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梅花丛中

——这是大陆上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一次大团圆。昔日的居仁堂会议敲响了他死亡的丧钟：今日的功德林会议吹响了他新生的号角。

41. 公共场合仅点头微笑，私下范汉杰和文强在厕所密谈，方靖和邱行湘在澡堂擦背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

1956年1月，北京战犯管理处宣布全国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在这前后，来自沈阳、济南、抚顺、昆明、重庆、西安、武汉、天津、保定等地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军官陆续进入功德林的大门。

他们当中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濬泉、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国民党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国民党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国民党新五军中将军长陈林达、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中将军长陈金城、国民党陆军中将副总司令唐垚、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军长罗历戎、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国民党第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国民党河南第一路挺进军中将总指挥王凌云、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孙楚、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溶、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孙渡……以及曾扩情、徐远举、王陵基、沈醉、杜建时等人。

从功德林的各条胡同里，也相继走出杜聿明、黄维、宋希濂、梁培璜、董益三、康泽、陈长捷、林伟俦、沈蕴存、文强、杨伯涛、宋瑞珂、覃道善、邱行湘等人。

这是大陆上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一次大团圆——每个人都按捺不住重逢的激动。然而，这毕竟不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师——每个人都维护着难言的情绪。所以，此间的见面就形成一种矛盾的局面：人人都在捕捉自己熟悉的面容，同时，人人都在回避自己熟悉的面容。由于管理处规定见面时不能说话，这几乎从客观上解除了每个人的窘境，使他们尽可像昔日那样不失身份地点头、微笑。

情形正是这样。目光相碰之处，认识的在微笑，不认识的也在微笑。千言万语，喜怒哀乐，尽在这一笑之中。

情形不完全是这样。王耀武看见文强时，留给他人的笑容遁飞天外，审视文强的眼睛睁得溜圆。

——这几乎是一个笑话。

王耀武和文强同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时，王耀武结识了一个自称是满洲国外交大臣张燕卿的“战犯”，此人会测字算命，王耀武钦佩不已。某日，王耀武在文强面前百般推崇他那位新交，并愿意为文强介绍与此人一识。翌日，王耀武把文强带到操场角落，那人慢慢走到文强跟前，观了一番气色，然后命令文强朝东走十步。文强十步走完，还来不及掉头，那人已飞奔上前，双手合拳道：“将军驿马已动，红运当头，不出十日，必有喜讯，可贺可贺。”果不其然，文强在第八天头上离开山东。王耀武不知文强被押解北京，满以为提前获释，于是对那人愈发五体投地，以活神仙尊之。其实那人真名叫谢介石，原是徐州的江湖术士，瞅住共产党优待战犯的空子，自称漏网之鱼，前来自首报到，图几日三菜一汤。王耀武既不知文强获释是假，也不知谢介石骗人是真，所以七年之后又与文强在监狱中相逢，他只有目瞪口呆、啼笑皆非了。

以上是在公众的场合下见面的两种情形；以下是在私下的场合下见面的两种情形。

范汉杰刚走进厕所，文强便尾随进去。眼见四下无人，文强低声道：“你的林氏夫人（范汉杰的妻子是林则徐的孙女）从锦州逃出来啦！”范汉杰自锦州战役被俘后，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妻子的消息。他口里虽然连说“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但是眼睛死死盯住文强不放。文强继续道：“林氏夫人在道上碰上一个农民，她给了他金子，农民用毛驴把她送到葫芦岛林伟俦那里（林伟俦曾于1948年9月率六十二军增援葫芦岛，12月回到天津），林伟俦又把她送到北平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了她十万块钱，她就回福建去了。”范汉杰连连点头，同时又连连摇手：“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真正没有说话的情形还是有的。

方靖在澡堂里洗澡，眼见澡堂里众人相继离去，最后还剩下一个人，在他背后走来走去。他回首看时，是邱行湘。邱行湘曾是他的直属部下，又同是江苏人，交情甚深。现在澡堂里虽然只有他们二人，但方靖不便启口，邱行湘也不便说话，于是二人越坐越近，最后几乎是背贴背，各洗各。打破沉闷的是邱行湘，他没有用口，他用手——他扭转身去，用手替方靖擦背。擦完之后，照坐如初。然后方靖也扭转身来，用手替邱行湘擦背。擦完之后，依旧相背而坐。就这样，他们合坐二十分钟，谁也没讲一句话。以致尔后邱行湘给方靖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你。管理处规定的东西，我不能不遵守。”

其实，军人们也未免太性急了一点儿。沉湎往事的微笑和言谈，只能披戴上一层悲剧的色彩；展望未来的微笑和言谈，才是一幕喜剧的主题。国民党将军们大团圆的本身，便宣告着大陆上国民党人悲剧的结束、喜剧的开始。

42. 功德林大礼堂由鸦雀无声到人声鼎沸。邱行湘和罗历戎四目相对，蓦地想起北平居仁堂会议来

1956年1月10日上午9时。缕缕阳光透过功德林大礼堂窗口的玻璃，倾洒在两百名国民党战犯的胸口上。

北京战犯管理处姚处长站在讲台中间。这位饮过延河水的知识分子，永远用一种清亮的声音说话。他的个子很高，显得消瘦；他的手势很低，似乎软弱。然而，他富有魄力——他的魄力来自他的语言所阐明的思想的力量。

“大集中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加速改造。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拟定的促进改造的具体措施。”

“于人民有罪的人的改造，有一个由强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真正改造好的。现在，强迫改造的阶段过去了，自觉改造的阶段来到了。”

“今后的学习、劳动、生活的管理，由你们当中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来承担。学习委员会与管理处之间的关系，你们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自觉改造的基础上的关系。”

“从现在起，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亲友访问……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

“不久，将要组织大家参观祖国的建设。‘百闻不如一见’呵！”

功德林大礼堂里鸦雀无声。现在国民党战犯可以讲话了，可是他们讲不出来；本来脸上有笑容的，现在甚至想哭。

五分钟以后。

功德林大礼堂里人声鼎沸。现在国民党战犯应该讲话了。讲不出话的，也在喃喃作语；已经掉下泪的，挂着眼泪微笑。

“皦皦之节，可使顽夫廉；拳拳之忠，可使薄夫敦。”共产党的政策像太阳一样温暖，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一样圣洁，全体国民党战犯在共产党的太阳和月亮的照射下，每一个人都看见了自己心脏的跳动、血液的循环，每一个人都发现了在这块失去了的土地上并没有失去的“自我”。

邱行湘坐在大礼堂的右角，他想找人说话。扭头处，正看见罗历戎。罗历戎朝他点点头，他却说不出话来——他在北京功德林会议之中，蓦地想起北平居仁堂会议。

那是1947年10月上旬，蒋介石在居仁堂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行辕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十二战区副长官邓宝珊、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新编第三军军长池峰城、总统特派视察官罗奇、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北平兵站总监吕文贞、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青年军整编二〇八师师长吴啸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十三军军长石觉、十六军军长袁朴、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第五师师长邱行湘、第九十四师师长陈鞠旅、第九十五师师长段潭、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第二十二师师长冯龙、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第一〇九师师长周士寅等四十余人。

邱行湘坐在居仁堂的左后角。他的右边坐着罗历戎。

邱行湘完全记得，罗历戎是怎样站起来，操着四川渠县土话向蒋介石报告石家庄防务情况，说明持久守备石家庄，部队粮秣补充困难；蒋介石又是怎样挥动手势，操着浙江官话对罗历戎破口大骂……

邱行湘完全记得，蒋介石是怎样声嘶力竭地命令各部不时出击争取三动，抱着有我无敌的决心，达到统一建国的目的；李宗仁又是怎样有气无地号召各部遵照“总统”各项指示，有计划有准备地做好秋季作战准备……

就是在这次居仁堂会议上，罗历戎接受了增援保定的决定。不久保北占役发生，罗历戎和第三军副军长杨光钰率领第三军主力北上，在清风店附近被歼，罗历戎、杨光钰被俘。这仅仅是居仁堂会议后第十二天的事。

就是在这次居仁堂会议后，邱行湘被升任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师长，离开华北焦土，飞赴中原战场，主持洛阳战事，结果束手就擒。这仅仅是居仁堂会议后不到半年的事。

居仁堂上秋风萧瑟，功德林里春光明媚。

邱行湘与罗历戎在八年前的秋风里分手，在八年后的春光中重逢，各自都少不了一番人生感叹。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在春光里唏嘘，彼此亮着眼睛，把对方看个端详，算作是最深沉、最炽热的交谈。

“此时无声胜有声。”邱行湘内心的情感，实在非一日可以尽言。国民党树倒猢狲散，就拿居仁堂里曾经正襟危坐的国民党人来说，有的战死，有的流落异乡，虽然大部分人逃去台湾，但那里毕竟不是归根之地。昔日的居仁堂会议，无疑是敲响了他和他们死亡的丧钟。而共产党把大陆上的国民党人集合一体，济济一堂，虽然不及起义将领人生顺畅，但也有一个心安理得的归宿。所以邱行湘毫不怀疑，今日的功德林会议吹响了他和他们的新生的号角。

43. 战犯内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自我管理，轻松愉快

北京战犯管理处在战犯内部成成立了管理机构——学习委员会。当选的学委会成员是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任学习委员，宋希濂任文娱委员，曾扩情任卫生委员。

全体国民党战犯分为十三个组。

第一组组长是邱行湘。组员有：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廖耀湘、杨伯涛、陈林达等人。

第二组组长是宋瑞珂。组员有：王耀武、黄维、覃道善、方靖、沈醉等人。

第三组组长是陈长捷。组员有：杨光钰、徐远举、文强、庞镜塘等人。

……

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同在戊字胡同内。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三组与第四组分别门当户对，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甬道；第一组与第三组、第二组与第四组又分别紧紧相连，中间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

战犯们集体生活在一个天地里。这个地上，开着红梅；这个天上，飘着白云。红梅白云之间，时时刻刻回荡着轻松愉快的类似哼唱的旋律。

第八组组长郑庭笈兼管澡堂。战犯们每个星期洗一次澡，每次都由郑庭笈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是广东文昌人，“洗”字说成“死”字，所以他在庄重地发布完命令之后，常常引起人们的笑骂，因为他分明说的是：“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人们回敬道：“你要死就死去吧，我们不想死。”受人们欢迎的是王耀武。王耀武是总值日，每天早晨由他通知起床。他是山东泰安人，“起床”说成“吃糖”，人们自然美得咂嘴了。大家略感敬畏的是沈醉。早操由沈醉喊口令。他是湖南湘潭人，平日口语略带乡音，一旦走上操场，便是纯正的国语，而且节拍准确，声音洪亮，令人马虎不得。

周振强长得较黑，加上他在功德林负责管理几十个火炉的烧煤，每个火炉应该供给多少煤球，他总是事前用秤分好，常常弄成大花脸，所以人们称他为周老黑。周振强曾经当过孙中山的卫士，以后孙中山保送他进黄埔一期。毕业以后，又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一次因为忘了替蒋介石提皮包，被蒋介石重重抽了两耳光。人们一见到他，总喜欢故意问一句：“蒋介石是不是打过你？”周振强则瓮声瓮气地咕哝道：“打过就打过。现在还提这些事情干什么！”周振强几乎是功德林国民党战犯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所以又常常被人们推荐出来读报纸。每当读到“贪官污史”（贪官污吏）、“云花一现”（昙花一现）、“以化传化”（以讹传讹）时，人们又建议把他推荐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去。

邱行湘负责送饭。饭、菜、汤、水四大铁桶，每桶有三十公斤。邱行湘长期挑两大桶，杨伯涛、郑庭笈、沈醉、王凌云等人先后挑过另外两大桶。开饭的时候，胡同里的一张长木桌上，摆着十三个组的分别用来盛饭盛菜的碧绿的二十六个大瓦盆。由邱行湘和另一位挑饭者，把饭菜按十三等份分好，然后各组领回去再分到每个饭碗菜碟。趁饭热汤鲜，应该吃饭了，却偏偏有个不同凡响的王陵基。王陵基与蒋介石同年岁，清朝末年学过法律，以后又进过日本陆军学校，结果学来学去，最终成为四川刘神仙的大徒弟。他吃饭之前、先把饭菜放在桌前，然后在一尺高的大通铺上“坐禅”——双手合掌，二目紧闭（其实他二目睁开也看不见多少东西，他是高度近视，平日戴着眼镜），口中念念有词——直到念累了，他才抢过碗，大口大口地吃。

范汉杰比王陵基小不了几岁。这是一位桥牌迷。他与杜聿明、宋希濂刘嘉树、刘镇湘是老牌友。只不过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把军队输给了共产党并不生气，而把牌输给了国民党同僚却经常发火，甚至出口伤人，迫使范汉杰不时退席。若是刘镇湘未输一局，范汉杰便会奉陪到底。人们是希望他最后离去的，因为每次散场走到门口，他都会给大家留下一两句被人们称为“凑趣”的语言。现在他又走到门口了。胖胖的刘嘉树把身体一侧，对高高的范汉杰鞠了一躬，然后说：“请你走前头。你比我岁数大，你是我们的头。”范汉杰把颈子一偏、大声说：“头！——哪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头，没有一个头还行吗？现在的头，是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今时代的头！”众人连连喝彩：“说得好，说得好！”范汉杰把颈子朝另一边一偏，更大声说：“说得好没有用呀，我们要跟着走呀！”

李仙洲是国民党将领中鼎鼎有名的“山东三李”（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之一，也是功德林国民党战犯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进黄埔一期时，便是当了父亲的人。此时他告诉大家，他在功德林已经具备了“三德（得）”，那就是：吃得、拉得、睡得。

功德林的夜晚，保持着白日的温度。就在全体国民党战犯进入梦乡的时候，管理员们轻轻推开了房门。他们用温度计来测量空气的温度，数据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恰到好处。因为他们——共产党人——的体温分分秒秒地调节着从夜晚到白天的过渡……

44. 邱行湘和杨伯涛相互开导劝慰、仍不禁默默回想着王凌云来救他的时间

在没有人能过够扭转地球运转的方向之前，夜晚到白天的演变，永远是一个必然的规律。然而站在地球上的人们，并不因此自觉地排除心理上的偶然的侥幸的因素。他们往往需要看到事物的结局，才能正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一面镜子。国民党战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是以承认历史、承认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条件的。

邱行湘终于承认了历史的规律，乃是通过国民党从白天到夜晚的反证的结果。

他在陈诚军事集团里的通家之好、比他后当俘虏的杨伯涛，告诉了他陈诚集团在大陆上的垂死挣扎和最终没落。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掌握了战局的绝对优势，对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人莫不惊恐万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陈诚本人身先士卒，远走高飞，从沈阳飞回上海养病，又从上海飞往台湾安家。陈诚幕僚先者逃至台湾，后者逃去香港、澳门。而另有一些野心不死者，则试图行险侥幸，趁此混乱之际抓取兵权，利用各种封建关系，成立军队，拥兵自重。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厅厅长的刘云翰，就是其中之一。刘云翰将四十九军二十六师残部、东北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整编五十五师和河北省保安团队带到天津，改番号为八十六军，重新调整人事，安插了两个师长进去。一个是邱行湘的副手、九十四军第五师副师长姚葛民，一个是三十六军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八十六军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1948年冬，刘云翰随陈长捷被俘。刘云翰被押解到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仅学习一个多月，就被释放回到南方。但他毫无悔过之心，仍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方天（陈诚系将领）合伙，任江西后备兵团副总司令，强征壮丁，编练地方武装部队。1949年国民党已濒全面崩溃之际，方天、刘云翰还在江西靠近闽粤山岳地带布置了几处打游击的根据地，打算割据一块地盘，恢复北洋军阀土皇帝时代的老样。江西解放后，方天、刘云翰逃到台湾。

杨伯涛又告诉邱行湘，大陆解放前夕，《中央日报》大肆宣传说，蒋介石已在台湾编练新军，将用以反攻大陆。实际上台湾那时只有两个旅，由孙立人当台湾编练司令。当时国民党政治形势已经很糟，征集新兵十分困难，即使有了兵，训练更需要较长时间，不能迅速使用。因此蒋介石把在南京、上海之线担任警备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八师、二〇九师全部调往台湾。蒋介石命令选拔两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去担任这两个师的师长。在国防部的陈诚系人物认为机不可失，由苏时鉴呈，青年军整编二〇八师师长由该师副师长彭战存升任（彭属陈诚的老部属），青年军整编二〇九师师长由杨伯涛升任（时杨伯涛任整编十一师副师长）。蒋介石给予批准。以后因胡琏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免调杨伯涛到青年军，改升他为整编十一师师长（即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才留在大陆。

邱行湘安慰杨伯涛说，留在大陆，哪怕当犯人，也比到台湾好。共产党能够打下大陆，难道还不能收复台湾？所以迟被俘不如早被俘，如果共产党要释放战犯，人生也好做一个安排

杨伯涛开导邱行湘说，洛阳战役中，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师长胡琏率领十一师副师长兼十一旅旅长杨伯涛、川军孙震的整编四十七师整编一二五旅旅长陈仕俊等部队，经许昌、禹县、登封、渡伊河直抵洛阳，皆因山洪暴发，方才姗姗来迟。纵然天随人意，保住洛阳，也只不过是为解放军多添一次麻烦，导致共产党对邱行湘更大的仇恨而已。

邱行湘和杨伯涛长相略同，高矮一致，都是跟随陈诚半辈子的陈系将领。用他们自己的比喻来说，陈诚军事集团是一只蒋介石精心豢养和任意嗾使的猎犬，在猎犬被打死以后，依附在皮毛上的一对跳蚤却能安然无恙。邱行湘和杨伯涛不能不相互道喜了。

然而回忆是痛苦的，特别是往事像噩梦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候。如果说邱行湘昔日只要今天，不要明天，那么他现在只要今天，不要昨天。所以若是陈诚系以外的人问及或谈及他的往事，他是没什么好脸色的。

国民党河南第一路挺进军中将总指挥王凌云是位杂牌部队将领，曾任国民党第二军军长，1948年调河南南阳任豫西绥靖主任，抗战时在云南，隶属远征军。那时邱行湘随同陈诚、黄琪翔以及蒋介石自己的派给陈诚担任翻译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由昆明到弥渡，时任第二军军长的王凌云专程去昆明接陈诚，又专程送陈诚到弥渡，态度恭顺。陈诚对第二军前任军长李延年生活糜烂、吸食鸦片素怀不满，而对王凌云颇有好感。邱行湘那时与王凌云相识。

王凌云告诉邱行湘，洛阳战役最紧要的1948年3月13日下午4时，蒋介石派他乘一架飞机从南阳来洛阳救邱行湘。他飞到洛阳上空，因天气恶劣，看不清下面情形，不知洛阳机场是否还在邱行湘手中，因此盘旋片刻，折回南阳。王凌云问邱行湘：“那时洛阳机场落在谁的手里？”邱行湘反问王凌云：“你问这做什么？”王凌云说：“看我该不该降落呀！”邱行湘说：“你降下来也罢，我飞上去也罢——我们迟早都注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王凌云扭头走了。邱行湘有些后悔。他一个人站在那里，默默回想着王凌云来救他的时间——那时他正在命令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悬挂在洛阳中学的大楼屋顶——这时又是他往事像噩梦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