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索靖著作与墨迹考述
就史籍载述看，索靖的著作堪称丰硕，但流传至今者仅零星散篇而已。严可均辑《全晋文》，仅收录《草书状》、《月仪帖》、《书》三篇作品。今据《晋书》本传、史志目录、《法书要录》等的记载，结合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黄逢元等撰《补晋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对索靖著作与墨迹进行简单钩稽与辨析。
《晋书》本传载，索靖“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辩理阴阳气运。又撰《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又作《草书状》”。按：以上诸作，除《草书状》外，均已亡佚。由于《晋书》表述欠明晰，所以难以确定《五行三统正验论》的具体卷数。以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晋书》点校本的断句看，似与《草书状》一样，属单篇论文，但若在《晋诗》后断句，则又似为二十卷著作。严可均《全晋文》卷八十四、胡旭《先唐别集叙录》卷九都以为此书有二十卷。“五行”、“三统”之说，是汉代流行的哲学观念。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白虎通义》等都有详细论述。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三统说以黑统、白统、赤统三正推演历史循环变化的规律。34以“辩理阴阳气运”为主旨的《五行三统正验论》，应该还是汉儒思想的继承与阐释。诸家《补晋书艺文志》一般著录于子部天文家类。又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和《晋诗》，《隋书·经籍志》等俱不著录，《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也不见征引，可能亡佚于西晋末年的战乱。《草书状》又见载于《艺文类聚》卷七十四、《法书要录》卷七《书断上》、《太平御览》卷七四七。其中《艺文类聚》、《书断上》的征引为节录，《太平御览》的引文与《晋书》本传基本相同。各书引录篇名也不一致，《艺文类聚》作《书势》，《太平御览》作《书状》，《书断上》题名与《晋书》本传相同。因为《书断上》对各种书体及其演变都有详细考察，并且在各种书体的叙录中都分别征引了相应的文章，如“古文”引卫恒《古文赞》，“大篆”引蔡邕《大篆赞》，“章草”引崔瑗《草书势》等，其于“草书”条征引了索靖《草书状》，说明此文篇名应作《草书状》，《晋书》本传的记载不误。
《隋书·经籍志》著录《牵秀集》，其下附注云：“梁又有游击将军《索靖集》三卷，亡。”按：学界普遍认为，《隋书·经籍志》注中称“梁有”者，皆指阮孝绪《七录》的著录情况。35据此，则南朝梁代有《索靖集》三卷。由于此集《晋书》本传不载，且仅三卷，所以应该不是索靖生前编成流传的别集，而是东晋或南朝宋齐时代的辑本。又按：《隋书·经籍志》虽云《索靖集》已亡佚，但此后不少史志仍有著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著录三卷。胡旭认为两《唐志》著录卷数与梁本有异，“盖唐开元间广征天下典籍时复得梁本，然佚去一卷”；宋代以后著录三卷者，盖抄录《隋志》著录梁本卷数，非亲见是集，不足据。36就史志著录情况推断，《索靖集》的完全亡佚似在元代。
清代严可均辑《全晋文》，其卷八十四据《淳化阁帖》采录《书》一篇（即《七月廿六日帖》）、《月仪帖》一篇（书帖十八条），又录《草书状》一篇。按：宋《淳化阁帖》卷三收刻的索靖作品共有两篇，一篇为《七月廿六日帖》（又称《七月帖》、《廿六日帖》），另一篇为《载妖帖》（又称《皋陶帖》、《皋陶书》），严可均以其“脱误不可句读”，故不录。今人水赉佑《淳化阁帖集释》综合前人研究成果，释其文为：“□载。妖孽遏臧。灾害莫告。咎皋陶惟士。绳罪报鞠。按城据号。裁割辜戮。羞屈愬漫。逆曲归想。辍寂斗争。会复□□。鞉鼓肆陈。爰曰于予。琴瑟以咏。歌其命□。禽爵翔荣。兽乃歌舞。声翳丽城。越动飞走。脉土虔农，姬弃掌稷。”37又按：唐代刘餗《隋唐嘉话》载：“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草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后得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于衣中以过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存。”38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亦云：“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纸，晋王平南虞每宝玩之。值永嘉乱，乃四叠缀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存。今所录惟一纸耳，摹传失真，无复意象。”39王廙，《晋书》卷七十六有传，史载其“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生活年代为两晋之交，且与其父王正曾任尚书郎，《隋唐嘉话》等的记述应该可信。关于《七月帖》的文本内容，南宋姜夔《绛帖平》略有考释（《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兹不赘录。
严辑《月仪帖》出自南宋淳熙秘阁续帖第七卷（《石刻铺叙》），宋拓本残失四月、五月、六月三章（应为书帖六条），剩余九章即严可均所辑书帖十八条。此帖唐宋典籍屡有称引。《法书要录》卷三引唐李嗣真《后书品》云：“上中品七人：蔡邕、索靖、梁鹄、钟会、卫瓘、韦诞、皇象……钟、索遗迹虽少，吾家有小钟正书《洛神赋》，河南长孙氏雅所珍好，用子敬草书数纸易之。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况，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载凛凛，为不亡矣。又《毋丘兴碑》，云是索书，比蔡石经，无相假借。”40《东观余论》卷下《跋索靖章草后》云：“索将军章草下笔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仪》、《急就篇》，此著名书也。”41北宋董逌《广川书跋》亦云：“观晋人评书，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欧阳询至卧碑下……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书，其后购书四方，得《月仪》十一章，今人续帖中。其笔画劲密，顾他人不能睥睨其间，然与前帖中书亦异，不知谁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尚，大为遒竦。……’今《月仪》不止三章，或谓昔人离析，然书无断裂，固自完善，殆唐人临写，近似。”42此后姚鼐、杨守敬等人都推断宋拓本《月仪帖》为唐人摹写之作。关于其文字内容，沈曾植认为“征西书语意质古，为汉、魏间人语无疑，亦或草书家相传旧文，不必自制也”43。周一良、赵和平等先生认为“仍出于晋人之手”44。笔者认为《月仪帖》的文字内容应出自索靖，理由如下：其一，据《初学记》卷四、《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元日”条，东晋王羲之著有《月仪书》，其文体与《月仪帖》相同；其二，索靖久仕台阁，友朋书札往来频繁，编撰此类专供朋友之间书信往来时模仿和套用的范文，有必要且完全可能；其三，敦煌僻处西陲，索靖离家仕宦，其游子身份与《月仪帖》纯叙离别之情的文本内容也完全相符；其四，唐李嗣真《后书品》言之凿凿，其所见《月仪》三章，应该就是索靖真迹；其五，索靖墨迹，南朝宋齐时期仍流传于世，据《法书要录》卷二引刘宋虞龢《论书表》、卷四引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载，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诏虞龢、巢尚之、徐希秀等人编次秘藏书迹，得钟繇、张芝、张昶、毛弘、索靖、钟会等人墨迹，其中“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这些墨迹“是高祖平秦川所获”，即刘裕灭后秦时所得。“齐高帝朝，书府古迹惟有十二帙，以示王僧虔，仍更就求能者之迹，僧虔以帙中所无者，得张芝、索靖……等十卷。”45就虞龢《论书表》的记载看，刘宋时期存留于世的索靖墨迹尚有五千七百多字，其中很可能就有唐代李嗣真见到的“《月仪》三章”。
李嗣真《后书品》提到的索靖《毋丘兴碑》，《法书要录》卷八引张怀瓘《书断中》也有记载：“索靖字幼安……又善八分，韦、钟之亚，《毋丘兴碑》是其遗迹也。”46据此，则《毋丘兴碑》为索靖的八分体墨迹。又，“毋丘”为复姓，当作“毌丘”。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卷十六《苏则传》、卷二十八《毌丘俭传》等记载，毌丘兴为河东闻喜人，毌丘俭之父，建安十九年任安定太守，黄初中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开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苏则。讨贼张进及讨叛胡有功，封高阳乡侯”。雍州刺史张既曾特表为之请功。47惜索靖碑文早已亡佚。《隋唐嘉话》载：“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后去。”48令欧阳询卧习三日的索靖古碑，是否即《毋丘兴碑》，已难以详考，但这一记载说明《书断》、《后书品》等关于索靖墨迹的记述，绝不是虚语谰言。
索靖的墨迹，唐人称引的仅《月仪》和《毋丘兴碑》。宋代淳化阁帖及续帖收录《七月廿六日帖》、《载妖帖》和《月仪帖》，《宣和书谱》卷十四著录宋代御府所藏索靖章草有《急就章》、《月仪》、《出师帖》、《七月帖》。清代《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六艺之一录》卷一六四等仅著录《月仪帖》、《急就篇》和《出师颂》。《月仪》、《七月》、《载妖》诸帖及《毋丘兴碑》已见前述，下文就《急就篇》、《出师颂》略加考述。
《急就篇》为西汉史游所作，历代书家传写本甚多，索靖写本宋人屡称之。《宣和书谱》卷十四载其目。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章草〈急就补亡〉后》云：“今世所传，惟张芝、索靖二家为真，皆章草书。而伯英本只有‘凤爵鸿鹄’等数行。至靖所书乃有三之二，其阙者自‘母繜’而下才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盖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韵笔势，古风宛然。”同卷《跋索靖章草后》亦以其为索靖章草名篇。此外，宋人叶梦得《跋索靖章草〈急就篇〉》对黄伯思手拓本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49总之，《急就篇》索靖写本虽然今已不传，但就宋人的载述看，无疑也是索靖墨迹的名篇。50
《出师颂》的作者为东汉史岑，传世《出师颂》写本作为无款作品，本来不存在真伪之辨，但由于北宋宣和内府曾经收藏的“宣和本”上，有宋徽宗标题的“征西司马索靖书”，所以被认为是索靖遗墨。宣和本《出师颂》今已不存。今存的“绍兴本”，有南宋米友仁的鉴题：“右《出师颂》，隋贤书。”学界依据米友仁题跋，本幅唐、宋诸鉴藏印和书法的时代风格，断定为隋代名家墨迹。51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等人推断“宣和本”《出师颂》为索靖墨迹，除依据作品风格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据《文选》卷四十七《出师颂》及李善注，汉安帝时，西羌叛乱，诏大将军邓骘将兵平叛，车驾幸平乐观饯送，史孝山作此颂以壮军威。又据《晋书·索靖传》记载，晋惠帝元康六年至九年，秦、雍氐羌悉叛，索靖任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参与平定叛乱。不难看出，《出师颂》的写作背景与索靖的平叛经历都与西羌叛乱有关，所以不能排除索靖手书此颂以壮军威或庆祝胜利的可能。
索靖的生平、著作及墨迹，大致如上所述。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索靖早年游诣太学，中年久仕台阁，晚年殉职京洛。三次入京的经历，不仅使他结交了不少名流时望，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河陇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五凉文化与文学的繁荣和兴盛。其大量著作与墨迹虽毁于战乱，然残存之作如雪泥鸿爪，“千载凛凛，为不亡矣”（李嗣真《书后品》）。
（原载《文史哲》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