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研究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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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此题，缘于一直对《楚辞》之偏爱与对朱熹之崇敬。可诵不可歌之《楚辞》，浪漫多姿、瑰伟奇丽、富于幻想并饱含热情。《楚辞》与《诗经》一起，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早已成为中国历代诗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自汉代刘安、刘向、班固、贾逵、王逸以来，历代注释不断。南宋大儒朱熹一生酷爱《楚辞》，青年时即能成诵，晚年更是呕心沥血为之注释，他与《楚辞》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以来，朱熹被推为理学大师、理性化身，《楚辞》是南方抒情诗歌之代表，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碰撞，产生了朱熹楚辞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将屈原当作异代知己，作为“发奋著书”的典型例证，以此激励自己。《史记》又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可见屈原之后，楚国以楚辞名世者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楚辞的流传情况：“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寿春、合肥自古乃南北运输皮革、鲍鱼、枫木之交通要地，也是一重大都会。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都，致使郢都成为一片废墟，后楚都东迁至寿春。至武帝时，寿春为淮南王刘安的都城，刘安招揽宾客，领导文士，效仿屈原创作辞赋，此时吴地亦有严助、朱买臣等，皆以文辞显贵朝堂，此后楚辞这种文体便得以传世。
汉武帝让刘安始作《离骚传》，西汉刘向点校经书，才将楚辞作品结集，始分为十六卷。后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经章句》。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分为十七卷，因王逸是楚人，与屈原同土，故而对《楚辞》中方言名物训诂颇为详尽。此后，不仅有多人为《楚辞》作注，更有为其释音、为其中草木名物疏证者，据《隋书·经籍志》记载：（1）郭璞注《楚辞》三卷；（2）梁《楚辞》十一卷，乃宋何偃删王逸注而成书，此书唐时已经亡佚；（3）皇甫遵训撰七卷《参解楚辞》；（4）宋处士诸葛氏撰《楚辞音》一卷；（5）徐邈撰《楚辞音》一卷；（6）刘杳撰《离骚草木疏》二卷；（7）孟奥撰《楚辞音》一卷；（8）释道骞撰《楚辞音》一卷。[3]择取这八种著作中有注释类三种，释音类四种，疏证类一种。尤其是，释道骞的《楚辞音》[4]影响较大，“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5]。至唐时，诵读《楚辞》者都根据道骞读音。
梁萧统编《文选》，在卷三十二、三十三中选入屈原《离骚·九歌》六首、《九章》一首，《卜居》《渔父》及宋玉《九辩》《招魂》等，唐代李善为《文选》作注，唐开元时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合注《文选》，世称“五臣注”。北宋前，《楚辞》单行本为王逸本，《文选》“五臣注”本中《楚辞》部分也有广泛影响。北宋晁补之编定《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南北宋之交，洪兴祖根据王逸注本，旁征博引，补充说明，作《楚辞补注》十七卷。至南宋，朱熹
栝旧编，著述《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辩证》两卷，又据晁补之之《续》《变》二书，编《楚辞后语》六卷。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小名沋郎，小字季延，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父亲朱松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诗文创作取得很高成就。朱熹自幼聪颖，家学渊源深厚，十一岁时，受教于家庭，父授《昆阳赋》。二十岁读书，贪多求全，于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无所不读。[6]后觉分身乏术，约而简之，此时亦喜读曾南丰（曾巩）文。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至祖籍婺源展墓，宾客酒酣耳热之后，坐定依次歌颂，朱熹“独歌《离骚经》一章，吐音洪畅，坐客竦然”[7]。此时有书信与内弟程询，谈及作诗读诗之法，认为“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词赋之宗，学诗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浅矣”[8]。朱熹四十一岁时，因诗名被举荐朝廷，辞不就。朱熹五十五岁于福建武夷精舍写下千古名篇《武夷棹歌十首》[9]。朱熹六十六岁时，权臣韩侂胄更道学之名为伪学。次年（1195），因胡纮攻击，宰相赵汝愚被贬永州。此时朱熹门人亦皆散去，然讲学于武夷竹林精舍，日夜不辍。
朱熹著述《楚辞》始于何时？学界一般认为当始于绍熙五年（1194）六十五岁时在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10]本书认为，“朱熹撰作《集注》的时间，应在1193年后1196年之间”[11]，至宁宗庆元五年（1199）春三月，《楚辞集注》《楚辞后语》《楚辞辩证》书成。宁宗庆元六年（1200）农历三月初六，朱熹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三日后与世长辞。
易重廉说：“朱氏一生，从少年到青年到老年，几乎不间断地在学习和研究《楚辞》，《楚辞集注》的成书，前后经历的时间达数十年。”[12]可见，朱熹对于《楚辞》的欣赏、体验，直至评注活动，贯穿其一生，早年更多的是审美性体悟，晚年则表现为理性诠释。尽管《楚辞集注》的酝酿及成书历经数十载，但朱熹作《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等书在其晚年无疑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成书于1199年，《楚辞后语》为未完稿，直到辞世前三天，又修《楚辞》一段，疑为《楚辞后语》。朱熹早年拜师李侗，尽弃异学，李侗去世之后，走上独立探索之路，其理学思想历经丙戌（1166年）之悟、己丑（1169年）之悟，在湖湘之会、鹅湖之会后，已经成熟，理性哲学体系基本建立，这个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基本结构”[13]，自然会对《楚辞》注释产生重要影响，使得朱熹楚辞学与前人楚辞学迥然不同，成为中国楚辞学史上第二座丰碑。[14]
朱熹认为前人著作都对《楚辞》大义阐释不够，故他在王逸、“五臣注”、晁补之、洪兴祖等注本的基础上，“沉潜反复、嗟叹歌咏”，旨在探寻《楚辞》章句大义。他论及前人有以下四点缺陷：（1）司马迁未能完全体悟《楚辞》旨趣；（2）汉代刘安、班固、贾逵等著书已失传，《楚辞》著述情况不明；（3）隋唐之间，五六家训诂解释者及释道骞之韵读等也都不复存在，难以考证其得失成就；（4）王逸、洪兴祖等注本在名物训诂上已经详尽，但或远于性情，或害于义理，对屈原精神阐释不够。朱熹著述就是要申明屈原之大义，以弥补前人之不足，他表示屈原作品不能仅以“词人之赋”看待，更要在性情与义理方面上升一个层次，并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15]，让“放臣、怨妻、去妇”等民间悲苦，传达“天”庭，让君王有所知之，便于上下层级之间进行交流，对治国平天下有帮助。这才是朱熹注释《楚辞》的最终目的。
朱熹的理气观决定了他的文学本体论为道文统一而又以道为本，他本人在文学鉴赏上势必强调“作文”者之道德品性，通俗一点说就是他更注重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而又以人品为更重要。他在选择《楚辞》篇目时，首先还是考察入选作品之作者品性，钱穆先生对此有精辟分析，他说这是“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16]。朱熹是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从事一切学术研究的，格物致知是他整个理学的理论基石，他的格物致知与前人的格物致知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是与陆王心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一个道德工夫论、文学修养论，更是他认识大千世界的方法，是一个方法论，以格物致知为其楚辞学方法论可谓有理有据，他也用这个方法来研究《楚辞》，这是他的楚辞学与前人不同之主要原因所在。他的格物致知强调“即物而穷理”亦即面对事物本身，强调“以求至乎其极”，注重格物持续反复性，强调格物结果为“物格知至”、心与理一，他之所以要去研究《楚辞》，因“读书或讲明道义”是他所谓物之一端。他认为万物都有其理，但万物又千差万别，所以人的认识永远没有限度，对于《楚辞》，他当然要去穷理，《楚辞》也是他格物的对象。表现在《楚辞》著述上，他的格物致知中的科学精神使得他对《楚辞》注释也强调科学分析。他标举格物致知，要求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重视回到文本本身，从而能抛却前人观念的束缚，面对《楚辞》文本，对《楚辞》中的比兴手法有很好的分析。朱熹之宗教鬼神观念直接影响其对《楚辞》中一些巫风魂魄的阐释，他以鬼神魂魄为气之屈伸，以阴阳动静之玄学思辨来阐释魂魄，他不反对祭祀招魂等仪式，但要求这些仪式合乎礼的要求。朱熹始终不忘自己作为一个理学家对道之大义的探讨热情，对屈原思想总是试图做政治大义上的分析，不仅认为屈原忠君爱国，更认为屈原欲求贤君，这正是他自己政治思想的投影，他一生都希望君王能效法三代圣贤君主。朱熹的楚辞观是一种理学视域下的楚辞观念，他既认为《楚辞》与《诗经》并列，又以其为变《风》、变《雅》之末流，认为《楚辞》是“穷蹙怨慕”之文。
游国恩认为以往《楚辞》注家可分为四派：一是训诂派，王逸可为代表；二是义理派，朱熹、王夫之等可为代表；三是考据派，吴仁杰、蒋骥等可为代表；四是音韵派，陈第、江有浩等可为代表。[17]当代楚辞学者汤漳平认为：“继洪氏之后注楚辞的朱熹，便被推为义理派的代表人物。”[18]可见，朱熹在楚辞学史上地位突出，开义理派注释《楚辞》之先河。他批判地继承王逸、洪兴祖等人的学术成果，又对后代多位注《楚辞》者产生影响。本书根据现有关于朱熹与楚辞学的主要的、重要的材料，试图勾勒出朱熹楚辞学的基本面貌及其在楚辞学史上的定位。
二 研究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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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华民国初期，朱熹的《楚辞集注》这部书就被梁启超、胡适认为是国学经典而推荐给学者阅读，胡适列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附录三就著录梁任公先生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楚辞类推荐朱熹的《楚辞集注》，认为楚辞类注释书阅读这本就好，“《楚辞》，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19]。胡适1922年9月发表即兴演讲文章《读〈楚辞〉》，对朱熹楚辞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完全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20]谢无量于1923年作《楚词新论》，对朱熹的《楚辞集注》颇为推崇，指出朱熹懂得南北文学之不同：“到了宋朝，有个洪兴祖，代王逸《章句》作《补注》。除增补一二名物训诂之外，没有什么发明，朱子出来，作一部《楚辞集注》，他却晓得南北学派的不同，也晓得屈原是南派之宗。”[21]同时谢无量还指出朱熹能看出王逸等人的牵强附会所在，非常难得。
中华民国后期，《楚辞》研究者相继卷入对胡适、何天行等人“屈原否定论”的尖锐批评及对孙次舟“屈原弄臣论”的口诛笔伐中，涉及朱熹楚辞学的研究不多。如闻一多于1942年3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校补》，在《离骚》解诂的征引书目中涉及朱熹《楚辞集注》[22]，后阐释“荃以喻君”时同意朱熹说，论述“灵修以喻君，按朱熹说近是”[23]。
1960—1979年，大陆楚辞学界仅有十部著作[24]出版，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仅有两部著作出版，且都是集体撰写，著作题目都是“天问天对”。朱熹《楚辞集注》的出版是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线装本《楚辞集注》，该书在1959年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博览会上获装帧金奖，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图书首次在国际上获大奖。1972年9月29日，毛泽东向田中角荣赠送《楚辞集注》。此间，日本学者撰述的论文有：林田慎之助的《朱熹〈楚辞集注〉写作的动机——历代楚辞评价的过程》（《九州中国学会报》9，1963年5月）；山根三芳的《〈楚辞集注〉所体现的思想》（《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二十七，1967年12月）；竹内实的《〈楚辞集注〉——〈离骚〉〈九歌〉〈渔父〉》（《中央公论》八十八，1973年1月）。另外，中国台湾学者傅锡壬的《朱熹〈楚辞集注〉与王洪二家注的比较及价值重估》（《淡江学报》文学部门十一期，1973年3月）一文对朱熹《楚辞集注》的价值做了重新评估。
1979年后，楚辞研究蔚为大观，涉及屈原的身份、爱国思想等方面。根据中国台湾学者高秋风统计，1950—2009年，中国大陆出版楚辞研究的专著四百余部。中国台湾为一百二十六部，撰写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五十六种。中国大陆、日本、中国香港、韩国等众多学者在中国台湾出版专著约六十种。[25]其中专门论及朱熹楚辞学的只有梁升勋的硕士学位论文《朱子〈楚辞集注〉研究》一篇，此文分为八章，共十二万字，主要内容包括朱子的文学观、楚辞观及撰述楚辞之动机，朱子所据之楚辞书，朱子《楚辞集注》释例，朱子的《楚辞集注》之特色及价值，朱子的《楚辞集注》主要观念之探讨，后人对朱子《楚辞集注》之评价及结论。[26]其特色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论述朱熹《楚辞集注》的成就及价值，如他对朱熹《楚辞集注》引用各家注释所据文献书籍做出列表统计，这种计量分析能直观揭示出朱熹对前人文献的继承借鉴。中国大陆涉及朱熹楚辞学的单篇论文主要有：林维纯《略论朱熹注楚辞》（《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莫砺锋《朱熹楚辞学略说》（《求索》1983年第3期），以及戴志钧写于1988年11月的《论朱熹〈楚辞〉学说得失根由》[27]与《朱熹在楚辞研究中的开拓性贡献》（《文史哲》1990年第3期）等。莫砺锋在其文章中认为朱熹之前的楚辞学研究都一直停留在汉人学术范围之内，“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完成了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28]。戴志钧的《朱熹在楚辞研究中的开拓性贡献》是一篇关于朱熹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论文，该文认为朱熹之所以能以文学性的眼光来看待《楚辞》，与他的科学方法有关，并认为在楚辞学史上，“朱熹是最早彻底地以文学眼光看待楚辞”的学者，同时“又是最早比较彻底地在整体上把握楚辞的意象，深刻正确地揭示了作品的意蕴”[29]的有识之士。卢平忠于1989年发表《理学的困惑——朱熹〈楚辞集注〉思想初探》，文章指出朱熹理学思想与《楚辞集注》之间的矛盾，“综观《楚辞集注》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无不包含着深刻的矛盾。究其矛盾之根源，乃是朱子理学所要求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封建伦理道德与严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反映”[30]。汪大白在其文章《戴震〈屈原赋注〉对朱熹〈楚辞集注〉的借鉴与超越》（《阜阳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中就戴震对朱熹楚辞学之继承关系做了探讨，认为“戴震注释屈赋是由《集注》入手，在借鉴继承《集注》的基础上起步的”。韩国学者朴永焕在《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天府新论》1995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朱熹的《楚辞集注》在吸收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的成果基础上加以辨证，在寻求作品意旨、发掘作品微词奥义、解释《楚辞》词语等方面有独到见解。
论著方面有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在“宋代——楚辞学的兴盛期”部分将朱熹的《楚辞集注》认定为中国楚辞学的第二座丰碑，书中章节内容涉及“朱熹的生平和思想，注释楚辞的动机，《楚辞集注》的成书经过、编选体例”[31]。李中华与朱秉祥合著的《楚辞学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该书第五章“宋元的《楚辞》研究”中第四节论述朱熹《楚辞集注》，总结朱熹楚辞学的成绩为：“明大义，申屈原忠君之旨；破迂滞，立泛为寓言之说；正文字，明训诂之说。”[32]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朱熹文学著作的几个方面，包括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经学、楚辞学等内容。其中第六章为“朱熹的楚辞学”，内容涉及朱熹对屈赋思想意义的阐发、对屈赋内容的解读、对《楚辞》比兴手法的分析、对屈赋以外的楚辞作品的观点。2003年崔富章总主编《楚辞学文库》（四卷本），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卷《楚辞著作提要》“中古代部分”论及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朱熹著述楚辞动机有三个方面。[33]指出朱熹楚辞学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尤其是，“朱熹还将其理学积极的一面渗入到楚辞研究中，从而在屈原研究的理论上卓有建树”[34]。2015年，李永明出版专著《朱熹〈楚辞集注〉研究》，这可谓是对朱熹楚辞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共分为四章，研究了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版本、训诂及诗学[35]，该书主要从文献训诂角度研究朱熹《楚辞集注》，对朱熹理学与楚辞学之间的关系阐释不多。
21世纪以来，朱熹楚辞学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已经超过21世纪以前。这其中涉及朱熹楚辞学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有：2003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陈尚敏的硕士学位论文《〈楚辞集注〉研究》；2004年5月，扬州大学蒋骏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屈学研究》；2006年5月，河北大学孙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章句〉〈补注〉〈集注〉的比较研究》；2008年12月，南昌大学赵明玉的硕士学位论文《宋清楚辞学的连续与转型——〈楚辞集注〉〈楚辞通释〉比较研究》；2006年，四川师范大学杨曦的硕士学位论文《朱熹〈楚辞集注研究〉》；2008年，南昌大学黄美兰的硕士学位论文《朱熹与〈楚辞集注〉》；2011年5月，四川师范大学赵勋乖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楚辞学》；福建师范大学林珊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屈原批评研究》。发表于各类杂志的论文有：孙光、徐文武的《简论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注释的文献征引》[《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踪凡的《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李永明的《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陈锦钊的《论朱熹王夫之等删增楚辞之失——〈楚辞〉中汉人作品之价值研究之一》（《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10月）；赵勋乖的《朱熹论屈原之过》（《求索》2011年第6期）；赵明玉、吴长庚的《朱熹王夫之对屈原精神的阐释》（《武夷学院学报》2012年6月）；韩锋、黄见容的《试论宋代〈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杜莹的《〈楚辞集注·离骚〉注音问题探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这些著述或偏于文献学的梳理，或注重汉宋楚辞学之间的比较，或从某个侧面揭示朱熹楚辞学的特征，存在以下问题：几篇硕士学位论文过于简略，不足以展示朱熹楚辞学的整体特点及其成就；三篇博士学位论文侧重从文献学角度厘清汉宋楚辞学之间的关系，对朱熹与楚辞之间关系阐释不够；单篇论文虽对某个问题有一定的深入论述，但不能系统展示出朱熹楚辞学的总体状态。考察现有研究，尤其是对朱熹理学与楚辞学之间的关系少有揭示。纵观整个楚辞学史，朱熹楚辞学的成就首屈一指，明代甚至有学者将朱熹注释楚辞与孔子删诗相提并论，对后代影响深远，所以关于朱熹理学与楚辞学之关系及朱熹楚辞之成就及其特色等问题，亟待考察。
三 研究目标、意义、方法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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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探讨朱熹理学与楚辞学之间的关系及朱熹楚辞学的特点与成就。朱熹理学对楚辞学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篇目选择、注释特点、比兴手法揭示、魂魄巫俗阐释、屈原精神分析、理学楚辞观念、格物致知方法论等方面。在楚辞学史上，朱熹成就卓著，与王逸、洪兴祖比较，朱熹楚辞学在义理阐释方面更系统化，他对后来的楚辞注释名家如汪瑗、黄文焕、林云铭、来钦之、王夫之、曹同春、方苞、蒋骥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南宋，朱熹与众不同，其身份是儒家学者兼诗人，与好友如理学家张栻、陆九渊、陆九龄等不同，朱熹对楚辞情有独钟。诗人陆游、辛弃疾与晚年朱熹交往密切，但无楚辞学著作，朱熹却带病注释楚辞。吕祖谦、杨万里、吴仁杰等几位的楚辞著作只是对楚辞中某一方面加以研究，如吴仁杰专门著《离骚草木疏》，杨万里只是研究《天问》。
朱熹楚辞学研究的范围更广、分量更重、成就更大。朱熹与楚辞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亟须厘清。从纵向、横向考察朱熹楚辞学的特点及成就，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本书的选题意义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楚辞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20世纪楚辞学研究由屈原的身份及爱国思想的争论转入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同时在文献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无论研究内容如何多变，但阐释《楚辞》章句大义依然是楚辞学的研究目的所在。随着《楚辞》研究广度空前扩大，研究深度也有一定拓展，研究方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重大创新，但这些新方法在运用上也有牵强之嫌，朱熹在楚辞学研究上的方法及所取得的成就，对未来楚辞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二是对朱熹诗学研究或有促进。自南宋以降，朱熹受到重视，朱熹理学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内容。与宋代理学的最高成就——朱熹理学一样，朱熹诗学对后世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楚辞学正是朱熹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朱熹诗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诗集传》《楚辞集注》及《朱子语类》中谈诗内容等也开始受人关注。探讨朱熹楚辞学，不仅能够推动中国诗学研究，而且从考察朱熹与楚辞的关系入手，从楚辞学角度反观朱熹诗学，这也是一个新的重要视角。尤其是，朱熹诗学与其理学思想关系密切，从楚辞学的角度研究朱熹，有利于朱熹研究更加深入全面。
本书首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阅读朱熹著述的基础上，考察朱熹楚辞学产生的原因及分析楚辞学呈现出的真实状态，试图揭示朱熹楚辞学在楚辞学发展史上的必然性与其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以期全面把握朱熹的楚辞观。其次，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阅读朱熹之前的楚辞学著作，得知朱熹楚辞著述是在总结王逸、晁补之、洪兴祖等人研究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此外，本书尽可能运用文献研究、宏观分析等研究方法。朱熹试图把握楚辞之性情与义理所在，对楚辞之大义分析透彻，他的研究对后代楚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本书立足于朱熹楚辞学的具体内容，通过比较他与前人及朋友之不同，考察他对前人及友人研究的批判与借鉴，力图对朱熹楚辞学产生的原因做出合理分析。
本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以朱熹的著述及众多楚辞学的著作为依据，从朱熹理学对楚辞学的影响的视角切入，对朱熹楚辞学产生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对理学大师为何对抒情文学作品——《楚辞》情有独钟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具体来说，本书创见有以下四点：第一，论述朱熹道文观对篇目选择的影响；第二，论述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方法对注释的影响；第三，分析朱熹论屈原的政治思想；第四，探讨朱熹《楚辞》“魂魄论”中所体现的“鬼神观”。
总之，朱熹是在其晚年理学思想完全成熟之后注释《楚辞》的，其著述《楚辞》的原因，或有感于宗臣赵汝愚被贬，或缘于自己学问被诬为伪学之事，但这些并非全部原因，只是部分契机，学术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朱熹在注释儒家经典以后注释《楚辞》，对屈原的情感态度做出合理评价，并将屈原思想从政治角度进行诠释，将屈原精神纳入儒家价值体系之内，朱熹理学思想对其楚辞学有重大影响，具体表现为朱熹的理气观念与道文观念之间关系的一致性，朱熹对情感的重视促使他对《楚辞》的抒情文学性有很深刻的体认与把握，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对楚辞研究有重大意义。朱熹的宗教鬼神观念决定了他对楚辞中的魂魄巫俗等做出玄学哲理的阐释。正是这样，朱熹楚辞学才能成为宋学楚辞学的开山之作，具有范式意义。
[1]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2]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8页。
[3] 以上所引八条参见（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
[4] 现存八十四行，为现存《楚辞》最早版本。本藏于敦煌石窟，后被法国人盗去，中华民国学人王重民得之，摄影以寄闻一多，姜亮夫旅欧，得见影片，并亲自抄录以归。参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6页。
[6] 参见（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 （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8] （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9] 参见陈庆元《平林欸乃山水绿——朱熹〈武夷棹歌〉的文化意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文章认为，朱熹对武夷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若在历史上找一个人作为武夷山形象大使，除朱熹外，无二人选；若以一首诗作为武夷山诗歌代表，除朱熹《武夷棹歌十首》外，找不到第二篇。
[10] 参见（宋）朱熹《楚辞集注·校点说明》，《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册。“朱熹作《楚辞集注》在其晚年，一般认为始于绍熙五年（1194）六十五岁时在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从《集注》与《辩证》的相辅相成来看，两者当是同时之作。”
[11] 汤漳平：《试论朱熹的诗学理论——以〈诗集传〉与〈楚辞集注〉为例》，载《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12] 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13]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4] 参见易重廉著《中国楚辞学史》中阐述宋代楚辞学兴盛期的第六章标题“中国楚辞学第二座丰碑——朱熹的《楚辞集注》”（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15] （宋）朱熹撰，朱杰：《楚辞集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16] 钱穆：《理学与艺术》，《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17] 参见游国恩《楚辞概论》，北新书局1926年版。
[18] 汤漳平、陆永品：《楚辞论析》，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19]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20]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页。
[21] 谢无量：《楚词新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5页。
[22] 闻一多：《楚辞校补》，《闻一多全集·楚辞编乐府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册，第278页。
[23] 闻一多：《楚辞校补》，《闻一多全集·楚辞编乐府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册，第288—289页。
[24] 参见周建忠《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云梦学刊》2001年第6期。这十部著作分别是：1.郭嘉林：《屈原》，中华书局1960年版；2.沈祖绵：《屈原赋证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3.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4.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5.文骁：《九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6.朱季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1963年版；7.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注：《天问天对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8.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天问天对译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9.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10.郭维森：《屈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5] 参见高秋风《楚辞研究在台湾（1947—2009）》，《云梦学刊》2010年第6期。
[26] 参见梁升勋《朱子〈楚辞集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87年。
[27] 参见戴志钧《论骚二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8] 莫砺锋：《朱熹楚辞学略说》，《求索》1983年第3期。
[29] 参见戴志钧《朱熹在楚辞研究中的开拓性贡献》，《文史哲》1990年第3期。
[30] 卢平忠：《理学的困惑——朱熹〈楚辞集注〉思想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31] 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目录第4页。
[32] 李中华、朱秉祥：《楚辞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24、125页。
[33] 参见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文库》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4] 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文库》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35] 参见李永明《朱熹〈楚辞集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