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南国真人

造访八道湾的文人共有多少，已难以计清了。周作人对一些常客很好，而偶来的友人亦以礼待之，均无内外之别。说起他的朋友，有一位谋面甚少，但感情较深，这便是郁达夫。郁氏只到过苦雨斋几次，然而每次印象均好，彼此谈得融洽。1923年2月11日，郁达夫第一次访问周宅。但那一天只见到了周作人，却未与鲁迅谋面。此时鲁迅兄弟还住在一起，并未反目。所以，在郁达夫眼里，周氏兄弟还仿佛是个整体的存在，彼此是互动的。

那一年起，周作人和鲁迅多次与郁氏见面，或在八道湾，或酒店。鲁迅搬至砖塔胡同时，郁达夫还到那里拜访过。虽然从友人张凤举、徐耀辰那里得知了周氏兄弟闹翻的原因，但并不敢细问，均以挚友视之。所以那一年10月22日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他说：

《呐喊》一册，又蒙新潮社寄来，谢谢。我打算读完后做一篇《读〈呐喊〉因而论及批评》在周报上发表。上海方面，此书发售处不多，实为憾事，当思为鲁迅君尽一份宣传之力也。[37]

郁达夫对周氏兄弟这般热情，缘于周作人对他的扶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郁达夫正处于写作的高峰，他的代表作《沉沦》曾轰动一时，也引来了诸多争议。郁氏因为留学日本多年，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和西方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作品多肉欲的冲动，深含着性的苦闷。小说《沉沦》写一个留学日本的学子苦楚的生活，几近自然主义的描述，给人以深深的刺激。于是便招来诸多“不道德”之类的非议。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发表了周作人评《沉沦》的文章，说了诸多逆俗的话，对郁达夫多有褒奖：

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苦闷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直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

这一段文字曾使郁达夫深为感动。二十年代后期，他到上海后，与鲁迅接触较多，但仍与周作人有过联系，并向其通报过鲁迅的情况。如1929年9月19日，郁达夫在致周氏的信中说：

现在上海，沉闷得非常，文艺界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龌龊，什么事情都干，我以后想不再做什么东西了。等生活定下来后，只想细心来翻译一点东西。

近事之足资谈助者，是鲁迅与北新算版税，与鲁迅和语堂反目两事。前者是鲁迅应有的要求，后者是出于鲁迅的误解。这两事，我与川岛都在场作中间人，大约川岛总已经和你讲过，细事不说了。[38]

查周作人日记，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与郁达夫亦通信多封，内容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1934年8月，郁达夫来到北平，拜访了许多友人，短短的一段时间，把苦雨斋的友人们大多找到了。9月3日，他特地去了八道湾。那一天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晨八时半，访周作人氏，十年不见了，丰采略老了些……”言语之外，有着沧桑之感。想起来，两人重逢，各有感叹吧？

郁达夫对周作人周围的人，向有好感。1935年初，他特邀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人选大多为达夫所提，他们有：徐志摩、废名、俞平伯、刘半农、徐祖正、江绍原、钱玄同等等，看来对苦雨斋一派的散文创作，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周作人晚年回忆此事，大发感慨，以为郁达夫是个难得的真人。他知道周作人与鲁迅已分道扬镳，故编选散文时，把鲁迅的部分，留给了自己编，不使周氏为难，这使苦雨斋主人有种亲近之感。对他永远都怀有一种追念之情。

翻阅郁达夫的文集，谈及周氏兄弟时，多有誉词。1939年，他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说：

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39]

郁达夫看人，向来温和，不以坏的心态，去推测他人。他本来是创造社的元老，但因为看不惯创造社诸人的狂傲，最后退了出来，倒是与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有着非凡的友情。我有时浏览他描述周氏兄弟文学成就的文字，眼前总是一亮。心想，关于鲁迅与周作人，他短短的几句话，早已说透。我们这些俗人再谈此题，好似已很是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