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极化与不确定的全球秩序前景

在20世纪上半叶，欧亚两洲曾经涌现出一批关于“门罗主义”的理论探讨。本书试图对其中的代表性话语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指出“门罗主义”符号是正在崛起的区域霸权利用美国的区域霸权经验来制约美国普世帝国倾向的话语工具。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指向某种“多极化”的全球秩序主张，其基本特征是若干区域霸权的共存以及对各自势力范围的统合。

在冷战结束近三十年后，美国的单极霸权已经在松动之中，世界秩序的多极化已是显而易见的趋势。我们会听到德国的理论家呼唤德国在欧盟之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并增强欧盟在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联盟中的战略自主性⁽⁸²⁾，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疾呼加强欧盟的主权⁽⁸³⁾，尽管欧盟从来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会看到俄罗斯的理论家举起“欧亚主义”（Eurasianism）旗帜，并寻求“欧亚主义”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结。⁽⁸⁴⁾而在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中，美国确诊与死亡人数都居于世界第一，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切断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关系，可谓完全放弃了对于全球抗疫领导权的争夺，而美国国内爆发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又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在这一背景之下，“何种多极化”的问题也变得比以往更具有紧迫性。而历史经验，则能够为我们当下提供借鉴与教训。

当代中国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主张对于美国单极霸权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其引发的一种反弹是，西方世界的一些评论者经常用“门罗主义”这个词来给中国的一些政策贴标签，比如说，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门罗主义”实践。⁽⁸⁵⁾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的“多极化”主张，与当年德、日两国的区域霸权建构并无实质差异。但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当代实践来看，这种暗示都是误导性的。

以“一带一路”为例，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各民族与文明的互联互通之路，中国的中原王朝在最强的时候也只能够对西域有所影响，将整条“丝绸之路”视为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本来就是不合史实的。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名称都源于19世纪德国贵族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命名。而美国国务院早在2011年，就针对阿富汗局势，提出了“新丝路”（New Silk Road）区域合作计划⁽⁸⁶⁾，这一计划并没有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获得优先地位。不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丝路”的概念发扬光大。当代的“一带一路”并不像“美洲”一样，是一个可以在观念上界定的封闭空间，它的重点是“带”与“路”，是穿越不同地缘政治空间的交通线，它强调的是开放、连接和沟通，而不是封闭和排他性的控制。“一带一路”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倡议（initiative），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是“首倡者”，而不是支配者。

事实上，“一带一路”连接的某些空间，恰恰是某些区域强国的敏感区域。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长期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门罗主义”计划，那么在中亚，必然会发生中国与俄罗斯对于排他性支配资格的争夺。在美国压力之下，中俄两国近年来在地缘政治上有很多合作，中国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保持着高度的尊重，都是有目共睹的现象。而中国的东方与东南方更是被从横须贺、冲绳到樟宜的一系列美国军事基地所包围，从地缘政治上说，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军事控制力不言而喻。然而，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以“亚洲”的名义，直接质疑和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虽然目前国际舆论中还没有出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空间思维方式作类比的评论，但在这里预先做出回应有益无害。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巴黎非战公约》）的酝酿和签署过程中，也曾经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宣布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人称“英国门罗主义”（British Monroe Doctrine）。但因为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一度拥有全球最强的海军，它的“门罗主义”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像“美洲”这样的有边界的大陆空间，而是海洋上的交通枢纽，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等，英国海军如果能够控制这些交通枢纽，就能够保证整个帝国的安全。⁽⁸⁷⁾因此，英国对于任何威胁到其海军对这些枢纽的控制的行为，都非常敏感。“一带一路”的思维，是这种“路由器”理念吗？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类比。在英国的海上帝国衰落之后，美国是其唯一的后继者，当代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枢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军事基地的力量辐射之下，中国又能够排他性地控制上述哪个海上交通枢纽呢？

而在其他一些更为抽象的空间冲突之中，中国诉诸的也是防御性的“主权”原则，而不是具有扩张性的“门罗主义”。比如说，在网络空间中，中国以“网络主权”来对抗美国的全球网络信息霸权，修筑“防火墙”，并要求数据的本地化存储⁽⁸⁸⁾；在司法问题上，中国以“司法主权”来批评美国法院帝国式的“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这都是基于传统的“主权”观念提出的防御性主张。

而在全球金融领域，美国主导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与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控制着最为重要的金融通信网络系统，外国企业如果以美元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就很难绕过它们，但这两个系统早就已经是美国对他国金融与贸易活动建立“长臂管辖”的常用工具。面对这一金融空间限制，2019年初，德国、法国、英国发起建立INSTEX（支持贸易往来工具）结算机制，以绕开美国对伊朗制裁法令的“长臂管辖”；2015年10月，中国也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以保持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独立性。这些努力是针对金融霸权、保障国家金融主权的防御性行动。如果说金融通信网络是一个新的空间的话，它并不像地理空间那样，是一个总量上限被定死的空间，而是具有很大的弹性，各个国家都可以建设基于自身货币的独立结算机制，从而为国际金融与贸易的从业者提供多种选项。

许多读者注意到，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反复申明对“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反对，并大讲“主权”（sovereignty）原则。比如说，2017年9月19日特朗普总统在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提到“sovereignty”一词达到二十一次之多。⁽⁸⁹⁾然而，特朗普所讲的“主权”原则，是将美国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大量帝国式的域外管辖权（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都纳入“主权”的范围之内。用国内法来管辖国际事务，早已经成为美国法律运作的常态。因而特朗普的“主权”话语根本不具备“主权平等”的意涵，其实际用意，是利用“主权”话语的对外排斥功能，甩掉美国过去所承担的大量国际义务，但不减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种种特权地位。从“霸权”（hegemony）理论的经典作家葛兰西（Gramsci）的眼光来看，这就意味着美国全球霸权中“同意”（consent）的要素出现弱化，而“强制”（coercion）的维度变得更加突出。⁽⁹⁰⁾

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许多指责中国奉行“门罗主义”的种种话语，恰恰贯彻了美国执政精英一贯的“门罗主义”思维逻辑：界定异质性的因素并加以排斥。在这些评论者看来，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本身就已经干扰了美国试图在全球建立的同质性秩序，如果中国胆敢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并推广自己不同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实践，那更是证明中国是全球空间中的破坏分子，这种指责要求中国承担为自己辩护的举证责任。这种“先发制人”进行话语攻击的策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一部分。

不过，基于本书对于“门罗主义”话语谱系的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反驳：在当下，倡导霸权主义式“新门罗主义”的，是美国而非中国。当代中国所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还在发展之中。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它既不同于以人类普遍利益和“国际社会”代表自居、动辄指定人类“公敌”的帝国主义——干涉主义，也与基于“势力范围”意识的“门罗主义”大相径庭。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之中，中国刚刚走出最艰难的处境，尚处于虚弱的状态，即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提供了抗疫物资和医疗援助。病毒并不承认国界，它的传播打破各种空间界限，将全人类置于恐惧之中，中国只有帮助其他国家走出“至暗时刻”，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在此，利他与利己是高度统一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实践。

当代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有着古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渊源，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路径的延伸。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看，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由于海洋、高山与沙漠的阻隔和保护，今日中国版图所覆盖的地理空间几乎是自成一体，而建立于农耕之上的古代中原王朝，只要能够保持内部不乱，在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周边具有力量上的优势，因而在心理上也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美国“门罗主义”历史经验中包含着的根深蒂固的疑惧，以及从疑惧到“先发制人”的行为模式，是在从欧洲到美洲的“万国竞争”的条件下形成的，但这绝非古代中国中原王朝的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接下来，在19世纪，中国被抛入一个万国竞争的国际体系，迅速跌到谷底，这一经历削弱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感。但在朝贡体系崩溃之后，中国国力的孱弱，使得其很难设想对某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的支配，同时，沦为半殖民地的遭遇，使得中国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的境遇能够产生深刻的共鸣，对于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逻辑具有某相当程度的敏感性。

通过20世纪漫长的革命与艰苦的建设，中国重新实现内部整合，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对外开放，由于开放的程度与步调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得以在开放的过程中避免重新陷入“依附”的境地。而这就是汪晖教授总结的中国的“自主性开放”历史经验的关键所在。⁽⁹¹⁾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中国在对外交往时，也比较强调尊重各个国家的平等主权，并倡议在此基础上相互开放，互联互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之间互相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承认，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会在一定的区域之中拥有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但影响也是相互的，区域内的国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各国影响力的发挥需要尊重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民族与文明，其底线要求是对主权的尊重，比如说，商业贸易的影响力不能建立在“强买强卖”的基础之上，更不应用强制力限制区域内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

一个区域的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联合成为类似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的政治单位，不失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行动。事实上，由于产业分工与工业供应链的复杂化，以及科技创新成本的提高，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没有能力打造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全依靠自身的资金和人员开展科技研究，实现重大突破的难度也愈益加大。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打造相互配合的工业体系，建构统一的区域市场，发展科研合作，已经成为发展的内在要求。比如说空中客车（Airbus）公司，就是建立在法国、德国、西班牙与英国四个欧洲国家的合作之上，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单独建立起完整的大飞机产业链。在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之中，欧盟的决策精英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欧盟在制造业上的产业短板，而要补足这一短板，区域一体化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不过，各种区域的联合，同样存在着蜕变成为区域霸权的“门罗主义”计划的风险——大国违反区域内国家的意愿，限制与阻碍后者与域外国家的正常交往。如何保持联合的自愿与平等互利的性质，一直是区域一体化的内在挑战。

如果说以上视角强调的是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缺乏说服力，我们接下来可以切换到一种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视角：在当代世界，中美两国都存在着经济实力与军事——政治实力之间的深刻不对称，由于这种不对称，目前根本不存在中国“取代”美国单极霸权地位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于全球前二，制造业增加值已超美、日、德总和，而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但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实力及经济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国土完全统一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因为自身发展模式与欧美的不同，经常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中饱受围攻的国家。而美国恰恰相反，在经历过帝国的“过度扩张”（overstretch）之后，其经济实力正在相对衰落，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但其军事与政治实力仍然强大，其统治机器不会坐实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肯定会采取各种超经济的手段来为美国经济“输血”，而美国的一些盟友会被迫在这方面跟随美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可能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友以国家安全、社会制度等为借口的种种围堵。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中兴、华为、Tiktok等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受到超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要寻求超经济的强制，更会引起难以应对的反弹，必然是自我挫败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社会组织模式，更具有内聚性而非扩张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国能够在面对类似瘟疫这样巨大的生存灾难的时候，避免“散装”和“甩锅”，实现迅速的组织动员并克服危机，但它也同时对资本与个人（包括那些“走出去”闯荡国际空间的资本与个人）施加了很多限制，不赞同这种限制的人称其为抑制个体的首创精神，赞同这种约束的认为这是对“占有性个人主义”（acquisitive individualism）的节制，但不管是何种评价，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东印度公司式的、渴求利润的冒险家借助国家力量进行扩张的行为方式，很难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内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中国的产业结构。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概念Autarky（经济上的自足）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对于中国也基本如此。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实现经济“内循环”的能力要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在自身的广袤国土上，建立起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从低端到中高端一应俱全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去美国化”，迫使中国构建国内与国际“两个循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内循环”能力，经受住了极端情况的考验。

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与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但由于产业部门和产业链的完整性，中国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有大量合作点，并能够在两类国家之间扮演某种协调的角色。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即便仅仅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增长，推动与各国平等互利式的合作，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这种冰冷的现实主义视角，无法把握历史经验和记忆对于一个国家行为方式的深刻塑造。

当然，全球秩序的演变是不同力量互动的结果，并非哪个国家能够单方面决定。在今天，空间政治的形态还在不断更新之中，正在兴起的空间政治斗争与“网络主权”相关，但又不仅限于“网络主权”。而这就是以数据和技术标准的控制权为中心的斗争。在正在到来的“物联网”时代，对于数据的控制，成为极为关键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在这个时代，少数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数据，可能超过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政府。民族国家政府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其基础正在受到严重的削弱，“数字封建主义”（digital feudalism）⁽⁹²⁾将是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难以克服的统治障碍。对于物理空间名义上的主权，将日益变得空洞化，而极少数有能力将这些跨国公司整合到一个复合体之中的政府，在空间政治斗争中就会具有优势。但即便是有这种能力的政府，也会面临着复合体内部“谁控制谁”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一个产业链越来越长，产品之间的相互配套性日益重要的时代，技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市场空间的“入场券”，不同的、相互排斥的技术标准，就可能形成对市场空间乃至政治空间的分割。如果友好合作是基调，不同的技术标准之间总是可以找到衔接和兼容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卫星导航领域，目前世界上存在美国的GPS、中国的北斗导航、俄罗斯格洛纳斯导航系统三个有能力覆盖全球的系统（欧洲建立了伽利略系统但运行不畅）。2019年，面对美国的压力，俄罗斯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开始与中国的北斗导航对接和融合，这意味着两国在军事上的合作进一步深入，同时也为相关民用工业的合作留下了广阔空间。

然而，这种关键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关系到科技——经济霸权的未来命运，因而总是会引发种种政治焦虑。举例来说，自从2019年以来，中国5G技术大规模投入商用，就让美国的许多执政精英忧心忡忡，因为这关系到的是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标准，谁掌握了这一标准，谁就有可能在未来建立对这一基础设施之上的产业生态圈的主导能力。美国执政精英满世界游说，不遗余力地阻止各国使用华为公司的产品和技术，阻止全球的芯片代工厂为其代工，这可以说是史所未有的现象，但背后的焦虑是非常真实的。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在于，它一旦确定下来，并以之为基础形成经济社会交往和产业链，如果加以逆转，带来的经济成本就会非常大。这种“低可逆性”带来的结果是，在近代用非常正式的国际条约建立的同盟关系，在今日可能会通过共享一种技术标准，悄无声息地完成，从而使得结盟的法律形式本身反而变得无足轻重。

政治技术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政治化，围绕技术标准的斗争，成为理解当代空间政治的关键切入点。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看到更多更为抽象的、由不同技术标准所划出的边界，它和舆论观念层面既有的“我们”“他们”之区分，可能重合，也可能发生错位，但一旦确立，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进而有可能反过来塑造身份认同。在国际秩序层面，究竟是一个单极霸权设定技术标准、控制数据，还是存在不同但能够相互沟通、协同创新的平台空间，这将是未来斗争的关键所在。

当然，在这里仍然存在两极秩序与多极秩序的差异。2019年9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联合国大会上设想过这样一种结果：“我担心可能出现‘大分裂’，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造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都有自己的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自己的因特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⁹³⁾毫无疑问，古特雷斯的空间观念比单纯的地缘政治观察角度要更加完整，也更有现实感。相比于20世纪上半叶，当代的空间政治早已经多维化、抽象化了，互联网与金融的力量，以及由供应链所组成的工业体系，其边界与主权国家的物理边界未必重合。20世纪的美国早已经向我们演示了一个霸权国家如何在表面上不触及其他国家地理空间边界的前提下，实质性地影响乃至支配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二战”之后，人类也曾目睹过两极化的冷战秩序。但我们需要记得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成为推动两极对立秩序走向终结的重要力量，并从后续的国际体系中汲取了一定的经济发展能量。如果中国陷入一种新的两极对立秩序，它给中国带来的压力，要比一个多极化秩序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当不同国家需要在两个不同的选项之间站队的时候，世界的多样性本身，也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不过，对于“脱钩”和“两极化”，现实之中也不乏一些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不仅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对立，在经济上也缺乏交集；而在今天，中国手中持有大量美债，而美国资本也在中国有大量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更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国家，美国有诸多企业既需要中国的消费市场，也离不开中国的制造能力与产业配套能力。在2020年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之中，中国集中精力抗疫，大量工厂推迟开工，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震荡；而当欧美各国政府在“隔岸观火”之后开始正视本国疫情之时，却面临着战略物资的匮乏困境，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疫情蔓延局势下的一个“安全岛”，加速复工，向世界各国供应各种物资。在全球秩序的剧烈震荡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认识到，中国制造业稳定运转，在全球危机中发挥着某种稳定器的作用。

对于中国物资的过度依赖，在2020年的疫情持续期间成为许多国家公共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在疫情过去之后，一些国家可能会考虑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在本地重建一些生产战略性物资的产业。但面对灾疫之后的经济社会不稳定，各国要尽快恢复经济，完全抛开原有的供应链，另起炉灶，所面对的必将是多重的障碍：一个国家的政府要求已经“走出去”的企业放弃14亿人的巨大市场，服务于其所设定的国家利益，这需要巨大的利益补偿，更需要确立国家政权对于私人资本流向的强大主导能力。在一个政客需要企业提供政治献金以赢得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制度之下，这一操作也许在个别产业和领域能够奏效，但不可能获得全面的成功。2020年11月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签署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表明，即便有些国家在政治与军事上长期与美国结盟，在经济上也缺乏与中国“脱钩”的动力；而RCEP的签署，使得西太平洋各国与中国“经济脱钩”变得更不可能。

这并不是说，美国执政精英的“新冷战”举措在未来就会偃旗息鼓——即便在全球疫情最为肆虐的时候，美国执政精英的“遏制”姿态也从来没有停止；而是强调，中国在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的同时，也要看到，有利于“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因素仍然会持续存在，对于这些资源条件的恰当组合运用，可以将世界秩序推向一个更为公正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