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游记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体裁，特殊人物在特殊时期的游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杨钟健先生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除专业研究之外，涉猎广泛，不仅精通英语、德语，还熟悉拉丁文和希腊文，热爱诗词和散文写作，在长期的野外考察过程中，非常重视记录自己的所行、所见、所感、所思。他一生所作七部游记，分别为《去国的悲哀》（一九二九）、《西北的剖面》（一九三二）、《剖面的剖面》（一九三七年完稿）、《抗战中看河山》（一九四四）、《新眼界》（一九四七）、《国外印象记》（一九四八）、《访苏两月记》（一九五七）。杨老在做地质调查时，常将所见所闻称为“剖面”，此中含义一为实际观察到的地层剖面，反映其地质构造和科学内涵，另一则为人生的剖面。这些游记，以身处国运动荡时期的一名学者身份，以科学眼光记录了地质古生物工作和祖国的山河表里，体现的是那个年代国家和人民的状况，以及学者们的风骨。

本书收录其中两部。《去国的悲哀》是其第一部游记，于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平社首次出版。主要记述他一九二三年去往德国留学以及归来的经历。旅途从故乡陕西华县出发，经北京、上海，以海路赴欧，在船上途经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到达欧洲之后，在慕尼黑、巴黎、柏林、伦敦、瑞士游历博物馆以及做地质考察，后从慕尼黑取陆路经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再由西伯利亚入东三省而归国。前后历时近五年。年轻时的杨钟健，求学之余参观欧洲的博物馆、著名大学等，对于欧洲科学人文的发达、人民的外貌和精神状态，都感到新奇。而国外国内云泥之别的境况，也令他备受刺激。诚如他所言，此次旅程充满了“欣喜和悲戚”，并不能完全融入求学旅途的欢乐，也不能完全畅怀。杨老一方面对于国内情势终抱乐观态度，但同时也对胜利的一日何时到来充满未知感。他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大力发展科研、科普宣传的必要，但同时又以自己不过得一博士“虚衔”自卑，时常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慨。这种心情为此书带来一种时代的沉重感，的确与书名中“悲哀”二字紧紧相扣。

为本书画封面的是姬德邻先生。而为本书作序并画插画、题写了卷首诗的人是王德崇先生（一九〇〇至一九八四，字子休，陕西省高陵县人），他于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与杨钟健相识于“共进社”，任《共进》刊物主编，一起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痛斥军阀。一九三六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一九三九年回国，在农业经济学术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著有《农场管理学》等。他自幼聪敏好学，是一位进步青年，且颇有胆识勇气。杨钟健先生与之交情甚笃，视其为“相知”。本书前面几部分即是以写给王德崇的信件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字里行间可见二人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默契。

此外，书中提及与作者有交谊的人物，皆为一时之秀，在此举一人为例。孙云铸先生为我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学于德国哈勒大学，一九二七年，与杨老在哈尔茨地质旅行途中相会，二人计划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此实为我国古生物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书中很多人名、地名皆为外文——英文德文拼写混杂，杨老原稿即如此，具体是哪里，编辑过程中尽量补了中文，并修改了当时排版的错误拼写，但是仍有很多已经不可考证，只能保留原文，留待日后了。此外很多地名与今天也不同，如今日之华沙，杨老称之为“瓦萨”，今之慕尼黑为“明兴”，凡此之类，均不做修改，一为并不影响阅读，二为保留整体的韵味。

杨老写完《去国的悲哀》，将稿件交于北平平社编辑出版，就又出发了。他受翁文灏先生嘱托，去往山西西部、陕西北部一带旅行调查三个月，又去东三省不到一月，然后参加中美考察团前往内蒙古和二连浩特东部一带，最后是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由张家口出发一直向西到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杨老将这四次旅行的经过和感受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取名“西北的剖面”，由翁文灏作序，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之所以称之为“剖面”，杨老意为“几乎上自天时，下至地理，乃至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等等”，无一不“或深或浅地切剖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考察团和中法科考团这两次中外合作考察项目，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杨老作为亲身经历者记录的详情，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书曾于二〇一四年在我社出版过一次，今次为了将杨老的游记汇集整齐，于合订本中再次收录，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完整的叙述，也令读者体会到杨老复杂的心路历程。

三联书店编辑部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