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视域中的“交往”问题及理论

在人类史上，有很多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蕴涵着交往思想，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明确地使用过交往概念或没有把交往作为一个核心范畴来对待，但他们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交往问题。如，中国古代儒学中关于“仁”的思想，西方古代智者的论辩、对话思想等。由于文章的篇幅及写作的重点，在此不能对哲学史上所有关于交往的理论进行系统的论述，只能选取一些有重大影响或对交往有过明确论述的思想家的观点。

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认为把单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是荒谬的，都强调人的社会性。但从理论上把人作为具有人格与人权的个体来看待，研究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那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事情。

从西方思想史中去追溯交往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洛克的观念论对理解问题的研究，实质是交往理论的初始形态。正是对认识论上理解问题的研究，导致了洛克研究人们的交往问题。在洛克看来，理解的对象是人心中的观念，而理解观念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彼此之间达到思想的互相传达、传递和沟通，以利于人们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推论，求得较大的利益与满足。与此同时，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交往）又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协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使社会给人以安慰和较大的利益满足。

如果说洛克的理论已经包含着西方哲学体系中交往理论的雏形，那么把交往理论从认识论中分化出来，并使之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理论的则是休谟。休谟的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同情”。与洛克一样，休谟也认为人在社会中生活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在休谟看来，情感是人性最直接的体现，是人性探究的重点。休谟说：“同情、仁慈产生了我们对一切人为的德的道德感，同情使我们摆脱了自己的狭隘利益，使我们知道并分享其他人的判断、见解和情感，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成为可能。因而，同情不仅有可能产生社会的共同观点，促成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而且可以促使人们确立共同的道德标准，并以此决定行为或品格的善恶。所以，在休谟看来，最重要的心灵的持久的原则就是同情原则，它是人类道德感的基础。”休谟所说的同情既是认识上的沟通，更是情感上的交流，是人类灵魂的交感，它使得人们的心灵成为彼此之间相互反映的镜子。借着同情的概念，休谟分析了人们的交往关系。休谟把同情看成了支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首要原则。

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同样继承了洛克的观点，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孟德斯鸠提出了决定人们进行交往、建立交往关系的四条自然法则：一是和平。由于在自然状态下人很难有平等的感觉，人人都感到自己软弱，力不如人，因而在胆怯中人人均不需要攻击，而要和平共处，故和平乃是第一条自然法。二是寻找食物的意图。这是由于人要生活就要满足物质需要，而物质的匮乏迫使人不得不设法寻找生活资料。三是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的自然的爱慕。由于人们在共处中会产生快乐，从而人们产生了祈求相互接近与交往、融入社会生活的需要，由此又产生了第四条自然法则：即，融入社会生活的愿望。通过共同生活与感情的沟通，而建立起人与人和平共处的交往关系。与洛克和休谟相比，孟德斯鸠肯定了人为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寻求共同生活是人们交往的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的认识论与情感论的水平，转而到社会物质领域来寻求交往的愿望，形成交往关系的动力源泉，已注重对交往与交往关系的产生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康德的交往理论是从他的人性论及其人的本质理论出发的，在阐述了社会中人的交往关系现状并以其绝对命令来校正人的对抗性之后，提出了世界公民理论，从而使社会交往行为扩展到了世界交往。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指出了世界公民是世界交往的主体，世界公民的权利就是进行世界交往的权利，世界法就是普遍地调整世界交往的法律，从而提出了世界交往——普遍交往的范畴。

费希特在继承了康德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提出和阐释自在的人与社会的人的使命来阐述他的交往理论。他认为，“自在的人”是指抽象的、孤立的、没有与人有任何结合的人，“自在的人”的使命是无限地接近至善。“社会的人”的使命就是与我们之外的理性生物进行社会交往，而交往的目的就是促进自我完善和他人的完善。在费希特那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是以假定和承认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交往过程被看作是相互承认的过程。

作为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后继者，黑格尔在交往思想上受费希特的影响更多。这表现在他同样以“相互承认”作为个人之间进行相互交往的前提，并且把交往过程看作是相互承认的过程，但黑格尔把劳动定义为相互承认的中介。与康德的世界公民的交往理论和费希特的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的交往理论相比，黑格尔的交往理论的败笔在于他公开论证了殖民主义的合理性，公开主张各民族在交往中的不平等性。

在哲学史中，可以说费尔巴哈是第一个把交往术语提升到哲学高度的人。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类。这里所谓类就是交往中的个体们。费尔巴哈不排除物质性交往关系的存在，但是他理解的类关系主要是指精神性的交往关系。费尔巴哈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日常交往看成就是实践。交往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使自己达到自身的真正的满足，另一方面求得爱与友谊，满足心的需要。费尔巴哈的交往理论是人本主义的，“人的本质是感性，而不是虚幻的抽象、精神”。遗憾的是，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谊，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谊以外，他没有关注到“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费尔巴哈的交往理论与黑格尔的交往理论对峙，一方面是绝对精神论与人本主义的对峙；另一方面是实践观与非实践观的对峙。

以上从洛克到费尔巴哈的观点中基本勾勒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思想史中关于交往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与西方交往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在对西方交往思想有了大量继承基础上的巨大发展。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物质交往、精神交往，都可以在西方哲学的交往理论体系中找到痕迹或线索。

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的交往关系的考察，以及对历史上交往学说的批判性研究，创立了交往理论的科学形态。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和有机内容之一，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和意义。从内涵来看，在马克思一开始运用“交往”这一范畴时，就赋予其很广泛的含义，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给“交往”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根据马克思原初使用的意义域及人作为一种能“思维”的情感动物的特性，我们可以把交往理解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阶级、社会集团、国家之间在物质、精神上互相往来、互相作用、彼此联系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思想并不是集中在专门的文章和著作中，而是作为基本观点贯穿于诸多文章或著作中。学界将其交往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初创阶段；第二，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的确立阶段；第三，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为标志的完善阶段。”

马克思交往理论是从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开始，进而马克思提出交往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得以传播和积累的基本条件，是形成各个交往共同体的基本动力的思想。马克思把人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本质活动，交往使人区别于动物，赋予人以一种本质属性。同时，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在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同时又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正是在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在心理、情感、信息等方面得到交流，受到启发，彼此取长补短，从而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发展完善自己。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劳动过程；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往就是人与物、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它动态地表现为主体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种互动过程，人实现其在物质、能力、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和交流。在形形色色具体化了的交往活动中，根据侧重面的不同划分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两性交往、直接的交往、间接的交往、个人之间的交往、民族内部的交往和民族间的交往、普遍交往等。其中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环节。物质交往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精神交往则在精神活动中进行。不过，多数的交往活动是二者的合体。精神交往对物质交往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就其根源和两者作用的比较上，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马克思还归纳了和社会发展相对应的交往的三个历史形态，即①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交往形式；②以物质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在这种形态下，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③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这种形态下，“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个人参与交往”。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源于他们的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交往的基础和内在底蕴。同时，实践范畴本身就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与人类社会生成、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历史活动，揭示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的自由、自觉性和社会性，把人与物质世界的主客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作为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互为中介的内在环节，由此为科学阐述主体间的交往是何以可能的问题，提出了它的主体根据。

当代西方哲学中对主体间性的研究，发展了交往理论。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极度膨胀下，人们认识到基于主客体关系所建立起的主体性理论存在的不足，进而转向研究主体间的关系，发展了交往理论，也发展了主体性理论。

作为当代哲学的元问题，交往问题初始于当代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研究。胡塞尔基于没有成见的“自我论”力图去解决交互主体的互识和共识是何以可能的“主—主”问题，为人类历史、社会生活、文化世界提供一个客观的“原本性”的人性基础。

真正完成当代哲学从主体性（我思）本位向主体间性（交往）本位转向的哲学家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其存在哲学中，对交往进行了独特的本体论研究。他以击穿意识的内在自明性为己任，指出主体为个人的此在并非“无他人的绝缘自我”或“无世界的单纯主体”，相反，“此在本质上共在”，其“向他人的存在是一种独立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关联”。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上没有他人的绝缘之我是不存在的。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人的此在就是一种共在，共在是主体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即使是人当下并没有与他人进行显性的交往，他实质上也是和他人共在着。此在之独在也是世界上的共在。独在则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方式，独在的可能性恰恰是共在的证明。他认为交往是人具有生存意义的活动，然而在交往中人会导致沉沦，走入非本真状态。要想解脱沉沦，走向本真，只有通过自己的心理体验，特别是对人生大限——死的体验和领会以及由此引发的决断选择才能回到自身，从而实现从非本真的在世走向本真的在世。海德格尔对于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如何与他人进行本真的交往并没有给予解答，事实上也无法解答，因为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沉沦不是由于人的现实实践与交往的不完善，而是由于此在在世的天命，而对沉沦的解救也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孤芳自赏或者是悲观主义的自我怜悯，而事实上却是于事无补。

与海德格尔同为20世纪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的雅斯贝尔斯，其生存哲学也十分注重交往问题的研究。他在论述其自由观时十分注重自由与交往的关系。他认为，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获得自由，与他人发生交往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他进一步提出，生存就是自由，而自由又需要交往，因此交往概念成了他的生存哲学的主要概念之一。

雅斯贝尔斯把交往分为两种类别，即“实存的交往”与“生存的交往”。实存的交往是我们从经验性的角度所理解的交往。雅斯贝尔斯认为，“实存的交往有三种从低级到高级的形态。首先，它是指人与人之间原始的、不具怀疑意识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人处于蒙昧、不开化的状态，他没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和独立判断问题的习惯。在交往中，每个人都只是努力把自己的意识和普遍意识相等同，他竭力去模仿身边的人，学会他们的思想、语言、习惯、信仰、经验、心理等，个人的最大理想就是和共同体全面地融为一体。其次，是人在有了自我意识之后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原始的共同体发生了质变，每个人都成为单个的原子而彼此在相互合作中实现各自的目的，同时每个人也在相互合作中把他人作为自己的利用对象。再次，是理念支配下的交往。这种交往是人们在意识到合作的意义后发展起来的。这三种交往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经验基础，但是，这三种交往中的人并不是作为人类理想中的自由生存而存在的。交往的本质只能从人的本质来理解，即从真实的自我、从它能促进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的价值来理解。因此，真正的交往是生存的交往。”在生存交往中，个人作为自主、独立的人在与他人交往时既不丧失于他人之中，又不与他人相对立，而是彼此保持自己的个性、人格、自由，同时又把自己的心揭示给他人，并领悟他人之心，做到彼此“心心相印”。生存交往的本质是一种“爱的斗争”，爱的斗争的目标不是占有、消灭他人的存在，而是借助他人消灭自己的缺点。这种斗争不同于实存的斗争，实存的斗争是个人之间为了私利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爱的斗争是一种相互提醒、相互追问和相互纠正，从而使人性不断得到改造和提升。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雅斯贝尔斯所推崇的交往，即他所认为的生存交往乃是一种精神交往，通过这种精神交往，自我与他人能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从而彼此获得真正的自由。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交往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提供“正常”的社会评价标准，以解决交往及社会的合理化问题。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受到诸多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尤其是奥斯汀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同时在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卢卡奇物化理论、马克思交往理论、胡塞尔生活世界观念、米德符号互动论等思想，经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继承和改造，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在几乎所有的论著中都使用过“交往行为”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把交往行为理解为以符号为媒介的交互活动；然后指出，交往行为是基于语言有效性上的相互理解、共享、信任和认同，也就是说普遍的有效的语用学是交往行动的一般假设前提；最后，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总是要求在一种原理上是合理的解释”。为了更好地解释他的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四种类型”“三个世界”“三个原则”。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分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目的性行为，类似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为，是一种目的取向的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是指以群体共同价值观为取向的行为，强调行为受规范限制、约束的一面；戏剧行为，这类似于角色扮演，指行为者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从而形成自我形象；交往行为是主体间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都是交往行为的派生物。只有交往行为是作为不同主体在与三个世界（哈贝马斯继承波普的理论把世界分为“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三种关系上发生的，其他行动都是片面的行动，不具有普遍性。同时，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有效性的原则：即判断、陈述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正当性和表达自我的真诚性。他认为，“只有交往行为才能把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功能、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协调功能以及在传达情感和展示自我中的表达功能统一起来，并把语言作为达至理解和共识的中介，从而提供合理性诸方面的统一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对话关系。在特定的语境中，参加交谈者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对象，享有一个共同的意义。他们通过协商，可以确立一个共同的伦理规范和意义标准。就这样，哈贝马斯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交往理性的论证过程，既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又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交往的合理性是一切形式的合理性之源。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让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与对话，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达到“谅解”与合作。哈贝马斯借助于“系统—生活世界”的双向架构和交往理性概念，为人类社会发展设计了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看来，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建立在主体间由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交往理性基础上的，交往理性才是未来正常社会的规范标准。至此，哈贝马斯建立起了他的“合理性的交往行动理论”体系。

哈贝马斯基于语言互动规范结构的社会交往行动理论，注重的是人与人在话语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在思想观念、语言符号、道德价值等精神方面的联系，突显的是主体间的精神沟通、视界融合、道德同情等交往关系，以及在相互承认言语有效性前提下的话语交流形式。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着重研究主体间以语言和意义为中介的符号性交往。哈贝马斯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认为交往行为形成的规则体系是社会发展模式变革的根本动力。显然哈贝马斯夸大了语言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看到语言行为产生的物质基础，而仅仅局限于精神范围内谈论交往问题，因此他的交往行为理论走向了唯心主义。他提倡通过改善舆论结构与环境，让人们自由自在地对话交流，并使自由交往关系和对话制度化，从而达到社会合理化的理想，往往是一厢情愿，具有浪漫色彩和乌托邦性质。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有走向理想、抽象意识哲学的趋势，我们也并不认为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对交往问题处理得很到位，但他直接切入了交往问题。其对交往的定位与揭示，对现代性深化与交往本质的揭示，无疑抓住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核心特点与趋势。尤其是他对“理性”和“主体性”的重新定位，及以主体间性为基本结构的交往范式的系统研究为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交往问题的思考更主要是以主体际为主线而展开交往理论的论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要求对片面、抽象、虚妄的主体进行解析，强调差异性、多样性、非连续性和偶然性，并以独特的视角，借助对主体际的研究重塑主体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这些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影响着中国人的交往行为。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特别是先秦哲学中的儒家文化，对“交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体现，反映出中国式的交往观。早期儒家认为，人是群居动物，但又不同于一般动物，其区别表现在人在社会交往中必须受社会规范或“礼”的约束。礼是由于调节社会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故人具有社会性，必须受社会规范制约，否则，个人无礼即便能言也是禽兽，如《礼记·曲礼上》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可见“礼”从社会关系方面将人类与动物区分。而社会交往中产生礼，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如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儒家眼里，正是物质资料的丰富才使人类走出穴居、饮血茹毛的原始生存状态，才有可能建立上层建筑，即“礼之大成”才得以奠定和完备。

儒家思想与理论中关于人的交往关系的核心是“仁爱”。“仁”即“爱人”，“从人从二（多）”，为多人之间的关系，着意在主体际的交往规律。强调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要真诚待人、谦恭礼让、和睦互助，由此建立起和谐、友爱、互助的人际交往关系。在儒家看来，人们在交往中遵守“孝”“悌”“忠”“恕”“信”“礼”“义”等行为规范，可以使主体间真正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达成和谐的理想境界。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境界，儒家提出了以“礼”为整合人的交往关系的具体手段。“礼”即纲常、规范、人伦，它是交往的行为规范，用以维系主体之间的秩序。“礼”的最终目的是要达成“和”，即全社会和谐、合作、平和的交往关系。

我国古代主要立足于“人之义”和“社会成员的身份”来划分社会交往的种类，概言之是“五伦”“七教”“十义”。“五伦”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七教”指出了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之间各自应当遵从的伦理规范。实质上可以理解为家庭内、外的交往准则。《三字经》中将“十义”归纳为顺口溜：“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时间虽跨越2000多年，传统文化所划分的这些类型，大部分仍然是现实社会交往的主要内容。至于“人之义”的慈孝、良悌、义听、惠顺、仁忠思想，亦有其合理成分，完全可以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总之，儒家效法自然建立了人类交往应有序的思想，其目的是用“礼”来建立一种有机的秩序和联系。虽有片面理解，机械地照搬“天地之序”“群物皆别”现象，但其“交往”类型及“交往”伦理至今仍有许多合理成分。

道家学说以“道”为核心，在老子那里，“道”具有先在的本体论地位。其认为“道”，即生成万物的方式，仍是从日常生活交往实践活动，特别是生殖性交往实践中化解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关于“道”的一番宏论原本是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理论铺陈。论证的重心在于用“道”来说明社会人生的处世方式。“小国寡民”说、“弱能克刚”说，都是部族社会心态的反映。至于“大道废，有仁义”说，“大道”当指部族社会“天下为公”的交往规则，而仁义是“天下为私”的交往共同体中的交往规则。而“道”原本是血缘交往共同体的“公道”——交往规则。

区别于儒、道的血缘交往观，墨家则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和“尚贤”。这反映出以私有化小农和小工商户为交往主体的交往观，是在肯定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对社会交往结构规范的分析，与儒、道两家相比，它更接近于现代交往观。任平教授总结了墨家“交往观”的三个特征：第一，交往主体不再是血缘交往共同体的成员，而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出现的小农、商户等社会主体；第二，其交往活动更侧重私有者之间的平等交换、互利互惠；第三，“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这都是商业文明的基本主张。自由、平等（尚同）、博爱（兼爱），推崇杰出人才（尚贤），相互承认他者的利益主体资质，这都是与早期商品经济相联结的进步的交往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关于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中，常常忽略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交往作为活动性范畴是与关系性范畴相统一的这一点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用生产关系范畴替代交往范畴，交往范畴被当作生产关系的过渡性概念来理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对实践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使“交往”问题在我国哲学领域重新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我国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当时主要是围绕交往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交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交往与人的发展关系而展开研究。由于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工作，使得相关成果纷纷呈现，其中有苏州大学任平教授的交往实践的研究，北京大学王武召的社会交往论的研究，山西大学哲学系姚纪纲的交往世界的研究，贺金瑞的全球化与交往实践研究，刘明合博士的交往与人的发展研究等等，也有一些人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或者进行了单独的介绍，比如吉林社会科学院的梦海先生，复旦大学的郑召利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欧力同先生等等，此外还有许多相关论点的论文。

当前，国内学者对交往问题的关注是在哲学研究思维范式转向人类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们普遍认为物质交往是人类交往的基础性活动，是精神交往的根基；精神交往是建立于物质交往之上而逐步独立出来的，它具有巨大的能动效应。这其中以任平和张一兵为代表。任平在他的交往实践理论中论及了精神交往。他认为交往实践将在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中所形成的意义结构投射到精神交往层面，通过体验、领悟、理解和共识来构成意义的精神秩序，理解与共识是意义的精神交往的两极化产物，而精神交往的意义共识体系是流淌在话语的底板之上的，制约话语的话语秩序又是奠基于交往实践和精神交往的结构之上的。张一兵则从实践交往的角度论及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他认为实践交往是一种物质交往，是人类社会存在层系维系的直接关系性基础，而实践交往关系和来自物质生产的根本性内驱力则是一切主观交往形式和运动的基础。他这里的主观交往即指精神交往。人类的主观交往起先在劳动交往中产生，开始是生产中的工艺技能信息交流，后来科学信息交往独立了出来，再后来，在围绕生产的主观交往之上才逐步形成了人们欲求的价值取向交流，人对美的感受的交流，以及人们在同一社会规范下的认同、沟通和意义、信仰的共同理解。人的主观交往开始只是依存于物质交往过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实践功能度的提高，它便独立出来，并且逐渐成为人类交往的主要方面和最重要的手段。

分析学者们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交往实践理论的哲学指向，一方面在于回归唯物史观本质内容，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实践范畴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关切，即对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理想的交往模式的期待与建构。此外，这一理论追求也是走入世界哲学发展进程的一种努力，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回应、反思、对话与批判。

以上学者们对交往问题进行了深刻、细致、全面的研究，相关成果为我们进行具体的、某一领域中的交往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交往实践观为指导，并积极吸收当代西方交往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为探讨社会变迁、体育交往、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价值实现等问题提供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