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瘴的地理学解释及其背后

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瘴”至少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是指“瘴气”，意为有毒的气体。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已对瘴气的形状有了初步的描写：“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明代邝露的描述更生动：“瘴起时，望之有气一道，上冲如柱，稍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痖，为汗死。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清人陆祚蕃《粤西偶记》云：“天气炎蒸，地气卑湿，结为瘴疠，危害不少，有形如云霞、如浓雾，无形者或腥风四射，或异香袭人。”道光《上思州志》所载十分细致：“邕（州）去桂千余里，属介边之区，大都暑多寒少，晴则热，雨则寒。一日之中，气候倐易。至其深山密菁之间，虫蛇草木之毒郁结熏蒸，遂成瘴疠。又岩洞溪壑间，其气如丝如缕，如雾如云，间之或香或酸，或如稬米饭之气，或有焦臭之味者，皆瘴地也。”这里观察到的“瘴气”不仅形状各异，而且气味多样，甚为奇特。从类似文献的描述来看，人们所观察到的“瘴”是一种毒气无疑。

其二是指“瘴病”，因瘴气所导致的疾病。隋代巢元方所著《重刊巢氏病源候论总论》分析了该病的地理位置以及症状与病因：“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嶂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明代李璆言：“岭南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此寒热之病所由作也。病者多上热下寒，既觉胸中虚烦郁闷。”清代俞震则认为：“瘴气为病，情形不一。非亲历其地者，莫能知也……瘴者，障也，天地自然之气，为崇山峻岭，障蔽不舒而然也。再加之以春夏之交，万物发生之际，乖戾郁遏……”俞氏所说的瘴气与瘴病似乎就不做区别了。

从地理上说，瘴气似乎是一种南方、西南独有的自然现象，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下产生，而它又是瘴病致病的原因，因此“气”与“病”是紧密相连的。古人在记载时常常将之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混为一谈，因而“瘴”包含着两层意思。但很显然，不管是“气”或“病”都有极大的危害性。由于对瘴气的认识直接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不需要专业性很强的中医病理学知识，而且也是了解瘴病的必要路径，因而首先引起关注。关于瘴气的成因，人们试图在地理上找原因，并对此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其中以岭南地区最为典型。通过这些论述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地理学的知识水平，而且也可洞悉国家知识阶层对南方边陲的总体印象，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印象的哲学基础。

古人有关瘴气的地理学解释以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最为详尽：

客有问余广右俗，冷热不以寒暑而以晴雨，即土人亦不得其说，但知此中阳气大泄，故多热而已，而不知其所以然，请以土薄水浅之云而申绎之。余曰：“此无他，特以地气有厚薄疏密之故也。广右地脉疏理，疏则阳气易于透露发泄，故自昔称炎方。一至天晴日出，则地气上蒸，如坐甑中，故虽隆冬亦无异于春夏之日。然其地居万山中，山皆拔起，纯是岩石，无寸土之附，石气本寒，今广右诸洞，深入里余，虽六月披裘，亦战栗不持，气寒故也。一至天欲雨，则石山输云，岚烟岫雾，踵趾相失，咸挟石气而升，幽寒逼人，故虽盛暑，亦无异于隆冬之时。及夫云收雨止，日出气蒸，乍热乍寒，无冬无暑，皆以是故。或谓南中同此土也。广右居交广之内，暖气反发泄过于彼土者何？盖他处山少，而广右纯山，山少者地土相兼，脉理本密，兼以地皆种植，尺寸不遗，地气上升，多宣泄于五谷。有粪壅浇溉，地面肥饶，故密而地气不甚泄。广右地气尽拔为山石，则余土皆虚，业已无石而疏理，又满眼荒芜，百里无人烟，十里无稼穑，土面不肥，谷气不分，地气无所发泄，安得不随日上升，而散中于人之肌肤也？以是知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于地。风光日色之寒暑，出于天者也；气候之寒暑，出于地者也。地薄而疏理，则气升而多暑；地厚而理密，则气敛而多寒。非专为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读《异域志》，见阴山沙漠之北万余里，有其地四时皆春，草木不凋者，曾疑其无有，极北愈寒，安得为是说也？乃今意诚有之，正为地各有厚薄疏密，其果不全系于天，与南北方隅之故也。若谓寒暑尽出于天，则今高山峻岭之上，渐近于天，渐远于地，宜其多暑而无寒矣，何故山愈高而愈寒，岂非土石厚而地气隔，故寒多？亦其一验。

清人程林就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阐述：

瘴气乃山川毒厉之气，又云江山雾气多瘴，凡以其气郁蒸而然也。——且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长。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高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蕴积，是以四周之山，崇高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不凋卒，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盖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

程林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在解释瘴气形成时，特别强调南北地理、气候差异，试图说明瘴气是由于岭南特殊的地形、地貌所导致。然而古代中国地理学并未发展成独立科学的程度，所具有的思考常常与人们的“宇宙观”“文化观”交织在一起。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解释大致体现了中国传统“阴阳观”的内在思维逻辑。集哲学、医学于大成的《内经·素问》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所有的事务都处在“阴阳”的“力场”，不过只有“阴阳”互依、互济、协调，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即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如果“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根据这样的理解，岭南之所以会产生瘴气主要是由于“阴阳”失调，冷热不均。“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产生瘴气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观点之下，其实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命题。

相对于南方而言，中原又是何种景象呢？周朝时，大司徒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寻找“地中”，此处“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之后在西汉时的《盐铁论》中有进一步发挥：

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

三国时期卢毓更将之具体化，他认为天地相交、阴阳相会的确切地点在冀州境内：“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在这种阴阳平衡的地方，气候自然宜人。所以北宋晁补之指出：“中国，阴阳之中，土气和适。”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也认为“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而“岭南之州，大抵多卑湿瘴疠，其风土杂夷，自昔与中原不类”。由此看来，因为“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心而获得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的优势，较之瘴气横行的边陲如岭南者，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实有天壤之别。人们就这样将瘴与山水、树木、天气等联系起来，通过刻意渲染，造成岭南无处无瘴的印象。随着曾在岭南生活过的中原人的北返，这种观念不断强化，并传递给其他中原人，岭南作为瘴乡的恶名遂得以确立。经过这样的推衍，从而建构起地理关系的阶序性，无形中凸显了中心与边缘非对称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强化了中原人“文化优越感”的信心。在此种语境之下，对于瘴的分类就不见得客观了，还夹杂了许多臆断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