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拙作提出《立秋雨院中有作》一诗可以理解为系杜甫就那场酒后失礼之后的“睚眦”事件表达歉疚之意的作品。两位先生认为这首诗的意思是：杜甫清晨到幕府上班，想尽参谋之职，因为严武对自己礼节规矩上的格外放宽，心里感到舒服。最后表示，如果严武“今后回朝任要职，我也就算尽了酬知己之分还是要回去‘访旧丘’的”。首先说明一点，拙作把“已费清晨谒”理解成是严武去看望杜甫，确实如两位先生所指出，是不恰当的。但是，两位先生的解读也仍然有问题。如果杜甫如他们所理解的，只是一次轻描淡写地表达如上想法，那么第一节开首“山云行绝塞，大火复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梁栋秋”，以及第二节开首“解衣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树湿风凉进，江喧水气浮”，立秋逢雨那种饱含张力、令人压抑的景物描写，情调跟诗的意思完全不和谐，岂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吗？再者，如果是像两位先生所理解的只是一次没有强烈事件来由的轻度感慨，“穷途愧知己，齿暮借前筹”，“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多少有些显得突兀，其中深郁的愧疚、感激之情虽然不能说是无病呻吟，至少可以说是“小毛病大呻吟”。最后两句，“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拙作理解为严武在会见杜甫后回去处理军政事务、杜甫获准回浣花溪畔的草堂一趟。如果照两位先生那样的说法，是严武回朝任要职、杜甫离幕访旧丘，那么我们就有这样几点疑惑：一是在整首诗中显得突然，触景生情的一次淡淡感慨怎么会一下子跳跃到日后的分手和各得其所呢？二是意思跟杜甫这一阶段的坚决辞幕事实相违背，按照两位先生的理解，杜甫简直是在向严武表达感恩、惜别之情。三是严武再次镇蜀是在结交当时宰相元载，试图登上相位不成之后的一次外放111，这个事情杜甫想必是知道的，这种情况下他这样说岂不是会触到严武痛处？
拙作提出，杜甫《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一诗可以理解为是杜甫向严武提交的辞呈，末两句“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可以理解为杜甫担心往后再有所触犯而遭不测，有希求保全性命的意思。两位先生则认为，“这首诗的中心乃在于表明诗人性喜闲旷自适，身体又残病，难于忍受。因此希望严武全其闲旷本性，格外准许其离开幕府，而得以能逍遥自适，祛除身心之疲累”。他们认为“所谓‘时放’，即时而放，放后，还是要回来的”，并且说：“如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巴不得逃之夭夭，还会仅仅要求‘时放’吗？”两位先生的说法字面看起来似乎是可通的，但是不符合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严武、杜甫既然是世旧，杜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本性到底是不是“闲旷自适”，严武不可能不清楚，无须杜甫再来郑重说明一番。事实上的杜甫，我们都知道，“奉儒守官”出身的他是一位有着百折不挠的政治理想的诗人，他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在长安十多年里一边过着穷困的生活，一边周旋于达官贵人的筵宴之间求人汲引，几次向延恩匦投赋自荐，在担任拾遗期间也曾经忠勤王事，弃官之后还在鼓励居官的朋友们要尽心国事，在离开成都去嘉戎的时候所作的诗里还有“弟窃功名好权势”的自我坦白（《狂歌行赠四兄》）。杜甫既不是陶渊明一流的人物，也不是庄子一流的人物。宋人赵次公所言“则所望于故人知己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于梧桐也”112，也只是符合诗句字面意思而已。杜甫之所以这样说，其实不过是文人故技，也可以说是诗歌叙事的一种传统，说它为了委婉也好，显得文雅也罢，对方又不是傻子，他不会不了解诗人的真实用意。杜甫的用意无非是想辞去幕职，情形如同古时候厌倦了宦海的人向帝王的“乞骸骨还山”。意思是那样的，但是，话要说得委婉些。两位先生说的是杜甫诗的表面意思，拙作指的是杜甫作诗时的真实想法、内心情感，本来并无矛盾。但是他们对于“时放”的那种解释，不免有胶柱鼓瑟之嫌，我们实在难以苟同。杜甫这首诗难道不是意在辞幕，而只是要求严武偶尔放他几次假、休养休养身心（“祛除身心之累”）?杜甫觉得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必须说“放我倚梧桐”严武才会明白他要逃之夭夭的心思？说“时放倚梧桐”严武就明白不了？在这样一位“小忿”、“小不副意”便能杖杀属下副官的一方军政长官朋友手下当差，杜甫凭什么不对自己性命有所担心？凭友情？房琯跟严武应该也是有友情的，还有恩情呢，可是严武是怎么对待房琯的，杜甫不会不清楚。两位先生强调庄子所说的“保身”与拙作中所说的“保命”是不同的，诚然，其间含义是有差异的，但是，我理解的庄子思想里也是有“保全生命不受外力侵害”的内容的。
两位先生很愿意相信杜甫诗歌里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辞幕理由，例如身体有病、难于忍受幕府的紧张生活、规矩的拘束、与逍遥的天性格格不入等，这当然无可厚非——尽管我们也很容易就能举出相反的论据，比如杜甫身体有病不是从入幕后开始的，早在四十四岁之前的求官时期就有“多病休儒服”的说法了113；他在任拾遗期间的生活也是很紧张、有严格拘束的，杜甫都工作得很带劲。问题是他们这样的论证逻辑：这些原因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所以就不必再有“睚眦”事件作为辞幕的原因了。他们指摘拙作“在多种可能中”“只认定尚有待于证实其真实性的‘睚眦’传说”，“这在论证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他们的逻辑真的是匪夷所思，首先，拙作并非“只认定”，两位先生的“睚眦”之为“传说”的审判，等于未经足够的法律程序就将李肇、王定保、宋祁等一干人与小说家范摅一道送进了监狱。两位先生的逻辑确实让我不明白，为什么说那些原因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有了那些原因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睚眦”的原因？
拙作认为杜甫一首给章彝等人的留别诗里“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两句（《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可以反映出在幕府任职的危险性，有这样一句话：“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两位先生对此有如下质疑：“这里所说的‘险情’，指的乃是论者所说的杜甫酒后失礼的‘睚眦’险情，据论者所考，这一‘酒后失礼’乃在广德二年六月杜甫入严武幕之后。那么‘失身为杯酒’诗作于何时？据诸家杜甫年谱，此诗乃广德元年（763）冬杜甫在夔州章彝幕府中所作，这时不仅尚未发生传说的章彝被严武所杀、杜甫也险些被杀之事，更未发生所说的再迟些的杜甫与严武‘睚眦’之事，既然诗乃写于这两次‘险情’之前，那么此诗句又何能成为后来的一段险情的写照？显然，‘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与所谓的‘睚眦’、‘险情’之事无关。”拙作从来就没有说过“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指的就是那次“睚眦”事件，拙作说的是这两句诗反映了幕府生活中的危险性，尤其是酒后失控的言行，很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可以说是根据严武的性格、为人处事特点所发出的一般性忠告，也可能是针对章彝为人过于坦率而进行的劝诫。这跟具体的冲突事件、跟时间先后没有任何关系。杜甫认识严武已非一朝一夕，基本的了解是有的，不必要等到“睚眦”事件发生之后；严武在成都的为人处事，史书也有明确记载，“肆志逞欲，恣行犯政”114，“武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之悦，赏至百万”115，假如所载不虚，杜甫、章彝也不可能不知道严武这种特点。杀章彝、跟杜甫“睚眦”虽然是在杜甫写“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两句诗之后，但不等于严武此前就没有冲属下发过威。另外，我所看到的杜甫年谱，例如闻一多先生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116，都说杜甫此诗作于广德元年冬天章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所的，不知道两位先生根据哪些家的杜甫年谱说作于“夔州章彝幕府”，我们也没有看到过章彝曾经在夔州任职的文献记载。杜甫后来携家离开成都到夔州时，得到的是都督柏茂琳的帮助。还有，新、旧《唐书·严武传》都明确记载着的严武杀死僚属章彝事件，为什么到了两位先生笔下就都成了“传说”，也是我们所不明白的。难道是为《云溪友议》的相同记载所殃及？
拙作吸收了《杜臆》的说法，提出《哭严仆射归榇》一诗中，“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两句可以理解为，严武去世，严母一如往昔地贤明，而部属却前恭后倨态度发生了变化。两位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说：“我们且不管部曲对杜甫的态度如何，试想在哀送友人之榇的悲痛时刻，杜甫哪会有心思耿耿于怀地计较部曲对自己的脸色？更怎会在专为哀悼友人的、又是这么短的悼诗中记恨似地写下别人对自己的冷淡呢？倘若如此，则于情于地于理皆不合，一般的人尚且不会如此，更何况是最为通情达理的杜甫呢！”这真是让人一头雾水，我们从来没有说部曲的前恭后倨态度变化是针对杜甫的，我们指的是严武死后，部曲态度反映出的“人去茶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