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0岁的我如何思考
故事的开篇
如果能见到10岁时的我，吸引你的会是什么？你会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微胖男孩，戴着高度眼镜，正将自己的鼻子深埋在一本打开的书里；可能是他正低头垂肩坐在钢琴凳上，弹奏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曲，母亲陪坐在一旁；也可能是他正弯腰俯身在一架小型便携式打字机前面，用两三根手指敲击键盘打字，就像我现在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所做的一样。
是什么让还是孩童的我对弹奏钢琴和文字写作如此全神贯注？
我的母亲叫希尔德·贝拉·魏尔海默（Hilde Bella Weilheimer），父亲叫鲁道夫·加德纳（Rudolf Gärtner），他们出身于德国纽伦堡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在我母亲20岁、父亲23岁的时候，他们结婚了。在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中，如此早婚是罕见的。他们结婚后，打算和自己祖上几代人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过着传统资产阶级的富裕生活。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父母见多识广，颇有先见之明，为远离日渐明显的纳粹暴力政权，于1934年迁居米兰，打算在意大利开始新的生活。很快，他们就发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一路货色，意大利也没有犹太人的家园，只好又搬回了德国。1935年，他们的长子埃里克（Erich）出生。此后我父母人生的重要使命（很快就成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着埃里克离开德国。他们最理想的移民地点是美国。
由于我母亲和哥哥基本上已被纳粹扣作了人质，父亲先后三次走海路前往美国，寻求能为全家三口人出具担保的人——他得能保证这个家庭到达后不会给美国增加财政上的负担。1938年，父亲终于成功了，他从此前已经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同学(9)那里，获得了担保书。为了办理前往美国的所有手续，父母动用了全部财产缴纳税款——几乎相当于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物品4倍的价值，终于登上了开往纽约的轮船。
我父母只会一点英语，在美国也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和熟人。而且由于德国当局的限制，他们于1938年11月9日午夜到达美国时，每人只随身携带了5美元。那个晚上正好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帝国水晶之夜”(10)，德国千百座犹太教堂被打砸或烧毁，无数犹太人被逮捕、打伤甚至被杀害，其中就有母亲的许多亲属。但我父母还算幸运的，至少比东欧的犹太人幸运。他们的幸运之处在于，全家三口完好无损地逃离了虎口，虽然贫穷，但身体健康、创业精神犹在。
这样的幸运并没能持续多久，他们从纽约搬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小镇斯克兰顿（Scranton）后，日子过得很艰难。父亲过去在德国从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此时却不得不为了每周15美元的工资，靠搬运汽油桶谋生。母亲以往从没有做过一顿饭、铺过一次床（甚至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像她这类活跃在社交圈里的人都雇有女仆），在美国却开始做家务，而且很快就为很多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庇护。
1943年1月，一个悲剧的降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我的哥哥埃里克从一座小山丘乘雪橇往下滑的时候，为避开一只狗而拐道，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最终命丧黄泉。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如果不是当时我在她肚里已经三个月，她与父亲会因悲痛而自杀。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祖国、土地、房屋、很多朋友以及亲人，就连他们视如珍宝的聪明儿子也没能活下来。虽然哥哥埃里克刚到美国时，连三个英语单词都不会，但却十分聪明（我曾听到不同的人分别用英语、法语、德语三种语言的“聪明”一词夸他），学校甚至因此同意他免读一年级，入学后立即跳班进入二年级。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的父母都被告知要对自己的孩子隐瞒坏消息。因此，不管这提议是对还是错，我出生以后，父母从没有在我面前提到过德国、希特勒、集中营以及他们的早年生活，他们极力想掀开生活新的一页。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从没有告诉过我哥哥埃里克的意外夭亡。当我看到家中镜框里哥哥的照片并询问是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是邻居家的孩子。直到有一天，我随意乱翻抽屉，发现了报道埃里克不幸离世的一张剪报，他们所有善意的谎言才被揭穿。我之所以用“善意的谎言”这个词，是因为我知道，无论在什么程度上、从何种视角看，本杰明·斯波克(11)医生的建议和我父母的谎言都出于善意。但他们都低估了儿童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希特勒和埃里克的事。
我用以上故事作为本章的开头，是因为无论我父母是否刻意保持沉默，这两件事对我的童年都影响极大，或者至少给我的童年抹上了浓重的色彩。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小镇上的同龄人，大多数是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而我的妹妹玛丽昂（Marion，生于1946年）和我，则来自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家庭。当时我父母为保守这一秘密，彼此用法语交谈，偶尔使用意大利语。但是，在我家没有电梯的三楼的狭小房间里，经常来访或共进晚餐的客人们，却都是讲德语的难民。
我的强项
毋庸讳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伤痛（包括许多流离失所者的困境），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一直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我父亲就从来没有真正适应来美国后的生活，如果能让他回到20世纪20年代末有足球比赛、啤酒和炸鸡排的德国，即使需要付出折断手指的代价，他也毫不犹豫。我的母亲则与父亲相反，在2013年102岁去世之前，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很容易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且不想再与德国藕断丝连（她很高兴我们的姓氏被英语化为加德纳）。但是，埃里克曾经有过的远大前程和他悲惨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虽然他们作为父母是称职的——对此我给予他们“优”的成绩，但我当年却不知道自己是替代哥哥的孩子。甚至我的中间名厄尔（Earl），也被精心美国化，作为埃里克（Erich）的替代品。为了继续纪念他，在我们家族后代的各个分支中，都有几个人被起名叫埃里克。
我父母在德国长大，是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享受型年轻人。他们跳舞、聚会、滑雪，而且非常热衷社交活动。但在雪橇事故中失去了一个孩子后，他们特别注意保护我：不让我参与任何可能导致严重伤害的活动，禁止我从事任何体育运动，从不让我滑雪，也不允许我踢足球。我在20多岁离开家很久之后才学会了骑自行车，即便那时，骑在这种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上，我也从没感到得心应手。我并没有反社会人格，但正如本书开篇你看到的，我喜欢单独活动，如广泛阅读、定期写作和一个人刻苦地练习钢琴。即使在今天，我还是喜欢游泳而不愿去参加集体性的体育运动。我总能结交到几个亲密的朋友，和自己认识的人交往得很好，但我不太合群，也不喜欢参与聚会性质的活动。
大家可能想不到，因为我一直活在内心的世界里，我竟然花了几十年才意识到自己的以上特点。其间，多亏一位邻居注意到我的音乐天分，一直督促我父母培养我，后来他们真的花了30美元为我买了一架二手钢琴。此后，我几乎每天都在弹钢琴，还曾在犹太教堂里拉手风琴、弹管风琴，在高中乐队里演奏长笛。我如饥似渴地在收音机里聆听不同种类的音乐，收听并收藏了许多唱片（大多是每分钟33转的，而不是每分钟45转或78转的）。毫无疑问，几乎在所有清醒的时候，我脑海中都自然而然地会有音乐声响起。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
只要条件允许，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家乡的公共图书馆，我都尽可能多地阅读各种书刊。在斯克兰顿的公共图书馆里，我读书花费的时间，真是难以计数。我埋头书本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因为对从体育运动到气候特点的所有信息都很感兴趣。我读过一本只有一卷的百科全书，并将多卷本的《世界百科全书》（World Book）放在床边，以便随时参考（如果晚60年出生的话，我的搜索引擎会忙得不可开交）。我读过很多非常受欢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但我特别着迷的还是历史和传记类图书。这两类书常常与人类做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有关，或者与人类被决定的命运有关。我所阅读的，主要是讲述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及其相关人物的，那是我家里为数不多的英语书，它们同样清楚地反映了我父亲的爱好。当时我所阅读的故事、小说和《少年生活》(12)杂志里面的文章，大约80%都是非虚构类的内容。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当年的阅读范围很广，但我并未有意识地系统阅读某方面的内容。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博闻强记，无论是对历史、科学还是体育新闻，都是如此。我很容易被这些信息吸引，并将不同领域的信息联系起来，如将体育人物与历史人物或媒体人物与当代政治人物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记录同一年两个不同团体或部门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试图弄清楚的是，父母为什么对我隐瞒哥哥的夭折和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之事。后来运用我自己开发的语言体系，注重用对比的方法，看到了两件似乎彼此无关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以不受学科约束的思维方式，或者以在我头脑中建立起真正学科概念之前的思维方式，对它们加以比较。我的头脑像一个巨大的信息收集器，自如地穿梭在没有严格界线的不同学科之间。在我还没有开始真正学习如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这样的学科之前，就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区分、比较和联系。
我喜欢写作。7岁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的鼓励和督促，我就为班里创办了一份报纸。那会儿我家里有一架小型台式印刷机，我会耐心地把每个单词的每个字母，都放在印刷机的台板上，然后转动杠杆，煞费苦心地出版一份只有4页的报纸。如果有人，包括溺爱我的父母，读过或保留过其中哪怕一页报纸，我都会感到惊讶，因为没人这么做。不过没关系，我的乐趣就在于把事件和想法记录下来。多年以后，这种愉快的感觉依然存在。今天，当我坐在办公桌上打字时，想的还是希望能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世界。即使这些文字将随风而逝，我也会继续写作，因为它们是我人生的见证。
因此，如果要我总结综合思维和推理能力的发展模式有什么特点，无论是以我自己为模型，还是以适应未来世界为准，我都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广泛的好奇心，透彻理解、吸收并牢记大量事件和数字，最后提出问题，但同时也要认真关注问题的答案——无论这些答案是从书本、大自然、简单的实验中获取的，还是从其他人或自己的想象中获得的，都对其一视同仁。然后，以既不僵化也不混乱的方式，将这些原始的答案放在一起，看看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还是根本不起作用）。重要的是，将这些答案按照某些符号系统记录下来。
我的大脑日夜都很活跃，这经常使家人和朋友疲于应对。在学校里，我是一名好学生，成绩在班级里总是毫无悬念地名列前茅。尽管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但我的确是应试教育中的佼佼者。对我来说，无论选择专注于哪一项活动，取得好成绩都很重要。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是，我是否和从未谋面的哥哥一样是好学生且学得很轻松，但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是在和他一争高下。
说到我童年时的崇拜对象，可以从那时挂在我卧室里的三张照片——优素福·卡什(13)、爱因斯坦和海明威了解一二。还有我外祖父马丁·魏尔海默（Martin Weilheimer）的肖像，这幅肖像照的风格与卡什作品类似，至今仍挂在我的书房里。(14)他们代表了在各自领域——科学、艺术和商业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人。虽然70年前我不会这么想，但外祖父的确希望我有一天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我的弱项
多亏了我家的另一个朋友，他劝诫我父母不要过分庇护我，所以7岁的时候，我开始参加露营活动。起初，我讨厌离家外宿，因为我既没有天赋也没有热情投入在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竞技体育运动上。但体验了7年以后，我成了一个相当热爱露营的人。我曾在年幼时成为幼年童子军和正规童子军的成员，后来成为雄鹰童子军(15)的成员。几十年后，我很高兴地发现，长期担任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的阿尔·尚克尔（Al Shanker）曾经也是雄鹰童子军的成员。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十分聪明的犹太人，却在当时以英美人为主的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非常受人尊敬。
要想成为雄鹰童子军的侦察兵，必须获得21枚奖章，为此我不得不参加20次通宵野营。和以往的其他露营一样，我最初颇为害怕，虽然最终适应了，还是未能真正喜欢上。背着沉重的背包，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走20次；漫漫长夜，在破旧的睡袋里驱赶蚊虫——这些经历使我永远无法喜欢露宿野外。不过，这可能会让我的儿孙感到遗憾。
尽管我缺乏通常能在团体运动中获得的身体技能，童子军却给了我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让我成为一名队列行进时的“标兵”。幼年童子军或正规童子军中的成员，必须按照顺序和同伴排成一行，并严格遵守行军时的命令。我不是个时刻保持标准体态的人，总是随意或站或坐，我父母还经常用略带德语口音的话温柔地提醒我：“站直！坐直！”但是，在行军时，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一次指令。这可能与我的音乐爱好有关，或者与我杰出的应试能力类似。不管是什么原因，就像我无须再露宿野外一样，我很高兴后来再也不用参加行军操练了。
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小城几乎从来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19世纪末，那里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扩张的地方，同时也以杂耍和卖淫闻名。后来，它被宣布为美国第一个经济萧条的地区。我从得知这个消息开始，就对这个论断存在疑问。当星期六下午我去湖滨剧院看电影时，注意到斯克兰顿经常是人们的笑柄。我当时很天真，以为在某个城镇上映的电影都要提到那个城镇的名字，但事实上当时的斯克兰顿在全世界都是人们的笑料。
但在那些日子里，不管经济多么萧条、遭了多少人的嘲笑，斯克兰顿还是有几家电台和电视台。大约10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名为“少年评委”的节目，为各种流行和严肃音乐打分。这件事对我来说几乎毫不费力，还让斯克兰顿人熟悉了我的声音和观点，也让我早早体验了成名的滋味。
在我更小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另一个叫“影子杀手”(16)的电视节目，参赛者在节目中通过物体的轮廓，判断它究竟是什么。结果我这个小学里的好学生，在节目中却表现不佳，我甚至需要主持人给一些提示才能答对。我一向不拒绝参加比赛，经常与家人和朋友玩棋类游戏，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决心再也不参加任何识别图案的比赛。
儿童考虑他人想法的时候，往往假设每个人的想法和感受都和自己一样。儿童意识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事方式逐渐行不通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他们也会因此获得认识上的提高：知道大多数人的想法可能与自己完全不同，而自己的想法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在“影子杀手”节目上的表现，让我意识到，在视觉表现上自己处于明显的劣势。
首先我缺乏立体感。同一时间内，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而且右眼的视力比左眼的差很多。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喜欢看3D电影，或任何具有三维立体感的东西。有趣的是，我的外祖父和哥哥埃里克，基本上也只用单眼视物，另一只就是所谓“懒惰或游荡的眼睛”（埃里克为训练这只眼睛，甚至在视力较强的眼睛上蒙一块眼罩，但也于事无补）。
其次我还是色盲，接受石原测试（色盲检测图）时几乎认不出任何数字。而且我还是脸盲症患者，不能通过面孔辨认人。这些都具有遗传性，我父亲和我女儿克里斯（Kerith）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遇见你并和你谈话，我可能会说：“如果明天见到你，我可能认不出你，所以希望你能主动说明自己的身份。不过，这是我的隐私，请不要外传。”尽管从表面上看，我这两种视觉障碍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从基础生物学的角度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视觉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甚至博士论文都专注于视觉艺术的研究，最终我还受邀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7)董事会的成员。虽然从童年起，在涉及视觉的任何事情上我都有明显的缺陷，但我已经想出了各种办法对此加以弥补。
我与他人相处时表现如何？虽然我是个“老好人”，但我不喜欢用这个词来说明人的秉性。在童年的中期，很多孩子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怀有强烈的区分意识，也就是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18)所谓的“好男孩／坏男孩”心态。大多数孩子还认识不到好与坏的细微差别，我也不例外，所以我总是轻易批评不符合自己理想行为的人和事。
但父母纠正了我的这种倾向。他们是典型的“德国好人”，总是尽力遵守法规的条文和精神(19)。我记得有人给我读过以行为不端为主题的德国故事书《马克斯和莫里茨》（Max and Moritz）、《蓬头彼得》（Struvelpeter），书里主人公的结局都很可怕。作为在德意志国长大的年轻人，无论我的父母是否有挑战权威的倾向，他们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时，毫无疑问都会感到压抑。在那里，说错一句话，甚至一个身体的动作出了问题，都会导致入狱或者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当我路过任何事故发生地时，目光会本能地转向别处，匆忙赶路，这令我妻子和其他的美国同龄人感到吃惊。
两件童年往事
童年时期还有两段难忘的经历能够解释为何我会持续痴迷于研究如何面对伦理和道德的挑战，以及为什么我在过去25年里一直关注究竟什么才是“优善的”(20)。
作为一个在斯克兰顿长大的孩子，我定期前往麦迪逊大道教堂（Madison Avenue Temple）——当时也被称为安什·切斯特（Anshe Chesed）的犹太人教堂，参加每个星期六清晨的礼拜仪式，从不缺席。某一个星期六的早晨，雪下得很大，我艰难地从山上下来。当我到达教堂时，只有教士拉比·欧文·赫尔曼（Rabbi Erwin Herman）一人在场。这是一座改革后的宗教场所，而不是正统的犹太教堂。因为雪实在下得太大，其他信徒都待在家里，没有来参加当天的礼拜活动。因此，我当时几乎肯定赫尔曼教士会取消那天的仪式，因为他不可能花费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仅仅为一个虔诚的孩子祈祷、吟唱圣歌、阅读犹太律法和讲道。但是，赫尔曼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全部仪式。后来，当我问他为什么要专门为一个儿童信徒这么做时，他的回答简单却令我难忘：“上帝不会根据教堂里的人数判断安息日的价值。”
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就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戴尔（Margaret Dyer）的老师，她的哥哥约翰·戴尔（John Dyer）是当时手握实权的学区督学。有一次，戴尔小姐让全班同学学习一个音符，但她自己的认知却是错的，竟然说这个音是F。我不喜欢将错就错，当场纠正了老师的错误，当时的场面可想而知。其实我并没有采用轻视的口气，而只是说：“不是F，戴尔小姐，这个音是升F。”戴尔小姐不喜欢被学生挑错，于是恼羞成怒，在全班同学面前狠狠地打了我的手背。
这种公开的羞辱让我很不爽，于是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想了一会儿，就决定去见校长。随后，母亲带着我大步走进校长里斯先生的办公室，讲述了那段经历。令我惊讶的是，戴尔小姐被召进了校长办公室，尽管她与学校的管理层关系密切，还是不得不向我道歉。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勇气（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生活后保持下来的勇气）和校长的公平意识。可能正因为如此，当我后来遇到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时，会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并鼓励其他人也抱持这种态度。
10岁时的智能结构
到现在为止，你们至少应该大致了解了，与他人相比，在技巧、才华和能力方面，哪些是我的强项，哪些是我的弱项。如果今天我遇到了一个自己童年时期的克隆体，需要描述他能力范围内的强项和弱项，我很可能会通过多元智能理论的术语得出以下结论：
· 语言能力：很强。
· 数学和逻辑能力：相当强。
· 音乐能力：非常强。
· 空间能力：很弱，可能因为生物学的遗传因素。
· 身体-动觉能力：弱，因为童年很少有机会练习和提高（弹钢琴可能是例外）。
· 理解他人的能力：不强。
· 理解自己的能力：一般。
· 对大自然（植物、动物等）的认知能力：合格，至少达到获得童子军奖章的水平。
· 对哲学大问题的兴趣：对世界，特别是人类世界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我很怀疑自己当年是否已经进行过这种自我分析。如前所述，大多数10岁左右的孩子，不会有意识地在一系列认知能力和运用上与他人进行比较。事实上，那个年龄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其他人的思想和自己非常相似，并以此对那些有着不同“智能结构”的人进行评论。然而，无论我在童年时是否意识到，我那时都是一个生机勃勃、怀揣梦想、具有如光谱一样多彩的智能、在人生道路上大步向前走的儿童。如果按照以上方法分析我76岁时的智能结构，也会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不过希望我已经运用某种方式增强了自己的“人的认知智能”(21)。
估计到这里，你们已经对10岁时的我有所了解了（那时大家都称呼我的小名“霍伊”）：一个拥有阅读、写作、音乐方面天赋，也有视觉、运动能力缺陷的混合体；在开始系统的学科学习之前，我已经牢记了许多知识；我具有相当强烈的好奇心，尤其是有关名人和政治的；我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也就是我后来知道的“强大的超我”(22)；我读了很多书，认真倾听别人的讲述，并努力理解他们说法；我有时独自思考，有时也与其他人（通常是比我年龄大的人）探讨；整个童年时代，我还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和所思所想记下来，发表在自己编辑制作的内部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