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父亲的病
上节说到二狗扎到水里去抓青蛙，见许久都没上来，汪沿上的看客无一人乐意施以援手，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直到二狗的母亲做好了饭去汪沿上喊他吃饭，喊了一圈都说没看见，她这才发现二狗的衣服和鞋子还挂在汪沿上歪脖子槐树上——她万万没想到水性超强的二狗竟然出事了。
二狗“走了”以后，槐武郎的那帮小弟们见了他开始躲躲闪闪，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二狗的事，村里的家长们加强了对孩子的管教，并一再嘱咐他们不要去下河沿，槐武郎为此闷闷不乐，继而骂着二狗的小名嚎哭流涕，这一幕恰好被我和槐成撞见，虽然他并没有真哭，但他那凶狠的目光让人看得头皮发麻，攥起的拳头发出了逼人的喀嚓声。剑拔弩张之际，一场恶战似乎在所难免。
“大哥哥，我们玩放炮赢泥去吧？”正是春妮的到来，才避免了一场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我们两个到汪沿上撅了快黄泥巴到她家里玩泥巴去了。
春妮的哥哥是个巧手，他不仅会用高粱秸插好看的鸟笼子，还会捏泥哨，用泥巴做小汽车，虽然这些繁琐的玩具我不会弄，但我也有我的宝物，就是先做一块比较平整的如雪糕快一样大小的泥巴，在上面刻上一些字母或图案，这些字母都是我刚刚从学校里学到的。
于是，这些刻着图案和字母的泥块，晒干之后就成了我的玩具，它们很像刻在兽骨和龟甲上的假的“甲骨文”。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把新学到的字母和数字做成泥块做的“甲骨文”，春妮的妈妈槐二娘见了就笑：“毛咬儿，你这是拿的什么东西呀？”
“这是我自己做的字，我会做字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将那块刻着图案的泥巴让槐二娘看。春妮的父亲槐德物二爷牵着黄牛拉着砺珠要去场里打场，我和春妮的哥哥槐秋华就一起跟着去了。槐德物二爷的家教很严，虽然他自己大字不识一个，但他继承了槐姓族人勤劳、朴实、节俭的家风。所以孩子们在他面前都规规矩矩，说一不二的。
槐二爷家盖房子的时候，因为“积”不够数，就借了我们家两车“积”。“积”，就是盖房用的土坯，那时候盖房子除了下面地基是石头的，上面的部分全是土坯的，“积”是沂水人对土坯的俗称。
我的爷爷是个老木匠，每天都在老家的院子里扎一个大架子，将一棵棵很粗的木料支在架子上，然后爷爷在上，父亲在下，两个人来回不停地拉着大锯。拉锯时，上面的人才是“领线”，掌握着锯子的方向和力度，这样才不至于走偏。
院子里的火堆上架着一个瓷罐子，罐子里冒着热气，飘着淡淡的香料味，但这里面不是好吃的，里面熬的是树胶，是用来粘木头的。在熬胶的罐子旁，还担着一根程甲骨文写法的水字形细长木料，中间烤着火，两头用麻绳吊着石块，这就是做独轮车用的车邦。
有时候，父亲正干着活就一个人嘿嘿地傻笑，于是爷爷就放下手里的活计满院子里追着打。在我出生之前，也就是我父母还没认识的时候，父亲就得病了，据说父亲那时给生产队里放猪，因为整天割猪草，不仅鞋子被草染绿了，整个人也是绿油油的，在放猪的空当，父亲拿着字典读了很多名著和古书。
因此，在村人的印象当中，父亲不仅是个识文解字的后生，还是个既能说书也能唱歌的活跃分子。只是到了后来，国家招收村里的青年学生去当工人，那时当工人是铁饭碗，完全和现在的打工不是一回事，是很荣耀的，所以父亲的哥哥就应征去当工人了，而父亲则留在家跟爷爷干木匠活，就在这个时期，奶奶在推磨时把腿摔断了，而爷爷则因为忙于活计，早出晚归，两头不见明影，所以就把父亲难为出病来了。
原本一开始没啥大碍的，后来父亲想去当兵，体检什么的都通过了，只是在家访时，有人跟带兵的首长说父亲有精神病，其结果可想而知——父亲因此想当兵的愿望没能实现，渐渐地，原本的虚病开始向实病转，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的病基本上算是好了，这才有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然后又有了我和弟弟，只是，父亲的病要累年靠药物维持，而且见不得事，有一钉点的小事放不下准犯。
我父母结婚时虽然已是新中国的七十年代了，但就从他们的婚房布置来看，我父母住的是偏房的两间小屋子，完全还是土财主遗留下来的那一套旧俗，儿媳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今天相比，用一个地狱一个天堂来形容最为恰当不过。
而母亲呢，从小就很精明，几岁时去门市部买东西，账目算的甚至比大人还快，她干活利索，手疾眼快，是个见不得懒惰的勤快人。
爷爷则因为家道衰败，奶奶摔伤了腿花钱，为父亲治病花钱等不幸际遇而一筹莫展，时常地独自一个人喝个闷酒，反复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毕竟，槐氏祖上曾在当地辉煌一时，祖上兄弟五人门庭显赫，有酒作坊，有地好多墒，时人都称之为五大门，可惜由于后人吸上了抽大烟，才导致家业衰败。
还记得有次爷爷在酒足之后发起牢骚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长叹一声，然后把个喝光了的酒壶顺势扔出了门外，一直在一旁和母亲陪伴的我，跑出去偷偷地把酒壶用脚踩了个稀烂，因为我知道母亲早就厌烦了爷爷这样喝酒，也厌烦了他没完没了的絮叨，踩完了我就拿回来偷着让母亲看，因为酒壶是锡的，很容易在火里融化，我干脆又把它扔进炭炉子里化了一块圆圆的锡饼，并且拿着它在院子里来回地扔着玩，可惜扔着扔着扔进草丛里怎么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