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父子之间

父亲执意要备好自己的寿材。前年下半年，他在涟源木材铺选好了一副杉木材料，买了回去。去年暑假请了一位钉棺材的师傅钉好了寿材，寿材宽大而结实，父亲很满意，然后一直念叨着今年暑假里要把寿材漆好，并要配套好寿衣、寿帽、寿鞋、棕荐等（亡者入殓时穿用和铺垫的衣物和棕垫）。今年暑假，他一回去就把自家所有棕树上的棕都剐了，请棕匠打好了棕荐，又请漆匠漆好了寿材。

对父亲这些举动，我一直持反对态度：父亲才六十多岁，身体尚好，再活个二十年不在话下，这么早就备好寿材，到时岂不朽了？但父亲很固执，说：“老了，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你妈妈病危时，匆匆忙忙在别人家借了一副木料钉了一副棺材，结果漆还没有干透，人就死了，太对不住她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最后能带走的还不就是这副寿材？我还是自己做好准备，免得到时候你们慌了手脚，要什么没什么的。”

我们兄弟没法，只好交钱给他。

父亲身体尚好，但确实也开始显老了：头顶上白的多于黑的了，肠胃也经常出毛病。父亲一生辛劳，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在我的记忆深处，他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和歇停的牛。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跟着爷爷被迫搬了三四次家，地方一次比一次差。所以，父亲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饥饿、憋屈、动荡多变中度过的，被不允许上初中，被不允许学手艺，被不允许外出谋生……以致成年以后，就成了一个只会种田的干干脆脆的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生产队水田少，正值壮年的父亲为了解决家里的温饱问题，想方设法把别的生产队的一些废弃的烂泥凼改造成良田，结果刚收获了一季就被收回去了。后来又开始作“包田”，作了十几亩，每亩要交五六百斤稻谷给田世主。那时，我们家的“双抢”要搞二十多天，父亲是“天光舞半夜”。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尚小，重活、粗活都是父亲的，我们打下手。扮禾时，父亲踩打稻机、担谷；我们割禾、递“禾手子”。那时，我觉得踩打稻机很有意思，好玩，就情不自禁地去踩着玩。父亲总是骂道：“现在觉得好玩啰，等长大了要你踩的时候恐怕就要偷懒了。”稍大一点时，明白了踩打稻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所以每次递“禾手子”时都要尽快赶过去，趁父亲还没扮完前一手“禾手子”时帮他使劲踩几下，以减轻父亲的劳动强度。这种时候，父亲偶尔也露出一点宽慰的笑。傍晚收谷时，我们扫拢装箩；父亲担送回家。犁田时，父亲驾牛犁耙，担肥料；我们牵牛、割草喂牛。渐渐地，我们也能帮父亲掮犁耙了。那时，只要满身大汗的父亲一回家，母亲就叫我们给他搊凳子、扇扇子。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开始承担挑水的任务，每天把家里的大水缸挑得满满的。上初中后，开始用米箩（容量较小的箩）帮父亲担谷。初二以后，就能用谷箩（容量较大的箩）和父亲一起挑了，只不过父亲的箩里装得冒尖，我的装得欠一些；送谷回家时，父亲往往赶到前头，放下担子又回身来接我一程。也能和父亲抬打稻机了，父亲抬前，我抬后，前头有滚子、踏板，沉重一些。此前，打稻机是父母抬；有时，母亲太忙，父亲就把滚子卸了，一个人扛。渐渐地两位弟弟也能担谷、抬打稻机了。父亲渐渐松气了一些。

那时，父亲是家里真正的主心骨。有一年，父亲病得不轻，母亲四处求医拜神。家里的活计也荒淡了，结果那年我家的水稻全抽白了，收获不到半年口粮。我家住在水库边上，每年从春到秋，我都要利用节假日和星期天到水库里罾鱼。罾都是自制的，一般有十多架，沿水库边一路放下去，隔一段时间起一轮，添一次饵食。收获的多是虾公子（大虾）。有一次，太阳已经下山，我准备和往常一样收罾回家，但偏偏这时虾公子上滩，每一罾能获一大捧，我贪心，多起了一轮。待我收完最后一架罾时，转身发现已是山色黛青、天光暗淡了。平日听到的关于水库里有水鬼，水库边的山里有山鬼的事一下子全冒出脑际，心中顿时升起无限恐惧。那一瞬间的绝望无助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深。当时，我已经没有迈步回家的勇气了，瑟缩在一条田墈下的凹槽里，心里惶惶地念道：“爹爹妈妈快点来啦！”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了——是父亲！他笑着问我坐在凹槽里干什么，是不是怕。我感觉头顶的千斤巨石突然被搬开了，笑着跟着父亲回去了。

父亲年轻时脾气火爆，对我们的教育信奉“不打不成人，黄竹棍子底下出好人”，所以，小时候，我们没少挨他的打。特别是农忙季节，他干活为难的时候，就容易发火，动不动就骂人，随便就逮个理由打我们，而且顺手操起什么家伙就打——“严父”也。我们兄弟不敢亲近他，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与他有亲热举动的片段。大约在父亲心里，我们是他要杀就杀、要剐就剐的“崽”。所以，大约在初二时，我听到他在别人面前夸我听话、成绩出众，感动得几乎流泪。但是，即便如此，那时我在父亲面前还是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九二年的夏天。

这个夏天，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分水岭；这个夏天，我考上中专，成为小山冲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记不得是中餐还是晚餐时候，父亲在倒满自己的酒杯后——他每餐都要喝一杯米酒的——突然对我说：“芳妹子，你也喝一杯吧？”

我吃了一惊，以为是听错了，惊讶地看着父亲——他满脸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的慈笑！我赶忙摇摇头。父亲没有再劝我喝，自个美美地啜了一口。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肩膀皮厚了一寸；同时也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高过父亲了。

我读中专的时候，大弟弟由初中升入了高中，小弟弟由小学升入了初中。那时正是农村教育乱收费最严重最混乱的时候，父母为了筹措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没少看人脸色，没少跑夜路。有一次，父亲到学校来给我送钱，我无意中瞥见他的头顶竟生出了些许白发。事后我含泪写了一篇散文——《父亲》。多年以后，再读到自己的那些文字时，我还是感动如初。

父亲比我更矮了，也开始能听进我的意见；后来，几乎我说什么他都能依我的了——当然，我的话一般更在理。弟弟考上大学后，父亲就更“听话”了。

我中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教书，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家里的情况开始好转。父亲白发渐多，依然辛劳，依然作了许多田土。节假日和暑假，我都回到家里干活，在田间地头，我和父亲并驾齐驱：扮禾、担谷，半斤对八两，山道虽陡峭，经不得一跑。

一九九九年冬，在父亲的主持下，我家建好了一层新楼房，并于二〇〇〇年暑假入住，告别了阴暗低矮潮湿的老屋。这一年间，父亲竟然瘦得颧骨凸出。然而，就在二〇〇一年正月，母亲去世了，父亲在精神上遭受巨大打击。不久，开学了，我们都去了学校；父亲孤身一人在家，竟病倒了，一病大半年，肠胃出了毛病，老是治不好。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衰老得很快，正应了那句俗话：“一夜老了壶茶，一年老了个爷（yá）”。那年春天，父亲在耙田时，不小心被铁耙齿刺穿了脚背，不能下田。我喊了一帮学生把家里的水田半个下午就插完了。学生们手生，插得乱七八糟。父亲就坐在田墈上，吸着烟，笑着指点。

以后几年，抬打稻机时，我就抬前头，父亲就抬后头了。有几回，我不等父亲来抬，自己把滚子卸了，一口气把打稻机扛回家。扮禾时，我踩打稻机，父亲递“禾手子”。他递的时候，不时伸脚帮我踩上几脚；我总是笑着说：“不难踩呢，不要你踩呢。”担谷时，我就拣沉的一担挑，猛冲猛冲担到家里，再回身去接父亲；父亲呢，总是半嗔半笑地说：“慢点呢，匀住气，别呛了。”

家里的事，顺理成章地我做主的时候多一些了。二〇〇五年暑假，由我主持把房子的第二层建好了；父亲只负责煮饭菜。那个暑假，我瘦了十几斤。

这期间，我们兄弟三人先后结婚。我们都“自力更生，自作主张”，没怎么要父亲操持。然而，父亲还是操了不少心，他虽然不能拿出钱来支持，但特地喂了做酒席的猪、鸡等。

二〇〇八年下半年，在涟源市委办工作的大弟弟的小孩没人看管，就请父亲帮他去带小孩。父亲是很不情愿的——一个男老人家，带一个岁把的小孩，挺难的，况且家里得丢弃了。我劝父亲去，说我在近边教书，可以照管一下家里。于是，父亲就去了，一直带到现在，整整三年了，还得带一两年。父亲刚入城时，生活上很不习惯，加之肠胃不好，身体经常欠佳。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不情愿再带了，但没有办法，只得坚持下来，真是难为他了。其间，弟弟在涟源买了房子，父亲又没少操心。

也许是上天垂怜，二〇〇八年底，我考上了公务员，在一个乡镇干了十个月后，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被借调到了现在的单位，也到了涟源。我就在离弟弟家二十米远的地方租了房子。于是乎，竟和父亲生活到了一起了！

我把我的小孩也转到了涟源读书。这样，父亲就成了我们的“专职厨师”，负责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两个孙儿的饮食了。嘿嘿，我的幸福时光来了：一日三餐，进门就吃，吃了就一抹嘴；“天不探，地不管，饭熟了，吃三碗。”况且，父亲的厨艺还是满可以的——以前邻居们做酒席时，经常请父亲掌勺的；父亲做得一碗好扣肉，不是吹的，那些酒店里的扣肉简直太狗屎了。父亲不时扣一碗，可惜，我要减肥，不能由着性子尽兴吃。

节假日和寒暑假，父亲就回到乡下家里，种花生，栽玉米，护果蔬；收获了，全背到涟源来给我们。我每天早上剥一撮生花生吃，一年到头吃不完；糯玉米棒子冷冻在冰箱里，炖排骨吃，从夏天一直吃到冬天。现在，父亲又回去了，不知在家里怎样？肠胃犯了没有？寿材备妥了，玉米也收了，快要挖花生了吧？还是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我到涟源一年半了，也就是说，吃父亲煮的饭菜一年半了。有一点，我是坚持了：每天晚餐后，就和父亲动象棋。弟弟的单位作息无规律，经常加班，很晚才回来；而我的单位能按时上下班，我又不爱外出，尽量推掉可以不参加的活动，回来陪父亲和辅导小孩功课。所以，每天晚餐后一放下碗，我就拿出象棋摆好：“爹爹，将一军！”父亲就笑着说：“你行又不行，也要动。”说实话，我的棋艺略胜父亲一筹，认真一点，父亲就难以招架，但我故意动得马虎，让父亲多赢。如果弟弟晚上不加班，就父子三人“唱三国演义”，输了的下去，常常争得不可开交。轮到我和弟弟动的时候，父亲就忍不住要指点，谁处下风就“帮”谁，比我们自己还情急，可他一般“帮”谁谁输。其实，我和弟弟达成默契：速败，让父亲上场。

我一般每晚要陪父亲一个多小时，边动棋边聊。我本是十分珍惜时间的，从不愿浪费、闲置一分钟。但是，我不能要等到父亲耳朵听不见了再和他说说话，或者要等到父亲走不动了再陪他走走路，甚至或者要等到父亲进了黄土后再跪到他的坟头，遗憾和悔恨自己没有好好陪一陪父亲（多少人留下这样的遗憾和悔恨啊）。既然上苍怜赐与我陪父亲的机会，我就要抓住此时此刻。如果某一天，某一位儿女读到这里，扔了书本，走到老父（母）身边，或者拨通老父（母）的电话，那么，我就谢谢您了，我也谢谢我了。

不过，之后，我还请您拾起此书，继续看下去。因为，自二〇〇三年开始，我就张罗着要给父亲找一个老伴。父亲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也有些顾虑，是我说服了他，并亲自到处打听合适的人，到处请人打听合适的人，还亲自“出马”游说了一位合适的人。可惜都不成，至今没有找好，不知以后能否找好？不知能否很快找好？也愿上苍怜赐。现在，“老”已成为我国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也是我家的主要问题之一，愿有一个令人微笑的答案。天下之“老”啊！

今年四五月间，父亲说锁骨端头疼，我要陪他去照片子，他不肯，说我要买房子了，正缺钱。我好歹说服了他，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父亲第一次去这样豪华的医院，进去后有点分不清山向，我带着他游转于各个窗口和房间。这时，我记起小时候那次受伤以后，父亲背我游转于乡镇卫生院各个窗口和房间的情形来。查完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松了一口气。回来的路上，父亲的笑容格外灿烂。

都说：“父亲帮儿子的时候，两人都笑了；儿子帮父亲的时候，两人都哭了。”而今，我始明白：儿子帮父亲的时候，两人，也都笑了。

2011、8、1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