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胡同之间

——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采取回避事实的态度。既不愿意步黄维之后尘，又不愿意开陈长捷之先例。他站在两条胡同之间。

21. 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引发了邱行湘关于“是非”和“统治正宗”的思考

一组之长的地位，使邱行湘站立在与他自己过去的生命历程全然相反的一个新的起点上，给他提出了许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尽管他甘于长期当陈诚的随从副官，附人骥尾，但那只不过是图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缘故。一旦带兵，他决不愿意充当副贰辅弼一类的角色。所以他以第五师师长之身，率部激战徐水时，在国民党为他拍摄实战电影纪录片的镜头下，他微笑着举起望远镜；在蒋介石派他主战洛阳时，他在黄埔路“主席官邸”的甬道上，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感叹。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在人生直下之中，出现了命运回升，这不能不使他欣喜不已。他何尝没有感到，过去的晋升，是靠老命拼来的，现在的晋升，只不过在极少的劳动中比他的组员多流几滴汗水而已。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荣耀里总恍惚着死神的影子，现在的荣耀中却依稀可见生活的彩霞。因此，他感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学习小组组长的职位，就人生的价值而言，实在比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贵重得多。

在他的小组里，他意外地看见了洛阳之战的连手、河南第十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十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刘焕东。邱行湘忘不了在洛阳拆毁民房时与这位既老且瘦的专员结下的情谊，可是在这里，他们似乎定下一个默契，相互交谈时从来不提洛阳的往事。不仅如此，邱行湘每当看见刘焕东，平静的心绪顿时不再平静，一股无名的烦躁陡然而生。这除了因为刘焕东最能勾起他失败的回忆以外，还由于来自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刘焕东，给他带来了他的忘年之交、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政工处长赖钟声的消息。赖钟声已在刘焕东转至北京之前被释放了。自由之鸟已经降落在赖钟声的双肩，邱行湘是深为他庆幸的。这位品貌端正的白面书生，就算比别人少活二十多年，也有一个整整当当的一辈子。而他的未婚妻也不会空备花烛，只不过推迟婚期一年而已。对比之下，当年的洛阳军政头目，现在只剩下两人在这里你望我、我望你，邱行湘的烦躁可谓事出有因了。

这又怪谁呢？虽然邱行湘的历史已经交代清楚，但是他的罪恶，他至今还不肯承认呀！不错，邱行湘有意巩固和发展他的组长的地位，可是他恰恰在小组里无意露出了马脚。

那是在一次小组学习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管理员匆匆走进戊字胡同，送来一本小册子。邱行湘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像接受重大的馈赠那样，欠了欠身，点了点头。可是五分钟以后，也就是管理员大概走出胡同的时候，邱行湘提起书角，“叭”的一声掷到木桌上面。组员们来不及去看他的脸色，一个个伸长脖子去看书的封面，就在人们的脑袋正要凑拢的时候，邱行湘又抓过书来，“啪”的一声让封面贴住桌面，对着仰视他的人们大吼：“有什么西洋景好看的，这本书叫作《人民公敌蒋介石》！哼，打败了就叫人民公敌，打胜了就叫人民领袖，有什么是非不是非！”

第二天，姚处长找邱行湘个别谈话。地点在胡同外的一株梅树底下。姚处长席地而坐，拔起一根青草，不紧不慢地说：“是非是存在的，问题是谁是谁非。我有一个看法：譬如说，坚持国共合作的为是，挑起国内战争的为非。你以为如何？”邱行湘沉思片刻，“嗯嗯”两声。姚处长进而问道：“那么，内战究竟是谁挑起的？我认为你有发言权。”

如果姚处长仅仅提出一个概念的商榷，那么很可能出现两种概念的并存。现在姚处长引出了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邱行湘则不得不完成一次相应的思索。

好在他记得，1945年12月，即日本投降后的第四个月，就是他亲率第五师，集中于北平南苑机场，奉命空运至长春。蒋经国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长春，任东北外交特派员，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与苏军直接交涉，使第五师得到苏军的同意，空运至长春。邱行湘率部分幕僚先到长春，筹备进驻部署。蒋经国几经交涉，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未置可否。邱行湘在东北行辕随蒋经国空住了一个月，在这里，他与蒋经国共赴“国难”。1946年1月，杜聿明率部进驻锦州后，又命令邱行湘率第五师集结于锦州，准备空运至长春。这时宋美龄专程赴长春为苏军授勋，并以此为名与蒋经国合力再次向苏军交涉，仍无结果。3月，蒋介石派宋子文赴苏联交涉，为斯大林断然拒绝。

邱行湘何尝不明白，国民党要美军海运、空运国民党军的意图，是为着集中兵力首先在东北打燃内战，然后再把内战之火烧到关内。所以他由长春回到北平，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手令：“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商定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灰（十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于是他率部在冀东、绥中、承德一带，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关外，第五师没有推进到赤峰，蒋介石乃引为憾事。

邱行湘没有健忘，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是秘密印发，蒋介石的内战命令，也多半不用电文，而由蒋经国、戴笠等人分头传达。与诡谲恰然相反的是，邱行湘被俘北渡黄河进入解放区以来，所经之地，不论是共产党的正规军队还是地方武装，他亲眼见到的是他们按着《双十协定》规定的条款，遵守停战协定。更有那令所有国民党人瞠目结舌的毛泽东大义凛然飞赴重庆，周恩来气宇轩昂驱车南京！中国的秘密连三岁稚童也不能相瞒！

傅作义当年命令国民党骑兵第四师向人民解放军打响第一枪之前，尚有“内战一开，生灵涂炭，绝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的叹息，邱行湘此时却采取了不认账的态度。他扮了一副苦脸，对姚处长笑了笑：“我们当军人的嘛，以服从为天职。”姚处长要他“再想想”，他却板着脸在心里说：“有什么好想的，国民党是当时的统治正宗，部队开到哪里都合法！”

22. 黄维和董益三之间发生了功德林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在董益三这个学习小组里，现在有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黄维等人。这五个人先前并不相识。董益三属军统，梁培璜是阎锡山旧部，黄维是陈系将领，陈长捷和林伟俦虽在天津共事，但他们也是那时才认识。陈长捷是傅系军官，1948年6月从西北调来天津充任警备司令；林伟俦是“中央军”，1948年12月率六十二军来津做防守部队。人不相识是不便交心的，更何况国民党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先天性地在他们彼此的关联上，存在着一道道鸿沟。虽然他们都是为了“效忠党国”而走到一条胡同里，但是共同的利益正在被他们之间的种种隔阂所代替——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所以他们连寻找知音的心思都没有。

不为寻找知音，却能陡然打破沉默的是黄维。

事情发生在董益三读完《中国四大家族》之后。黄维坐在大通铺的一角，背靠在墙上，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董益三一听，眉头竖起来，对着黄维厉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林伟俦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对着黄维冷冷一笑，陈长捷依旧坐在桌旁两眼朝下，纹丝未动，而黄维却眼皮一合，索性将头也靠在墙上，开始他“战”后的小憩了。

“站起来！”董益三命令黄维。

“对，斗他！”梁培璜站起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黄维终于懒洋洋地站起来。他瞥了一眼董益三，轻轻在鼻子里“嗤”了一声。董益三见黄维站了起来，火气也就消了一半，他狠狠地训了黄维一通，警告他若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共产党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并叫他在思想上彻底反省，尽快写出检讨材料来。此时距午饭时间不远，梁培璜批判了几句，林伟俦奉劝了几句之后，小组学习至此休会。

黄维的午饭照常吃得很饱。饭饱之余，他没有照常入睡，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东西。东西是写在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上的。黄维刚刚搁笔，梁培璜恰好从屋外进来，以为黄维在赶写检讨材料，忍不住侧身去看个究竟。待他定睛看时，白纸上面，两行十四个黑字赫然在目——

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后大怒，要黄维立即回答他，“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缓。董益三虽已上床，但未入睡，此时他霍然翻身而起，一言未发，从桌上拿起黄维的笔记本，翻阅之后，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这时，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这时才显露出将军的气魄，只见他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员闻讯赶来。管理员一反音调低微、语态和蔼的常态，涨红着脖子，放开了嗓门，通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将扩大的“内战”。

不到十分钟，管理员伴同姚处长走进了这条胡同。这位功德林的最高负责人，表情依旧平静，但是话语格外严肃。他在听完了董益三、梁培璜、黄维以及目击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起打人事件，而打人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

姚处长和管理员走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是黄维，倒是董益三。在姚处长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宣布“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的时候，黄维的紧张程度和董益三的轻松程度是相等的。可是姚处长对严重性的理解，不是内战“相提并论”，而是“打人事件”，这就使黄维如释重负，董益三如丧考妣了。

当然，这时候黄维未免太乐观了一些，董益三未免太悲观了一些。管理员又走进胡同里来了。他先找黄维到胡同走廊，通知黄维说：“你发言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能够通过继续学习，明辨是非。”他后找董益三到柏树旁边，告诉董益三说：“坚持正确的看法是对的，要求进步也是对的。但是，你身为组长，动手打人，这不能表明你的进步，只能表明你的落后。”

对于黄维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愿接受的批评，但是那远没有董益三的拳头富有刺激性，而且，共产党批评的锋芒是直指董益三的。所以，黄维终觉得在心灵上占了上风；对于董益三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曾预料的批评，但是自己毕竟出手打了人，而且，出手的动机是共产党已经理解到了的。所以，董益三亦终觉得并未败在黄维之下。就这样，尽管管理员分别给黄维、董益三讲的什么，他们两人互不知道，但是黄维、董益三已经发现，他们两人各自在心理上，几乎同时恢复了平衡。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在他们获赦释放离开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23. 陈长捷要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托人买来《资本论》第一、二、三卷

目睹着董益三和黄维的冲突的旋涡的形成、却远远地跳在岸边从而没有湿身的人，是陈长捷。这是一个显得很文静的福建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生，与傅作义是同期同学。他也许是旧书读得很好，新书读得不多，有些迷信——这里有一个不小的根源：幼年时他本来不信鬼神，一次家乡的一位泰国华侨带回一尊佛像，众人皆拜倒其下，烧香祈祷。陈长捷携带一柄短剑，趁月色朦胧，对准佛像刺去，不料刀断而像未动，使他骇然回奔，从此不敢否认鬼神。

也许他以为菩萨待他不薄，所以1948年6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他来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他一到天津就向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声称：“我是来准备打仗的！”同年12月，杜建时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暗示杜建时愿意立即行动时，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在1949年1月，解放军进攻天津的部署已经完毕，总攻开始之前的一个拂晓，第四野战军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一封信，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时，他们复信称：“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而最后天津城防已破，陈长捷才感到他身上并没有菩萨的灵光，躲进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大骂傅作义：“让我们牺牲，做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当然，维持陈长捷半生戎马生涯的支柱，不会是舶来的一尊佛像，只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那么，当南京总统府门楼的柱头已经倒下的时候，陈长捷又将以何物作为他生命的支柱呢？作为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陈长捷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陈长捷和邱行湘不同。邱行湘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他既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而失败的仇恨、没落的悲哀又使他不能够清醒地正视现实，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总是长时期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中。陈长捷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出于对共产党的胜利的嫉妒，更出于对共产党的胜利的不解，他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的路子，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战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饱，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长有三只眼睛的马王爷！除了这，他认为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聊之举，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为了这，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儿钱，托功德林管理员买来《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自此，陈长捷只身开进“已知己欲知彼”的战场，他发誓要从这里寻出人生的真谛来。

邱行湘在得知黄维遭打、陈长捷买书的新闻后，不觉连连摇头。他认为前者过于“现实”，而后者又过于“浪漫”。在固有的人伦规范已经解体的时候，现实变得渺茫；在新型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的时候，浪漫等于空虚。他认为黄维与陈长捷的不同的错误的共同原因在于对生活过于认真。认真是好的，邱行湘从来不反对认真。他对他的老上司黄维素所敬仰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黄维任六十七师师长、他任该师副旅长兼团长的时候，师部有四十多万元公积金，是抗战转移时由黄维一手积累的，黄维升任本军（十八军）的军长后，完全有权带走，可是黄维一文不拿，实在难得，以致成为陈诚军事集团上层经久不衰的佳话。而陈长捷忠于职守，忠于朋友，在重兵压境之下，断然拒绝了和平解决天津的通牒，亦算刚烈之士。可是，邱行湘仍然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切努力，现在看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过去好孬不是吃闲饭的人，但是天下有谁对他们负过责任呢？现在作为败将，当然更没有二话可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向谁负责任呢！

《内经》云：“怒伤肝，悲损肺。”邱行湘既不愿像黄维那样伤肝，也不愿意像陈长捷那样损肺。他站在两条胡同之间，漠然无声，超脱物外，其间唯一的存念是：不求我行我素，但求得过且过。

军事上的进攻和防御并不是这样容易割断的，体力劳动现在最能符合邱行湘的心境和个性。学习于他来说，像被俘虏一样难受；劳动于他来说，却像打仗一样痛快。尽管邱行湘把他个人的劳动称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但是他心甘情愿地用汗水来润滑生命的机器。

邱行湘在功德林的织布厂里织过土布，他把失望的灰线和希望的金丝交织在一起；邱行湘在豆腐坊里磨过黄豆，他把思想的豆渣和思维的豆浆交融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下，意识是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可是对于邱行湘来说，周而复始的旋转，只能对他的身躯产生意义。因为他麻木，所以他需要刺激。譬如说，战犯管理处有意让从事劳作的战犯们知道，功德林的大部分手工生产都是赔本生意，这里生产的香烟即令降价一半也卖不出去。于是，他的军人的气质里，又产生了一点儿商人的心计，他和他们现在热衷于干一件赚钱的活路——种蔬菜。而这个第三者——哪怕是一个萝卜——也能像一座山峰那样，堵截他和他们来自两个战场的意识的合流。

24. 同一条胡同里的日本战犯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

戊字胡同里，除了国民党战犯，还有三名日本战犯。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中国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对于日本侵略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应该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敌人。但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难以理喻的。就在共产党三令五申，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的时候，国民党在1949年2月公然宣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往日本。平心而论，国民党此举是极不得人心的。包括国民党战犯邱行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承认，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严重的卖国行径。对照起他时时引为趣谈的一桩陈诚轶事，邱行湘更认为国民党给中国人丢了脸面。

那是1930年10月，陈诚赴日本观操，日本高级将领对陈诚竞相邀宴。有一次，日本将领在席间当众问陈诚：“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反唇相讥曰：“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陈诚一语，四座皆惊。日本将领大为恼怒，认为陈诚有意侮辱天皇。乃至陈诚回国后，留下一场外交风波。事后，邱行湘听国民党外交部长何应钦的随从副官张涛说，这件事最后由何应钦出面与日本打了招呼才算了事。

现在，中日战争八年的最终结果，是日本人走进中国人的监狱。尽管邱行湘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与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失败者，就去同情另外的失败者。反之，他暗想若是共产党打算在监狱里“坚持抗战”的话，他是乐意“分进合击”的。

然而他在同一条胡同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战犯除了写材料的、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日本战犯却用不着拿中国锄头；国民党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也许小灶能使人精力过剩，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网球是白的，在邱行湘看来，它与报纸上“惩办日本战犯”的黑字是何等的不协调。日本军人诚惶诚恐地离开了故土，却舒舒适适地生活在异国——这几乎是太阳旗高悬在中国大陆的时代才能享受到的。

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最完整地保持着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要数这位矮胖的上村。他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邱行湘惑然了，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敌人的赞美，才是难得的荣誉。邱行湘听后不觉颇有感叹。他强烈地感到，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惩办战犯”，非绳之以法不可，“宽大俘虏”，果施之以仁不误。前者体现着民族意志，后者体现着国际公法。真正给中国人争脸面的，应该是共产党人呵！

如果说邱行湘对共产党于日本人的优待可以理解，那么他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人的重用几乎不敢相信。消息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上，披露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其中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张难先、龙云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邱行湘的意识里，成王败寇、亘古常理。共产党现在夺得天下，却不独吞，这绝不是“惯于笼络人心”可以解释的。历史往往回过头去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邱行湘想起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只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几个社会贤达参加，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众多的民主人士都嗤之以鼻，以致国民党中宣部长陶希圣大骂民主同盟是“国民之叛徒”“人类之蟊贼”。邱行湘至今才明白，其实时代的不祥之云早就笼罩在国民党头上，南京总统府的上空始终没有晴天，国民党战场永远陷入雨季。而在同一个天底下，共产党发明的“统一战线”喷薄而出，在中国的夜晚大放光明。这个与共产党自身、共产党军队相提并论的“法宝”，正像一块巨型磁铁，在民主党派各以铁屑为幸之余，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失去自控力。在这个被邱行湘称为“奇迹”的历史现象中，他依稀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钢铁的信念。当然他发现的状态是朦胧的，甚至是经过日本战犯提示的，但是他是充满敬意的。譬如说上村拿着书告诉他，中国领袖说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很有气势时，邱行湘“嗯嗯”两声，补出一句：“毛泽东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