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贵族势力的妥协

唐太宗想要压制贵族势力。早先隋文帝也试图通过压制贵族势力来确立中央集权，唐太宗继承了这个方针。但是，贵族很久之前就在地方上不断培植势力，唐太宗很难如愿。

由于先祖仕于北周，唐室在关中（陕西省）的声望很大，但在大部分原属北齐领地的所谓山东地区，则情况迥异。而且，当时有势力的贵族大多在山东地区。博陵（河北省安平县）的崔氏、范阳（北京）的卢氏等，是名门望族的代表，他们不断夸耀世代拥有的社会地位，对此，唐太宗心里很不痛快。

唐太宗认为，对唐朝建立有功劳的文武官僚家族，才应该作为有名誉的家族受到尊敬；对唐室没有任何功劳的世家受到尊敬，这很不合理；朝廷分别授予了功臣官爵，这个官爵应该成为直接体现其家世高低贵贱的标准。如果这样，官僚们会更加尊敬唐室，孜孜不已，这也有助于确立中央集权。例如，在日本，一直存在到二战结束的宫中席次（明治宪法下高等官、有爵者、有勋者、有位者等在宫中的座席顺序），就直接体现了门第的高低。唐太宗对此表现得干劲十足。

他命人制作《氏族志》，慎重地调查天下名家，并对其划定等级，也就是家世等级。由于唐太宗亲命合适的官员制作，按理说《氏族志》不会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然而，与唐太宗的期待相反，博陵的崔民干〔“山东名门”的代表，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被任命为为黄门侍郎，之后唐太宗对付山东门阀时，将他的家族列入首批名单，但似乎未取得成果〕依然列为第一等，其官职只不过是黄门侍郎（门下省的次官）。唐太宗一看，很不满，立即命令重新制作《氏族志》。

唐太宗也知道崔氏、卢氏等作为名门受到社会的尊敬。而且，他还知道崔、卢及其他门阀士族之人因出身名门而骄傲自大，一旦要联姻，必定要求高额彩礼，可见这些门阀士族有些已家道衰微，已默认将彩礼当作收入来源。唐太宗从一开始就对“山东名门”没有好感。

重编《氏族志》的理由在于，仅凭过去的阅历，将实力不相称的人作为名门之士看待，这样的《氏族志》没有价值，这样就无视了唐朝的官爵，只是遵循世间原本的秩序。在重新制作的《氏族志》中，皇族位列第一，外戚第二，崔民干为第三等级。其他山东的名族相比上一次都下降了一个等级。

尽管唐太宗强烈暗示要压制名门，但崔民干仍旧位列第三等，这显示出根深蒂固的尊重门第的风气。而且，这一点在由政府编纂的门第排序出现后也没有大的变化。

唐太宗为自己的女儿挑选的夫婿均为唐朝功臣的子弟，尽管他已做了亲身示范，但像魏徵、房玄龄、李勣这些功臣，却频繁地与“山东名门”联姻，因此，“山东名门”的门第依然很高。而且，即便在崔氏和卢氏中，还要再进一步划分更详细的级别，例如哪家为上，哪家为下，这也与唐太宗的意志相反。这种尊重门第的习惯一直持续到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