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念同袍寄三生（代序）
2021年6月4日的这个下午，注定让我终生难忘。从城阳去孟庆泰先生家的路，突然就变得无比幽暗。孟庆泰，我的师长，我的大哥，走了。路边春暖花开的景物，顷刻间失去颜色；熙来攘往的马路，一下子阒然无声。我停下车，头抵在方向盘上，双目垂泪。
天不怜英才。一代书法大家的溘然而去，怎不令人悲恸哀惋？人生如寄，岁月如驰，追念与庆泰大哥近50年的交往，不能不悲欣交集。一幕幕的平常谈笑，一次次的肺腑之言，一场场的谈艺论道，他举手投足的从容与睿智，内敛与丰富，如今都成了弥足珍贵的记忆。一切都历历在目，一切都活灵活现，却已不能复返。我多么想让那些不经意间滑过的坦诚，永远留驻在我的眼前，如同空气，如同呼吸，一任春秋更替，潮涨潮落，音容笑貌，日久天长。
初识庆泰先生是在1973年。那时我已入蔡省庐先生门下习书，每天由先生耳提面命，陪先生步行上下班。除日常演示指点外，蔡老每逢周日便带我寻访岛上书家，以结识请益。青岛看似弹丸之地，却卧虎藏龙。一城之中，高低起伏，气象万千。这就让清淡索然的日子，平添了许多乐趣，而诸如庆泰先生这样的世家出身者，见多识广，无师自通，言谈举止，更不乏吸引力。
与庆泰先生初次相见时，他25岁，意气风发，锋芒毕露。当时庆泰先生的父亲在青岛九中教书，他则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去过北海船厂当临时工。青岛九中的前身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创办的礼贤中学，历经坎坷，遗风尽失。庆泰先生的父亲尽管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一份教书匠的工作，也仅为谋生。一家人大大小小，吃饭是头等大事，而像庆泰先生这样的家庭境遇，在上世纪70年代的青岛，司空见惯。能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俨然就锚定一辈子的人生。也许是冥冥之中上苍的眷顾，因一次偶然机会，庆泰先生代替在校有课不能脱身的父亲，参加了市展览办公室的布展工作，得以显露风华，受到前辈书家推重，一时青春绽放，沐浴阳光雨露。
在无棣二路庆泰先生家中，蔡老对我说：“你也可以叫他老师的。”那一年，我21岁。由此，在这个四面环抱的城市地理谷底，我在蔡老的携领下，开始了与庆泰先生风雨同行的交往。近50年岁月，挚如手足，不离不弃。我现在相信， 1973年的这次相会，其实就是一生的缘分。庆泰先生与我，从此以书法为媒介，以书艺为寄托，以书道为信仰，相濡以沫，如影相随。其间，庆泰先生敏锐的艺术判断力，良善的处世之道，虚怀若谷的胸襟，独立的人格操守，都给了我极深教益。
师徒相授，是汉文化延续千年的传统方式。当年在青岛，与多数书者拜师学艺的惯例不同，庆泰先生秉承的是独传家学的路径。这并不具普遍性，也无法仿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我的师辈，以及我们彼此，都可算是介于师友之间，在青岛书界，这是一种非典型性的特殊存在。由于这种微妙的差异，我俩的交往从起始就少了些老式礼节的束缚，彼此平等相待，便容易打开心扉。
庆泰先生祖籍山东诸城，一个距离青岛100多公里的文明故里，物产丰富，精英荟萃。孟氏一族翰墨传家，诗文书印代不乏人。祖父孟昭鸿先生工诗文，擅汉隶，精治印，善鉴赏，藏古籍十余万卷，集有《放庐印存》六卷与《放庐诗集》二卷，撰有《诸城辛亥独立始末记》《诸城丙辰独立始末记》《诸城庚午围城日记》《避难纪异》，并历20年集编《汉印文字类纂》四册与《汉印分韵三集》二卷，堪称一代名家。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孟昭鸿先生上世纪20年代对琅琊台秦刻石的搜寻、修复和保护，让几乎失存、断裂数段的秦刻石得以重光于世，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谓功莫大焉。1994年琅琊台修复，依据《史记》考定秦刻石全文后，恭请庆泰先生书写两通碑：一通是《秦琅琊刻石释文》，一通是《重刻秦琅琊刻石记》。围绕着一座秦刻，孟氏祖孙完成了一次相隔70年的对话，堪为国学传承与家学延续的佐证。
源于耳濡目染的家学熏陶，庆泰先生自幼便奠定了古文、考据、书法、篆刻以及鉴赏根基，并且触类旁通。这种家学滋养和自我审美情趣紧密结合的个例，在庆泰先生同辈书家中殊为少见。这让其在经典传承和革故鼎新之间，获得了广阔的变法空间。
自古以来的家道传续，最重要的并不是外在的技艺能力，而是对内在人格精神的塑造。熟悉庆泰先生的人，都切身感受到他宅心仁厚、谦以待人、讷言谨行的品格。孔子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我想庆泰先生的讷言，一方面是性格使然，更重要的还是家风熏染。他身上这种极为难得的君子之德与长者之风，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古人为人为文的风骨。庆泰先生一介文弱书生，承续孟氏一脉宿儒遗泽，以品行学问立世70余载，历经齐喑与喧嚣而孑然独立，凛然不溃，其卓荦风骨当与日月齐光。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生长中得父母训导，生活中得兄长扶持，在书法求索之路上更得恩师指引，青年时代便在全国书法比赛中获奖，后又参与青岛书界些许组织事务，得同好理解支持，可谓蒙受“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惠顾。回望过往，时常诚惶诚恐，不敢有半分张扬。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能忘怀的，是有庆泰先生始终如一的关照匡助。这些体现在生活、工作、创作、学术和人际交往各个环节中的细枝末节，庆泰先生都做得自然而然，不声不响，毫无功利之心，不掺杂任何虚情假意。当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问题，庆泰先生总是那位我最想去诉说商量的兄长，而过后心中总会增添许多信心和力量。回头想，所谓良师益友，诚不虚也，诚不易也。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事，看起来容易，持久就更难。持之以恒地做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庆泰先生当之无愧。哭庆泰大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无私，却也绕不开他的无私。这份待人处世的从容、泰然与宽让，就像一缕春风，长时间吹拂着青岛书界，浸染着我和我的同好。
于我而言，庆泰先生出道既早，年纪也长，属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并且性格平和，不善心机，乐于助人，极易交往。最难能可贵的是，庆泰先生在他的书法创作道路上，能够将这些品质自然融入，并形成独特书风。今天看，能将公共伦理、生活伦理与艺术伦理真正融为一体并一贯身体力行者，庆泰先生当为典范。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青岛本地书法活动开始复苏，1975年高小岩诸先生在工人文化宫开办书法学习班，庆泰和我都是最早的参与者。从文化蒙昧中走出来，彼此求知求索的热情都异常旺盛，艺术交流的气氛十分融洽，眼界与鉴赏力的提升都很快。老先生们在学术上身体力行，鼓励年轻人后来居上，力图培育出书法创作队伍的梯队结构。1980年高先生发起成立职工书法研究会，庆泰先生即被推举为副会长，足见其为众望所归。这个时候，他也不过32岁，但个性鲜明的书风已趋向成熟。1980年全国举办首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山东全省共有23件作品入选，庆泰兄的篆刻和我的书法有幸位列其中。同年青岛画院成立，庆泰先生和我又是画院百位书画家中最年轻的两位。接下来的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庆泰先生和我都成为创始会员，搭起与同好更为开阔的学术交流渠道。
1983年全国篆刻征稿评比，庆泰先生成为百名获奖者之一，我向他祝贺，他居然有些腼腆，但脸上的笑容，却很真实。这一年，我与庆泰兄结识，刚好十年。1985年经过山东书协理事会现场无记名投票、唱票，庆泰先生和我再以名列前茅的得票，作为山东代表前往北京，一同出席了中国书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启功先生为中国书协主席。开完会坐火车回青岛，庆泰兄和我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也应该解放思想了，书法不能隔断历史，也不能固步自封。
1993年青岛举办规模宏大的首届书法艺术节，蒙前辈信任，我担任组委会主任，庆泰先生为副主任。再后来，我担任青岛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庆泰先生屈尊副主席。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作为心心相印的师长与朋友，不论在何种情形下，也不论自身际遇如何悖谬，庆泰先生始终与我并肩同行，给予我无偿的信任与支持。所谓君子之德、长者风范，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想来也不过如此了。
记得有一年，我闭门酝酿参展作品，书写多日始终不能如意，苦不堪言。晚上10点多钟，给庆泰先生打去电话，问过兄长就寝否，遂直言落笔找不到感觉。大哥只说了俩字：“来吧。”我即登门，做彻夜谈。黑漆漆的寂寞城廓之中，一盏光亮之下，一杯茶，一席话，一番关爱，庆泰先生的诚挚与豁达，像暖洋洋的信号灯，顷刻驱除萦绕不散的迷雾，个中情形，至今历历在目。而就在这个时期，庆泰先生自身的状况其实并不如意，家中父母久病不愈，工作境遇芥蒂不断，职称晋升障碍重重，但他从不把自己的烦恼与不快，表露给他人。
父母心，大如天；儿女情，绵延长。庆泰先生孝敬父老，也顾念儿女成长。在传统文化的家庭传承中，汉民族自古就有“父不教子”“易子而教”的传统，故庆泰先生的公子孟侃少时就跟着我学习书法，而我的小女在幼时也送往庆泰先生调教。这种深及亲情的友谊，一直伴随着我们彼此两个家庭，相识相知相应，和平和气和睦。我想，这份风雨同舟的情谊，即使庆泰先生仙去，一定也不会断去。
庆泰先生的为人仰重，少不了他的处世原则。世人但知庆泰先生仁厚讷言、与人为善，但本质上，他呈现出的谦和，绝非乡愿之流可比。先生身上的那份君子耿介，最是令人动容。他的淡泊，正是不为权与利所左右的人格坚持。在我与庆泰先生的交往中，以及他与友朋的共事中，每每涉及社会公允的缺陷，以及同道德才的偏失，总会看到他对道德底线的执着坚守，甚至冲冠一怒。
在我的印象中，庆泰先生从不献媚，不投机，不说假话，不做亏心事，不丧失艺术信仰，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尊重传统，年复一年地坚守着书法艺术的理想与法则。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庆泰先生身上的这份士人精神，同样也是他对家族文脉传承的坚守。我想这一点，才是他得到众多同道敬重的根本原因。
庆泰先生的艺术与学养，人所共知，人所共识，毋庸赘言。然而，我依然想提及的是，我们这一辈，早年长时间浸泡在“破旧立新”与“改天换地”的文化涤荡中，动辄以新为美，以新为荣，以义无反顾的破坏性取代经年累月的传承性，人到中年才得以拨乱反正，惜各种珍贵的文物文献资源已丧失殆尽。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受限于文化风尚与简陋的作业条件，能在考据、诗词、文史、书法、篆刻、鉴藏上达到如此成就者，庆泰先生当属凤毛麟角。在这个漫长的心智劳作过程中，庆泰先生的境遇，绝非一帆风顺，甚至多有捉襟见肘的窘迫。但这些大大小小的烦恼，庆泰先生都视为平常之事，从不抱怨，不屈从，不乞援，泰然处之，任其来去。在平易淡泊的外表下面，他的意志力、注意力与关注点，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世俗的诱惑与现实的压力摧毁过。
从传承角度看，庆泰先生之诗与史，家传有自。高祖孟继垚、曾祖孟广琛、祖父孟昭鸿、父亲孟宪集，均为一时大家，于诸城乡贤及山左累世诗人皆有研究。诗文非我所长，以粗陋的见识看，庆泰先生的五七言律，平实严密，不矜才使气，承继了雅健蕴藉的诗学传统，又不失个人印记，不乏佳作，其中的真情流露，尤其打动人心。我们这一代，信奉“诗言志”几十年，深知庆泰先生之“志”，是文明之志，光明之志，昌明之志。为此，他抱定信念，矢志不移。
作为与我相知的书者，庆泰先生的书法一派金石气息，隶书笔力沉稳，以汉隶为根基，以对三代金石文字的鉴赏研究为支撑，糅以清代隶书的表现力，最终形成其独特风格，对青岛书界影响深远。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父执与同辈，大都认同他在隶书创新上的长久实践。其行草书同样卓尔不凡，与篆隶气息一脉相承，厚重中不失灵动开张，古雅隽永，令我时常像得见霞光一样欣喜不已。
作为一代篆刻大家，先生的篆刻自小受祖父影响，亲随父亲奏刀，起步甚早，用功极深，面目多样。依我所见，其印风直追秦汉，融会明清，在字法、章法、刀法上均有探索。对先秦小玺、满白文、细朱文、玉印、烂铜印、封泥、将军章等均有借鉴和呈现，精微古雅，功力深厚，体现出丰富的表现力。
据我所知，庆泰先生对家族文脉承续始终有大情结大愿念，除了不断搜集整理祖辈文稿史料，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对祖父孟昭鸿先生诗集印谱的编纂补续。自孟昭鸿先生1933年《汉印分韵三集》成书，距今已有90年。随着新出土的汉印不断增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未收录书中的汉字。庆泰先生以接近原始的方式承担起对《汉印分韵合编》的增补工作，先用毛笔仔细勾勒出新发现的文字，再撰成字条，按声韵增补到原书之中。我知道，这是一项极其繁琐且专业化程度甚高的工作，30多年中，他已新增1300余字，却始终不肯截稿，力求至善完美。记得他跟我说过，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做，做一点，积累就多一点，积累多了，线索就清晰起来了。他还说，不论书法、史实还是学问，都糊弄不得，糊弄一次，就找不到自己了。
与庆泰先生一路走来，翰墨同场，宴饮同席，几成惯常。其间的情谊与欢乐不可言表。致仕之后，本想抛却公务，共享山林，不意庆泰先生竟染沉疴，天不假年，遽然辞世，引以为最大憾事。
庆泰先生与病魔抗争三载，其艺术信念，始终没有丧失。多闻先生家人述，先生病重之时，每叹心愿未结，不忍撒手，一旦缓些气力，即着手案头，病中整理刊行了祖父的《放庐诗集》《孟昭鸿笔记四种》两部书籍。每念及此，我不禁潸然。
庆泰先生有斋号曰“闲敏楼”。有谓取心闲手敏之意，然矢志大愿如庆泰先生者，手敏自不待言，心闲确须识者自度了。人生、艺术之理本无异差，个中滋味，如人之饮水，冷暖自知。正如庆泰先生自题诗中所言：“卌年追索聚于兹，随尔铺张随尔嗤。笔底波澜唯我觉，个中甘苦任谁知。心闲手敏挑灯夜，雨骤云游舞墨时。最爱东坡书意造，逍遥常教梦中思。”是为“闲敏”的最佳注脚。
庆泰先生一生，秉君子士人之风，不移初心，人书互印，终成一代大家。尤以书印而言，不坠家承，反觉其光。其未竟之愿，因念兹在兹的生命践行，正可昭示来者，激励后学。有论者以“一个城市的文化坐标与艺术典范”来评价先生，我以为颇为中肯。
送别庆泰先生那天，现场来了好多人。表情肃穆的人群，将殡仪馆开阔的前广场，填塞得水泄不通。《论语》有云，德不孤，必有邻。我想，对已撒手人寰的庆泰先生来说，看到身后光明与希望的不断扩散，应是最可欣慰的。我相信，有庆泰先生的践行昭示，有先生不屈不挠的坚守，人性的光芒，人间的温暖，人生的理想，将永不泯灭。
从桃李年华一路走来，回顾所有的人生关口和文艺结点，都蒙承庆泰先生的相知，相执，相拥。庆泰在，我便心安，便笃定，便不迷茫，不焦躁，不气馁。古有伯牙子期，一个善琴一个善闻，想来，我与庆泰先生之不离不弃，早已互为奏弹，互为倾听，高山流水，永无歇止。
我之感恩，在书法人生厚爱有加；我之有幸，在与庆泰先生手足腹心，半世纪同行。对于一座城市的书法事业而言，良性生态环境的形成，远比个人的孤独实践重要。庆泰先生若有知，也必认同我们曾经为这健康土壤的生成，共同付出的努力，并无怨无悔。
吾兄乃先生，先生亦吾兄。此生遇见，此生离别，知音难再觅，又岂是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可以言表的悲绝。此情可待成追忆，长念同袍寄三生。
来生，我们还是兄弟……
2021年6月20日
贺中祥 书法家、一级美术师。1952年生于青岛。山东省文史馆馆员、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书法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