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通货膨胀
打击摊贩，比起1947—1948年冬天发生的肆虐性通货膨胀来，只是在一巨大创口上撒几粒药粉而已。
政府用低于普通价格的售价来出售木材、电器和纸张等，以控制通货膨胀。[2]但关键的物资是燃料、食油和食物。煤非常短缺（上海通常一个月得耗用4万—5万吨），因为南下的铁路交通经常中断。[3]食油也非常难弄到，其原因部分是投机商囤积货品谋求暴利。[4]当花生油大涨价时，社会局向公众出售了35，000元/桶标价的供应。但投机商们迅速买进了这些补贴的花生油，然后他们在无锡和苏州附近以50，000元/桶的价格出售。[5]其他一些投机商们则用廉价的棉籽油取代花生油，持续不断地抬高价格出售。[6]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米的供应。[7]虽然公众责怪商人们把米运送到苏北去换棉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米的产量。[8]农民不愿向国家垄断的粮食局低价出卖他们的粮食，而他们同时不得不用市场价购买足够的米食用，而这个市场价又因为地方上不愿让粮食自由出入他们的地区而进一步被提高了。[9]与此同时，假如政府强迫上海的米价下跌以供养全市人口，那么日本的米农就可能向别的地区出售米，或者干脆不再种米了。[10]他们甚至可能造反。[11]
虽然媒体认识到在控制物价和农产品产量之间的矛盾，他们更接受警察局的观点，即投机商和黑市是日常用品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12]蒋介石在1947年4月一次访问上海时对上海的肆虐的通货膨胀大发脾气，他命令市长吴国桢立刻拿出一个方案稳定物价并惩办腐败的官员。[13]吴国桢立刻进行物价控制，但他同时宣布：市政府稳定物价的最佳办法是抓出从市场大批购进囤积货物以操纵物价上涨的那些“老虎”。[14]市政府在关闭了纺织市场后感到必须控制棉花和米市场（那时它们的价格又破了新纪录，米涨到了15，000美元/石），必须用逮捕投机商，包括曾经与日本人勾结的米商，来控制物价。[15]这场逮捕“米老虎”和“棉老虎”的运动由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帅，警察局还派出特工人员监视捣乱物价分子。[16]
经济部正式规定私人不得囤积三个月消耗量以上的食物（粮食、盐、糖、油）、布帛和棉线、燃料（烧炭、柴火、煤），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各个都指控囤积煤、粮和药物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17]囤积有些“无用商品”则不一定会受到指控，如囤积香烟，但若隐藏大量的药品，如维生素B、维生素C、葡萄糖、鱼肝油、盘尼西林，则完全是犯罪行为——公共卫生部公开指责犹太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罪行，认为他们应得到严厉惩罚。[18]
米在日本人归还上海城时就定量发放了。但是负责分配发放米的合作社彻底腐败，从而使一些商人能得到超出定量的米，他们于是就在黑市上高价出售多出定量的米。[19]后来，市合作社于1948年2月底给关闭了，此后定量供米便由人事局负责。[20]一人一斗量的新米票颁发了，吴市长宣布这个定量米的固定价格比市场价要低5％，但更优惠的价格将根据每天的情况做调整。[21]次日3月2日下午，吴市长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防止囤积，将每两周发一次每月每人三斗量的米票。米价被定为15，000元/石，这比前一天的市场价格要低了5％。[22]
米价接着暴涨。“米蛀虫”是罪魁祸首，他们遭到警察逮捕。[23]但问题在于，仅仅比市场价低了5％的定量米，还是要比黑市的米价贵很多。[24]当市民们把他们定量的米拿到黑市上去交换更合他们口味的粳米时，记者们要求政府发配“全量”的米以防止市民们到黑市上做“自由交换”——他们这样做使政府控制米价制度失败。要不就索性放弃定量制。[25]上海工商界的领导也要求政府冻结生活指数，要求裁减生产人员和减产——不然会导致劳工危机出现。[26]与此同时，关于有可能出现这些裁减的谣言让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坐卧不安，让贸易圈子心神不宁，并导致了包括警察在内的市政公务员要求政府增加米的定量。[27]
通货膨胀影响着经济的所有方面，包括服务行业。火车票、船票、邮票等都跟着涨价。[28]中国银行的职员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怠工。[29]电车工在英国电车商人公司的头目们拒绝给他们涨工资后开始了罢工。[30]城市的垃圾车司机集体辞职到别处找工作，夜间收垃圾涨价了，连卫生纸也更贵了。记者嘲讽：“连大便也困难”了。[31]
随着日用品的价格暴涨，上海人开始抢购黄金。金银楼业商会因受到这场意外的冲击而于1947年4月14日停止销售。[33]商会的人员遵令停业，但起码有10来家本地钱庄继续通过黑市上的首饰店销售金子。[34]外国投机商也参与了非法的金钞买卖。[35]当政府废除了美元业务时，黑市上的美元交易一下子热起来了。[36]生意人往往买进一小批美元，然后交给大交易商。这种交易最火热的地方是在虹口。媒体照例责怪该地区许多小酒吧的犹太店主，指责他们是货币的交易商，用警察听不懂的暗号在进行交易。[37]
随着取消对米定量呼声的递增压力，吴市长于5月10日那天悄悄地溜出上海去度假。他乐得让上海市民粮食调配委员会主任任显群去对付局面。任在那天正忙于挡驾要求市府采取更有力措施（包括对黑商公开审判）的呼吁，而他本人也被指控为在米上投机倒把发了横财。[38]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上海市民粮食调配委员会的仓库门口，委员会主任任显群和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答应，今后将由警察监视分发定量米。当发米的时间后推时，警察们在仓库外面维持秩序，他们继续在常规价格的米店里监察不法行为并禁止非法米粮交易活动。不过，米价稳定好景不长。虽然警察在市府里暂时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于是也增长了他们的数量），但他们也显而易见地是这个难以运作的调配制度的一部分。[39]上海的警察部队也是1948年国民党让中国遭受的那场失败了的金钞改革的一部分。
1948年1月有谣言流传，说政府在考虑根本性的货币改革。[40]行政院院长张群立即向他们发了脾气，他断言现存的税务措施足以控制黑市上的活动。[41]他最多只愿意重新考虑银子的价格标准，因为他认为调整银价能促进外贸和稳定商品价格。[42]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相反认为，首先要稳定价格，币制改革才能平衡预算。[43]
《申报》的编辑们在1948年5月15日对币制改革问题表示谨慎。他们在指出即行的币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设想出一套政策，它将有利于平衡政府的收支，控制投机，并能缩小人口中存在的贫富差别。他们认为应该利用这个币制改革机会来改变上海对流动资产的使用，政府可以降低货币业务的量和速度，增加国家收入，积累生产资本和加速战后建设，并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其中关键的问题是通过管理货币交换来汇集中央银行的金银及外币储存，以稳定新币的价值。[44]
于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对金银出口的控制，大量的非法交易必须加以禁止。[45]中央银行用调整兑换价和颁发“结汇证明书”的方法，在缩小官市和黑市货币兑换方面已经竭尽所能了。[46]
然而政府认为执行这套币制改革的关键武器是警察对施行货币规章的监察，在于他们对任意非法买卖金银首饰的查禁，如：
当这场执法的新浪潮正在进行中，在真正的货币改革措施得以有效施行之前，国民党政府决定开始这个早在预见之中的币制改革。
注释
[1]Roderick，Covering China，87.
[2]陈来：《大批物资出笼，物价还是看涨》，《大风报》，1948年3月15日，382。
[3]孔方兄：《存煤枯竭，新到尚希》，《大风报》，1948年3月19日，400；史征：《煤荒未除，配煤暂停》，《大风报》，1948年3月8日，355。
[4]《粮行商人并囤积食油》，《大风报》，1948年3月20日，407。
[5]《食油米粮倒流，吴市长叹苦经》，《大风报》，1947年4月19日，1。
[6]卿臣：《油老虫变把戏》，《大风报》，1948年3月2日，330。
[7]“严峻的局面放到了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的面前，随着米价的持续上涨，预先购买和囤积是常事。结果是市场出现了人为的缺米。”“Current Food，Coal，and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 Prevailing in China”，R＆A No.3433，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im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2 January 1946，appendix 2，5.
[8]陈来：《米价暴涨门售越过四百关》，《大风报》，1948年3月9日，359—360。
[9]孔方兄：《米价看涨，看跌？》，《大风报》，1948年3月7日，351。还有，干旱使河流的水位下降，因而使从日本来的运输增加了困难。
[10]梅娘：《食米市价低过配价，倒流产区》，《大风报》，1948年3月5日，343。那时上海的穷人依靠的是从美国进口的经济补助米。《穷人吃饭全靠洋米来》，《大风报》，1948年3月4日，340。
[11]《风前语》，《大风报》，1948年3月10日，363。
[12]《警察局传讯投机商》，《大风报》，1947年4月16日，1；黄都：《东南西北囤米调查，甲乙丙丁谁是财神？》，《大风报》，1948年3月11日，376。囤积物资中最让人费解的是用来点煤气或香烟的火石。它以一毫克一毫克的量出售，价格比金子还贵。David Kranzler，Japanese，Nazis，and Jews：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1938—1945.New York：Yeshiva University Press，1976，458.
[13]这之前3月里一些市政人员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指控贪污。小鹿：《大批市府官员被控贪污舞弊》，《大风报》，1948年3月3日，337。
[14]《扑灭物价窜头势，警备部打虎到底！》，《大风报》，1947年4月17日，2。
[15]《囤米奸商该杀，警局紧急逮捕，白老虎疯狂，竟叩廿万大关》，《大风报》，1947年4月17日，1。1947年和1948年间，一批曾经在日本人占领时与日本人做过生意的商人和金融人员被指控勾结罪。见《农商银行总经理梅花哲之被人检举》，《大风报》，1948年1月3日，326。
[16]《吴开先方志超密商决策》，《大风报》，1947年4月18日，1；《吴市长受令严办奸商》，《大风报》，1947年4月20日，1；许池：《活捉全市白老虎》，《大风报》，1948年3月8日，365。方志超是社会局的。吴市长命令社会局向市场抛售9，000袋米来压低市场上的价格。
[17]许池：《个人购藏食物用品以三个月为限》，《大风报》，1948年3月16日，388；《风前语》，《大风报》，1948年3月19日，131。
[18]柳絮：《西药的囤户》，《大风报》，1948年3月18日，399；梅娘：《犹太人囤西药，要钱不要命》，《大风报》，1948年3月19日，400。这也许是卫生部故意转移目标的做法，因为该部那时正在遭受指责。卫生部长被指控每月从消毒部门的头那里接受了数百万元的贿赂而雇佣不称职的医务人员。孔阳：《有人控告“好好局长”》，《大风报》，1948年3月1日，327。
[19]《突击搜查全市米店》，《大风报》，1948年3月1日，328。
[20]梅娘：《市合作社关店大拍卖》，《大风报》，1948年3月1日，326。在奇怪的囤积物资中，最不可思议的是罐头沙丁鱼（其变质率相对高）。Kranzler，Japanese，Nazis，and Jews，457—458.
[21]梅娘：《配米价格多少在市长口中》，《大风报》，1948年3月1日，326。
[22]许池：《配米一石便宜十五万元，老百姓啼笑皆非》，《大风报》，1948年3月2日，329。甚至蒋介石也领了米证，当然评论家们怀疑他是否真会出门自己买米。道富：《蒋主席也领配米证》，《大风报》，1948年3月4日，338。
[23]涤泊：《限定米价超过黑市》，《大风报》，1948年3月7日，354；《市长亲征视察配米》，《大风报》，1948年3月5日，345；济民：《物价涨了二十四万倍，三局会商对付办法》，《大风报》，1948年3月4日，335；尖记者：《米蛀虫掉枪花》，《大风报》，1948年3月9日，359；孔方兄：《活捉米蛀虫》，《大风报》，1948年3月10日，362。
[24]警察局、吴市长以及定量局局长任显群都调查了米价上涨的原因。见《计口授粮声中，米价再度暴腾！》，《大风报》，1948年3月6日，346—347。“米蛀虫”再次受到谴责。夏禹：《米蛀虫目无法纪，米价疯狂疾进》，《大风报》，1948年3月7日，350—351。
[25]《风前语》，《大风报》，1948年3月9日，361。因为定量米的质量差，于是老百姓不怪奸商不出售定量的那种米。《配米有好坏，难怪奸商作祟》，《大风报》，1948年3月10日，346。
[26]《工人二合一，老板一抵三》。
[27]孔阳：《指数日高，老板急了》，《大风报》，1948年3月11日，369；小鹿：《市府申请中央恢复食米配给》，《大风报》，1948年3月8日，357；小鹿：《一片要求配米声》，《大风报》，1948年3月16日，388。市府的职员们指责政府迟疑拖拉，说政府所答应的增量实际上没有实施。他们要求增加月定量，而不是季度性增量。市府的几个机关还威胁，若不对他们增加待遇，他们将关闭所工作的机关。见夏禹：《调整待遇有名无实》，《大风报》，1948年3月10日，363；黄都：《公务员太苦，机关陷停罢》，《大风报》，1948年3月13日，380。到了3月5日，财政部开始每月而非每季度调整商品价。许施：《大批无证物资已出笼》，《大风报》，1948年3月5日，344。
[28]《轮船业要涨价》，《光报》，1947年6月6日，1；孔方兄：《火车票又要涨价，建车站遥遥无期》，《大风报》，1948年3月4日，338；黄都：《火车一涨再涨，参议员拉警报》，《大风报》，1948年3月6日，346；梅娘：《邮资涨价，平信五千》，《大风报》，1948年3月7日，366。
[29]许池：《中行一度怠工》，《大风报》，1948年3月14日，380。
[30]关生：《电车工潮未平，职员全体罢工》，《大风报》，1948年3月19日，401。
[31]尖记者：《垃圾司机总辞职，草纸涨价大便也困难》，《大风报》，1948年3月6日，349。
[32]Roderick，Covering China，91.
[33]金银楼业商会要求吴市长给该行业拨更多的金子，并重新调整金子的价格。《金银楼业昨起停市》，《大风报》，1947年4月15日，1。并见《警备部打虎到底》，《大风报》，1947年4月17日，2。
[34]《地下钱庄何其多？》，《大风报》，1947年4月17日，1；《银楼条子暗号》，同前。
[35]《洋老虎徒刑一年》，《大风报》，1947年4月15日，1；史征：《二头“洋老虎”经管黑市金钞》，《大风报》，1948年3月13日，378；《二只老虎时准保释》，《大风报》，1948年3月14日，379。
[36]市府当局对收外汇房租也加以限制，但这一政策被法院宣布无效。《房屋租贷暂时办法高等法院判决无效》，《大风报》，1948年3月2日，331。市工部局考虑是否按指数规定房租。《房租是否照指数今最后决定》，《大风报》，1948年3月6日，347。
[37]《黑市难消金钞买卖》，《大风报》，1947年4月18日，1。烟纸店也做钞票的黑市交易。《买卖金钞连累顾客》，《大风报》，1948年3月20日，407。
[38]黄都：《米价暴涨，民生疾苦，主任委员，死人勿关》，《大风报》，1948年3月10日，364。还有关于保甲长发送米票有问题的报道。《风前语》，同前，1948年3月11日；陈来：《保甲长财运亨通》，同前，第367页；涤泊：《配给米中榨油：牵连保甲制度》，同前，1948年3月12日。
[39]许池：《米价大价小回，人心全面“安定”》，《大风报》，1948年3月10日，363；《米价跌了》，同前，1948年3月15日，382；胡明：《米价仍要三八〇，四月发证二十五起》，同前，1948年3月19日，400。由于警察承担了日益增加的警卫市场的责任，他们增加了30名新警察并组织了一个自愿小分队。见孔阳：《加强市场控制，扩充经警组织》，《大风报》，1948年3月19日，402。另外，警察局里的经济组在对付纺织投机商及密切监督棉花交换方面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见黄都：《今起抽查仓库存纱》，《大风报》，1948年3月1日，328；孔阳：《抽查仓库存纱，查获可疑纱号》，同前，1948年3月3日，335；济民：《一片涨风中捕获纱老虎》，同前，1948年3月9日，361。
[40]《改革币制拟采计划一份汇兑及银本位两部由贝祖（诒）携美商讨决定》，《申报》，1948年1月11日。
[41]《张院长对外记者谈话——改革币制时机未熟，我外汇措施已能制止黑市》，《申报》，1948年1月25日。
[42]《立院财委会讨论改革币制计划——决草建议书提出院会》，《申报》，1948年3月5日。
[43]陈立夫也认为，无论是施行标准金价还是回到重估银币值币制稳定化都应该首先施行。《改革币制问题——中美正研究中陈立夫在华府告美记者》，《申报》，1948年6月15日。
[44]《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申报》，1948年6月15日。
[45]《币制改革早有计划——董显光称实施时限尚不能宣布》，《申报》，1948年6月3日；《金色的澳门》，《申报》，1948年3月31日。
[46]《政府改善外汇管理——采结汇证明书办法，中央银行总裁宣布今起施行》，《申报》，1948年3月31日。
[47]Kiangau Chang，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49—1950.New York：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58，316—317.
[48]《套汇与金钞机构——连续破获十一处，涉嫌行号十家，即可一网打尽》，《申报》，1948年6月6日。
[49]《破获套汇金钞7案——牵涉行号136家》，《申报》，1948年6月24日。
[50]《无国籍外人——买卖金钞被拘牵涉外商公司以及某国军官》，《申报》，1948年7月27日。
[51]《破获买卖金钞——7犯今解特庭》，《申报》，1948年7月27日。
[52]《市警局昨展开闪电行动——破获套汇机构7处》，《申报》，1948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