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仕与扈从

这一章写司马迁的青年时代。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同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英雄。汉武帝有经天纬地之才，雄才大略，创造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与生活。司马迁满腹经纶，有如椽之大笔，生龙活现地描写了这个大时代。汉武帝爱好文学，能诗能赋，建立乐府，采集歌谣，并在身边集合了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文人学士，君臣唱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司马迁是后生晚辈，出仕较迟。在司马迁为郎中之时，汉武帝身边的文学侍从，枚皋、司马相如等，大都凋零。司马迁崭露头角，深得汉武帝信任，这使得青年司马迁激动非凡，“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注24。君臣相知，如鱼水相得。从《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赞司马迁“辨知闳达，溢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儿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受到十分的器重。主上圣明，德布四方。臣下百官，力诵圣德。这是青年时代司马迁的幸运和思想境界。这是《史记》颂汉家一统的思想基础。

一、二十壮游

司马迁一生的游历有三种情况。（1）二十壮游，踏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以及中原河山，历时二三年。（2）奉使巴蜀以南之游，足迹遍及今西南大地的四川、云、贵，历时一年又三个月。（3）扈从武帝之游，从出仕郎中到中书令，从巡武帝三十余年。这些不同性质的出游，都使得司马迁的行年充满了传奇色彩，从而有条件对深广的社会生活作全方位的考察。

汉武帝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怀抱着凌云壮志，进行了他人生征程中第一次远游。因正当盛壮之年，故称二十壮游。

古代旅行，交通不便，困难重重。司马迁壮游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的准备。《太史公自序》也郑重其事做了特别醒目的记载。司马迁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段话，司马迁把二十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代、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太史公自序》称之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称之为“宦学之游”，是十分精当的。

司马迁壮游动机，在古史文献中也有记载。《太平御览》卷二二五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这个故事是卫宏记载的传闻遗事，从年龄上说与《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不符，不可尽信。但这个传闻与《太史公自序》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目的相合，引人深思。它说明司马迁壮游可能是在司马谈决策和指导下进行的。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一场考验。司马迁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学术旅行，读无字之书，禀山川豪气，求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故在《史记》许多篇章的论赞中一再论及旅游及收获。试引证如下：

《五帝本纪·赞》：“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注25，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河渠书·赞》：“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注26；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注27。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魏世家·赞》：“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孔子世家·赞》：“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孟尝君列传·赞》：“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公子列传·赞》：“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赞》：“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赞》：“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淮阴侯列传·赞》：“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葬母，‘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樊郦滕灌列传·赞》：“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

《龟策列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司马迁壮游范围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对司马迁的壮游路线，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首次做了描绘。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以今地言之，司马迁壮游，跨越了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二三年。

读书，只能获得理性知识；跋山涉水，行路万里，到社会生活的海洋中领略浩渺风烟，读无字之书，得到的是真情感受和实践知识。凡大有为之人，都应该走出去，与黎民大众共呼吸。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懂得读无字之书的为学宗旨，身体力行，走入社会，观其行事，问其长老，问墟中人，问遗老，步往古圣哲遗迹，想见其为人，徘徊祗回，不能离去。司马迁是那样的忘情，故能在《史记》一书中有强烈的反映。《史记》卷首《五帝本纪》写五帝巡狩，极为精彩，可与《史记》殿卷的《太史公自序》所述壮游，前后照映。在对照中，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联想，从而去体察司马迁壮游的意义。司马迁写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写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写舜摄政：“五岁一巡狩。”舜践位后，更是孜致巡游，考察民情，励精图治，“崩于苍梧之野”，以身殉职在南巡途中。写夏禹：“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上古帝王，贤圣爱民，在司马迁笔下生动活现，表现了作者司马迁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秦始皇本纪》写“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秦始皇出游，浩浩荡荡，巡行天下，刻石颂功，自鸣得意，活画专制帝王的气势和声威；《封禅书》写汉武帝的巡幸求仙，愚昧虔诚，表达讥刺寓讽的感情，来自扈从之游的体察，自然是入木三分。

司马迁的视野，并非只去捕捉帝王巡狩、巡幸的足迹。那屈原的行吟泽畔，那贾谊的湘水凭吊，那孔孟的周游天下，那战国四公子的好客养士，那侯嬴所居夷门，那毛公、薛公藏身的酒市，那陈涉的鸿鹄之志，那张良的椎刺秦始皇，那韩信少时的落拓，那楚汉风云人物的际会，那江南民间的养龟导引，那乡间黎民的俚语风俗，都一一摄入了司马迁二十壮游的广角镜头中。司马迁困厄鄱、薛、彭城，也许如圣人孔子之断粮，也许是病困，也许是受劫持，总之他经历了艰辛与危险，但也从社会的书府中获得了丰硕的回报。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在金石契刻和简牍书写的古代，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西汉学者对殷周之际的历史已不甚了了，认为武王定都洛邑，司马迁做了廓清，他使用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有重大的意义。

司马迁“浮于沅、湘”，追寻屈原的足迹，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想着屈原的为人，禁不住悲伤流涕。司马迁在长沙还凭吊了贾谊的遗迹，感到他的遭遇和屈原相似，后来写了《屈原贾生列传》，创造了把不同时代人物合传的形式，这是历史比较法的雏形。《史记》中的类传则是历史比较法的集中表现。这种方法使《史记》别开生面，大约就是司马迁在壮游过程中受到民间传说的启发而孕育成的。最值得称赞的是，司马迁在淮北对近现代史做了深入细致的寻访调查，比如陈涉少为庸耕有鸿鹄之志的慨叹，刘邦青年时的种种无赖，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下邳，陈平为社宰，周勃织薄曲，韩信贫居葬母高敞地，少时受胯下之辱等等故事，都是档案记载“异哉所闻”的知识。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具有这样的求实求真的实践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司马迁的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然胸中。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注28这是司马迁在史事方面所得游历之助。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注29这是司马迁在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他的识见和才干。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

司马谈指导司马迁二十壮游，这是司马迁人生旅途中的一座里程碑，它闪现了两代哲人共同凝聚的智慧光芒。

二、出仕郎中

司马迁出仕为郎中，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其年无考”，推论“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司马迁《五帝本纪·赞》自述云：“余尝西至空桐。”王国维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登空峒，西临祖厉河而还。”推断说：“公西至空峒，当是年十月扈从事。”这就是说，司马迁在元鼎五年之前已入仕为郎中。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司马迁始仕为郎中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五年六月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的孝悌子弟为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国立大学之始。博士弟子受业一年，进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员，其高第者可以为郎中。郑氏认为司马迁入太学，以博士弟子高第而仕为郎中。假定此说成立，司马迁入仕为郎中最早只能在元朔六年，而非元朔五年。司马迁《报任安书》说：“长无乡曲之誉。”博士弟子的条件是选择孝悌子弟，由乡曲推荐到太常，太常审核合格才能入选。司马迁既然自述“长无乡曲之誉”，正是暗示他自己未能为博士弟子。郑鹤声在《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一文中，认为司马迁元朔五年出仕的根据不足，系“想当然”之辞，已放弃此说。

施丁《司马迁生年考》认为司马迁始仕为郎，大约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根据有二：其一，《封禅书》“太史公曰”有“余入寿宫侍祠神语”的话头。“寿宫”据《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推定，置于元狩五年，《资治通鉴》正系于此年。“神君”是上郡巫装神弄鬼为汉武帝驱魔治病，汉武帝不久病愈，于是“置寿宫神君”。而“入寿宫侍祠神语”的事，“其事秘，世莫知”，非亲信不得参与。因此，能入寿宫的“余”，不是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而应是侍从武帝身边的郎中司马迁。其二，司马迁与任安、田仁三人相友善。据《田叔列传》及褚补，任安与田仁同为大将军卫青舍人，被赵禹奉武帝之命选中为郎。又据《卫将军骠骑列传》与《三王世家》可考知，任安在元狩四年尚为大将军舍人，元狩六年已为太子少傅，则进宫为郎当在元狩四年至六年之间的元狩五年。司马迁、任安、田仁三人的友谊当是同僚为郎建立起来的。按上述其一、其二两个因素的交叉，可以考定，元狩五年为司马迁最早的出仕之年。

汉朝郎官系统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官无定员，可多至上千人，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注30，为皇帝的侍从，多由二千石高官子弟和富家子弟充任。《汉书·哀帝纪》应劭注引《汉仪注》，二千石高官，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同产，指亲兄弟；若子，或亲子。又《汉书·张释之传》如淳注引《汉仪注》，家资五百万得选为常侍郎注31。张释之、司马相如，皆以赀为郎。此外，李广、赵充国，皆出自行伍，善骑射杀虏立功为郎。又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等六个边郡的良家子，由郡国推荐为郎注32。这些途径，司马迁都不具备。那么司马迁何自为郎?《报任安书》有明确说明。司马迁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又说：“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绪业，即余业。《汉书·杨恽传》载杨恽《报孙会宗书》，称自己为郎是“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可为此佐证。司马迁靠父亲的荫庇，得仕为郎。司马迁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秩比六百石，不是二千石高官，司马迁得以荫庇，算是破例，尽管郎中只是低级郎官，已经很荣耀了。元狩五年孔安国为谏大夫。司马迁是孔安国私淑弟子。元狩五年选郎官，司马迁得到老师的推荐，亦在情理中。

郎官为皇帝侍从，积资外迁，往往得为外朝各部门的长吏，出守地方为令、长，是仕进的阶梯，平常亲近皇帝，被人们视为出仕的正途。在西汉初年，还是出仕的最主要途径。举贤良、举孝廉、博士弟子都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博士弟子高第者才可为郎。由于司马迁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信任。汉武帝从元鼎四年起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司马迁常为侍从。

三、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这是司马迁青年时代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此次奉使之游可与二十壮游比肩相映，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紧接二十壮游之后赫然大书：“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以仕为郎中为基点，“于是”二字上承二十壮游，下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只作语法关联，因壮游、出仕、奉使三者在时间上并非连续之事，中间各有数年间隔，为了在行文中显示这层意思，“于是迁仕为郎中”应独立成句。司马迁生年建元六年说论者，释“于是”为实义的介词结构，指“就在这个时候”，视为连续之事，大误。

“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接下云：“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几句话是交代司马迁此行的任务，还须做一番考证，其义方显。所用时间及路线，可大体推得。

欲知司马迁此行任务，“征”与“略”二字是关键。征，《说文》、《尔雅》皆释为“行”，这是征字的本义。查《史记》司马迁载述游历的用语有：游、上、行、至、过、渐、浮、适、登、返、还等字，无一处用“征”作“行”的。此处之“征”字，与“略”字呼应，是军事政治用语。征，即征伐，征定；略，即抚定，指开拓疆土，设郡置吏。如“唐蒙使略通夜郎”，“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都是设郡置吏。司马迁此行既“征”又“略”，是指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设置郡吏。因此，《集解》注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也就是说，司马迁此行为钦差大臣，肩负“经略西南夷之任务”注33。这对司马迁创立民族史传，形成民族一统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分层讨论。

1.奉使时间

司马迁奉使时间，学术界歧说纷纭，兹不引述。实际上有文献可考，至为明确。元鼎五年秋九月，汉武帝遣五路大军征讨南越。其中一路是驰义侯遗率巴、蜀兵南下，“咸会番禺”。遗征调夜郎兵，而夜郎既内属汉，又与南越通，感情上不愿南越灭亡。于是，在夜郎支持下，且兰君反汉，阻滞巴、蜀兵南下。元鼎六年冬十月，武帝东巡，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得报闻南越破，而巴、蜀兵受阻，“春，至汲新中乡，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注34。司马迁从巡武帝，这一下达征略西南夷的使命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在司马迁之前，奉使西南夷的有司马相如、公孙弘，都是智能之士。此次任务重大，汉武帝在巡游途中派使者，他挑选侍从司马迁，正是得人。“春”，即元鼎六年正月。出发地在汲县新中乡。汉武帝在新中乡，传来捷报，献上南越相吕嘉的首级，于是改新中乡为获嘉县，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司马迁当是取道洛阳，还长安，经汉中至巴郡，南下犍为向驰义侯遗传达征讨南夷的命令，同时有副使至蜀郡传达征西夷之命令。司马迁抚定南夷，转入西夷，由昆明、邛、笮至成都而“还报命”注35，已是第二年（元封元年）的春末了。因《太史公自序》明确记载见父于河洛，因在元封元年。考《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四月初七日），“上还，登封泰山”。司马谈从巡武帝，春正月东出京师，因病留滞周南。司马迁还报命，因武帝东巡，故追寻至行在所，遇父于河洛。因有君命在身，故司马迁见父亲后，东行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据此推算，司马迁“还报命”在元封元年二三月间。据祁庆富的推算，奉使西南夷的往返时间须经半年之久注36。从元鼎六年春正月至元封元年二三月，共十五个月，减去途中六个月，则司马迁在西南夷随军征略的时间约有八九个月，故能在邛、笮、昆明广大地区做充分的考察。

2.司马迁奉使职衔及任务

司马迁奉使，应是以监军身份征略西南夷，其任务是设郡置吏，任务重大，圆满完成，故班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司马迁与丞相公孙弘并论，称之为“英俊”。班固说：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注37。

唐蒙、司马相如奉使西南夷，皆为郎中将。司马迁这次奉使亦当是郎中将，才具有监军并设郡置吏的权力。

西南夷是对西夷和南夷的总称。它的地域，以汉王朝西部边郡巴、蜀为中心，以南称南夷，以西以北为西夷。以今天的地域来说，西南夷的范围包括了云贵两省，以及四川宜宾以南，成都以西以北地区，还包括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一角。这一片地区，山川纵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各民族比较闭塞，形成了君长以什数的许多城邦小国，各部族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汉武帝经营西南夷，时断时续，从建元六年唐蒙通使起，到元封二年王然宇抚定滇国止，前后经营了二十七年，才告成功。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司马迁、王然宇等人都参与了抚定工作。司马相如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0年），两次出使西南夷，告喻巴、蜀父老，抚定邛、笮、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取得了很大成功。司马迁有意识地将《司马相如列传》蝉联在《西南夷列传》之后，使两传互文相补，表现了司马迁颂扬民族一统的思想倾向。

元鼎元年，汉武帝大规模地开通西南夷，全面地推行郡县制度于边邑，并将这一重大使命交给了司马迁。驰义侯遗已率大军在且兰境内，在南夷东部，当今贵阳市东。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听驰义侯遗节制。郭昌、卫广等，攻破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定南夷为牂柯郡。夜郎震恐，自动入朝。汉朝的西路军，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于是“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为汶山郡，广汉郡西边的白马为武都郡”注38。度其形势，司马迁应由巴向西南行至键为郡，对笮义侯传达征略南夷之诏令。由副使至蜀郡传达征西夷之诏令。此次征西南夷，主力在东路，而西南夷中以南夷的夜郎、且兰、滇等为大国。司马迁是奉使设郡置吏，首先置牂柯郡，而后至西夷境，由昆明而邛，而笮，而成都北返还京。《太史公自序》行文“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而不作“奉使西征，略地邛、笮、昆明”，旨在突出“巴、蜀”两字，表示此役以巴，以蜀为基地，东西两路同时并进征讨南夷和西夷。司马迁为特命钦差，直接设郡置吏，他要历经南夷、西夷所设新政区，所以用“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的言辞来表达。巴、蜀二字为眼目，不可轻轻放过。

元鼎六年，滇国还没有内附。元封二年，由王然宇攻破南越之军进入滇国，滇王请置吏入朝，汉置益州郡，经营西南夷才最后告成功。因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泰山，要祭告天地称成功，因此司马迁未等到滇王入朝就还报命了。

奉使西征及生活体验，无疑是激发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最重要的原因。至于司马迁在民族史传中所表现的民族一统思想，本书将在第八章中评述。

四、扈从武帝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个性奇倔，好动不好静，他一生都在巡幸。汉武帝七十一岁那年，就死在盩厔行宫（在长安西）中。据《汉书·武帝纪》不完全的记载，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巡幸三十四次。以元鼎三年为分界，前二十七年，汉武帝集中全力打击匈奴，只有四次近距离的巡幸，西到雍祠五畤，北到甘泉郊祀泰一神。元鼎四年以后二十七年巡幸二十八次，平均每年一次，而且大多为远距离的巡幸。《武帝纪》记载不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还要用《史记·封禅书》加以补充。

汉武帝从元鼎四年起巡行郡县，旨在宣扬大汉威德，以封禅和求仙为主要内容。武帝出巡，规模浩大，历时长久。半年以上的巡幸就有六次。其一，元封元年封禅泰山，历北边，从正月至六月，半年。其二，元封二年东巡封禅泰山，临觚子塞河，从冬十月至夏六月，历时九个月。其三，元封四年祠后土，巡北边，从冬十月至春二月，历时五个月。其四，元封五年南巡大江，北至泰山，从冬十月至夏四月，历时七个月。其五，太初三年东封泰山；其六，征和四年东封泰山，这两次均历时半年。《封禅书》载，汉武帝立太一、后土祠，“三年亲郊祠”。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河东汾阴，按三年一次巡幸计，至后元二年前后应为八次，可考者《武帝纪》载五次，查《封禅书》可再补两次，即可考者七次，与制度基本相符。也就是说，封禅泰山，郊祠后土，三年一次亲郊祠，汉武帝认真执行。粗略统计，汉武帝上泰山封禅八次；每次又东巡海上求仙，天汉三年还专巡东海，共临东海九次；巡幸河东后土七次；元鼎四年以后西上雍祠五帝六次。汉武帝所有这些巡幸，只有两次除外，司马迁都扈从参与。《史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五帝本纪·赞》：“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注39

《封禅书·赞》“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河渠书·赞》：“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齐太公世家·赞》：“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蒙恬列传·赞》：“吾适北达，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如果从元狩五年司马迁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前后扈从武帝三十六年，时当公元前118年至前89年，从巡二十六次。其中，从元鼎四年（前113年）到太始四年（前93年），前后二十一年，从巡二十一次。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率十八万骑北出长城威震匈奴，此时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未能从巡；天汉三年，汉武帝巡幸东海，此时司马迁下狱受腐刑，亦未能从巡，除此两次，司马迁皆从巡武帝。司马迁不是嬖幸小臣，他以才能取进，而能在汉武帝身边长期蒙受恩遇，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扈从武帝，使司马迁跻身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神经中枢，了解大量机密，像“入寿宫侍祠神语”，这类触及汉武帝隐私与心理的活动，“其事秘，世莫知”，司马迁也得以参与。这些生活经历，是司马迁写《今上本纪》和《封禅书》等篇的基础。

司马迁在从巡中，了解各地民情，察看历史遗迹，用以印证历史的记载。汉武帝西上雍祠五帝，东巡河东祠后土，南登嵩高祠太室，北过涿鹿，以及东封泰山巡东海，历经关中、关东，大河上下，举行祭礼山川百神的活动，这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这些地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五帝、夏、殷、周政治统治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搜集遗闻，撰写五帝夏商周诸本纪，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世家，无疑有重大的影响。大江南北在秦汉时为边远地区，却是富有浪漫色彩的楚文化中心，故司马迁二十壮游重点在南方。布衣时南游，这一安排，体现了司马谈具有的远见卓识。

元鼎四年，汉武帝首次大规模出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十分排场。元鼎五年西登空桐，北出萧关，带领数万骑打猎于新秦中，气派十分雄伟壮观。扈从武帝的司马迁，在观赏这些场面之后必将激发起无限的豪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擅长激烈和盛大场面的表现，是和他几十年扈从武帝的豪放巡游分不开的。司马迁扈从武帝，使他深深地呼吸着大一统时代的新鲜气息。

天汉三年，司马迁不幸遭李陵祸而受腐刑。汉武帝惜其才，赦司马迁出狱为中书令，被一般的人目为尊宠任职，而司马迁的感受却是痛不欲生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与汉武帝从君臣相知而走向君臣相怨。此时司马迁以冷静的思虑重新观察武帝的巡幸与帝王排场。《封禅书》说：“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司马迁把他歌颂的笔触转向冷嘲热讽与讥刺，从而更深刻地展现了历史生活。秦王朝的雄伟工程，万里长城、驰道、直道，不知由多少白骨将它堆筑而成，司马迁发出了不平的叹息，批评秦朝政治“固轻百姓力矣”。司马迁从巡武帝，实地经历，感受深刻，运于笔端似有千钧之力，使人读来悲愤抑郁，引起共鸣。

五、负薪塞河

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的一个基础。传说大禹治水得天下，从此，历代帝王治水被视为圣明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铁工具的使用，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春秋时的鸿沟，沟通了黄河与淮水两大水系。战国时各国发展经济，兴修水利是突出的表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秦关中郑国渠，蜀守李冰修治都江堰，最为有名。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至今造福人民，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并使岷江离碓成为当今的旅游胜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它也给人们带来了水患。历史上它曾多次决口横流，泛滥成灾。提起黄河，旧时人们不寒而栗。历代统治王朝所耗费治黄的人力、物力不可胜计。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大规模兴修水利是从汉武帝开始的，通渭，引汾，开褒斜道，穿洛，塞河，都是这一时期进行的水利大工程。塞河最为壮观。元封二年（前109年），为害二十余年的黄河大决口，终于给堵塞了。这是人与自然斗争的一场伟大壮举。司马迁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追想大禹治水的功业，回顾三代以来治水的经验，面对汉代治水的伟大业绩，感奋异常，创作了《河渠书》。

《河渠书》以大禹治水开篇。他治水十三年间“过家而不入门”，有智有勇，任何困难和挫折都不能使他低头。他“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遇到困难，他总能想出克服的办法，终于完成了“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伟大事业。大禹治水的传说经司马迁描写，成为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大禹顽强斗争的精神，成为鼓励人们树立自信心的精神财富。大禹治水的成功，是人定胜天观念的形象化。司马迁的记载，则熔铸了人们实际治河的经验，读来十分亲切。

汉兴三十九年，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决堤酸枣，东溃金堤。酸枣，汉县名，在今河南延津西南。金堤，又名千里堤，在今河南滑县境内。汉文帝动员了大量的部队和民工进行修治。此后又过了三十六年，至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五月丙子（五月初三日）河决瓠子。瓠子，古水名，是分黄河水而形成的一条溢洪水道。瓠子分河之口称瓠子口，在今河南濮阳南。汉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等人堵塞。但是，由于外戚汉武帝舅田蚡的阻挠，堵塞缺口的工程被制止。田蚡食邑鄃县在河北，河南缺口，河北不受水害。元光四年，虽然田蚡死去，但瓠子缺口一直拖了下来，二十多年没有堵塞好。田蚡以个人的私利，不顾人民死活，身为丞相，反对堵塞黄河缺口，还妄称“天道”以蛊惑汉武帝的治河决心。他的这一丑恶行径，暴露了封建大官僚大地主的贪婪与腐朽。司马迁秉笔直书，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汉武帝封禅泰山，告成功于上帝，因此修治黄河的工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武帝派九卿汲仁、光禄大夫郭昌，率领数万徒众修治瓠子口。塞河需要大量的柴薪和木桩。木桩短缺，汉武帝下令砍伐淇县境内的竹苑，以竹代替木桩。柴薪缺少，影响治河工程。元封二年夏四月，汉武帝祠祭泰山回京，亲率百官临赴瓠子口塞河工程现场，令扈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与士卒，每人负一梱柴薪支援塞河工程。司马迁也背负一梱柴薪参加这一伟大的治河行列。汉武帝亲临黄河岸边，举行了祭河仪式，沉白马玉璧于河。为了激励治河将士与徒工，汉武帝作歌二首，令万众呼唱，史称《瓠子之歌》。其词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驰兮离常流，咬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另一首歌词是：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歌声悠扬，慷慨悲凉，飘荡在黄河上空，千人万人的和声汇成了怒号长空的呼啸。治河工地，十余万大军，群情昂扬，山呼万岁，天子临河，激动人心。众志成城，一鼓作气，堵住了瓠子决口。塞河工程，一是堵塞河南缺口，二是导河北行二渠使其宣泄。既防又宣，大功告成，在河堤上筑宫纪念，取名宣房宫。于是梁、楚之地，当今河南、皖北、苏北地区消除了水患，重新获得安宁。

司马迁负薪塞河，其时三十七岁，正是盛壮之年，西汉也正当盛强之时。风华之年，当风华之世，而成功宏伟之业，其乐如何!负薪塞河，更加激发了司马迁的凌云壮志。第二年，即元封三年他就要继承父志做太史令了。宣房宫的丰碑将昭示着“太史公书”丰碑的成功。司马迁对此做了高度评价，把宣房功业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太史公自序》说：“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房，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负薪塞河，千载难逢。司马迁躬逢其事，它给壮丽的青年时期打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