁路市场。虽然技术的进步给这几家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良性竞争的匮乏，这种匮乏导致了劳动力之间的各种不公现象。

我们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根源进行了研究，显然，各大企业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企业的差异性正变得越来越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只要对比一下企业的职员表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在过去，大多数公司都会同时雇用相当数量的低技能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而现在，很多公司几乎只会为那些高价值、高薪酬的劳动力提供一个容身之处，对于保洁、工作餐等琐碎的服务工作，他们会选择外包给其他专门的公司。

在高科技行业，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那些大型科技公司雇用着大量的高技能人才，给他们发着不菲的薪资，提供着极为人性化的福利待遇，尤其是在硅谷。有谁不想在谷歌总部工作，成为一名免费享受高级美食、洗衣和日托等生活福利的高薪程序员呢？

然而科技行业的公司并非都是如此，比如埃琳的公司。尽管已经晋升为高级技术顾问，可埃琳仍旧和大多数同事一样，拿着微薄的薪水。跟谷歌总部那些员工相比，二者的收入简直是云泥之别。其实在以前，埃琳的公司就相当于企业内部的服务台（help-desk），只有在现在这个年代，服务台功能才会被企业外包给其他公司。

换句话说，原先的一家企业现在被拆分成了两家公司，一家发挥着服务台的职能，给员工支付较低的薪水，另一家则担负着企业总部的职能，负责设计和研发。在以前，这两种职能通常都会由同一家企业的不同部门来完成，保洁人员和安保人员一般也是由企业自主招聘。如今，大多数公司都会把这些服务性的职能外包出去。

所以说，收入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各个企业的差异性越来越高所导致的。手机行业的设计师、程序员和研发人员都拿着较高的薪水，而那些承担着服务台职能的外包公司的员工就比较惨了，他们只能拿到很低的薪水。也就是说，之所以收入越来越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企业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一些企业只会雇用那些拓展性强、生产效率高的劳动力，并为他们支付很高的工资，而另一些企业只会设立服务性质的岗位，招聘一些可替代性强的劳动力，并支付给他们较低的工资。

虽然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但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没怎么变过。平均来看，收入排在前1%的员工的收入是其余同事的20倍，这个比例与1980年的水平基本持平。不过，放眼整个经济体系，收入不平等现象还是在加剧，其中至少有2/3来自企业间不平等程度的扩大。8

由此，各企业之间自然会形成一条鸿沟：在谷歌总部工作，员工们每周都会有一整天的自由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而在埃琳的公司，员工们每天只能挤在狭窄的格子间中，行走在低矮的天花板下，在污渍斑斑、卷边脱线的地毯上消耗时光。其实这一切都是198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在此之前，这些人可能都在同样的地点办公，既不像谷歌总部那样高端，也不像技术服务公司那样简陋。就像工作环境的差异一样，人们的收入自然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自1980年以来，企业之间的差距与员工收入之间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而前者则是整个经济体系内收入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内在推力。

少数高薪人士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抵消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收入下滑。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把高薪人士的收入和超级巨星的工资算进去，将所有劳动力的薪酬综合到一起来看，经济体系在劳动力薪资方面的支出自1980年以来也一直在稳步下降。劳动收入份额，即劳动力工资总额占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历来都在2/3，或者说65%左右，余下的那1/3是经济体系在资本和利润方面的支出。如今，劳动收入份额已经降到了58%以下。9下降7个百分点（或者10个百分点）看似幅度并不大，但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比例包括了所有收入群体，这意味着广大劳动力在经济大蛋糕中所获得的份额比之前少了足足10%。

这一下降不仅比例惊人，而且前所未有。更不可思议的是，不仅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就连资本份额也在下降。换句话说，企业用于资本投资的份额也越来越低。而事实上，1980年以后，整个经济体的利润在飞速上升。

综上可见，那些大型企业一边贩卖着商品，一边主宰着市场。广大劳动力薪酬降低，企业拥有者（包括所有用养老金购买这些企业股票的散户股东）的收益提高，这是经济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然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并不是简单的广大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既有输家，也有赢家）。在本书中，我将论证，除了极少数资本所有者，经济中正在发生的这种现象对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利的。虽然最大的输家无疑是广大劳动者，但事实上，包括大多数资本所有者在内，整个经济体系的情形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金表神话

薪资停滞和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劳动力市场仅有的两个变化趋势，1980年以来，其他长期趋势也在深远地改变着劳动力的处境。本书中，我会从宏观的角度为大家展现当今时代各种工作岗位的综合变化：有些众所周知，有些鲜为人知，有些甚至违背直觉。

关于劳动经济学，很多人在观念上一直存在一些误区。为此，我会根据统计数据和科学研究，尝试帮助大家还原事情的真相。第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金表神话”。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父辈和祖辈那几代人工作更加稳定，更不容易失业。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找到一份工作，他们就可以守着这份工作度过整个职业生涯。年轻人会在当地的公司或工厂找一份工作，勤勤恳恳，升职加薪，直到退休的那一天。届时，他/她会收到老板赠予的金表与谢词，并同老板握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其实，所谓的金表神话只是一种错误认知，因为平均而言，当今工作岗位的稳定性比过去强得多。虽然这可能并不符合我们对经济状况的认知，但数据不会说谎，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的确正在变得越来越长。具体来说，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平均延长了一年多。10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

工作岗位越来越稳定，必然意味着人们换工作的频率越来越低。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去游乐场玩，如果他乘坐的旋转木马速度变慢、行程变长，那么他看到不同景色的频率也会降低。换句话说，工作岗位的持续时间和人们更换工作的频率是负相关的。通过数据我们会发现，人们更换工作频率的下降幅度十分惊人。同1994年（相关统计数据刚刚建立起来的年份）相比，在给定的一个月内，劳动力更换工作的频率下降了31%，11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出现了明显下降。既然大家换工作的频率降低了，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劳动力结构调整速度的下滑。换句话说，商业活力正在逐渐丧失。

判断劳动力市场活力的另一指标是城市之间的迁移率，因为大多数人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的原因是工作变动。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数据显示，美国城市之间的迁移率跌幅很大，现在的迁移率只有之前的一半。具体来说，在30年前，美国各州之间每个月发生迁移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到了1.5%。12

劳动市场活力的大幅下降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我认为，尽管工作岗位的稳定相对可取，但工作更换的频次下降十分有害，因为它阻碍了社会的阶层流动，拖慢了劳动力的晋升速度，让大家越来越难以达成自己的职业目标，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年轻劳力和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如今，年轻人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这不仅严重耽误了个人发展，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阻碍，因为年轻人失去了最佳发展机会，市场也失去了生产力增长的最大来源。

此外，由于年轻时缺少良好的工作机会，欧洲有很多人直到30多岁仍旧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有很多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干脆不婚不育。

在劳动力市场活力逐渐走低的大背景下，那些已经年过50岁却不幸失业的劳动力注定前途渺茫，对于他们来说，找到一份新工作可谓难上加难。丹麦的劳动力市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前，丹麦的劳动力市场长期低迷不振，并掀起了一轮失业潮，其持续时间大致和当今地中海的某些国家相当。为了降低岗位的僵化程度，提高工作的流动性，制造更多就业机会，丹麦政府出台了很多新政策。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丹麦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可以更快地找到一份工作，这一改变足以抵消工作稳定性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对于50岁以上的劳动力来说，没有稳定的工作不是那么可怕，找不到工作才真的是世界末日（我会在第10章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每一份新工作都来源于一家不断成长的公司，而一家公司是否能够长远发展则取决于是否能够持续创新。那些初创公司为社会提供的工作岗位，要比发展中企业或成熟大企业提供的岗位多得多。13值得注意的是，与40年前相比，现在新成立公司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假如在某个鸡尾酒会上，你公然宣称现在创业等于自寻死路，那么大家只会嗤之以鼻。的确，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硅谷的各种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所有人都认为当今的时代就是一个创业的时代，创业公司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虽说有很多像pets.com一样的创业公司没能向社会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可它们至少努力过、创新过。不过，统计数据再一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与40年前相比，包括零售业、制造业、运输业、能源业、银行业等行业在内，在所有经济领域当中，每年新增企业的数量大约只有之前的一半。14即便在科技领域，情况也是如此！15毕竟，有谁会想要和谷歌或脸书这样的科技巨头同台竞技？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所谓的创业热潮的确只是一个认知偏差，而非客观事实。

当年的摩登时代

工薪阶层的薪酬逐渐降低、收入不平等现象持续加剧、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劳动力活力和岗位流动性越来越差、创业公司数量大不如前……所有这些影响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疾病都出现在1980年以后。本书的主题就是同大家一起，探寻“工作”一词为何失去了往昔的光彩，经济体系为何会染上这些疾病。

毫无疑问，过去的40年处在技术变革、经济全球化、人口结构转型的变迁时期。由于这些变化给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自然成为回答“劳动力市场为何会出现这些疾病”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而科技进步可能是最重要的诱因之一。不过事实上，科技进步并不是导致这种恶果的罪魁祸首，相反，它更像是电视剧《一善之差》（Good Behavior）中的哈维尔·佩雷拉，剧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坏人，而他则是最好的那一个坏人，大多数观众都会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同情。技术变革也是如此：根据统计数据，我们总结出了劳动力市场的种种疾病，其中许多疾病都来源于科技进步。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科技进步看上去像是一种毒药，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也是一种解药。

想要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需要以史为镜。虽然劳动力市场在过去的40年中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当今的劳动力市场和100年前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当年的“摩登时代”，看看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全面打击的时代，由查理·卓别林主演的默片《摩登时代》（Modern Times）讲述了一个工厂工人的工作逐渐机械化的故事——虽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事实上他和机器中的那些齿轮、螺丝或线圈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无奈之下，他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套已经执行过千万遍的技术动作，试图抵挡住工业时代的滚滚洪流，在流水线和大机器中求得一线生机。在这部电影中，卓别林最后一次扮演了他最喜爱的小流浪汉形象。当初正是凭借这一诞生于1914年的经典形象，卓别林成为享誉世界的喜剧大师，迅速博得了影迷的喜爱。

虽然一无所有，穷困潦倒，但他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彬彬有礼，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流浪汉，他是“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代表。和父辈相比，他们这一代人的境况要糟糕得多。尽管如此，小流浪汉还是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总是立着洁白的衣领，戴着黑色的礼帽，穿着得体的西装三件套。即便只剩下一颗豌豆可以吃，他也会提前铺好白色亚麻布，优雅地吃完这顿饭。

由于时运不济，身为中产阶级工人的小流浪汉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虽然受过一定的教育，也从不挑三拣四，可他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只有流水线上的苦活。这些工作不仅辛苦，而且工资很低，工厂里面没人在乎他的中产阶级背景，他所受过的教育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价值。环境恶劣、收入极低、高度机械化、不把人当人看……工作为什么变成了一件让人痛苦万分的事情？在创作《摩登时代》时，卓别林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1936年2月，《摩登时代》在纽约市里沃利剧院首映。虽然这部电影并没有立即在美国取得票房上的成功，但是在欧洲，它迅速成了普通大众与知识分子热切讨论的话题。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他们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杂志取了一个和影片同样的名字（法语为Les Temps modernes，发行于1945—2019年）。此外，影片中那些经典画面也对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乔治·奥威尔将老大哥严密监控工人的场景写进了自己的小说《1984》，并于1949年出版。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工厂流水线，随后也成了众多喜剧片的灵感来源。

影片的拍摄过程刚好处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16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地球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冲突之后，人类社会首次迎来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换句话说，就在世界经济刚开始出现全球化征兆的时候，就在工业化生产、技术革新、密密麻麻的国际贸易路线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扩张的时候，持续不断的国际冲突和经济衰退突然给人类社会来了当头一棒。

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社会迎来了著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从机床的制造、钢铁的生产，到电力的传输、石油的开采，再到新材料的开发、新化学制品的研制，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几乎全都出现了井喷式的发明与创新。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铁路网络开始大规模扩张，内燃机技术开始被广泛传播与使用，电机技术开始迅速发展，生产线理念开始被广泛采用，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新通信技术很快就被普及到世界各地。其结果就是，人口流动性开始快速提升，通信手段与通信规模开始大幅增加。

虽然说早在几十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这些新技术新发明就已经奠定了相应的基础，但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关配套技术才得以普及，大规模生产才得以成功地推动经济迅速前行。

随着商品贸易的增长、人口的流动，以及思想的传播，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普及与发展。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的流动都越来越依赖于利润的增长，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贸易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国际贸易与总产出的比值在一战前夕达到了惊人的30%，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17然而，经历了一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这一比例骤降为10%，直到70年代中期，该比例才重新回到了战前水平，也就是30%。

技术变革不仅会刺激经济的腾飞，同时也会帮助企业形成更加有效的组织经营模式，进而获取更加强大的市场支配力。那些成功开拓新市场的公司，不仅能够先人一步排兵布阵，还可以在新兴科技的帮助下充分发挥自己的先发优势，保持市场主导地位。

有些行业利润颇高，却很少出现新的竞争对手，这可能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例如铁路行业令人望而却步的入场成本），可能是因为政府政策的隐性保护，可能是因为反垄断法执行不到位，也可能是因为场内企业的勾结与排挤。人们常常指责那些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不择手段、道德败坏，并给他们贴上“强盗资本家”的标签，比如安德鲁·梅隆、约翰·摩根、安德鲁·卡内基、查尔斯·施瓦布、利兰·斯坦福、罗素·塞奇、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以及约翰·洛克菲勒等人。

虽然有些人把这些“强盗资本家”看作引领经济进步的行业领袖，但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他们一直在掠夺和欺骗那些投资者、客户以及政府，并想方设法地去阻挠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约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大肆吞并小公司，以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市场支配力，从而避免自己的企业因市场竞争而导致利润下滑；约翰·摩根重组、整合了位于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地区那些同自己处于竞争关系的铁路公司，同时创建了备受争议的北方证券公司，并借此在芝加哥及周边地区的金融市场中取得了近乎牢不可破的垄断地位。

虽然在那段疯狂的时期，某些企业和个人迅速积累了不计其数的财富，可这件事也意外地给后人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慈善基金，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捐给了那些以富人姓氏作为前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比如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杜克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以及罗素塞奇基金会。安德鲁·卡内基捐出了自己90%的财富，这一行为本质上和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共同发起的“捐赠誓言”运动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呼吁当代的亿万富翁捐出一半以上的财富来回馈社会。

有趣的是，虽然20世纪那些大公司疯狂聚敛了巨额财富，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财富最终流入了最富有的几个基金会中，这些基金会通常会为各种慈善活动或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然而讽刺的是，这些研究机构所研究的社会问题，通常都是由基金会创始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巨大的财富也造就了令人赞不绝口的建筑奇迹。如果范德比尔特或福特在当年没有取得足够高的利润，那么像纽约中央车站或者通用汽车纽约办公楼这样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就不可能建成。18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美国，其他国家那些建于世纪之交的闻名天下的建筑同样也离不开富人的捐助，比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那些由维克多·奥塔（Victor Horta）设计建造的新艺术风格建筑，以及位于巴塞罗那、出自高迪（Gaudí）之手的现代主义建筑。

表面上看，由科技进步引起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不仅没什么坏处，甚至好得不能再好。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紧密交织在一起，人们开始相信，经济将会一直繁荣下去，世界再也不会回到以前那个灰暗的时代了。不过我们别忘了，这一切都发生于人们进入发达国家不需要护照，也不受任何其他限制的时期。19

1910年，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通过贸易和信贷等方式，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已经紧密交织在一起，其相互依存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脱离这种经济网络的行为都会导致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说没有任何国家想要主动发起战争。换句话说，哪怕一个国家成功征服了另一个国家，且顺利夺取了它的财产，前者仍然需要支付巨额的成本才能维持后者的正常运转，更不用说征服过程中消耗的那些人财物力了。20这是资本主义的最理想形态：无论是人力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所有资本在现代开放经济中都不会受到国界、国家、民族等因素的影响。

当然，正如书名所示，安吉尔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幻觉，该书刚问世四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席卷了全球，将他那脆弱不堪的理论烧了个粉碎。随后的几年中，他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密不可分，尽管我们无法避免战争，但我们可以证明战争毫无意义，这种行为彻底违背了经济的发展规律。虽然说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或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平均速度正在飞速提升，但它却忽略了另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这些新增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均，大量新增财富倾斜到了极少数人的身上。

通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出，新增的社会财富并没有被平均分配。虽然经济在整体上取得了进步，但绝大多数劳动力的境况却变得更糟。也就是说，安吉尔修正后的理论仍旧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对于经济体系而言，收益的分配必须足够平等，否则一旦体系崩溃，绝大部分人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如今的摩登时代

总而言之，利润悖论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科技进步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高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企业的各种创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改善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新科技的出现也帮助某些企业在市场中建起了难以撼动的支配力与统治力，从而给广大劳动力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利润悖论在1980年以后的发展、演变情况，跟一个世纪之前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今的摩登时代几乎就是卓别林影片中的摩登时代的翻版：社会上有很多像埃琳一样的高级技术顾问，他们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在IT（信息技术）行业工作，工资却低得吓人；而埃琳服务的那家智能手机公司却赚着巨额利润，市值也是屡创新高。

就像19世纪电力、通信、内燃机的发展情况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技术进步也催生了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产业。这些技术问世50年之后，也就是在千禧年前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业务规模的扩大，移动电话开始迅速普及，以零售业为主的多个行业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颠覆性的科技进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给某些行业的先行者带来了强大的市场支配力，帮助它们将竞争对手扼杀在了摇篮里。

今天的数字通信网络，其实就相当于20世纪初的铁路。就像之前约翰·摩根通过整合竞争对手、提高市场价格等手段攫取了市场支配力一样，如今马克·扎克伯格也如法炮制，将Instagram（照片墙）、WhatsApp（网络信使）、脸书等大型社交平台整合到了一起。

这种市场支配力不仅带来了极高利润，同时也创造了巨额财富。50年后，我们的孙辈和曾孙辈很可能会向扎克伯格基金会或者贝佐斯家族基金会申请助学基金，带有这些家族名字或公司名字的大厦与博物馆，也很有可能成为各个街道的地标性建筑，就像今天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样。

当今时代的银行家、对冲基金创始人、企业家、硅谷亿万富翁们，目前名声都还不错。希望今天市场支配力对经济的影响，不会像一个世纪以前那么严重。

17世纪，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完全垄断的市场支配力，其支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就连镀金时代的强盗资本家在其面前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21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就像100多年前的情形一样，企业在市场中的强大支配力，一定会对当今时代的广大劳动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重点是证明过去40年劳动力市场发生的这些演变是市场支配力兴起导致的结果，其成因和影响与卓别林影片中的摩登时代极为相似。

请允许我冒昧地将当前的时代称为“摩登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摩登时代”有太多相似之处，二者都经历了科技的快速进步、经济的全球化、国家间经济依赖性的提升。此外，两个年代的经济收益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出现了大幅增长，而且在新增财富的分配问题上都出现了极为夸张的失衡现象。

有意思的是，“摩登”（modern）这个词具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从日常口语的角度来说，由于带有“modo”（意为“刚刚”）这个词根，摩登可以指代当前的事件，或者是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比如我们可以说，现代的电池技术可以使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达到350英里（约563千米），这句话中的“现代的”其实跟“摩登”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在日常使用当中，modern（摩登的、现代的）和contemporary（当代的）可以看作同义词。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摩登指的是某一段特定的年代。

本书会着重向大家展现和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方方面面，并如实记录过去40年当中劳动力市场领域的进展与演变。我不仅会告诉大家真相，也会告诉大家原因，以及当前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除了列举各种事实，本书还会依托大量经济研究来分析、解释这些事实，以便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将以事实和经济研究为依据，同大家一起思考劳动力市场为何会演变成现在这种状态。此外，本书也受到了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著作《工作》（1974）的启发，特克尔于书中记述了普通人（和不那么普通的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因此，除了各种事实与数据之外，我也会在本书中记录下像埃琳一样的劳动者，以及他们在工作领域遇到的各种事。虽然根据统计学产生的数据结果与特定劳动者经历的独特事件之间，必然会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但我认为二者都有着宝贵的研究价值。正如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所说：“真正有意义的并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与案例，而是其背后所包含的人性和情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