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动因：社会需求基准不断提高

从人的角度来说，新生代的产生对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现在，企业管理者会发现传统的激励手段无法对新员工产生作用。是因为人发生了变化吗？代际之间出现的沟通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就需要我们回归事物的本原，转换视角，重新看待问题；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的激励手段对新生代不起作用。

其实，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理解为社会需求层次发生了改变，也就是社会需求基准不断抬高，这是驱动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社会需求基准”是我创造的词汇，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进行分析。在研究、思考社会整体需求变化的时候，给出了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1）社会整体的需求层次也应该呈现出金字塔式的分布结构，大多数需求应该是底层需求。

（2）社会需求基准会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3）社会需求基准决定主流组织形态。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或许表明一些人早已脱离了最基本的需求，但是社会整体没有达到这个层面。而我认为的主流组织形态是由社会需求基准决定的。

当整体的社会需求基准达到了情感与归属需求的标准时，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已经脱离了基本的生存需求。

哪一个群体的需求基准在这个点位附近？就是现在的“90后”，尤其是城市家庭的“90后”。这部分人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已经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当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其需求基准已经提高，生存需求不再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认为是尊重的需求，甚至超越了这一阶段，直接上升到最高需求，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关于这个问题，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中提出：“从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求角度来说，经济问题可能会在100年之后得到解决，随后工作量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工作15个小时。”

那么，当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社会整体需求基准提高的时候，会带来什么问题？我认为是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问题。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