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一本关于“读图”的文集，书中汇集了笔者近年来在阅读书籍和参观展览后写的一些短文，也结合了笔者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些许思考。

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工业文明的迅捷发展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于五光十色的世界景观目不暇接，此时，闲暇时光与独立思考如同纯净的空气和水，殊为可贵，而人们也日渐淹没于快速消费的信息化社会中，甚至于连十几年前的“读图文化”也变成了明日黄花。

图像本就是时代思想的印痕，无论雅俗。在人们智识未开、尚未通晓各门语言文字的过往历史中，图像往往是人们认识世界和学习的重要媒介。在神学领域，图像的创生为偶像崇拜塑造了神力；在政治历史中，一幅军事长卷即一部战争史实；而那些貌似平淡、花开花落的人物画和花鸟画图像中，通常掩藏着云谲波诡、跌宕起伏的政治斗争或人生沉浮。

对于美术史学习者和研究者而言，图像的意义尤显重要。三十年前，中国各大学的美术史教育多依赖于一套幻灯片，投射于墙壁之上的图像往往模糊不清，但即便如此，已是我们能获取美术史图像认知的重要来源，至于书本上印刷的寥寥无几的彩图，则弥足珍贵。正因如此，在过去的美术史论教学中，因为无法获取第一手的图像资料，研究西方美术史的学者相对较少，直到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以及海外艺术史不断被引介到国内，更多的人才开始关注西方艺术史。

然而，在大学的美术史教学和研究中，图像分析仍是教师和学生难以解决的难题。图像从来就不是单一存在的，《周易·系辞》云：言不尽意，立象以尽言。美术图像，时常依托于重要的文献史料，使“文”“图”互证。但在现今的美术史教育和研究中，多重文献梳理，轻内容与风格分析，只因研究者无法通过现场观摩图像而进行研究，这是国内大多数高校美术史学者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便有了可以彼此印证的文本和图像，研究中还经常需要以实物作为参考，这又为研究增加了新的难度。因此，读图终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经年积累、不断深化的过程。一幅图，往往需要读数年甚至数十年，仍有成果不断推陈出新，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中对图像的深入解读。

本文集中的几篇文章，试图通过只言片语、一鳞半爪地向读者介绍笔者在观读一些图像时的体会和感受，内容涉及艺术、文化、历史、哲学、宗教、神话等领域，既包含着对中国古典政治和道德的阐说，也尝试以女性主义、符号学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相关图像作品进行分析。

本文集的第一编中，着重对中西方一些美术图像进行阐析。在解读中国古代美术中的象征图像时，笔者尝试对儒、道、释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美术图像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思考中国古典画史中的“正统”源流时，笔者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渊源进行了追溯，并因此疑惑于道释绘画中画“鬼”题材的罕见，由此展开了分析。在叙述正史的历时性传统时，文中也对新时期的中国主流美术史书写以及相关美术创作进行了主题阐发，并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美术作品和天安门系列的家国叙事图像。

与中国古代的画“鬼”图像相对应，笔者也联想到西方艺术家对于“死亡”这一终极问题的思考和主题创作，并以骷髅头这一图像为切入点，对夏凡娜、塞尚、亚历山大·昆西等人的作品做了分析。如果说，骷髅是一种有关死亡哲学的灵魂拷问，反映了艺术家的内心直白，那么，“面具”则更像一种遮蔽和表现性的道具。在古埃及人心目中，它能带来重生；在古罗马人看来，它象征着身份，在现代的假面舞会中，面具代表着时尚，这一切都在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中表现得一览无余，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面具之道》中将其形容为“民族志的言说者”，而这部人类学的经典著述也向人们介绍了面具的神话传说、社会结构及造型艺术，本书旨在从图像的视角展现面具作为“日常和艺术之物”的多重意涵。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中，花鸟画与鞍马画均为重要的画科，特别受到宫廷社会与文人阶层的喜爱。无独有偶，西方观者也对动物画青睐有加。1910年，大英博物馆美术史家悉德里·考文曾在《乡村生活》杂志上发表《中国动物绘画》一文，专门向西方介绍当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动物画。动物画，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人类与自然的亲密联系，艺术家对于动物的描画，不仅反映出人类的好奇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对于动物本质的探索。如丢勒笔下的犀牛、鲁本斯笔下的狮子、胡克显微镜下的昆虫……在这些动物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博物学家的观察和纪实，艺术家的误读与想象。有关动物的物理体貌、生活习惯以及脾性特征，如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与无数艺术家一道，为艺术史书写了动物传奇，这些西方动物志和动物画，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画家的麒麟图、龙凤图以及现代的狮虎图等动物美术创作提供了多种参照。

文集中特意选了《孔雀图像的审美形式及文化象征》一文，对这一典型的动物图像进行分析，在中国古人眼中，孔雀是“文禽”，其习性中蕴含“九德”，但在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克劳迪·艾泽安（Claudius Aelian）的《动物志》一书中，孔雀却因其过分的美丽而显得傲慢无比，孔雀图像在神话、宗教和装饰艺术中屡见不鲜，从清代画家蒋廷锡、民国画家刘奎龄的《孔雀》绘画，到小勃鲁盖尔的《伊甸园》、彼得·拉斯特曼的《朱诺发现了朱庇特和伊俄》，以及比亚兹莱设计的孔雀裙，冬宫博物馆的孔雀钟等，孔雀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及地区都显示着它独特的魅力，它不但在元青花的装饰图案中风靡一时，甚至孔雀的一根羽毛都被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所细致描绘，孔雀还一度成为西方餐桌上的一道佳肴，被17世纪欧洲画家表现在食物画中，这其中还涉及饮食习惯以及社会阶层等问题。

文集的第二部分只选取了三篇文章，着重对西方的一些艺术家与艺术思潮进行了专题写作，如文艺复兴画家扬·戈萨尔特，他多才多艺，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设计师，在以往的西方艺术史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的艺术家，却忽略了很多像扬·戈萨尔特这样其他地区的杰出艺术家。而选择毕加索进行研究的时候，笔者一直苦思冥想写作角度，后来发现，越是代表艺术家以及经典艺术作品，研究者越多，这就更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在201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毕加索线描展的时候，笔者突然意识到，毕加索热衷于描绘男女两性关系，在将这一问题搁置若干年后，我重新翻开毕加索的画册，看到那些斗牛和米诺陶的图像，于是想到了《公牛、斗牛与米诺陶 ——毕加索的“斗牛士”世界》这一相关主题。该编中另外一篇文章是1918年至1936年的欧洲古典艺术的复兴，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典艺术复兴的作品分析，指出该时期艺术家对现实的思考和对理想主义审美的向往。在各种现代艺术流派交融冲撞的过程中，古典主义担负起重塑理性和秩序的文明手段，但它同时也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滥用。在这些作品和思潮的背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架构起一种新的时代张力。

文集的第三编中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绘画评论，这些画家中既有学者型画家，也有实验型画家，他们的创作主要是中国画和油画。在编辑这些短小的批评文章时，笔者不禁想起第一次全国美展中徐悲鸿的《惑》与徐志摩的《不惑》等檄文。艺术批评之于艺术创作，恰如鸟类学之于鸟类，有的时候显得很重要，有时则显得孱弱无力，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艺术创作和批评仍应保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作者希望坚持的方向，也是这些艺术家作品中所体现的可贵品质。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美术史如同一棵有机生长的树，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绵延。在根深叶茂的美术史系谱中，图像、文本和实物一同织就人类文明史的有形和无形之网，在物质文明的铅华洗尽之后，一部精神文明史的序幕徐徐展开，在此，人们可以阅读到艺术、文化、历史、心理、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环境、生物等各种维度的作品，这正是可视、可触、可感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