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二元经济理论

传统二元经济指的是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并且两部门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最为著名。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 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能维持城市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下，大量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促进一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经过漫长的农业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生产单位开始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为此雇用劳动力并投入资本；市场按照竞争下的商品供求关系配置资源，这反过来又能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简单来说，近几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复杂化）、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市场不断开拓的历史。

在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刘易斯称其为维持生计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称其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并存，而且两部门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巨大差异，是许多资本主义起步较晚的国家都曾经历过的普遍现象。这样的两种差异显著的经济部门共存的现象就是“二元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J. H.伯克提出，并用来描述当时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经济：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者所经营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伯克提出，在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下，人们的需求非常有限，从事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直接的生活需要，对价格、货币刺激的反应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

20世纪初，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落后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但这种二元经济并不太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并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入研究。

直到1954年刘易斯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首次系统提出了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甚至为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当然，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比农业部门稍高一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两部门生产效率与工资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剩余即利润的积累和使用，当它们被资本家用来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就更多了。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全部被吸收而消失，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也会基本提高到与工业部门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就消失了。

刘易斯二元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解释劳动力过剩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态接近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水平，所以刘易斯采用了古典经济学框架。

模型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当然，刘易斯的无限供给假设并不是说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无穷多，而是说，在现有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下，现代工业部门面临的劳动力供给远多于其所需求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得整个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对工资的弹性极大。因此，现代工业部门如果要扩大规模，总是可以在现有工资水平下雇用到足够多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这里的劳动力是指非熟练、非高技术含量的工人，他们无须培训或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胜任工作，不包括需要经过大量时间进行教育培训的劳动力，比如科学家、熟练技工等，因为这些稀缺的人力资本，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假设适用于传统农业部门占比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和非洲的一些人口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但不适用于日本、西北欧洲各国、北美国家等相对劳动力资本不多的发达国家。因此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过程。

刘易斯将整个经济系统分成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代表是现代化工业，维持生计部门的代表是传统农业。两个部门的核心区别在于，可再生性的资本是否参与了劳动生产。

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借助可再生性的资本进行生产，资本所有者因为资本的使用获得报酬。这些资本主要表现为机器设备、厂房等。从生产效率的角度看，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因为资本的助力明显比传统农业部门高得多。机器可以让劳动力的效率产生质的飞跃，而传统农业部门则无法生产和提供高技术产品或服务。从所有权角度看，资本为私人或国家所有，资本的所有者为了从资本中获得利润要雇用劳动力，从而使用资本进行生产。

在传统农业部门里，劳动力不借助可再生性的资本劳动，工资水平是刚好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劳动力相对资源和资本明显过剩，造成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或为0，同时存在较多隐性失业者。例如，一个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家庭有五个劳动力，减少两个劳动力后，三个劳动力的产量与之前是相同的，那么这两个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实际上处于潜在失业状态。但如果他们的耕地也减少了2/5，那么产量就会显著下降。劳动力相对于耕地是过剩的，对产量形成约束的是耕地资源。

总之，这两个部门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使用程度，而不在于区分农业和工业。所以现代工业部门不仅包括现代工业，而且包括大规模使用机械和高科技的现代化农业、购物广场等。传统农业部门包括临时性职业，如小摊贩、码头力工、临时保安等。传统农业部门也是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维持生计部门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也就是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当维持生计部门已经有很多劳动力就业时，部门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几乎是0，所以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右侧部分几乎接近于0。从供给方面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下，供给的弹性为无穷，所以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横线；工资水平等于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这是因为只要工资达到维持生活的水平，劳动力就会开始供给并且是可再生的供给，需求方不必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如果工资为0，从业者无法正常生活，劳动力也就无法再生，也没动力供给劳动，所以0工资是不现实的。最终，供给和需求曲线相交于P点，工资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被雇用的劳动力少于劳动力的总供给，也就是存在大量的实际失业。由于该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0，所以该部门的工资高于边际劳动生产率，具体如图1.1所示。

举例来说，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里，假设当前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只需要八成劳动力就能达到最大产量，剩余的两成人口即使加入生产队伍，也不能提高产量。因为人口过多，竞争压力加大，只要工资能维持温饱，人们就会去劳动，所以土地所有者把劳动报酬定在仅够维持温饱的水平，就能雇用到足够多的劳动力，但如果工资再低就没人愿意劳动了。这一道德准则是不劳而获，是可耻的，所有人都得参加劳动，所有人都拿着维持温饱的工资。然而，总会有一些人（不超过两成）发现自己即使没怎么干活也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而且工资水平与认真干活的人相同。时间久了，所有人都会发现这一现象。但因为干活少的人通常是自己的亲人，所以辛勤干活的人并不会太在意工资中的“不公平”。在传统农业经济里，干活少的多数为体力较弱的人，最终他们的家庭可能不需要他们干农活，毕竟这并不会影响总收入。

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也是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体现了资本所有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没有在维持生计部门里提携亲人的考虑）。但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是由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这也是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主要特征。首先，根据假设，在现有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下，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去现代工业部门应聘，使得整个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对工资的弹性是无穷大的，所以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也是一条水平的线。

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通常比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一些，刘易斯指出，这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高，对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的心理补偿，工人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工会的垄断力量。当供需曲线相交时，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所以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其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现代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限，如图1.2所示。

继续之前的例子，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农村里，一些人发现去城市里的工厂打工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最后家庭会议决定，在不影响农产品产出的前提下，让一些人出去打工。假设这些打工者是理性的，他们会对比工厂工资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假设他们在农村不工作，家人或集体也给他们发放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而背井离乡打工将导致生活习惯被迫改变，所以他们期待工厂给出的工资，高于仅能维持在外地正常生活的水平。如果没有这种心理补偿，他们就没有背井离乡的动机。如果工厂的工资足够高，就会吸引所有的隐性失业者去工厂打工。根据模型假设，隐性失业者的数量极其庞大，他们要竞争工厂提供的少量岗位。因此在工厂扩大产能或者新工厂开工时，总能按照某个不变的实际工资雇用到足够的人。

现代工业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后者深刻影响了前者的劳动力工资和供给，两个部门工资和劳动力禀赋的差异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在刘易斯的模型里，传统农业部门的大量过剩劳动力进入现代工业部门，使得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总能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下供过于求，所以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是由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决定的。

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是储蓄率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显著提高。经济增长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靠投资，投资靠储蓄，储蓄来源于利润或资本家剩余。刘易斯认为，储蓄主要来源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农民或地主（资本家），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工资除去维持正常生活的开支，能储蓄的部分很少；资本家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所以刘易斯把经济增长问题归结为资本家剩余或利润积累问题。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的增加驱动。资本不仅可以靠利润积累，还可以靠纯货币供给。

资本家有扩大资本积累的冲动，所以资本家的剩余或利润主要被用于扩大资本，资本的扩大将需要招募更多劳动力，使得现代工业部门规模扩大。因为假设现代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不变，那么资本家的剩余将不断增加，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资本家的剩余再用来扩大资本，从传统农业部门雇用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同时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大。以上过程反复循环，直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此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不再成立，劳动力生产要素是稀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变得倾斜向上，工资随雇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两个部门之间竞争劳动力，工资、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超过了维持生活的水平，农业和工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趋于相同，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

资本扩大让使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的资本提高了，所以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随着资本扩张而变化。相同工资条件下，劳动力需求增加，即劳动力需求曲线（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向右平移（见图1.3）。

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其忽略了农业的现代化过程，过于简化农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为弥补这一缺陷，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提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这个模型沿用了刘易斯模型的假设和思路，也假设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有无限弹性，并且将工资水平固定为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平均工资水平，称其为制度性工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不同之处在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还重点关注了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作用，阐释了农业部门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在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引发了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0（甚至为负）提高到大于0，再逐渐提高到制度性工资以上。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技术、工资水平、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也在变化，因此劳动力在农业和工业部门中的配置也在变化。总之，农业部门的发展影响劳动力市场，也影响工业部门的发展。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将经济发展过程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里，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这是工业化初始阶段，与刘易斯模型的情况类似，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假设下，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到工业部门，且不减少农产品产量。劳动力可以按照固定的制度工资被工业部门雇用，此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在第二阶段里，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正，但仍低于固定的制度工资。农村依然存在隐性失业，隐性失业者被定义为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制度工资的劳动力。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正的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减少了农产品的总量供给，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如果维持工业部门劳动力生活水平不变，工资水平也将随之提高。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变差，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将放缓。此时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

在第三阶段里，农业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到制度工资水平以上。随着隐性失业者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动到工业部门，农业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到制度工资水平以上，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者消失。第三阶段的特征是，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劳动需求曲线）都高于制度工资，劳动供求决定实际工资，而不再是制度决定工资。工业部门如果要雇用更多劳动力就得提高工资，只有工业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才能吸引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劳动力要素在一个统一的市场内配置，工资无论在工业部门还是在农业部门都是由边际产品价值决定的，劳动力不再单向地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农业进入商业化阶段。

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都采用了古典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二者的核心假设是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城市不存在失业，认为工资在一段时间内不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只由农业部门平均产出决定，但这不符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另外，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认为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是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存在差异，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1967年，戴尔·乔根森发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将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运用到二元经济研究中，创建了乔根森模型。该模型基于农业剩余与人口增长、农业剩余和工业扩大两方面，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以及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剩余被定义为农产品总产量减去农业部门消费的农产品数量。

在模型假设方面，乔根森认为，劳动力的配置是完全市场化的，工资不是固定不变的制度工资，而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市场化决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这意味着，乔根森模型否认了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或低于实际工资的假设，也就是否认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固定在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假设，所以劳动力供给弹性不再是无穷的。这是乔根森模型与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关键区别。

在乔根森模型中，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动力是农业剩余，而不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取决于农业生产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乔根森模型重点关注了技术进步率α、人口增长率η和产出关于劳动的弹性β，基于农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数学推导，得出如下结论：农业剩余产生和不断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人均农产品能实现正增长：α-β>0。或者说，农业剩余的产生条件是人均农产品增速超过最大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η会随着人均农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增长，但它有生理性的天花板，即最大人口增长率。但人均农产品增速没有这样的天花板，可以随技术的进步等因素不断增长，当超过最大人口增长率时，农业剩余就产生了。如果农产品增速总是慢于人口增速，那么农产品的增量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经济将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人均农产品增长的驱动力是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

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产生并雇用到充足的劳动力的必要条件。农业剩余使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农业剩余增长得越快，规模越大，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就越快，工业部门才能不断扩大。乔根森模型假设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取决于资本存量、工业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率，工业劳动力的增长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速，资本存量也依赖农业剩余。总之，持续稳定的农业剩余是工业持续增长的保障。农业剩余增长也取决于技术进步，因此乔根森模型突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乔根森模型的推导表明，工资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乔根森模型假设技术是不断进步的，规模报酬不变，工资和资本剩余的比率固定，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令工业部门的工资和资本剩余（利润）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农业部门工资和工业部门工资存在固定的差。

乔根森模型还分析了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消费结构的属性是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工业品消费需求有不断扩大的倾向，农产品消费却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一个人对食物的需求有明显的上限，因此农业的市场规模增长受制于人口增长。但一个人在食物以外的需求似乎没有上限，因而对种类繁多的工业品的需求也没有天花板。故农业部门的发展有上限，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