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相识之初
曾、左第一次见面，没有预想中的惊艳夺目，反倒是出人意料的平淡。一个“乖乖孩”，一个“调皮鬼”，彼此性格、气质不投。左宗棠“人伦、礼教”的旧事，被曾国藩当作反面教材。1838年同场进士考试决出胜负，曾居庙堂，左处江湖，日益陌路。
点头之交
一
左宗棠与曾国藩生平第一次见面结交，开始于何时？
答案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今天离曾、左去世已近一个半世纪之久，无论是正史记述，还是轶史传闻，依然缺乏一个完全明确的结论。
唐浩明先生研究曾国藩三十余年，洞悉无遗，在《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一书中，他这样推测：
曾左二人的接触，最晚也应该在道光十五年的北京会试期间。在此之前，曾忙于在湘乡应付秀才与举人的考试。经过七次秀才试，在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考中秀才，第二年道光十四年中举。左则是在二十一岁那年即以纳资的方式成为监生直接参加举人考试，并一举而中。第二年，即道光十三年，左进京会试告罢。道光十五年，左再次进京参加会试。此时，曾也以甲午科举人的身份进京会试。同为湖南举子，应该有见面的机会。三年后，两人又同时参加戊戌科会试。这一次，曾高中进士点翰林，左第三次告罢。按常理，也会有见面的机会。但见没见面，现今已找不到文字根据。不过彼此都会知道对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上述文字无疑具有相当的准确性。笔者遍查各类研究文本，最终在《左宗棠全集·书信三》中发现左宗棠一则自述，可以比照印证。这段迄今最有说服力的文字，证实曾、左第一次见面结交，不晚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
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去信好友吴大廷[1]，回忆历任两江总督对西征军军饷的支持态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尊论若使旧交处得为之地，断不支绌至此。诚哉是言。然默察晚近人心，亦有不尽然者。即以两江言之，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尼西征之饷。
这里的“即以两江言之，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一句至为关键，将曾、左初交时间，推回到1836年。
如果“四十年旧交”只是大数，那说曾、左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经知道对方，符合历史当事人的披露。
如果此事属实，我们不免要问：曾、左为什么在1835年时第一次见面结识了？
最直观的推测，这年全国举行三年一届的会试，左宗棠第二次进京参加。曾国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乡试过关后，于这年首次进京应试。两人在北京相会了。
湖南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中榜举人五十名左右。加上往届举人，本届进京会试的湖南同乡有百十来名，在京期间，一般租住在湖南会馆附近。就是说，曾、左即使缘悭一面，此时至少已经相互知道对方姓名。
二
两人第一次见面结交的情形，据史实推测，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两人这年在北京相交。虽然曾、左会试均告落榜，但根据京城惯例，会试之后，士子之间流行互发名刺（用毛笔写上个人信息的纸片，相当于今天的名片），曾、左作为湖南籍同乡，同在北京湖南会馆落脚，很可能在那里第一次见面，相互发了名刺。
为什么亲历者没有将如此重要的场景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不难理解，曾、左此时均尚未发达，同行士子没有格外留意他们。加之两人这段时间的行迹，本人记录留白，后世人只能根据当时书信、事后传闻，做一些史料勾连，去想象推测。
1835年，左宗棠在京期间遇到过什么人，想了些什么事？
左宗棠方面的史料，可以从他跟大舅子周汝充的通信中找到。其时，左宗棠将家寄托在湘潭隐山桂在堂周家。到京后，他跟周汝充在书信中叙及行迹，同时向岳母、妻子通音信、报平安。
这年4月19日，左宗棠给周汝充来信，提到在京同乡有李石梧、汤海秋、丁伊辅、何仙槎等人，并没有曾国藩的名字。推测缘由，两人阴差阳错，有可能并未见到面。或者虽然见面了，但没有留下特别印象，可能止于点头之交。因此，左宗棠才没有突兀地在家书中写出曾国藩的名字。
第二种可能，两人这次在北京确实见面了，但因为某种原因，并未详细聚聊，会试返乡之后，应朋友之约，曾、左在长沙首次结交。
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且有曾国藩的行迹可供追溯：据《曾国藩年谱》，道光十六年，曾氏“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月”。左宗棠跟郭嵩焘是湘阴同乡兼发小，郭嵩焘对这位在书信中以“今亮”（当代诸葛亮）自署的左大哥比较心仪，曾经极力保举他应朝廷“孝廉方正科”。因此，史实有可能是，通过郭嵩焘从中牵线搭桥，曾、左第一次在长沙结交了。从时间上来说，这更贴近左宗棠本人前面“四十年旧交”的表述。
如果这种可能成立，便可以很好地解释，曾、左结交之后，为何其后十七年不见书信往来。从左宗棠后来跟刘蓉、郭嵩焘的交往看，彼此气场不甚相投。刘、郭跟青年时代的曾国藩都偏文气，左宗棠则偏理工味。两者朋友圈也多有不同，曾国藩的朋友多为进士、官员，左宗棠的朋友圈大多是江忠源、王錱、刘典这种接地气、偏武人气的民间士人。
不论曾、左相识于何时，结交于何地，大致弄明白即可，过细就成了掉书袋子。我们只需要凭借上述史实确定一点：虽然身处乱世前夕，曾、左首次结交并没有达到一见如故、从此长相交往的程度。
得出这一结论最为重要，是前面不厌其烦查证的全部意义。
从1835年或1836年首次结交，到两人咸丰二年（1852年）年底再次见面，中间十六七年里，正史记载中，唯一可以确定两人隔空发生过的交集，在道光末年。
交集缘起于曾国藩对左宗棠跟陶澍结为儿女亲家，颇有微词。
人伦异见
一
左宗棠跟陶澍结为儿女亲家，不说在当时，即使放到今天，仍称得上惊世骇俗。
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年）是贺长龄、林则徐、魏源的顶头上司，也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共同的尊长。论年龄，陶澍大曾国藩三十二岁，大胡林翼、左宗棠三十三岁；论辈分，他是曾、左、胡共同的长辈。
陶澍是有清以来湖南第一位通过科考奋斗出来的高官。在科考录取率低于今天彩票大奖中奖率的古代，他是同乡读书人的“第一学习榜样”。其人一生官拜两江总督，为官期间，曾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改革大清货币政策，开中国经世致用学风之先。
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陶澍、左宗棠结为亲家，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因素。道光十七年（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老家湖南安化县小淹镇为父母扫墓，在湖南株洲驿站停歇，醴陵县令安排左宗棠题联欢迎。陶、左在渌江书院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引为知己。次日，陶澍提议相约结为姻亲，将左宗棠五岁的女儿左孝瑜，许配给陶澍七岁的独子陶桄。
陶、左论年龄相差三十三岁，虽然两家先辈没有交往，难定辈分，但以家族世交类推，也有一层转折关系：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跟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岳麓书院的同班同学。陶澍与胡达源早在十七八年前，已结为儿女亲家，陶澍的女儿陶静娟，许配给胡达源的儿子胡林翼。根据胡、陶两家这层姻亲关系类推，比胡林翼还小三个多月的左宗棠，应该称陶澍为“世伯”。
陶、左结亲，不但辈分不合理，地位也严重不相称。陶澍是两江总督、获赠“太子少保”（其“太子太保”系去世后朝廷追封）；左宗棠是乡下举人，渌江书院山长。
清朝时期的人没有现代人的平等观念，家族之间根据儒家伦理，讲究等级。儒家伦理，首重正名、尚礼。陶、左结亲家，明显属于“门不当，户不对”，严重不合儒家礼制。何况，二人年龄相差三十三岁，属上下两辈人，却以平辈结亲，已经严重违背长幼有序的儒家礼仪，属于“名不正，言不顺”。
陶澍、左宗棠同是读书人出身。大清国的读书人不只为自己读书，还肩负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群众恪守礼义、遵守道德。大清四亿人口，读书人不超过三百万人，群众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根本不知孔孟之言、朱子学说，之所以还相信读书人的道德、礼义教化，最主要是看读书人的身体力行。群众不懂，便跟着有样学样，礼义教化风气自然形成。眼下，湖南安化、湘阴两位最具名气的读书人，竟然同时置儒家人伦、礼义于不顾，甚至还带头破坏被读书人视作“精神生命”的礼制、名分，无异于在严格恪守儒家礼制的青年官员曾国藩平静的心湖里，投入了一枚“精神原子弹”。
让曾国藩其后不愿看到的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陶澍果真在临终前委托贺熙龄做媒，为陶桄、左孝瑜定亲，两家联姻终成定局。
陶澍将独子陶桄托付给左宗棠，可能有要他既当岳父，又代替“生父”管教这层用意在里面。
陶、左结亲木已成舟，在北京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对这场“不伦”的联姻耿耿于怀。
曾、左隔空对话，在左宗棠听不到的地方开始了。
二
因为刺激实在过深，在家人、朋友面前，曾国藩开始拿陶、左作反面教材，以尽到礼部侍郎应尽的义务，来维系自周朝以来中国三千余年里不变的封建人伦、帝国礼教。
但令曾国藩深感头疼的是，陶、左在湖南既然开了这个头，后面根本刹不住车，省内效仿者越来越多。
九年后，援陶、左故例者，是左宗棠城南书院的恩师贺熙龄。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2月12日，贺熙龄在长沙逝世，享年五十八岁。去世之前，他同样通过遗命，托付黄雨田、丁叙忠、罗泽南三人前去左家说媒，将三女儿贺氏许配给左宗棠才出生不久的长子左孝威。
关于这段情节，左宗棠本人在《冢妇贺氏圹志》一文中记述得较为详细：
贺氏为吾师蔗农先生季女，道光二十六年，孝威生，师闻喜甚，谓“宜婿吾女”。师殁，黄文学雨田，丁文学叙忠，罗忠节公泽南，以师遗命告，遂盟婚焉。
对曾国藩来说，这叫好事无双听，坏事结伴行。
他既然一开始就不赞成陶、左结为亲家，对贺熙龄与左宗棠再结亲家的反对之情，不问已经可知，免不了又是一番议论。
但令曾国藩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己躲在水里，也会被远火追上脸。
咸丰元年（1851年），陶、左先例没有任何预告，就像高楼落石，突然降临到他本人头上：大曾国藩二十六岁的原云贵总督贺长龄托人前来定亲，要将庶出的女儿贺氏许配给曾国藩的嫡长子曾纪泽。
贺长龄是贺熙龄的哥哥，跟陶澍是平辈，是曾国藩的长辈。为了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咸丰元年（1851年）6月29日，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专门将“陶左故事”找出来，作为反面教材：
罗山前有信来，词气温纯，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顷又有信来，言纪泽未定婚，欲为贺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岁，且耦庚先生究系长辈。从前左季高与陶文毅为婚，余即讥其辈行不伦。余今不欲仍蹈其辙，拟敬为辞谢。现尚未作书复罗山，诸弟若在省见罗山兄，可将余两层意思先为道破，余它日仍当回书告知一切耳。
曾国藩在信中说，罗泽南前段时间给我来信，说起我的长子曾纪泽，与贺长龄老先生庶出的女儿订婚一事，我以为这件事不可行。原因有两点：一是贺长龄的女儿比曾纪泽小一岁；二是贺长龄先生是我曾国藩的长辈。这两点原因，我还没有回信跟罗泽南说，老弟们如果在家乡碰见他，可先将我的意思明白地告诉他，我过段时间再写信给他，表明这两点反对意见。
对于陶澍、左宗棠两家结亲，曾国藩在这里说出了令他无法释怀的心结：陶、左联姻，属“辈行不伦”。“辈行”即是辈分，“辈行不伦”就是根据儒家伦理，陶、左辈分一上一下，严重不对等，强行将两家联姻到一起，已经搅乱公序良俗，非但不值得自己效仿，反而是反面教材。
在北京城住宅接到贺家托媒人送来的一纸婚约，曾国藩一时间内心五味杂陈，木然到已经不知该作何表情。十四年来，他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重蹈左宗棠的“覆辙”，没有料到“覆辙”如今主动来套自己的脚。
因为抵触心强烈，一开始，他找出各种理由、借口，试图阻止这门违反辈分伦理的婚事。
曾国藩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抵制，因为曾、贺两家联姻，情况比陶、左两家结亲还要严重。这次除了两家“辈行不伦”，还有一个令曾氏说不出口的尴尬，贺长龄的女儿系庶出，也就是妾所生。
妾在古代地位极其低下，其子女只能称之为“生母”。嫡长子曾纪泽迎娶贺家的庶女，明显属于“门不当，户不对”。贺长龄曾做过云贵总督，贺家是长沙的名门望族，这些固然不错，但曾国藩此时已是礼部侍郎，朝廷副部级官员。两家门户既然相当，当然就更没有理由让嫡长子迎娶贺家的庶女。
但曾国藩本人反对归反对，他的家人却一致看好这门婚事，最终让他的反对无效。到咸丰六年（1856年），经过两家热心人的全力撮合，这门亲事终归是办成了。可想而知，曾国藩内心极不愉快。但他也没有因此而尴尬太久，曾纪泽与贺氏婚后一年，贺氏便因病猝死。
有了这门确定的姻亲关系，曾国藩避免了援陶澍辈分而称呼左宗棠为叔叔的尴尬。因为贺长龄、贺熙龄是亲兄弟，贺氏兄弟相继与曾、左结下姻亲，曾、左之间论辈分仍是平辈。
同龄人胡林翼没有关系可以援引了。作为陶澍的女婿，陶桄的姐夫，他必须在公开场合规规矩矩称呼左宗棠为“季丈”（季高岳父）。至于左宗棠日后在书信中称呼胡林翼为“仁兄大人阁下”，那仅仅是出于礼仪谦让，是长辈对晚辈的客气尊称。在曾、左面前，胡林翼成了名副其实的“晚辈”。
三
湖南自宋朝本土学者周敦颐首创理学，到清朝时俨然已是“理学之乡”。理学首重古礼，尤其重视朱熹规定的“三纲五常”，清朝湖南人对人伦、纲常秩序的信守，达到了执着的程度。
曾、左在青少年阶段同样经历过严格的礼教规训，成年后又同是持身严谨的人，为何在对待跨越辈分、人伦的姻亲方面，两人态度会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跟两人所习学问不同，有较大关系。
曾国藩早年攻读的是理学，理学根基对应下的政治伦理，是天理、人伦，也就是名教纲常。青年时代的曾氏自然以“卫道士”自居，以诚应世，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
左宗棠早年读的是先秦儒学跟实学技术，《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先秦儒学主张率性，“修道之谓教”，也就是完全尊重人性。再则，先秦儒学讲究“有经有权”，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也就是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作变通，遵守人伦，但不拘泥于人伦。
其二，跟两人天性有异，也有一定的关系。
据《曾国藩年谱》，曾国藩两岁那年，“每天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悟”。童年时代的曾国藩，是这样一个喜欢思考、安分守己的“乖乖孩”形象。
童年时代的左宗棠，说不上安分守己。据《左宗棠年谱》记称，左宗棠八岁那年，“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也就是说，他从小就向往那些节操高尚的名人志士，喜欢关心大事，说话口气大，认为天下没有自己不能做的事。这是一个舍我其谁的“调皮鬼”形象。
成年后，“乖乖孩”曾国藩“尚拙”，“调皮鬼”左宗棠“用智”，在这里可以追溯到根源。
此外，虽然同出身于湖南乡下的耕读家庭，曾国藩父亲曾麟书与左宗棠父亲左观澜在学问、经历方面各有不同，对两人言传身教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曾麟书一直在家乡种田，到四十三岁才考取秀才；左观澜二十多岁时便取得秀才功名，常年在乡间设馆教书。
曾、左青年时代，在是否按辈分定姻亲关系这件事情上态度不同，反映出两人应变观念的差别：曾国藩固守古礼，拘泥于此；左宗棠与时俱进，适时应务。一般来说，古代大家族繁衍三代后，侄子大过叔叔的情况已比较普遍。比如日后成为湘军偏师统帅的刘坤一、刘长佑，两人是同族叔侄关系，刘坤一是叔叔，刘长佑是侄子，但叔叔刘坤一比侄子刘长佑小十二岁，大侄子带着小叔叔，照样一起共事。
家族社会里，真要按族谱论辈分，五服之外，孙辈娶奶奶辈、爷爷辈娶孙女辈的情况，肯定不少。事实上，男婚女嫁只按年龄，不论辈分。辈分在古代的作用，主要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仪秩序，此外并没有更多实际性的作用。过分固守辈分陈规，未免有冬烘古旧之气，对正常生活造成妨碍。
青年时代的这些观念的差异，在曾、左日后办事过程中会陆续体现，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少年时代，左宗棠天赋、资质表现得超出曾国藩，他的科场之路，早期无疑要相对顺利一些。十四岁那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童子试，考取全县第一名。二十岁前，左宗棠虽因相继为父母守孝，前面耽搁了六年，还是在这年一举高中湖南省乡试正榜第十八名举人。
比较而言，曾国藩属于功名晚而发达早的人。他迟至二十二岁才考中秀才。但到二十三岁，他也一举考中湖南省乡试正榜第三十六名举人。
大清“以德治国”，因为德治是典型的人治，人情自然而然渗透进社会各个方面，包括会试。人情既然影响考场，那获取功名除了需要平时的实力，还要依靠考场内外的“运气”。
曾、左自结交之后，两人在科场上的顺逆，戏剧性地换了个位置。
科场揖别
一
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先后三次参加会试。他在考场上发挥得最好的成绩，是与曾国藩第一次同场参加的那次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与曾国藩各自从老家出发，赶往京城应考。
这是左宗棠第二次参加会试。在写给大舅子周汝充的家信中，左宗棠出考场后如此回忆考试印象：
会试已毕，头场三题俱极平正，头题是“大德不逾闲”一句。二题是“夫孝者善继人之志”一节，三题是“吾身不能居仁由义”二句。兄文颇妥惬，可望。然近日风气，中与不中，则又不在乎此也。
可以看出，左宗棠对考场发挥感到比较满意，也抱了较大的中榜希望，但同时隐约感到，似乎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对当年京城的考风，流露出一些不满。主要原因是，左宗棠与曾国藩一样，属于朝中无人的积极进取青年，没有多少关系可以攀附，能否中榜，全凭考卷实力。但当时的科场风气，会试能否上榜录取，除了需要考卷展现文章能力，还需要依靠一定的人情关系的运作。
左宗棠出考场后的直觉无疑是准确的。这场考试发挥得不错，主考官温葆深怜惜其才，评价他“立言有体，不蔓不枝”，也就是论点鲜明，逻辑清楚，已经列入预录名单，在湖南省上榜进士中，排在第十五名。但待到发榜前夕，却发生了一点儿小意外。温考官发现，湖南省多录了一人，湖北省少录了一人。自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之后，湖广行省已经一分为二，湖南、湖北需要分开录取。作为湖南省预录榜单上的最后一名，左宗棠的名字在最后一环被生生给刷了下来，改为“誊录”。
在北京看完榜单，左宗棠虽然有点儿失落，但并没怎么当回事儿，他在写给妻子周诒端的家信中，不无诙谐地借项羽兵败垓下的典故来自我调侃：“非战之罪也。”
但左宗棠考运不佳之时，却是曾国藩功名逆转之日。左氏在家信中说的“然近日风气，中与不中，则又不在乎此也”这句话在曾、左下届会试时得到了应验，也成了曾、左应试求仕路上的一道分水岭。
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曾、左照旧克服沿途困难参加会试，左宗棠直接落榜，曾国藩如愿高中。
左宗棠为什么反倒不如上次？读左宗棠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原文可以发现，他这次考场发挥出来的水平，确实赶不上上回。
按说，考前已经做过一年的渌江书院山长，有了切身的教学经验，再加上前面两次的临场应考经验，第三次照理会发挥得更好一些。
成绩每况愈下，究竟是什么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是，左宗棠分心了。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3月6日前赶到北京，租下房间复习应考。因为家眷仍寄居在湘潭，社会人事渐杂，不但自家有一堆事，岳母一家老小也有一摊子事，需要他远程安排处理。人在北京，还需要挂念渌江书院老师、学生待处理的繁杂公事。诸事分心，行程略显仓促。左宗棠跟周汝充在家信中的自述是：
兄孟浪进京，全无佳想。客中景况，殊不为快，未知何日是归期耳。
俗话说，“事不过三”。连续三次参加会试，他已经考疲劳了。左宗棠的精气神明显有些耗散，考场上注意力不够集中。这从他在考卷上接连出现的几处错字、漏字可以看出来。
落榜后，左宗棠应亲家陶澍前信之邀，去南京两江总督府会面，在那里继续读科考之外的实学书籍，以充实提高动手办事的能力，兼与陶澍商议子女订婚一事。
道光十八年（1838年）本是曾国藩第二次会试，但他因中间参加过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朝廷恩科考试，这次同样是第三次。
静坐方寸考室之内，曾国藩心态比左宗棠明显要好。这可能跟他之前经历过七次秀才考试，已经磨砺出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存在一定关系。
赶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冬，曾国藩动身赴京。这次曾、左并没有邀约同行。
曾国藩本次在考场内发挥得不错，考运也出奇的佳，以首试第三十八名中取进士。5月殿试，曾国藩发挥得又比较一般，仅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朝廷“赐同进士出身”。
但其后朝考，曾国藩仿佛时来运转，从三百余名新科进士中脱颖而出，列一等第三名。
道光皇帝阅后格外赏识，又拔置为一等第二名。
在本届成绩佼佼的进士中名列前茅，历年科场挫折不断的曾国藩，颇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
曾国藩首试与殿试成绩一般，朝考却能一路过关斩将，究竟是什么原因？
二
正史不会记载这类故事。
据轶史记载，会试榜单公布后，曾国藩情绪低落。按清朝考制，一甲为“进士及第”，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三甲位列进士末等，一般不能进翰林院。
就在他准备启程回湖南老家时，湖南同乡郭嵩焘去信中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郭嵩焘提醒他：那次我们拜访御史劳崇光时，他很赞赏你的才华。你何不去找他？他或许有办法。
曾国藩当即照做。见面后，劳崇光告诉他，三甲第四十二名固然不理想，但以三甲进翰林院的考生不是没有，要想破例得有依靠的人，或者花钱。对农家子弟曾国藩而言，常年经济拮据，拿钱几乎没有可能。
是不是还有更加切实可行的捷径呢？劳崇光建议曾国藩不妨试一试“行卷”。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者在考试前将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以提前博得“文化圈”内的美誉。
曾国藩立即照做，他将场中诗文誊抄了十份，及时投递给朝中十位达官显贵。这一招果然出奇地见效，第二天，曾国藩诗文出色的消息，在京城官场迅速传开。主持朝考的大学士穆彰阿特地找来试卷，读罢为之击节，引曾国藩为知己：与自己一样的谦逊、低调。穆彰阿当即将曾国藩圈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列为一等第三名。
穆彰阿当着道光皇帝的面褒奖曾国藩，道光觉得文章确实不错，遂将曾国藩点为一等第二名。
此事真伪已不可考。但晚清科场流行“行卷”风气，则可以确定。
另一则流传甚广的轶史，可以从背面看出曾国藩为何其后能够十年之内七次升迁，在三十七岁便做上从二品高官。
故事说，穆彰阿因经常在道光皇帝面前提起曾国藩，夸曾国藩记忆能力强，“遇事留心”。道光皇帝听后，对这位新科进士留心了。
一次，道光下旨，命曾国藩在养心殿等候，至于具体什么事情，并没有透露。曾国藩立即前往。谁料在养心殿等了半天，一直没有等来皇帝召见。曾国藩越想越感到不对劲，因为养心殿是用来收藏历代名人字画的场所，皇帝召见大臣，不可能选在这里。正在疑惑间，一名太监进来说，皇帝今天不来了，让他回去。
回去后，曾国藩越想越感到蹊跷，便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恩师穆彰阿。穆彰阿一听，随手拿出四百两银子给了养心殿看守太监，让他将殿内有关于乾隆皇帝六巡江南的图画、文字全部抄录下来。
曾国藩不解其意。
穆彰阿说，道光皇帝希望像乾隆皇帝一样巡游江南，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叫你去养心殿等候，很可能是让你看这些内容，明日必然问你。
曾国藩连夜将太监抄录的文字熟记于心。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果然问起乾隆六巡江南之事。曾国藩因已有准备，娴熟应对，道光十分满意，从此对曾国藩青睐有加。
因为人情关系的运作已经影响到成绩，所以，曾国藩会试的真实水平如何，只有会试三甲第四十二名最能看出真实才学。这跟左宗棠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成绩大体上相当。也就是说，曾、左做八股文章的能力，在青年时代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因为会试不是水平测试，而是科场竞技，加之运气与关系，在清朝人眼里被看作能力的一部分，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算是比较公平的竞争。
生在大清朝，会试入仕是读书人的主流途径，其他选择都是旁门小道。三试落榜之后，左宗棠见入仕已然无望，便依然寄居在湘潭周家，靠教书谋生度日。随着年龄日增，子女渐多，社会人事关系日趋复杂，他很难再找出时间来温习功课，继续专心从容会试。加之左氏心气高强，原本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可以仰仗，又看不惯考场人情运作，接连三次在现实面前受挫，倔强心被强烈激发，他单方面宣布从此罢考了。
左宗棠不得不开始考虑转移人生志向，从此勤俭兴家、耕读传家，预备做一个潜心乡下著书立说的民间文化人，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打好家底，为子孙后代发迹培植元气。
那段时间里，为白手起家积淀家底，左宗棠工作起来确实特别发狠，他在湖南乡下承包了二百多亩水田，与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亲自下田指挥农民科学种田，以实现增产增收。
书生左宗棠从书房走到田间地头，看秧苗茁长，听流水淙淙，闻时鸟变声，见草新土润，生活别有一番乐意。左宗棠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农夫、山泉、许多田”的宁静田园生活。为了强化读书人种田这个比较特别的形象，那段时间，他给自己起了个“湘上农人”的雅号，雕刻一方印章加盖，供亲密朋友来信时称呼用。
在乡下读书、务农、跟农民打成一片的这段独特经历，给左宗棠带来意外的收获是，既积累了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也结交了像罗泽南、刘典、王錱这样一大批活跃在民间的中下层读书人。左宗棠没有料到，这两点积累，在他出山办事后都派上了大用场。
曾国藩通过朝考进入翰林院之后，从此告别了祖辈种田读书的日子，开始了在皇帝身边崭新的词工文臣生涯。曾家在湖南扎根六百余年，从衡阳搬迁到湘乡，也经历几代人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在爷爷的规范下，使尽洪荒之力念书，接连考了二十多次，直到四十三岁，好不容易考取秀才。自己功名受阻，他将金榜题名的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
曾国藩会试高中，成了湘乡曾家首名进士，家族全指望他加官晋爵，将来光宗耀祖。曾国藩是积极追求上进的青年，他节假日在京城广泛活动，拜访名师，既结识了像唐鉴、倭仁这样一批名望显赫的学问大师，也结交了像穆彰阿这样位高权重的官场显贵。因为进取心强，办事扎实，做学问勤奋，人缘极佳，他成了湖南自有历史以来升迁速度最快的官员，三十七岁便升任从二品侍郎，一个与湖南巡抚平级的高官。
随着曾、左人生道路的不同，社会地位差距也日益拉大，两人从最初的点头之交，逐渐变成仅仅是朋友间言谈才会偶尔提及的人。
如果不是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在等级森严、官绅分治的大清王朝，曾、左几无可能比肩合作，举人左宗棠顶多只能在有事时登门求访。可以预见，左宗棠一生将像他的湖北知己王柏心那样，在乡下民间耕读、著述一生，待年高岁暮，作品敝帚自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曾国藩则以其良好的学问，日益娴熟的政治才能，即使通过体制内的正常升迁，也完全可能官至后来的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像本朝的陶澍、明朝的李东阳那样，成为湖南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官场显贵，为湘乡曾家增光添彩。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曾、左双双已入不惑之年，毕生大局基本已定。
咸丰二年（1852年）7月，礼部侍郎曾国藩充任本年度江西乡试的正考官。这是他做京官多年以来第一次外放，不禁心怀无限期盼。
他盼望去江西主持考试，是想借机赚笔大钱。清朝“以德治国”，官员是社会廉洁的道德榜样，所以薪资极低。县令的基本年薪，约五十两白银；总督的年薪，在一百八十两白银左右。这笔钱还不够一笔人情开支。官员养家，主要靠养廉银。县令每年养廉银可达二千余两，总督则多达四万两。因为这些都是地方实职，所以油水较足，根本不靠年薪养家。
京官套用地方官标准，按级别发薪水，导致京官俸禄极低，曾国藩年薪加各种补贴，不超过五百两。如果没有额外收入，一般要贷款借钱才能养家。前面做京官十四年，虽然升迁迅速，但曾国藩因为人正派，为官清廉，已经背下不少债务。
离开清水寡淡的京城，到江西地方做主考官，有望借助这一身份，名正言顺地收受几千两银子，一举解决家庭多年来困窘的经济状况，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南昌城。
但曾国藩的发财梦很快就破灭了。他的坐轿刚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便突然接到母亲病故的噩耗。他只能临时改行，奏请朝廷放弃本届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委任，匆促改道回湖南湘乡荷叶塘，以布衣身份为母亲奔丧。
曾国藩刚回到湖南境内，太平军已经冲杀进来。洪秀全高举“洪氏基督”的大旗，将儒学、儒生一律视为敌人，下令大肆捕杀读书人。曾国藩带着一班随从，自然格外小心谨慎，以免被太平军迎头撞上，做乱世开端的冤死鬼。
湖南湘阴举人左宗棠，其时文名已经在省内传开，此时也不幸躺着中枪，入了太平天国搜捕的黑名单。咸丰二年（1852年）8月中旬，为安全计，左氏被迫将一家老小及亲朋好友数十口，从湘阴柳庄迁居至湘阴东山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发小郭嵩焘也举家迁到了东山邻近的梓木洞，以躲避熊熊战火。
“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此时，左宗棠由栖居乡下凄惶无助的白衣举人，不幸变成了隔山避世的岩穴隐士，四顾无援，不知路在何方。
曾国藩家乡湘乡荷叶塘，跟左宗棠所住的湘阴白水洞，中间相隔不过一百余公里山路，同属长沙府管辖。两地此时一同陷入了兵荒马乱，虽然此时，两人对对方情况，还一无所知。
时势是改写个人轨迹的魔术师。兵凶战危的乱世既然已经开头，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连曾、左本人也无法预料到，原本地位天壤之别且无甚交往的两位同乡旧识，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骤然爆发，将要迅速走到一起：一个从北京远道赶回湘乡，又从湘乡赶到长沙；一个从湘阴柳庄躲进东山白水洞，再从白水洞赶去长沙。
长沙见面的具体地点在天心阁，湖南巡抚衙门署内。转眼之间，仅是点头之交的两位，将要坐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成为合作共事者。
注释
[1]吴大廷，1824—1877年，字桐云，湖南沅陵人，历任福建盐法道、台湾兵备道、福州船政局提调等职，是左宗棠手下的得力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