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冶编
论宋代的矿冶户
宋代矿冶业生产是中国封建社会矿冶业发展史中的一个兴盛时期。尤其是北宋一代，金、银、铜、铁、铅、锡六种重要矿藏得到了全面的开发。以神宗熙丰时期（1068—1085）的岁课额为例，铜二千一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斤，铅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六百一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一斤，这些数字分别是太宗至道末（997）岁课额的5.3倍、11.6倍、22.9倍左右[1]，与唐代宣宗时期（847—859）的铜、铅数字相比，则分别为33倍、80倍以上。[2]可见，宋代矿产开采量有大幅度的增长。与此相应，从事矿冶业生产的人户数量也显著增加，大、中型矿场有数千乃至数万人劳作已不少见，信州铅山场和韶州岑水场两大产铜地的生产者都曾多达十余万人[3]，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在前代极为罕见。宋代之所以出现上述高度发展的局面，有诸多因素，如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增加以及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等等给予的影响，但主要还在于宋代矿冶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减轻了封建国家对各类矿冶户的人身束缚和奴役，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从而激发了他们从事矿冶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本文力图对宋代矿冶户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点，为全面认识宋代矿冶业的高度发展提供一些粗浅的看法。错谬之处，恭请赐教。
北宋前期，封建国家在矿冶场地除推行招募制生产外，还沿袭了落后的劳役制生产。不少地区的民户在官府的强迫下从事矿冶采炼，交纳固定课额，不能随意改业。[4]当他们因家产销折或矿苗不兴而亏欠课额时，官府往往不予蠲减，仍旧“监勒途纳元额”，致使坑冶人户“破荡资业。沿及子孙不能免者，比比皆是”[5]，甚至常常被拘系于官，遭受刑罚，孤寡之人亦不能免。[6]此外，官府还在矿场实行差役法，差派上等坑冶户充任衙前（或称“主吏”），由他们负责向官府交纳矿产课额，其主要目的是以上等坑冶户的丰富家财作为交纳矿课的担保抵押之物，以免因纳课亏欠造成官府收入的减少。因此，衙前一旦失陷官课，即被官府“尽籍其家财以偿”[7]，“破产”“败家业”者时有所见[8]，矿场也往往荒废不兴。以上说明，在劳役制生产场地，封建国家不管是强迫人民从事采冶，还是差派衙前交纳岁课，都以超经济强制——人身支配和指令性课额——为主要手段。显而易见，这种手段已不能唤起人们从事矿冶生产的热情，因此，在招募制和私人承买制日益强盛的冲击下，劳役制形态逐渐衰落，神宗变法后，已退居次要的地位。
招募制生产以支付雇值的形式招徕劳动者，这种经济性手段减轻了以往封建政权对劳动者的人身支配和束缚，因此更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宋初以来，许多实行招募制的官营矿场常常聚集大批自愿应募的劳动者，与劳役制矿场采冶不兴、人户逃亡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信州铅山县自宋太宗年间开发铜矿，募人采凿“常十余万人”[9]，仁宗年间韶州铜矿兴发也出现这一盛况，“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募利而至者不下十万”[10]。由于劳动者按自己生产成果的多少得到相应的雇值，又具有相对自由的人身关系，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劳役制时期有明显的提高。
私人经营矿山采冶由来已久，但明确出现“承买”（或“买扑”）一词，则在北宋仁宗时期。[11]它是指官府将某一矿场的生产经营权交给私人管理的经营方式，承买者可以自家采冶，也可以募人生产，产品的一部分作为承买矿场的租税无偿抽纳入官，其余部分归承买者所有，通过交易（主要由官府收买）换取钱物。与招募制一样，承买制也是以经济手段为主，将矿产量的兴衰与承买者本人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了矿冶业的开发。神宗、哲宗以后，私人承买各类矿场的记载屡见不鲜，正说明了承买者对这种经营方式是持欢迎态度的。
下面具体分析招募制、承买制下各类矿冶户的地位和经济状况，以及有别于前代的新变化。
宋代从事矿冶生产的人户有多种称谓，如“坑户”“冶户”“炉户”“坑冶户”“佃户”等，受募的生产者除称作“坑丁”“冶夫”“浮浪之人”“无籍之徒”等名称外，也常被称为“坑户”。因此，仅从上述称谓看，无法分清矿冶户的不同类别。本文以其拥有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多少，以及生产经营的差别和权势地位的高低等为标准，将矿冶户划分为上等、中等、下等三个类别，这样，大致可以反映出宋代各类矿冶户的基本情况。
上等坑冶户：
上等坑冶户具有十分雄厚的经济力量，多承买矿场，募人生产。如元丰元年（1078）利国监的三十六家冶户，“冶户昔大家，藏镪巨万”，每户募“采矿伐炭”之人均达百余名[12]；南宋舒州宿松县的汪革经营两座铁冶，所募工徒竟“有众五百余”[13]。此外，福州福清县东窑铁场“绍兴二十三年发，佃户岁纳钱七百四十六千七百五十三文省”[14]，这里的佃户也是承买矿场、经营采冶的上等坑冶户。他们是矿冶户中的剥削阶级，自己不从事生产，虽然要向官府交纳租课，但实际上只是将从受募者身上搜刮来的财富分割一部分给官府而已。他们的身份也很少是单一的，往往还拥有大片的农田、山林等生产资料，有些人甚至同时兼营商业或其他手工业作坊。如上述汪革，除经营铁冶、炭山外，还承买酒坊，大获其利，“岁致官钱不什一”，又承佃了望江县广袤七十里的湖水，“民之以渔至者数百户，咸得役使”[15]。又如筠州上高县土豪，嘉定六年（1213）“请买”银场，“招集恶少采银山中，又于近山清豁创立市井，贸通有无”[16]。可见，宋代以来，地主、手工业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结合已日趋明显，并从此发展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剥削阶级身份构成的一个特点。
两宋时期，有不少人户由于从事矿冶业生产而发家成为上等户。舒州望江县的陈国瑞就是“以铁冶起家”的，之后，不仅拥有从事铁冶生产的劳动者，而且还出三百贯钱买下一片山林作为葬母之地，成为当地的“富翁”。[17]那些因家道中落而改营矿冶业者，也时有转机，“平江有富人谓之姜八郎，后家事大落，索逋者如雁行立门外”，姜八郎出逃到信州，发现银矿而致力采炼，“其后竟以坑冶致大富”，遂“召昔所凡负钱者，皆倍利偿之”。[18]汪革的例子更有典型性，他原为严州遂安人，离家出走，“闻淮有耕冶可业”，遂定居于此，他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淮以武断称”，“出佩刀剑、盛骑从。环数郡邑官吏有不惬志者，辄文致而讼其罪，或莫夜啸乌合，殴击濒死，乃寘”，于是官吏们“争敬畏之，愿交欢奉颐旨”。[19]汪革之所以在他乡也具有气指颐使之权，其原因就在于拥有经济财富的多少已成为当时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
上等坑冶户是封建统治政权的社会基础，他们除有经济实力和地方权势外，常可从封建政权中分享到一席地位。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两制、台谏官集议罢去“主铁冶者，旧得补班行”的规定，并弹劾、降黜了与此议不合的官员，但不久，承买兴国军磁湖铁冶的“大姓程叔良”因“于国兴利”，仍按原规定而得到官职。[20]此外，坑冶户还能以其他劳绩得官，元丰二年九月，岑水场坑炉户汤潮因“数出私钱捕获强盗”，被补官为下班殿侍、广南东路钤辖司指使。[21]虔州的坑冶户齐之才，则因“自备才（财）力，不借官本，赍到净利”以佐国用，而“依格补官”为承信郎。[22]南宋以来，为鼓励矿产开采，屡次降低坑冶户授官的标准，绍兴二十七年，朝廷规定：承买坑冶人户“自备钱本采炼，卖纳入官，从绍兴格特与减壹半数目，依全格推赏补官”。[23]到孝宗乾道二年（1166），因“折减一半数目推赏，尚虑太多，难得预赏之人”，又改为“于所减一半数目上以三分为率，再减一分，依全格推赏补官”[24]。可见，原来的授官标准要求交纳极多的矿产品，连上等坑冶户都很难达到，孝宗虽降低了数额，但也往往只适用于上等户，中下等坑冶户跻身于官场的机会是很少的。
中等坑冶户：
有关中等户具体经济状况的资料比较少，总的看，中等户一般拥有一定数量的家产和土地，能够承买小型矿场（坑），或设置炉冶进行生产。大部分中等户是以家庭成员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食其力者，也有一部分较富裕者除自营采冶外，还要雇募少量人工，这种现象在设置冶炉的富裕户中比较常见。《淳熙三山志》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福州各县有六十九家炉户，其中四十五家拥有高炉，每年纳税钱从三千一百十七文省到六千一百十七文省不等；十四家拥有平炉，每年税钱各一千九百五十文省；三家有小炉，各税钱一千三百省到二千省。此外，宁德县的七家炉户，“岁输二千二贯省”，如平均计算，每家岁输近三百贯省，与前面诸炉户纳税额相比，多寡悬殊，估计其中应有上等坑冶户[25]。参考现代考古发掘提供的情况，宋代冶炼炉的大小确有不同规格。最大的是河北省邯郸矿山村发现的冶铁炉，高约六米，炉底直径三米，炉腹大于炉底，它的四周还有四座大小相同的炉址。[26]河北省沙河县綦阳村发现的十七八个炼铁炉遗迹同矿山村的炉型及构造基本相同，两地都是大型冶铁炉，由于綦阳村遗址正是宋代官营冶铁务之地[27]，因此能设置大型高炉冶炼的应是拥有众多人力、物力的官营矿场，私人中也只有家财丰饶的上等坑冶户才能经营之。至于中小型炼铁炉，从河南省林县铁牛沟遗址发现的十一座宋代炼铁炉中可知为数不少，其炉膛内径分别为0.9—2.6米不等。[28]安徽繁昌县发现的宋代冶铁炉，直径也只有1.16米左右。[29]这些炉的大小，估计与福州私人设置的高炉、平炉、小炉相似，从福州炉型名称和交纳税钱数额判断，这些高炉之家仅依靠家庭劳动力难以兴冶，必须还要雇募人工进行生产，因此，经营高炉一般是具备中等以上经济力量的人户，即中等户中较富裕者。而平炉、小炉的生产规模不大，所需人工、物料相应也少，以一户中等之家的人力经营之，估计是可行的。
《淳熙三山志》还记载了不少承买矿场的“佃户”岁纳课额的数字，如长溪县新丰可段坑，“乾道九年，佃户岁二分抽收铁四百斤，八分拘收买一千六百”，古田县垅溪坑“崇宁三年岁输二千八百省，铅百八十斤”；莒溪坑，“淳熙三年，佃户借工料钱二百十省，烹炼得铜一百一十六斤，准钱五十八千二百三十四省’[30]等等。上述承买者应属中等户范围。
中等坑冶户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稳固，常有向两极分化的现象，但像姜八郎、陈国瑞那样上升为富户的人还是少数。当国家赋税剥削加重，或矿脉衰竭、天灾人祸发生时，大多数中等户常常陷入艰窘境地。北宋吕陶在元祐初年上《奉使回奏十事状》中，曾提到这些现象，兴州有铁矿，“炉户为累年采矿，颇多土窟深恶，并林箐踈浅，烧炭渐稀，倍有劳费”，但官府却还降低收买铁价，之后当地又“数遭大水，漂坏冶灶”，炉户已无力抵御，乃“破荡抵产，逃避亦多”[31]。雇值和物价的上涨对中等人户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臣僚上言：“近年人工物料种种高贵，比之昔日增加数倍，是致炉户难以兴工”[32]，即可证明。
中等坑冶户的经济力量虽然有限，但他们为开发宋代矿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凡矿苗微细、官府不愿置场之地，大都由这些中等户来承买。从福州各类炉户和众多承佃坑场的佃户数目上看，中等户在矿冶户总数中的比例也是不可低估的，对他们开发矿冶业的作用更应给予相当的注意。
下等坑冶户：
下等坑冶户在宋代矿冶业总人口中占比例最大，它既包括那些只有微薄土地或家产、靠自食其力还不足以生存的贫困之户，也包括大批四处流徙、受募于官私矿场的坑丁冶夫。之所以把上述两种人统归为下等坑冶户，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划分界限并不明显，贫困之户虽然可以承买小矿坑自营生产，但产量极低，所得根本不足以养家活口，孝宗淳熙年间，福州古田县承佃矿坑者“季输铅二十觔”，一年也不过八十斤，而宁德县承佃新兴坑的佃户一年输铜才三十斤，所得赢利微不足道，他们往往还得从事其他生产，包括受募于人以为生计。而受募的坑丁冶夫虽多为“四方游手”，但也同样被称为“坑户”，可以向官府预借本钱，从事采冶，产品卖官。两者之间的经济收入并无多大差距。而且，他们是同受封建国家或上等坑冶户压榨剥削的被统治阶级，是创造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其社会地位亦相同。
在招募制生产方式下，收买矿产品和支付雇值的经济关系排挤了强制性的奴役关系。使劳动者具有比较自由的人身关系，南宋人王之望曾对这种情况作过描述：潼川府铜山县有“新旧铜窟二百余所，匠户近二百家”，但“铜矿有无不常”，“诸村匠户多以耕种为业，间遇农隙，一二十户相纠入窟，或有所赢，或至折阅，系其幸不幸。其间大半往别路州军铜坑盛处趁作工役，非专以铜为主而取足于此土也”。由于本地铜矿已无采凿之利，这些匠户除以农业为主外，农闲之时主要去外地矿场受募劳作，这种沿袭已久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现象，不仅说明他们对封建国家和业主的人身依附已大大削弱，而且还反映了下述事实：宋代的贫困之户，仅靠自己的少量土地或为人佃耕很难养家糊口，为了瞻补家用，他们还必须利用空余时间兼营其他生产，当他们受募于矿场时，就成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坑丁冶夫。这种人在下等坑冶户中估计占有一定的比重。
在官营场监，劳动者常常利用相对自由的人身关系，反抗封建国家的沉重剥削，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解除受募关系，离开矿场，迫使封建国家减轻剥削量，提高收买矿产品价格。如北宋太宗时期，信州铅山场劳动者曾因官府“议减铜价”而离去，当恢复原收买价时，才又“工徒并集”。[33]哲宗元祐七年，利州路兴州青阳镇铜场买“铜价仅减一半”，“采铜之人，遂旋散溃，所收渐少，课利日亏”，朝廷不得不下令：“于利州路常平钱内借钱五万贯充买铜本钱，每斤依本处见买价钱”收买，以招徕劳动者。[34]南宋淳熙年间，信州铅山场因“百物翔贵，官不增价收买（铜），坑户失利，散而之他”，只剩数百名兵匠生产。朝廷虽派官前去措置，于地头“榜谕”两月，仍“无情愿应募之人”。[35]福州矿苗衰微的场地，也经常出现“未有承者”“境无佃者”[36]的现象。这些充分体现了广大坑冶劳动者为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精神。
宋代的封建官员常常以“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37]“轻生抵禁、亡所忌惮”[38]等词语形容下等坑冶户，这是因为下等坑冶户之中的大多数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家业之民，他们在官府的剥削压榨下，有共同的境遇和思想基础，有聚集一处共同斗争的有利条件，他们常常采取十分激烈的反抗手段，对封建统治政权造成一种威胁。对此，统治者们也一直严密加以防范。皇祐二年（1050），就有臣僚上言：“应采取金银铜矿及鼓铁（铁）[铸]币聚集群众之处，宜密设方略，常为警备”[39]。许多官营矿场甚至私人承买场地也由官府设置武官、派兵驻守，行使监督与警备之职。[40]神宗时期还以保甲法编排坑冶户[41]。但上述措施和禁令并不能阻止劳动者们的反抗斗争，元丰年间，福州宁德县车盂场“私铸之民相聚为盗，吏民无敢呵者”[42]；南宋时期，兴国军“大冶县三山产铁，为私铸窟穴，奸盗云集”[43]，到孝宗、光宗年间，兴国军、沔州、鄂州之间“私铸聚众至数千人”[44]。闽、粤两地，北宋熙宁年间“贩盐铸钱为业”者，“结连党与，动以千数，州郡兵卫寡弱，莫能抗御”。[45]直到南宋庆元三年（1197），仍有官员哀叹道：“今之盗贼所以滋多者，其巢穴有二：一曰贩卖私盐之公行，二曰坑冶炉户之恣横。二者不能禁制，则盗贼终不可弥。”[46]这类斗争不仅体现了广大坑冶劳动者对封建法律制度的蔑视，同时也是对封建国家沉重剥削的有力回击。
但是，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广大劳动者能争取到的经济利益还是很微小的。正如余靖形容韶州采矿者的情形那样：“闽吴荆广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铸，毕给未酬半。”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多被封建国家占有，他们经常是在维持较低生活水平的艰苦条件下从事生产。南宋以来，战乱频仍，社会局势动荡不定，坑冶兴少废多，国家却还一意搜刮矿产品，科扰人民。有的地区只要发现有矿苗，即不加勘验“而遽行之”，结果“冶户以亏额坐深文鬻产以偿者数百家”。[47]官府的买矿本钱也常支遣不敷，采矿者“工役之费卒不能给”。[48]此外，南宋时期对矿冶户的差派和人身束缚也有所抬头，兴国军官府“不时差科坑丁作匠应奉官司坊，废采坑”。[49]理宗时期，都大坑冶司甚至将蕲州进士冯杰之家“抑为炉户，诛求日增”，其全家之人被逼无奈，先后忧病、自经而死。[50]总之，南宋政府对矿冶生产的搜刮和对各类矿冶户的役使赋敛均重于北宋，遂使矿冶户的经济状况和人身地位出现下降趋势，这也是南宋矿冶业始终没能恢复到北宋全面兴盛时期水平的主要原因。
以上是对宋代各类矿冶户的具体分析，下面再来看一看矿冶户与宋代社会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
宋代矿冶户与社会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密切，其标志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由于矿冶业中普遍推行招募制、承买制等生产经营方式，以货币直接支付雇值或收买产品，遂使商品经济活动在矿冶户的经济生活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下等坑冶户用货币换取米面盐布等基本的生活日用品和简单的生产工具，赡补一家生计；高赀之家则多用于购买土地、经营商业，扩大矿冶业生产规模以及用于其他奢侈性的消费等等。这些需求，促进了宋代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活跃。史料迹象表明，凡坑冶采炼集中、聚集了大批劳动者的地区，亦是商业兴盛、商人辐辏之地。例如：“信州阴山（寺）[等]处铜坑自咸平初兴发，商旅竞集”。[51]福州宁德县宝瑞场“元祐中发，绍圣元年以官监，盛时岁收银四十四万两，商税五百余缗……靖康中，宝山十八所停废，惟西山六坑岁犹收千二百六十七两，商税钱四十缗”。[52]《宋会要辑稿》中也详细记载了熙宁十年各产矿场地征收商税的数额，如韶州岑水铜场二千一百一十三贯二百三十七文，黄阬银场一千一百六十贯一百三十五文[53]，英州的竹溪、钟峒、尧山、师子、贤德等五银场共征收三千三百多贯[54]；北方仅陕西虢州栾川冶一地就征商税二千二百三十九贯九百二十二文[55]；而主要铁产地之一利国监，商税竟高达六千一百四十四贯八百文[56]。以上仅列举了几个大矿场或产区的数字，其他各中小型坑冶场地的商税则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由于产矿地区多处于深山穷谷之中，仅交纳过税的商人很少来往于其间，例如福州车盂场，坐落“在深山之中，去州县二百余里”，元丰年间，俞备任监官，以方略去私铸之民，“商旅坑户稍稍来归，宝货发露，场用以兴”。[57]说明矿产地商旅的主要目的是与众多的矿冶户进行商品贸易活动。如果大致估计一下，北宋全国矿冶业劳动者总数至少经常保持在二三十万人以上。他们以众多的人口，与商品经济活动结成广泛的联系，不仅使偏僻地区的封建自然经济受到冲击，而且促进了全国商品流通网的形成和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商品性生产的发展。
第二，部分地区有以货币形式交纳矿产岁课的现象。北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蔡朦奏曰：“比年坑冶兴（废）[发]，铸钱有限，铁货积滞，而人户坑冶净利并输见钱，过限则罚，迫于罚限，则必贱售，乞命以合纳净利钱折纳铁应副铸钱，愿输见钱者听。”朝廷从之。[58]从时间上看，至少神宗元丰后期已出现货币税，是伴随成都府路坑冶兴发，官府又无须收买全部矿产品而产生的。但当时其他矿区却很少有交纳货币税的现象，据《渟熙三山志》记载，徽宗崇宁年间，福州古田县有三个坑场兴发，均交纳货币税。此后到南宋高宗、孝宗统治时期，货币税又从古田一县扩大到连江、长溪、福清等县，均为产铁之地。为什么福州产铁之地货币税如此兴盛？从各种情况推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与“自来不产铁”的两浙沿海交通十分便利，为调济赢缺，北宋仁宗时期就允许福州的铁由“商贾通贩于浙间”；第二，自徽宗政和以来，福州“铁坑特多，如长溪至四十一所”，直到淳熙年间，仍“矿脉不绝”。[59]在铁产量大增之时，官府的需求却很有限，高宗后期福州知州沈调言，“福建路产铁至多，客贩遍于诸郡……若尽令中卖入官，则无所用”[60]，即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福州的铁产品除卖纳给官府的数额外，还应该有一部分允许坑冶户自由贸易，而官府满足需求后，也会允许坑冶户以货币税形式交纳铁课。这大概就是福州货币税兴盛的原因。
当然，以宋代全国范围来看，矿产品交纳货币税的现象还不多，但这种纳税形式的出现，至少说明封建国家对某些地区、某些矿产品的垄断已开始放松，矿冶户获得了自由处置一部分产品的权利，并与商人或手工业主发生直接的交易活动，扩大了民间商品流通的范围。[61]铁作为商品进入民间交易市场，对以铁为原料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兴盛无疑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总之，宋代广大矿冶户与封建国家依附关系的减弱、与货币经济关系的加强，及其与社会商品经济联系的密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点。研究矿冶户的基本状况，不仅是全面认识宋代矿冶业兴盛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且对认识宋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亦有益助。
（原载《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明清史》1988年第2期全文转载）
[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坑冶》。
[2]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
[3]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〇，熙宁五年十一月庚午。
[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三；包拯：《包孝肃公奏议》卷七《请罢同州韩城县铁冶务人户》。
[5] 《包孝肃公奏议》卷七《乞开落登州冶户姓名》。
[6]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三《司封郎中张君墓志铭》；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六《李公神道碑铭》。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四月辛亥。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癸卯；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壬寅；韩琦：《韩魏公集》卷一三《家传》。
[9]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
[10] 余靖：《武溪集》卷五《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一月丁巳。
[12] 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二《上皇帝书》。
[13] 岳珂：《桯史》卷六《汪革谣谶》。
[14]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
[15] 《桯史》卷六《汪革谣谶》。
[1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四六。
[17] 《桯史》卷二《望江二翁》。
[18] 《北窗灸輠》卷下。
[19] 岳珂：《桯史》卷六《汪革谣谶》。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四月甲申；《宋史》卷三百零二《吴及传》；郑獬：《郧溪集》卷二一《吴公墓志铭》。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九月庚午。
[22] 许翰：《襄陵文集》卷一《虔州坑壚火齐之才可承信郎制》。
[2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九。
[2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八至一五九。
[25] 《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
[26] 陈应祺：《邯郸矿山村发现宋代冶铁炉》，载《光明日报》1959年12月31日第3版。
[27] 《沙河县的古代冶铁遗址》，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文物工作报导》。
[28] 《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8—149页。
[29] 胡悦谦：《繁昌县古代炼铁遗址》，载《文物》1959年第7期《文物工作报导》。
[30] 《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
[31] 吕陶：《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
[3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七。
[33]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四月甲寅。
[35]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至二八。
[36] 《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
[37] 《东坡全集》卷五二《上皇帝书》。
[38] 《武溪集》卷五《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39]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至二三。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熙宁七年九月丙辰；《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熙宁八年七月癸酉；卷二九三元丰元年十月己未。
[42] 黄裳：《演山集》卷三四《法曹俞君墓志》。
[43] 周必大：《文忠集》卷七一《宋故连州彭使君墓志铭》。
[44] 楼钥：《攻媿集》卷八九《陈公行状》。
[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八月丙午。
[46] 《宋会要辑稿》兵一三至三九。
[47] 《攻媿集》卷一〇〇《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
[4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八〇。
[4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七。
[50] 《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一》。
[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七，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丁未，参见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〇。
[52] 《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
[5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至二。
[5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四至五。
[55]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一六。
[5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五。
[57] 《演山集》卷三四《法曹俞君墓志》。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元祐元年三月戊辰。
[59] 《淳熙三山志》卷四一《铁》，卷一四《炉户》。
[6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绍兴二十七年五月庚午。
[61] 金银矿产品在宋代的某些时期也允许自由贸易，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其中银的贸易活动体现了宋代货币形态的演变趋势，限于篇幅，此文不予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