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吴王令旨

从1364年到1366年这三年间，应天府的翰林院内，人们像往常一样忙碌。文官们有条不紊地草拟各种诏书，准备将吴王朱元璋的命令签发到各地。诏书用的是印有“圣旨”字样的金黄色卷轴，笔墨纸砚也一律是最上乘的货色。展开卷轴，文官一笔一画写下圣旨的内容：“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在卷末署上“龙凤 年 月 日”的字样。能够书写圣旨本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接到圣旨的人也会悉心保存，代代相传。可是，若干年后，没人愿意承认自己书写龙凤圣旨的这段经历。不仅这些学士们三缄其口，大明王朝崛起之后，在整整两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也没什么人愿意提起这段尘封往事。《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近百万字，作为了解洪武一朝来龙去脉最重要的一手史料，绝口不提韩林儿建元龙凤一事，就像龙凤纪年从未存在过一样。

关于明朝开国，人们倾向于认为朱元璋是从昏庸无道的元廷手中夺取的政权。设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果然存在，那么，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等于在向原来的皇帝韩林儿发动挑战，攘夺了龙凤朝廷的权位。在礼制上，这是僭越，是谋逆，是对宋政权君主的不忠，也无以昭信于天下。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初一，应天府今年的新年第一天比往年更加热闹。以李善长、徐达为首的文武两班大臣罕见地聚在一起，正月的寒气丝毫没有削减他们心中的热情。去年八月，在鄱阳湖大战中，我军彻底击溃南部中国最为强悍的宿敌陈友谅。此后的整个冬天，我军都在扫荡陈友谅残部，目前他的根据地武昌城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就在十二月，吴国公朱元璋回到应天府，在鸡笼山下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我军凭着摧枯拉朽的运势，士气空前高涨。

吴国公的名位已经无法彰显朱元璋的功勋，即便朱元璋不称王，麾下众将领也按捺不住加官进爵的冲动。请求吴国公称王的上表络绎不绝，有的人还重复上表，这让行中书省的值班文官忙得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官员，不论文官，还是武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吴国公功德日隆，击溃陈友谅就是上承天意，下应民心。称王的时机已经成熟。

和所有即位仪式一样，在文武百官的颂扬声中，吴国公先是表现出仪式化的谦卑，频频作出不敢当的姿态，“今日之议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1]群臣对吴国公的谦让行为心知肚明，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吴国公即吴王位。既然天意如此，朱元璋只好勉为其难，收起忸怩的姿态，“被迫”称王。依照王国礼制，称王即是建国。

即位之后，作为回报，吴王朱元璋建立了中书省，论功行赏，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官居一品，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官居从一品。其他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依次得到了相应的官位。[2]南部中国群雄割据的形势彻底扭转，吴王一统的局面即将形成。

在所有人都踌躇满志之际，新任吴王表现出一贯的慎重。七年前的秋冬之际，同宗的朱升老先生就建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至今依然无法忘怀。至于称王是出自朱元璋本人的意愿，还是群臣的裹挟，我们迄今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如今称王，朱元璋依然心事重重。起事至今十三年里，他目睹那么多人称王称帝，自己怎能保证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友谅？去年九月，苏州城的张士诚不也称吴王了吗？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他表现出超然的冷静。就在文武百官手舞足蹈的时候，吴王对李相国、徐相国等人发出警告：

建国之初，首在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3]

吴王把“礼法”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他的礼法就是纲纪、名分、约束。简言之，礼法治国要求所有人都要守规矩。谁敢以身试法，吴王绝不轻饶。如果是他人如此大讲礼法，恐怕流于表面说辞，未必值得重视。可是，吴王宝座下分班而立的文武大臣听到这番警告之后不寒而栗，因为数年前在金华城发生的那件事情让他们至今记忆犹新。

当初，朱元璋刚攻下婺州城，改名金华城是之后的事情。战争时期，出于保障粮食军需的考虑，朱元璋颁布了禁酒令。胡大海将军的儿子心存侥幸，明知故犯，私自酿酒一事惊动了朱元璋本人。按照军令，私自酿酒罪在不赦。胡将军正在前线领军厮杀。如果这个时候处死胡公子，万一胡将军倒戈，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官员的一片求情声中，朱元璋抽刀出鞘，亲手杀死了胡公子。他手提溅着人血的宝刀，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4]

如今，吴王刚刚即位就开始大讲礼法，其中暗藏的杀机也让正在兴头上的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形势越是一片大好，前途璀璨，各位越要危言危行，明礼守法。

吴王是个实用主义者，即位之后，眼前的一切新气象并没有让他安下心来。正月刚举行完即位礼，二月初一，朱元璋连吴王的座位都还没有温热，就马不停蹄地赶赴武昌前线，督促军队拿下武昌城。经过前后六个月的围攻，就在朱元璋赶到武昌的当月，陈友谅之子陈理出城投降。江西宣告平定。

陈理投降之后，吴军没有一兵一卒敢违抗军令进入武昌城。不仅如此，吴王还下令把米面等急需物品送往城中慰问百姓。武昌的百姓第一次领教了这位吴王的威信。[5]

名分有序，不容紊乱。由将军而称元帅，由元帅而称公，由公而称王，由王而称帝。就在吴王及其麾下文武官员沉浸在接踵而至的胜利时，人们几乎忘了，滁州城里还有一位大宋政权的皇帝韩林儿。

应天府的行中书省中，早春的寒气尚未消散，空气中弥漫着凝重的气息。此时此刻，李善长、徐达、刘基等人正在参加一场极为重要的军事会议。自从关中、河南、山东相继失守以来，安丰成为韩林儿、刘福通的最后一块据点。如今，南方强敌张士诚派遣悍将吕珍突袭安丰城。到底要不要救援安丰？自吴国公朱元璋以下，大家都给出了各自的意见。

在李善长等人看来，渡江以来，我军一直尊奉龙凤政权，和韩林儿之间有君臣之义。于公而言，皇帝韩林儿落难，我军理应派遣勤王之师，解救韩林儿于危难之中，如何能弃大义于不顾呢？于私而论，一旦张士诚夺取了安丰城，壮大了实力，必然成为我军日后图取中原的心腹大患。

刘基等人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韩林儿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何足谋事？智者务其实，愚者逐其名。利用龙凤纪年本是权宜之计，又何必受累于有名无实的君臣大义？若论心腹大患，眼下我军后方的陈友谅才是大患中的大患。陈友谅不比张士诚，亡我之心，路人皆知。如今，他凭借长江上游的地利，更是不得不防。一旦我军主力出动救援安丰，万一陈友谅沿江直下从后背杀来，大本营建康有破城之虞。孰轻孰重，诸位还不清楚吗？

这一次，朱元璋没有听从刘基的建议。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吴国公携同徐达、常遇春等将军率领精锐部队发兵安丰。其时，刘福通已经战死。[6]在从汴梁败退之后，刘福通曾经请求朱元璋的保护。后来，张士诚相机而动，趁着刘福通实力大衰，派遣吕珍围攻安丰，刘福通被杀。[7]这位曾经震动全国差点埋葬元朝的强人最后没有死在元军手中，反而死在了落井下石的张士诚手中。张士诚的背后一刀将红巾军赶下了历史的舞台。

经过一番激战，朱元璋救出了皇帝韩林儿，将其安置在滁州。[8]韩林儿在位十二年，不可谓短。关于龙凤十二年间的史事，史书或多或少都有着墨。唯独没有记载韩林儿本人的所作所为，甚至没有留下他的只言片语。在礼制的应然世界里，天子代百姓言。在具体的实然世界里，丞相代天子言。无论在杜遵道的眼中，还是刘福通的手里，抑或朱元璋的羽翼下，韩林儿这个名义上的天子始终没有摆脱提线木偶的身份。木偶是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虽然取得了勤王的成功，但是事实证明，刘基阻拦朱元璋救援安丰确有先见之明。其一，吕珍是张士诚手下悍将，安丰之战于我军而言并没有太大的胜算。朱元璋派遣的先头部队大败，几乎被吕珍全歼。要不是常遇春及时杀出，奋力死战，[9]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局。与此同时，庐州城（今安徽合肥）的左君弼也率领援军与吕珍会合。朱元璋压上了麾下最精锐的将领，如徐达、常遇春、廖永忠、傅友德等，才取得安丰之战的胜利，夺下安丰城。其二，出动主力救援安丰造成后方空虚，给陈友谅以可乘之机。就在徐达奉命乘胜围攻左君弼防守的庐州之际，西线传来消息，陈友谅倾举国之力东征朱元璋，南昌告急！徐达前脚刚从围攻庐州的战场上撤下，元军将领竹昌忻都后脚就把安丰夺了回去。[10]就这样，几场鏖战下来，安丰、庐州两座城池均在敌手之中。此时，我军又要仓促迎战强敌陈友谅。朱元璋因为救援安丰，让自己陷入十分被动的凶险局面。

救下了一位素昧平生的皇帝，却让全军陷入危局，这样的君臣名分是否值得？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九死一生，终于战胜了陈友谅。此时，他才心有余悸地对刘基说：“我当初不听先生的建议，执意救援安丰。假如陈友谅趁机夺取了建康，我进退失所，大事去矣。好在陈友谅有勇无谋，不来攻打建康，反而去围攻南昌，顿兵不前。陈友谅一死，天下不足定也。”[11]这不是朱元璋第一次佩服刘基。

早在朱元璋刚称吴国公后，群臣开始讨论座次礼仪。因为尊奉龙凤政权，所以众人认为，应当设置御座，以示对皇帝韩林儿的尊崇，这也符合臣子的职分。就在众人议论得热火朝天之时，朱元璋突然觉察到有人从背后踢自己坐着的胡床。这让朱元璋感到非常不自在。回眸看时，发现踢他胡床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基。朱元璋不为所动，也许是当成了刘基的误踢，也许是对刘基这种小动作非常不屑。当众人开始向御座行跪拜礼时，刘基不但不肯下跪，反而破口大骂：“韩林儿算什么皇帝，不过是一个放羊的竖子！何必拜他？”刘基的举动让众人感到愕然，以为这腐儒不识好歹，乱生是非。朱元璋将刘基悄悄拉到一旁，你云我云。二人究竟说了什么，史书只留下“密陈天命所在”六个字。[12]自此之后，朱元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秘力量，心中不再把任何人当成自己的皇帝。

人们不会根据一个人的内心想法判断他的行为，故此，必要的掩饰有助于事业的发展。不论朱元璋内心究竟所想为何，至少在重创张士诚之前，他还需要皇帝韩林儿的存在，需要站在正义的大旗之下。

在明朝史臣的文书记载中，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有过很多头衔，比如郭子兴委命的亲兵、和阳总兵等，属下将领推戴的大元帅、吴国公、吴王等。除此之外，朱元璋另有鲜为人知的仕宦履历。根据朱元璋亲自撰写的《朱氏世德碑》，里面谈到了他的祖父、曾祖父被追赠为中书右丞相，父亲被追赠为平章右丞相。追赠者不可能是称帝后的朱元璋，更不可能是敌对的元廷。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朱元璋在攻克集庆路时，韩林儿的龙凤政权授予朱元璋平章政事、右丞相，同时追赠三代。[13]明朝建立之后，史官对这段往事做了必要的“处理”，“处理”的结果就是这一切从来不曾发生。只是“处理”的手段并不干净，以至于清朝人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朱元璋另一面身份的原因。

礼制伸张名分，名分是维系社会秩序于不坠的基本守则。那么，在充满变数的动荡时代，名分背后的正义是否真正存在？我们能看到的正义往往体现在檄文之上，能发挥相当效力的反而也是这种檄文正义。继覆灭陈友谅、陈理政权之后，南部中国唯一有能力挑战吴王朱元璋的就是东吴张士诚政权。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依然使用龙凤纪年。

在龙凤十二年（1366）的一份“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中，记载了吴王朱元璋是如何继承天命、救民伐罪的：

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予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士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父子兄弟，面缚舆榇。既待不以死，又封以列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里田。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惟兹姑苏张士诚……[14]

除了说明自己王者之师的正义性之外，榜文中还历数了张士诚的八大罪状，将其贬为阻碍历史潮流的罪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蹊跷的是，檄文的正义性在明朝开国之后就被自己推翻了。

明人袁中道发现同乡人藏有一纸告身，里面提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这让他多少都感到意外。[15]因为，自从明朝开国两百年来，几乎没有人提起这回事。感到意外的不仅是袁中道一个人。李诩在写《戒庵老人漫笔》的时候，提到了明朝开国前的四道令旨。令旨的收藏者是江阴侯吴良的后人。吴良原名吴国兴，因为“国”字冲了朱元璋的字讳（国瑞），被朱元璋赐名吴良。当朱元璋和陈友谅鏖兵之际，吴良奉命镇守东南屏障之地——江阴。他因为防御有功，致使张士诚的军队不能北进尺寸，有力地捍卫了建康。洪武三年（1370），功封江阴侯。死后，封赠江国公，谥号襄烈。[16]

李诩看到的四道命令都来自朱元璋本人，而且由朱元璋亲笔。其中一道命令是朱元璋让吴国兴派遣一百精锐骑兵驰援濠州、安丰战场。原文如下：

密旨教江阴卫指挥吴国兴知会：即日我用马军往淮上取濠州、安丰，你那里则是守城，不须与人野战。你那城中马军，可拨一百精锐的，教忽雷王元帅领来厮杀。你料着不妨，便拨将来。

龙凤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亲笔。[17]

类似的吴王令旨，也零星见于其他史籍。比如，王世贞就记载了吴王朱元璋发给徐达等人的令旨：

吴王令旨：命右相国徐达做总兵大将军，平章常遇春做副将军，统领大势马步舟师，征取浙西、苏州等处城池。招抚军民，仰大小官将，悉听节制，依奉施行者。

龙凤十二年八月十一日。[18]

迄今，我们能看到的最后成文的吴王令旨是朱元璋专门发给徐相国的。时间是龙凤十二年（1366）十一月十二日，大致内容是让徐达、常遇春等将领派兵围攻或者固守新占领的高邮、海安、泰州等处，并抽调兵力到宜兴捕贼。另外，派人与王信、王仁沟通，防范和必玛勒。[19]当时，徐达率领大军攻克杭州、绍兴、湖州等地，合兵包围了张士诚最后盘踞的平江府。[20]相较于平江府的围城决战而言，高邮、海安、泰州等处的防卫以及捕贼等问题无关宏旨。龙凤纪年就这样淡出了史书的记载，取而代之的是次年“吴元年”的新纪年。

清儒钱大昕对这段往事表示理解：“太祖之称吴王，盖林儿命之，故书皇帝顶格，书吴王空一格。史称诸将推奉为王，亦非其实也。及林儿既亡，始有吴元年之称，亦可见太祖之不忍显背伪宋矣。”[21]朱元璋本人虽然称王，却在此后的三年中（1364—1366）坚持使用龙凤纪年，表达了对君臣名分的尊重。他心中犹有畏惧，所以一直到韩林儿死后才肯改元。

无论后人如何分析，明人对龙凤纪年一事讳莫如深。对他们而言，提起龙凤纪年就如同在揭整个大明朝的伤疤，也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总之，龙凤十二年（1355—1366）几乎成为凭空消失的十二年。

龙凤十二年（1366）十二月，廖永忠将军接到吴王令，这次的命令不是让他攻城略地，而是把一个人接到应天府来。接人一事对廖将军而言大材小用，廖将军却感到了十二分的为难。要去迎接的不是旁人，正是吴王之前安置在滁州的大宋皇帝韩林儿。

这是一块烫手山芋。从滁州到应天府的路途并不遥远，以廖将军在鄱阳湖大战中的神勇表现而言，他并不担心中途会遇到刺客、土匪之类。关键在于，吴王称帝在即，如果把韩林儿顺利地接到应天府，吴王会不会指责自己办事不力？如果顺手杀了这个傀儡皇帝，自己岂不成了弑君者，如何面对天下人的舆论？听了某位谋士的建言后，廖将军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迎驾队伍到了应天府北部的瓜步，皇帝韩林儿乘坐的御船倏然沉没了。[22]廖将军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应天府，哭哭啼啼地向吴王请罪，并对天发誓，这真的是一场意外……

朱元璋登极之后，在一系列祭文、檄文中仅仅提到刘福通，绝少提及韩林儿，表现了高度的回避意识。毋庸置疑，包括洪武帝在内的明朝君臣不愿意回忆这个人和这段往事。[23]洪武三年（1370），廖永忠功封德庆侯，俸禄一千五百石。按照洪武帝的说法，廖永忠这位奇男子屡立功勋，完全可以封为公爵。只因为他当年迎接韩林儿，听信儒生的建议，妄自揣摩朕意，因此只能封为侯爵。[24]洪武帝的这番定论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没有给廖永忠提出异议的任何余地。

到了清代，史学家对“瓜步沉舟”一事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比如傅维鳞在《明书》中仅提到“龙凤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林儿殂”，同时认为，朱元璋登极之后，国号之所以为大明，既是出于对小明王的怀念，“不忘旧也”，也是为了应验元末民间“明王降世”的谶语。[25]有的史家，比如夏燮，则直言不讳地讲道：

韩林儿在滁州，太祖命廖永忠迎归应天，行至瓜步，沉之于江。[26]

如此一来，朱元璋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弑君者，是礼法中的罪人。

韩林儿不死，大明王朝如何建立？朱元璋看起来是在指责廖永忠，并做出了不封公爵的惩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感激？果真严守君臣名分，属下犯了弑君的弥天大罪，虽九死而无一赦，不封公爵的说辞未免避重就轻。直到洪武八年（1375），廖永忠才因为僭用龙凤等装饰的器物，被洪武帝赐死。[27]

天气凝肃，坚冰履霜。对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韩林儿的死亡无关痛痒。历史本身就很健忘，现实的人们又总是各有所忙。公元14世纪后半叶，在北部中国，元廷内部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人正在上演军阀混战，难解难分。在南部中国，张士诚龟缩在苏州城中苟延残喘。朱元璋的将领一边死死围攻张士诚，一边四处征讨，逐步推行统一大业。应天府中，礼臣们营营逐逐，也忙碌不停。韩林儿死了，龙凤纪年没了，次年要进入崭新的吴元年（1367），一堆工作亟待展开。吴元年作为开国前的过渡年，谁都清楚，正式称帝建元只是时间问题。饱读诗书的礼臣们一致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提议筑造宫阙，创立制度。吴王的意思，宫阙不妨缓一缓，应当先建造宗庙和社稷坛。[28]他这种尊祖爱民的政治觉悟又一次赢得了群臣的喝彩与折服。

在位十二年之久的君主韩林儿崩殂，这本应是礼制方面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可在明人眼中，如果非要提及此人，那么，韩林儿无论是死是活都有且仅有一种价值，那就是衬托我朝太祖高皇帝的圣明：

（韩）林儿不死不改元，下令犹以皇帝圣旨先之。汉高之于义帝、光武之于更始，未然也。呜呼，非圣人而能若是乎？[29]

[1]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年正月丙寅，第175页。

[2]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年正月丙寅，第176页。

[3]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年正月戊辰，第176—177页；《明通鉴前编》卷三，第97页。

[4]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胡大海传》，第3879页。

[5]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年二月癸丑，第179页。

[6] 关于刘福通的死亡时间有两说：（1）刘福通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被张士诚部将吕珍所杀；（2）刘福通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与韩林儿一道死于廖永忠的瓜步沉舟。本书从前说。相关研究可参王玉群：《刘福通结局之我见》，《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等。

[7]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癸卯年二月癸酉，第148页。

[8] 《明通鉴前编》卷二，第84页。

[9]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洪武二年十月庚午，第918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癸卯年三月辛丑，第150页。

[11] 傅恒等：《通鉴辑览》卷九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39册，第171页；《明通鉴前编》卷二，第94页。

[12] 查继佐：《罪惟录·传五》，《续修四库全书》第321册，第212页。

[13] 《明通鉴前编》卷一，第22页。

[14] 吕毖：《明朝小史》卷一《洪武纪》，《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39—440页。

[15] 袁中道：《珂雪斋外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376册，第356页。

[16] 《明史》卷一百三十《吴良传》，第3813—3815页。

[17]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笔者按，“龙凤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亲笔”，点校本属下读。如此一来，则前文密旨就没有落款日期，恐于理不合，现予以提前。

[18]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10册，第309页。

[19]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10册，第310页。

[20] 《明通鉴前编》卷三，第136—137页。

[21] 钱大昕：《跋陶学士集》，《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39册，第52页。

[22] 张铨：《国史纪闻》卷一，田同旭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23] 史载：“史惟称刘福通，而不及韩林儿。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盖讳之也。”（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09册，第253页。）

[24] 《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廖永忠传》，第3804—3806页。

[25] 傅维鳞：《明书》卷八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9册，第198页。

[26] 《明通鉴前编》卷三，第138页。

[27] 《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廖永忠传》，第3806页。

[28]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丙午年十二月，第311页。

[29] 高岱：《鸿猷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