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马帝国地中海地区的变迁，400—900年
托马斯·布朗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式微
在4世纪的晚期，处于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核心部位尚无任何发生剧变的迹象。3世纪的动乱被军队出身的皇帝制止，他们的改革护卫了帝国的边界，造就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他对艺术和建筑项目的慷慨支持显示了帝国在重新振兴以后拥有的财富和自信。
不过，在395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以后，帝国拉丁化和希腊化部分之间的分裂变得更加明显了。在文化成就、经济繁盛程度、城市的数量和规模等方面，东方要远远超出西方。高卢和不列颠只能举出114座城镇，而东方则拥有900多座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繁荣城市。在东方，由于希腊化传统加强了帝王崇拜和对专制权力的美化，无论是帝国可调用的资源，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的支持，都要比西方强大得多。埃及的纸草文献和叙利亚村落的出土遗址都说明了当时东方农业的繁荣，这与意大利使用奴隶的大庄园和高卢的农民小屋形成鲜明对照。东方社会相对来说更重视个人能力，忠诚和有能力的官员选拔自地方城市的精英；而在西方，即便是皇帝在4世纪任命的那些所谓“新人”也迅速地接受了元老院贵族的权力、传统和傲慢。在东方，那些有学识的主教和传教者强化了人们对基督教帝国理想的忠诚，这一帝国被认为是出自上帝的恩赐；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地位还没有那么牢固，而且教会还削弱了人们对帝国的依恋，为教会服务成为人们在侍奉皇帝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东方人拥有君士坦丁堡这个大都会，这个战略位置优越的首都在规模和辉煌程度上都超过罗马和其他位于西方的皇帝驻地。
在395年，最急迫的问题是又开始严重起来的蛮族入侵。早在376年，以西哥特人为主的大批日耳曼人越过多瑙河，其目的是逃避匈人这伙可怕的草原游牧民。378年，这些外来者和罗马原住民之间因为紧张的关系发生了亚得里亚堡之战，罗马军队在战争中被消灭，皇帝瓦林斯被杀。虽然来自蛮族的威胁被暂时遏制了，但是哥特人得以在罗马领土上居住下来。他们在国王阿拉里克的指挥下袭击了希腊，造成了巨大破坏，而后又北上进入现在的南斯拉夫。401年，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肆虐十年，抢劫勒索。罗马人既没有可靠的军队来击败哥特人，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收买阿拉里克。由于没有得到索要的金钱和土地，阿拉里克恼羞成怒，在410年包围并洗劫了罗马。这场破坏造成的损害是有限的，但是对罗马人的士气却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毕竟这是罗马在公元前390年被高卢人袭击以后第一次落入敌手。闻听这一消息后，圣杰罗姆在伯利恒的隐修地黯然落泪。基督徒和异教徒就这一事件爆发了尖锐的争论。为了反驳异教徒的攻击，基督徒写出了表述自己社会观和历史观的著作，譬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西哥特人在410年阿拉里克去世后撤到了高卢，意大利因此没有遭受他们长期的蹂躏。更具持久性和破坏力的，则是帝国力量在高卢地区的虚弱所造成的后果。汪达尔人、苏维汇人、阿兰人在406或407年的冬季突破了罗马人在莱茵河的防卫，君士坦提乌斯这位来自不列颠的篡位者在阿尔勒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帝国。到418年，虽然帝国政府终于控制住了来自叛乱和入侵的双重威胁，但是却越来越依赖借助盗窃者捕捉盗窃者的权宜之计：罗马人用赐予土地和补助金的许诺，以及用罗马海军阻断粮食供应的威胁，迫使西哥特人驱逐了阿兰人和汪达尔人，并同意他们作为罗马的盟友在阿基坦安顿下来。
在5世纪的前五十年，日耳曼各民族在地中海西部众多地区定居下来，这基本上是一个安稳与和平的过程。在高卢地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先是在莱茵河畔、之后在萨伏依地区定居下来，成为抵御农民起义和其他蛮族的一道壁垒。他们从当地的罗马人那里只拿走了一部分土地，允许罗马人保留原有的制度，继续在名义上做皇帝的臣民。西班牙在汪达尔人及其盟友苏维汇人和阿兰人入侵后，进入了一个混乱且黑暗的时期。汪达尔人在429年转移到阿非利加，西哥特人最终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统治。
阿非利加是罗马帝国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一个行省，它的命运大约最为接近民间关于灾难性入侵的看法。在他们非凡的头领盖瑟里克的指挥下，汪达尔人很快就卸掉了自己罗马盟友的外衣，占领了迦太基和阿非利加其他的城市。阿非利加曾经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行省，现在汪达尔人向被征服的罗马人毫不客气地征收高额赋税，迫害基督教的主教，并从这里派遣船只进攻地中海周边地区其他罗马统治下的土地。
对意大利和皇帝驻扎的拉韦纳来说，罗马对蛮族入侵的抵抗看起来像是一场虚假的战争，它们所受到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样的安全感来自两位有才干的司令官的战绩。他们是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后者被称作“最后的罗马人”。他们设法挑动入侵的蛮族互相对抗，希望以此巩固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的帝国。埃提乌斯平衡各派力量的努力最终失败，与他结盟的匈人翻脸不认账，入侵了意大利北部。帝国在此时成了各位独裁者所控制的势力之间的玩物。年幼的皇帝罗慕路斯有一个富有讽刺意义的绰号“小皇帝”，他在476年被意大利日耳曼雇佣兵的首领奥多亚克废黜，后者为自己的手下分配土地，并直接统治了意大利。
诺里克姆行省在奥地利的西部。在这里，罗马政治生活在日耳曼蛮族的压力下被破坏了，相关记载生动传神，留存至今。首先发生的是来自罗马的供应和款项被切断了，于是过去习惯于接受罗马保护的居民只能依赖一位有号召力的圣人的领导，而在这位领袖去世以后，行省的罗马居民只好撤离。不过在意大利，一个复杂的文官统治的局面被保留了下来。元老院贵族们保持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拥有庞大的地产，垄断了有利可图的行省总督职位，在他们的庭院里继续着典雅的文学活动。
在高卢，当地的元老仍然是罗马统治合法性的主要象征，却不再有帝国统治的沉重负担。不过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因为他们的官职和头衔变得空洞无意义。身边的日耳曼“客人”开始炫耀实力，西哥特人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了王国，而勃艮第人则在高卢的东南部建立了一个模仿罗马传统的国家，以里昂和日内瓦为首都。元老们适应新现实的过程是艰难的，这可以从贵族学者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书信和诗篇中窥见。他对日耳曼人的态度有时表现为对一位有教养的西哥特国王的敬仰，后者会玩十五子棋。他也对借住在他的地产上的日耳曼人的贪吃表示厌恶，他们“竟然把臭奶油涂抹在自己的头发上”。阿波利纳里斯先是隐居在自己的乡间住处，借助文学来逃避现实，后来则以克勒芒主教的身份从事有良知的活动。这一变化反映了时人普遍加入教士队伍的情况。被现实困扰的贵族们通过选举成为主教，以此在地方上维持自己传统的领导地位，并保留罗马的习惯和文化。
罗马人对蛮族的消极抵抗逐渐削弱了西哥特国王的权力，尽管后者拼命希望获得罗马人的支持，并为此颁布罗马法的法典。然而在507年，罗马人还是帮助新近皈依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在图尔附近的武耶击败了西哥特人。此后的西哥特王国仅局限于西班牙，除去比利牛斯山北边、塞普提曼尼亚(今法国朗格多克-鲁西永地区)附近一小片突出地带。西哥特人能够平稳地撤退到西班牙得益于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的干预，他在从奥多亚克那里夺取意大利以后成为地中海西部最强大的蛮族君主。他也是蛮族国王中最有趣的。他富有军事领袖的才干，懂得保持他的子民的东哥特认同；同时，又由于他在君士坦丁堡做过人质的经历，对罗马文明的优点有适度的欣赏。
这种对罗马文明的态度导致了西奥多里克对公共工程的大方赞助、对经济活动的大力推动以及对罗马习惯的维护，尤其是对元老院表示尊重。为了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西奥多里克刻意地争取元老们的支持。东哥特人集中居住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处于他们各自首领的管理下，与罗马人是隔离开来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则由那些与东哥特人合作的罗马人负责，譬如卡西奥多鲁斯这位来自卡拉布里亚新贵族家庭的元老。不过作为一个皈依非正统信仰的小民族的领袖，西奥多里克的地位始终是脆弱的。在他统治的最后阶段，他用异常严厉的手段来对付罗马人。这一变化来自他对王位继承问题的担忧，来自拜占庭在外交上对东哥特王国日益加大的压力。罗马教会与东方拜占庭皇帝的关系此时得到改善，后者毫无保留地支持正统信仰，而元老院的保守成员也在同时表露出对罗马统治的怀念。这一形势使得西奥多里克怀疑罗马人在为举行叛乱而和君士坦丁堡进行谈判，于是有了逮捕和处死哲学家波伊提乌斯这一恶名昭彰的事件。
在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拜占庭帝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与西部帝国同样的衰落过程。该世纪最后几位来自狄奥多西家族的统治者也十分无能。巴尔干半岛遭到匈人和东哥特人的蹂躏，而君士坦丁堡也不时受到直接的威胁。就如何理解基督而发生的宗教纷争在叙利亚和埃及这些东部行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基督徒来说，该纷争涉及灵魂的生死和能否得到拯救，也与能否维护让上帝喜悦的正统教义有关。不过东方拥有的一些内在优势后来逐渐地帮助拜占庭克服了困难，促使其成为一个生命力顽强并且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人们对此的印象是，拜占庭人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上帝建立的基督教帝国，它的繁荣反映在小亚细亚和在富有活力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到处进行着的建筑活动，它的政治稳定由那些训练有素、忠心耿耿的新官吏们维护着。这些官吏中一位叫阿那斯塔西乌斯的，后来成为皇帝，他通过谨慎和大度的政策降低税收和减少开支，进一步巩固了帝国。由此形成的政治和财政稳定的益处被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一世以及查士丁的侄子查士丁尼完全享用了。
查士丁尼是拜占庭最杰出的皇帝，不过他被一位出言不逊的同时代人指责为“毁灭了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事实上，他努力把国家带回到罗马大帝国的鼎盛时期，并且在开始的时候获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北非汪达尔王国是君士坦丁堡最恼火的眼中钉，皇帝向那里派遣的军队规模不大，不过由才干卓越的将军贝利撒留指挥，很快就打败了这个在5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散播恐惧的民族。在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看来，汪达尔人已经变成所有民族里面最淫荡的，他们的军事力量被他们的财富腐蚀了。皇帝旋风般的胜利在534年颁布的大部头《罗马法典》的前言里得到了过分的渲染。查士丁尼的立法活动，与他捍卫宗教正统的坚定立场一样，来自他对世界帝国的高度评价，他把这一帝国看作天国在人世间投射的形象。他的专制倾向因为532年一场野蛮的暴动得到加强，也得到了他那位曾经当过演员的、令人生畏的皇后狄奥多拉的支持。那场暴动的矛头指向他所依赖的、不得人心的官员。
在整个6世纪30年代，查士丁尼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包括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教堂带有尺寸空前巨大的圆顶。他的军队把胜利推进到西西里和意大利，并在540年夺取了罗马和拉韦纳这两个东哥特人的主要政治中心。在宣传中，查士丁尼强调自己的用意是恢复罗马的伟大，而他的实际活动的结果却是废弃东部帝国以往令人舒适的宽松的官僚体制，代之以集权的统治体制。这一变化的基础是他的妄自尊大和精力充沛，他对臣民无情的政治和财政压迫，他对人民忌恨的谄媚官员的依赖，以及他对正统教义的严厉捍卫。
查士丁尼的好运在6世纪40年代终结了。波斯的入侵给帝国东部造成很大破坏；斯拉夫人渗透到巴尔干半岛；东哥特人在他们能干的新国王托提拉的率领下把帝国在意大利的立足地压缩到几个海岸据点；大批人死于542年的鼠疫，城市生活和经济发展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548年，查士丁尼的帮手、皇后狄奥多拉去世了。他剩下的统治岁月带有无情和严厉的色彩。但局势的变迁并没有打垮皇帝，他反击入侵的敌人，派遣纳尔西斯带领军队去意大利，在553年给了东哥特人致命的一击。查士丁尼还不知疲倦地敦促帝国东部信奉异端的臣民回归正统信仰。
查士丁尼在565年去世，此时他似乎已经成功地恢复了罗马的荣耀。非洲和意大利信奉阿里乌异端的王国都回到了帝国的统治下，甚至勃艮第王国也在5世纪30年代被他的盟友法兰克人征服。只有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还保持着独立，但是它因为内部的纷争而受到削弱，并因为拜占庭在卡塔赫纳附近所占领的突出地带而受到威胁。在其他方面，查士丁尼的统治标志着罗马帝国的一个新开端。他的专制倾向以及关于罗马-基督教世界的理想成为后来所有的拜占庭皇帝奉行的纲领。5世纪的动乱并没有毁灭地中海周边地区大体一致的罗马生活方式。
遭受更多入侵的年代
查士丁尼的好大喜功和铺张浪费被认为是帝国财政破产的原因，并使得帝国后来遭遇的挫折难以避免。事实上，帝国在他去世后仍然富裕和强大。如果把意大利作为例外来考虑，帝国的衰落似乎是瘟疫和长时段的经济因素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战争和过度的税收。拜占庭仍然可以有效地保障财政收入，不过帝国的文官统治性质使得它难以组织数量充足的优质军队来抵御众多强悍的入侵者。
这些入侵者中的第一批是斯拉夫人。后来游牧的阿瓦尔人把斯拉夫人组织成松散而有效的帝国，以索取贡品和劫掠为生，对拜占庭形成更大且暴力色彩更明显的压力，并从570年开始对拜占庭不断发起毁灭性的攻击。皇帝莫里斯在多瑙河前线的一次兵变中被杀死以后，继承皇位的福卡斯十分无能，他未能制止阿瓦尔人及其盟友斯拉夫人占领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只在那里保留了一些沿海据点。阿瓦尔人的一支军队在626年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塞萨洛尼基这座帝国欧洲部分最伟大的城市遭受了多次攻击，并将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归功于圣德米特里这位主保圣人的帮助。
伦巴德人至此还没有引人注目的行动，但是阿瓦尔人对潘诺尼亚形成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发起了日耳曼蛮族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进攻。在6世纪，伦巴德人与罗马人已经有过接触，担任他们的雇佣兵，有些甚至皈依了阿里乌派的基督教。这些经历帮助他们改善了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力。在他们能干的领袖阿尔博因的率领下，伦巴德人在568年进入意大利，占领了波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当地人民对帝国的税收和宗教政策十分不满，而那些薪饷微薄的日耳曼雇佣兵以及被击败的东哥特人的残余势力也暗中协助入侵者。伦巴德人的进攻从这一形势中得益不少。在6世纪80年代，拜占庭人把该地区重新组织在一位军事总督的管理下，并在法兰克人的支持下发起了反攻。伦巴德人在他们有才干的国王阿吉鲁尔夫的领导下收复了丢失的领土，最后在605年与拜占庭达成了停战协议，把意大利永久地分割为两个部分，即他们的新王国和拜占庭帝国控制的地区。北方的伦巴德王国包括皮埃蒙特、伦巴德、埃米利亚、托斯卡纳，以及威尼托的陆地部分。南方很多地区在半独立的公爵领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控制下，帝国能够统治的只有罗马和拉韦纳以及连接两地的脆弱的走廊地带，以及威尼斯、热那亚和南方港口附近的沿海据点。逐渐稳定下来的局面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内部和平与繁荣。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曾经以悲伤的心情描述过“不可言状”的伦巴德人所带来的破坏：“城市人口消失，教堂被焚烧，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实际的情况比起这位罗马教会人士在感慨中提及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不同地区的情况迥异：边境地区的确是荒凉且无人居住的，而在帝国控制地区进行的社会和行政调整也带来巨大的动荡，其程度不亚于伦巴德人直接进攻引起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伦巴德人控制地区的内部，那些新来的武士精英迅速地掌控了局势，对普通罗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扰乱。
拜占庭之所以没有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重建统治权威，原因是帝国人口最多、最有价值的东部省份遭遇了重新崛起的对手波斯的威胁。皇帝莫里斯好不容易在591年恢复了和平，但是在福卡斯于602年篡位以后，波斯人又发起进攻，蹂躏了安纳托利亚，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波斯人在614年把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件神圣的纪念物带回到泰西封，在626年又把军队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件事让拜占庭人深刻感觉到危机的严重性。若不是拜占庭人和他们的皇帝希拉克略具有很强的应对困难和灾祸的能力，波斯人本来也许可以实现大流士和薛西斯的野心。希拉克略调动和集中了备受打击的帝国的全部力量，从高加索地区对波斯人发起了反攻，迫使波斯帝国就范。
希拉克略的惊人胜利仅仅带给拜占庭人短暂的欣喜。到630年，在耶稣受难十字架于凯旋中被接回耶路撒冷仅仅两年以后，一个曾经经商的人带领着他的贝都因追随者组成的军队进入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城市麦加，他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在632年去世，此时的阿拉伯半岛已经统一在他所传布的新信仰之下。此后十年之内，波斯和拜占庭的东部行省都为伊斯兰教所征服。
这一新宗教运动的惊人成功来源于阿拉伯半岛多变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氛围。在此前的历史时期里，贝都因部落与富裕的城市商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古老的多神教信仰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神论确定信念的冲击。阿拉伯人习惯性的袭扰和政治动乱一度受到拜占庭和波斯外交活动的制约，但两大强国之间的斗争导致这一制约的失效。穆罕默德的天才在于，他控制这一局面的办法不仅有赖于他作为政治家的气度，还有他对伊斯兰教强有力却又兼收并蓄的理解，即对真主的彻底服从。他将民众的好战传统与新近出现的宗教狂热引导向一场不可抵御的征服运动。
伊斯兰教非凡的胜利不仅来自它自己的各种优势，也来自它对手的虚弱。下列因素都有助于它的成功：伊斯兰武士的英勇和忠诚、早期哈里发的统治才能、简明教义的吸引力、因为承诺具体的奖赏而得到加强的传教力度。与以前的侵略者不同，阿拉伯人对他们所遭遇的各种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改造，其成就是持久的。他们从其他宗教信仰那里拿来更有效和更具吸引力的元素，保留了希腊-罗马行政体制和城市文化中切实可行的成分，同时又维护了他们自己文化的特点和生命力。许多拜占庭臣民在政治和宗教上与帝国的疏远也是伊斯兰教胜利的重要原因。埃及和叙利亚说科普特语和亚拉姆语的基督一性论者把和他们一样说闪米特语的阿拉伯人看作解放者，认为后者帮助他们摆脱了说希腊语的收税人和以正统的名义进行宗教迫害的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在支付人头税之后都得到了宽大的待遇。值得深思的是，在拜占庭帝国正统信仰的腹地安纳托利亚，阿拉伯人进行过持续不断的进攻，但是却未能永久地征服这一地区。
从661年到750年，快速扩张的伊斯兰世界由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统治。他们的首都建立在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强调他们是来自沙漠的武士，是与众不同的精英分子。不过他们展示了务实的包容态度，接受了自己的臣民的艺术和文化，利用被征服地区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享乐和战争。自由贸易的区域相当广阔，各地的民众得以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维持了经济的繁荣。统治他们的政权与其说是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仁慈的保护者。
与此同时，拜占庭发现自己无法逃避一场生死之战。在一场残酷的消耗战之后，小亚细亚内地竟是一片荒凉无人的景象。不过帝国借助一系列重大举措逐渐地稳定了形势。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撤退下来的军队被布置在各个军区，而传统的军政分治被完全放弃了。地方政权完全由军区指挥官掌控，国家完全不理会驻扎在各地的军队搜刮和积累地产的行为。拜占庭实行了焦土政策，让军队撤退或者在堡垒里面固守，等待敌人的战线拉长，并且避免决战，以游击战来袭扰阿拉伯人的力量薄弱处。另外，严寒的冬天也打击了敌人。有编年史作者记载说，在791年，来侵犯的敌人“遭遇到极寒冷的天气，以至于他们的手脚都冻掉了”。
阿拉伯人的侵略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因为侵略者不断的袭击造成了巨大破坏，城市生活和乡村生产变得极其困难。敌人来临之际，拜占庭的民兵护卫并引导农民以及他们的牲口进入到要塞里面。内地的城市变成了要塞化的军事基地，甚至西部的大城市也经历了突如其来的衰落。尽管阿拉伯人的侵略势头被逐渐削弱，尤其是在军事才干出众的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当政以后，但是拜占庭还是为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因此被改造成一个贫穷的军事化社会，与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情形相似。
伊斯兰教徒的征服活动这时仍在继续。阿拉伯军队深入到中亚，接近印度和中国边疆，向西则横扫了北非。他们在698年[1]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在该行省的首府迦太基。在此之前，由于摩尔人的袭击、内部的宗教纷争，以及沙漠的逼近，迦太基已经陷入困境。阿拉伯人在711年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西班牙，并且仅仅打了一仗就击败了西哥特王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他的日耳曼王国反而因为伊斯兰教徒在东方的攻击而得到加强。拜占庭被迫集中力量来保卫自己，放弃了在西方重新建立自己权威的希望。这一变化最大的得益者是伦巴德王国。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国王罗塔里通过颁布《伦巴德法典》号召自己的人民，攻下了拜占庭在利古里亚和威尼托的据点。到680年前后，拜占庭帝国被迫与伦巴德人订立条约，承认他们的王国。此后伦巴德人接受了基督教正统信仰，因此与他们统治下的罗马人民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拜占庭人遭遇的磨难只是让西哥特王国在一个短时期内在西班牙减轻了压力。西哥特人始终坚持反拜占庭的立场，尽管他们模仿帝国的礼仪和铸币，并且在587年[2]皈依了基督教正统信仰。他们允许西班牙教会经常举行会议，就各种世俗和宗教问题颁布法令，并在会议上刻意地把国王统治权当作神授君权来支持。促成教会与国家这一合作的人士之一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这位伟大的学者和主教。他的历史著作流露出热爱西班牙的自豪感以及对狡诈和懦弱的“罗马人”的敌对情绪。让人疑惑的是，西哥特王国拥有完备的政府，是日耳曼人诸王国里面唯一能够征收土地税的，但是却在阿拉伯人的入侵面前迅速崩溃。各种因素都有一定的作用，譬如王位继承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犹太人这一少数族群受到排斥和歧视。不过这一“历经暗杀磨炼的独裁政权”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日耳曼蛮族所建立王国共有的一个弱点：哥特人的军事精英试图保留他们敬仰的罗马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却不允许罗马人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财富。
西哥特王国顷刻瓦解，许多基督教贵族很快改宗伊斯兰教。不过西班牙留给中世纪西欧的遗产是不容小觑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基督徒发展出一种富有活力的“莫扎拉布”(Mozarab)文化。在北部山区还出现了一些基督徒的小国，十分活跃地抵抗着异教徒。大批由西班牙流散出来的学者和典籍为此时还处在少年阶段的西方文化提供了大量养分。不过伊斯兰教徒的进攻起初还是势如破竹地越过了比利牛斯山，阿基坦和普罗旺斯的高卢-罗马贵族遭到阿拉伯军队致命的打击。这些贵族在7世纪摆脱了墨洛温王朝的直接控制，就像他们在5世纪的状态那样，穷困局促，却享受着自治的地位。直到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于732年在普瓦提埃的著名胜利阻遏了伊斯兰教徒的挺进。法兰克人接着收复了法国南部，在那里构筑了抵御阿拉伯人扩张的强有力的陆上屏障。
伊斯兰教地区统治王朝的变化给了备受其困扰的基督教世界一个重要的解脱压力的机会。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在750年被阿拔斯王朝推翻，后者把首都转移到了巴格达，把权力中心挪向东方。贝都因人原初的生命力此时已经消失了很多，而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开始抬头，尤其是在波斯地区。当各地的分离主义倾向与巴格达王朝日益繁复的经营和官僚化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海岸的巨大帝国分裂为较小的单位。西班牙由倭马亚王朝的流亡者统治，北非由阿格拉布王朝统治，而埃及则落入了图伦王朝之手。
对拜占庭人更加紧迫的威胁来自西面出现的阿拉伯国家的海上力量，以及再次由北方而来的攻击。由西班牙来的阿拉伯海盗在828年攻占了克里特岛。在整个9世纪，帝国的西部海岸都处于阿格拉布王朝的攻击之下。繁荣的西西里岛在827年遭到入侵，878年其首府叙拉古被攻占，此后该岛只有东部几个小据点还留在希腊人的手里。来自保加尔人的威胁更加靠近帝国的中心地区。他们利用阿瓦尔人力量垮台的机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那里保加尔人的贵族统治着斯拉夫人的农民。证实保加尔人威胁的证据出现在811年，让人毛骨悚然。这一年，克鲁姆可汗击败了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并用他的头骨制成了饮酒的杯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世纪，当保加尔人的威胁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拜占庭传教士们已经开始进行让他们皈依东正教的工作。保加尔人此时有了比较复杂的行政制度，引进了斯拉夫人的字母，其文化也因此得到了发展。他们的沙皇西蒙对拜占庭国家的普世性提出挑战，把自己的国家当作能够与之竞争的一个合法的帝国。拜占庭还面临着它的另一个北方邻居罗斯人的攻击。他们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者，在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中间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与在西面的维京人一样，把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与破坏力极大的暴力攻击结合起来。
不过，当拜占庭度过自己的英雄时代再度逐渐崛起的时候，其荣誉、力量和财富都大大增加了。拜占庭的海军实力使得它能够在达尔马提亚和威尼斯重新施展权威。在876年，阿拉伯人的袭击导致意大利南部的伦巴德王公们地位虚弱，马其顿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巴西尔一世利用这一时机占领了巴里，并在卡拉布里亚和伦巴德亚(现代的阿普里亚)建立军区。在9世纪早些时候，拜占庭的将军还征服了斯拉夫人占有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让希腊修士在那里进行基督教化和希腊化的工作。在帝国的内部，拜占庭也由圣像破坏争议所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经历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同样重要的变化是，帝国对北方诸邻国开始采取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政策。查士丁尼征服世界的雄心此时不再是皇帝的计划了，他们更倾向于借助说斯拉夫语的传教士的力量来扩大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在地中海世界的西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9世纪。在8世纪后期，北方出现的新侵略者在强硬地捍卫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充满自信地代表着拉丁西方的扩张主义，尽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一直是遭受外部侵略的一方。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即查理大帝，从他的父亲丕平三世那里继承了新近征服的地中海地区阿基坦和普罗旺斯，也继承了为支持教宗而干预意大利事务的传统。伦巴德人在751年攻下拉韦纳之后曾经试图占领拜占庭总督统治的地区和罗马公爵地，这引起了教宗极大的恐慌。教宗不仅一直把伦巴德人看作外来的蛮族，而且相当成功地借助伪造的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来支持自己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权威。这份文件声称记录了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把“意大利和西方”赠送给圣彼得的决定。教宗利用法兰克人对圣彼得的崇敬培育了与他们特别友善的关系。查理后来回应了教宗的请求，带领远征军进入意大利，在774年接管了伦巴德王国。
这一发展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后果，包括创建了一直到1870年仍然在意大利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宗国。查理和教宗之间得以加强的同盟关系导致许多罗马的典籍手稿和圣徒遗物被带到法兰克王国。教宗在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加冕，希望以此加强他对自己的保护者的掌握。拜占庭人万分恼怒，在经过了长期的谈判以后也只是在812年勉强且有条件地承认了这一皇帝头衔。对教宗来说，恢复西部帝国标志着疏远拜占庭的关键一步，意味着他们在西方获得了伸张自己的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大好机会。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一个西方帝国的产生促成了一个鲜明的欧洲认同的出现，并且有助于造就一个在整个中世纪主导西方的南北轴心。
法兰克人卷入意大利事务并没有帮助该半岛统一。法兰克官吏和教士成了精英的统治阶层，大量土地被交给教会，不过伦巴德王国的基本结构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从罗马向北到博洛尼亚的前拜占庭控制地带，此时的地位仍然模糊。虽然教宗认为这是“圣彼得遗产”的一部分，但是那里的统治权在相当程度上掌控在一些地方人士的手里，譬如拉韦纳的大主教和坎帕尼亚的贵族。法兰克国王实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南面的贝内文托仍然是伦巴德传统政治力量的中心，由原来的王室的后代统治着，以卡普阿和萨莱诺为基地，不过到了9世纪稍后一些时候却分裂成了独立的小王国。伦巴德人的力量因为阿拉伯人的袭扰和拜占庭人的反攻而受到削弱。即使在876年以前，东部帝国在意大利也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拜占庭不仅在此拥有直接控制的领土，譬如卡拉布里亚、奥特朗托地区、西西里，而且还拥有那些基本自治的沿海城市，包括威尼斯、盖塔、那不勒斯以及阿马尔菲。在9世纪中叶和后期，阿拉伯海盗的袭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他们甚至在意大利的陆地上建立了基地，在846年甚至洗劫了罗马近郊的梵蒂冈。虽然驻扎在意大利的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路易二世以及教宗约翰八世领导了对阿拉伯海盗的英勇抵抗，但却未能成功制服敌人。草原游牧民马扎尔人的突然入侵加剧了意大利的苦难，他们一路烧杀劫掠，在899年向南推进至奥特朗托。到900年，意大利的政局一片混乱。帕维亚的王位受到多人的争夺，教宗忙于和各个贵族派别周旋。大贵族家庭在半岛各地兴起，他们在村庄里构筑堡垒，力图以此强化他们对乡村的控制。拜占庭人是唯一从这一混乱局面中得益的基督徒，他们的声誉不仅来自他们在罗马和南方持久的文化和艺术影响，也因为意大利人意识到法兰克人的虚弱和粗野而得到加强。
在普罗旺斯、阿基坦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存在着大体相似的混乱局面。查理曼在所谓“西班牙边区”击退阿拉伯人的努力几乎没有牢固的成果，法兰西的地中海沿岸在9世纪一直遭受穆斯林海盗袭扰，受到严重破坏。劫掠的海盗团伙在海岸上建立巢穴，譬如在里维埃拉地区的法拉科西内，以便攻击和抢劫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朝圣者和商人。与加洛林王朝其他地区的情形一样，来自外部的压力以及国王权威的解体造就了地方权力转移的条件，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开始集中到互相争斗的贵族家庭手中。
残存与破坏：城市生活的个案
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国家通常被认为保存了古典时代的城市生活和复杂的政治机制，而中世纪西方由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和定居，被认为经历了与以往文明的完全断裂。这一笼统的说法显然难以言之成理。罗马世界的制度早在蛮族进入之前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有些情况下，与历史保持“连续”带来了负面的效果，而与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却是积极的。譬如说，在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精英军事集团的掌控日益加强，不仅造就了更为有效的对外防御体制，也削弱了传统的贵族文官制度，后者在许多方面已经显得僵化和缺乏活力。促成变化的很多因素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譬如在542年的大暴发以后继续在各地至少蔓延二百年的瘟疫，又譬如在4世纪和8世纪之间破坏农业生产的恶劣气候。当时的人们急切地把自己与他们所崇尚的过去联系起来。东哥特人试图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一段经典历史，把亚马孙女战士描绘成哥特妇女，而历史学家拉韦纳的阿涅卢斯很坦然地把查理曼的国家称为“罗马帝国”。
考察与过去连续和断裂的程度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评估留存下来的旧制度有多大影响，各种新的力量对社会有多大的冲击。考察历史传统的复杂性可以很好地透过考察一个关键制度来体会，而这个制度几乎可以等于古代文明：城市。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拜占庭是一座标志着政治和社会恒定不变的纪念碑，而实际情况在许多方面恰恰是相反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这个帝国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部分是因为拜占庭人自信地把自己的国家看作罗马世界的代表、上帝之国在人世间投射的影像，不过在成功应对一场又一场的危机的时候，帝国在制度上和财政上依赖的资源却来自它自我更新的能力。旧行政体制里面最实用的因素被保留了下来；而那些昂贵的传统习惯则被抛弃了，譬如在君士坦丁堡发放免费粮食的制度。帝国鼓励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在境内定居，以此补充受到消耗的人力资源。僵化的贵族文官制度被按照能力任用官员的制度取代，出身微贱的有才干的军人得到重用。为了鼓励臣民对国家的忠诚，一些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象征物和信念得到推广。大地产被自由的农村公社取代，农民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外敌入侵、人口减少、权力转入地方军事长官之手，这些现象导致社会结构的简单化以及罗马传统的中断，但是却促成了一台灵敏且有效率的军事机器的产生。
在拜占庭所经历的演变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的城市。尽管拜占庭城市遭遇了经济上的衰退，其自治权力也被削弱，但是它们在5世纪和6世纪依然构成东部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并且维持着活跃的市政生活——正如公共建筑的大量建造以及竞技活动中臭名昭著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那样。不过由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侵略，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城市不是被遗弃，就是变成了堡垒化的村镇。安纳托利亚西海岸比较繁荣和安全的城市也经历了灾难性的衰退。在以弗所，港口淤积，公共澡堂被废弃，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内陆的设防小居民点。在萨迪斯，传统城市生活的消失可以从7世纪建造的一条道路上看出来，因为这条道路穿越的正是从前的市政建筑的废墟。
在巴尔干地区，城市生活的凋敝更加严重。许多城市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中完全消失了。在剩下的城市里，譬如雅典和科林斯，居民退缩到修筑有堡垒的城市中心高地上。考古发掘中出现的铜币证实了各地的商业活动也在急剧地衰落。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城市生活本身的衰落，还有人们城市意识的丧失以及城市角色的转换。城市不再具有早些时候作为经济和居住中心的意义，在军事和行政功能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作用。意味深长的是，9世纪后期，当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繁荣和稳定的时候，绝大多数衰落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复兴的征兆。
君士坦丁堡当然还维持着大规模的城市生活，规模稍小的塞萨洛尼基情况也是一样。不过即使在首都，人口的减少也是明显的，所以626年瓦林斯没有能够修复引水渠，而君士坦丁五世则试图增加城市的居民人数。到10世纪，君士坦丁堡再度成为一座辉煌的城市，有着70万居民，但是它始终是例外的、具有寄生性质的都市。它的居民主要为宫廷和政府提供物品和服务，它的贸易和工业由帝国官员严密控制，被迫把满足国家的需求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
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曾经评论道，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只有5个像样的城市。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世界，情况完全不同。在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城市在稳步地向前发展。繁荣的大城市不仅分布在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也出现在罗马城市一度衰落的西方，那里的非斯、凯鲁万、科尔多瓦和帕勒莫变成了著名的城市。这些城市复兴的原因包括那里存在广阔的共同市场、黄金再度由非洲和东方流入、商人获得重要的社会地位，以及城市精英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政治动乱以及贸易量和货币流通量的大大缩减使得城市生活遭遇了明显的衰退，不过比起高卢北部和不列颠，这里城市的衰退不是那么明显。城市的外部特征，譬如罗马时期的城墙、引水渠以及其他建筑物，无疑有相当程度的保留，这通常是当地主教努力的结果。罗马的万神殿等神庙被改造成了教堂。在卢卡、巴塞罗那以及其他地区，罗马时期的街区规划被沿用下来。有时候原来并非为公众使用的大建筑物成为中世纪早期城镇的核心，譬如戴克里先在斯普利特的巨大宫殿，在斯拉夫人来袭的时候，就成了附近萨隆纳居民的避难所。
城市发展的连续性在各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意大利北部，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其他所有的罗马城市都被保留下来了。而在南部，到伦巴德人入侵时，大部分城镇已经不再被记载为主教驻扎地，那里只有沿海的一些地方还继续维持着都市生活，其生命力所依靠的是拜占庭的商业活动和拜占庭海军的保护。特定的外部入侵可能是一个城市衰落的因素之一，阿奎莱亚的情况几乎就是如此。不过长时段的因素通常更加重要，譬如港口的淤积、贸易通道的变更，以及安全环境的整体恶化。通常，向一些特定区域进行移民开拓的必要性依然存在。在一些容易受到外敌攻击的罗马城市，居民搬迁到防御更加牢靠的地点，譬如在格拉多和威尼斯泻湖地区，居民们转移到海岛上；而在罗马周围的坎帕尼亚地区，居民则是搬迁到山顶。
那些延续到中世纪早期的古代城市看上去状况十分糟糕。帝国后期的罗马人口有几十万。到6世纪晚期，经历了围攻、饥荒和瘟疫之后，那里大概只有三万左右居民，重要的古典建筑不是荒废了，就是被拆掉，拆卸下来的材料被用于其他建筑。城里的大片地区沦为废墟。虽然古罗马时期慷慨赞助市政建筑的传统早已被基督教会的教堂建造工程替代，但新盖起来的建筑都低矮且寒酸。公元900年前的卢卡城中有记载的57座教堂见证了这一点。
罗马生活方式在数个领域都经历了持续的弱化。虽然在教士和大多数罗马人中间罗马法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其主要的用途是在极其简单的公证程序方面，即公证员为见证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誊写程式化的法律文书。城市的自治在罗马帝国的晚期已经衰落，此时终于完全消失了。在伦巴德人和拜占庭人控制的意大利地区，军事贵族掌握了统治权。罗马元老院这个最伟大的“市政会议”在东哥特时期曾经被授予重要的行政职能，此时它的一些成员移居东方，它的权力则转移到教宗和军事长官的手中。罗马人的各种市政活动，譬如赛马、竞技表演以及去公共澡堂的习惯，都因为教会的反对和经济生活的紊乱而停止。
在许多罗马制度消失或者被教会控制的同时，另一些罗马传统却延续下来。城市依然是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中心，意大利的拜占庭、伦巴德以及法兰克贵族继续维持着他们的都市生活习惯，而英格兰和大部分高卢地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意大利城市对自己的罗马历史保持着认同感，特别是那些继续受到罗马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控制的城市，譬如罗马、拉韦纳、那不勒斯，当地的教会作者赞美往昔的荣耀，而执政官、保民官等罗马的头衔得到沿用。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伦巴德人控制的地区，这样的情感也相当强烈。一些描述米兰和维罗纳的8世纪的文字留存至今，不仅提到城市里的教堂和圣徒遗迹，也骄傲地列举了那里的城墙、神庙、广场和竞技场，流露出来的那种市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罗马遗产为基础的。
意大利的城市在一些新领域所显示的活力对未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马的城市主要是居住和行政的中心，很少涉足商业，而中世纪早期的一些城市把它们的经济基础建立在贸易活动之上。城镇总是或多或少担任地方市场的角色，而国王颁布的法令总是要涉及对商人的保护和课税，在伦巴德人的统治下情况依然如此。到了8世纪，亚得里亚海北部沿岸出产的海盐成为最早被长途贩运的货物之一，造就了科马基奥以及后来的威尼斯的繁荣。作为拜占庭的臣民，威尼斯人享有进入东方市场的特权。他们很快就把鱼盐贸易扩展到纺织品、香料等奢侈货物，并开始贩卖奴隶。一位威尼斯总督的遗嘱表明，在829年，贵族财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海外贸易的投资。在10世纪早期，帕维亚的一份档案记载，威尼斯商人为了在这里出售东方的奢侈品，按照惯例缴纳了作为礼物的香料和化妆品。威尼斯人的商业促进了伦巴德城市的繁荣。这些城市为威尼斯提供了食物和布料，又把从那里进口的商品贩运到欧洲北部。在9世纪晚期，意大利南部也存在着类似的奢侈品贸易。一部圣徒传记提到，威尼斯商人赞美了这位圣徒在罗马购买的一件拜占庭斗篷。这类物品被看作高贵身份的标志，有很大的需求量，它们的交易刺激了整个经济的活跃。南方的长途贩运中心主要是加埃塔、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它们都臣属于拜占庭，又与阿拉伯人有着兴旺的贸易关系。
米兰和克雷莫纳这样的内地城市在9世纪也有了它们自己的富裕商人，不过这些商人在城市里是次要的群体，他们往往使用自己的财富购买土地，或者与贵族家庭建立婚姻关系。后来出现的比萨和热那亚那种巨型商业中心在此时还只不过是村庄。东部帝国的商人认为他们的利益和野心可以在首都的繁华生活中得到满足，与之不同的是，意大利的商人培养出对自己家乡城市的强烈自豪感，并在对本地主保圣人的礼拜中表达这一自豪感，甚至不惜因为这一自豪感发动对国王官吏的反叛。城市有“可敬人士”组成的法庭。“教堂门前的集会”主要是讨论市场的安排和其他公共事务。这些机构都没有完好的档案留存下来。体现这一市民爱国主义情绪的一个例子是摩德纳。该城市位于拜占庭人和伦巴德人控制地区之间，并曾经因此被废弃。教士对当地的主保圣人、殉教者吉米尼亚诺的崇拜帮助摩德纳生存下来。与大多数意大利北部城市一样，摩德纳的主教逐渐成为日常行政管理的负责人，所以在9世纪80年代主教勒多因重建了城墙，甚至在一座小教堂里面镌刻了一首诗歌，号召市民们像罗马和特洛伊的英雄们那样守卫城市。早些时候的主教的确为地方利益呼吁，表达市民们的情感，然而到了10世纪，主教在市民眼里成为外人和国王代理人，不再受到欢迎。主教手下的教士会议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不仅参与各种意见的谋划，也致力于保护他们所在城市的传统。
这种经济和文化的活力在拜占庭内地的城市是完全看不到的，而在意大利也要到11世纪、当城市的政治意识觉醒的时候才充分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其他地区，我们看不到这种水平的经济活动、行业多样性和地方自豪感。达尔马提亚的城市是一个例外。它们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有经济往来，也得益于名义上与拜占庭的臣服关系。这里不仅有活跃的经济和宗教生活，各城市的市民也在斯拉夫人频繁的骚扰下萌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在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北部地区，经济生活比较落后，城镇主要的功能是充当军事堡垒。不过，即使在这些欠发达地区，人们也普遍在法律活动中使用书面文件，这与欧洲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并且西哥特颁布的各部法典在这里长期有效。在法国南部，马赛这类原先繁荣的沿海城市还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商贸活动，在法律活动等领域沿用着某些古罗马传统。但是我们拥有的有限证据表明，这些城市在8世纪和9世纪的发展因为内部的长期动乱和阿拉伯人不断的袭扰而受到阻碍。
也就是说，在地中海沿岸，没有任何地区完全丢失了城市的传统。尽管遭受外敌的入侵，除了在边疆容易遭受攻击的地带，城市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的稳定环境很快就建立起来，有些城市开始扮演商业中心这个新的角色。甚至在经济生活继续停滞的那些地区，城市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也持久存在，并造就了后来能够有力回应新机遇的一种社会氛围。
地中海世界的统一与分裂
“这个海洋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大趋势。”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做过经典的研究，其基础是认同该地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也是研究古典世界的学者们的观点。然而，在中世纪早期，某些大趋势的相似性并不能掩盖下列事实：地中海不再是罗马能够控制的一个湖泊了，也不再是联结一个统一地区的交通渠道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与古代文化发生断裂的原因即在于此。对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由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提出。他论证说，阿拉伯人在7世纪破坏了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并以此为独具特色的西欧文明的出现铺垫了道路。对皮朗的方法和材料，学者们已经做出有力的批评，他们尤其不赞同皮朗夸大贸易发展的程度以及他的亲罗马偏见。皮朗命题具有煽动性，也混淆了原因和结果。地中海地区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这一历史的断裂其实在许多方面是其他新动向的征兆。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仅很难确定其后果，也难以确定其时间和原因。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地中海地区是由数个海洋组成的，罗马海军的控制能力，以及依赖罗马保护的正常贸易和交通，在不同海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最东边(即爱琴海)，在进入7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罗马的海上力量和贸易还在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海洋是重要的货运通道：国家掌控的谷物供应依赖由埃及到君士坦丁堡的船运；在西南土耳其海岸边发现有623年前后沉没的一条船，里面有装葡萄酒的双耳细颈陶瓶和其他大批生产用具。在西边的第勒尼安海，虽然短途的沿海航行还在继续，因为这要比陆地交通更加廉价和安全，但是海盗和汪达尔人的舰队在5世纪严重打击了长途贩运，使之再也无法复苏。非洲的食品贸易不再有重要意义。查士丁尼打败了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但是并没有完全恢复罗马的海军力量。即便在爱琴海区域，拜占庭海军的压倒性优势也被倭马亚王朝建立的舰队打破，后者由大批背弃基督教的人组成，他们攻占了塞浦路斯岛和罗得岛等基督徒的基地，并且曾经两度封锁了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人很快就意识到，为了防卫沿海的行省和保障那里的供给，他们必须拥有海上优势。他们为此重建了由特定地区提供的新的军区舰队。海军的这一复兴得益于以巴格达为据点的阿拔斯王朝的兴起，他们不像之前的倭马亚王朝那样重视海洋。但在9世纪，拜占庭海军的霸权被军区舰队的一系列叛乱削弱，也受到好战的穆斯林国家的挑战，尤其是北非的阿格拉布王朝。其结果是西西里岛在827年遭受入侵，克里特岛则在828年陷落，帝国的西部行省遭受了毁灭性攻击。虽然拜占庭的海上优势在650年左右遭受了严重的挑战，但是帝国在对自己的生存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还是保持了强大的力量。这是因为与阿拉伯人相比，拜占庭的船只更加先进，水手更加专业，木材和海军补给品的供应更加充沛。说到与西方的联络，阿拉伯人要到9世纪才严重威胁到拜占庭对地中海中部亚得里亚海区域的控制，而此时臣属拜占庭的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等城市正在建设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
拜占庭海军实力的强弱变动仅仅是妨碍它与西方交通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陆上交通被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隔断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到9和10世纪，陆地通道才因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化而重新开放。帝国与西方的疏远还有多种心理原因。在罗马帝国后期，东西方之间已经存在语言隔阂，希腊语在西方成为少数像波伊提乌斯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掌握的语言。在与查士丁尼的战争中，东哥特人刻意利用了意大利人对“怯懦的”希腊人的疑心。当局很清楚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所以在7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公开审判中，一位持不同意见的神学家被指控“喜欢罗马人、仇恨希腊人”。拉丁语在东方不再是行政事务中使用的官方语言。通过文化的融合，也因为皇帝福卡斯的屠戮，拉丁语原来在首都享有的重要性逐渐减弱。6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还能够细致地描写在西方发生的战事以及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而在之后的历史著作里，关于西方的内容只是偶尔的旁白。到了9世纪，重要的年代记作者对西方的兴趣局限于记载教宗对支持圣像破坏的拜占庭皇帝的厌恶和敌意。虽然帝国政府展示了更加宽广的眼界，试图继续履行自己在西方的责任，继续向法兰克人和叛逆的伦巴德人派遣使节和送去金钱，但是由于在东方面临更加急迫的压力，因此没有能力为西方动用足够的人力和金钱。到了7世纪30年代，根据记载，在帝国与阿拉伯人殊死格斗的关头，部署到意大利的拜占庭军队人数减少了，在出土的法兰克人钱币窖藏中也不再见到有来自拜占庭的礼物。
阿拉伯人的进攻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经济需求，而处在解体之中的西部帝国变得日益遥远和无关大体，因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人们的视野逐渐变得狭窄。拜占庭意大利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这里，本地人和外来士兵的融合造就了一个军事上高效率的社会，培养了强烈的地方认同，而他们对拜占庭的态度仅仅是因为惰性留存下来的名义上的忠诚。与世界帝国的联系被削弱并非没有益处：摆脱了统一的精英文化的压制，摆脱了单一的大都市中心那迷人且强烈的吸引力，地方文化和地方社团得以逐渐繁盛。有时候这一形势也伴随有地方族群意识的觉醒，譬如西班牙巴斯克人和非洲摩尔人的情况；在其他地方，譬如在意大利，地方文化体现为老城市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自我认同。
在罗马世界，大宗的货物和产品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运输，尤其是国家赞助的运货人，不过长途贩运只具备有限的重要性。国家机器崩溃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如此的大规模货物运输就受到种种限制。长途运输越来越依靠犹太商人和叙利亚商人，他们的专长是从东方贩运奢侈品。关于这些长途贩运商人的记载到7世纪就不多见了，不过东方的货物还是继续通过其他途径流向西方，很多是拜占庭送给西方盟友和重要教会人士的礼物或者外交礼品。它们的意义远远大于它们的数量和价值，因为这些礼物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而且也成为本地手工业者参考的样品。即便是日常用品的流通也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尽管潮流是使用各地自己生产的牛羊皮纸，在敬重传统的罗马和拉韦纳，特别重要的文件仍然书写在纸草上。
也就是说，7世纪发生的变动局限于当时已经相当有限的商业交流，而且这一变动不涉及西方非基督教地区。西班牙和北非进入了伊斯兰教的自由贸易区，由此与黎凡特发展起有利可图的贸易联系。从8世纪开始，其他地区的长途贩运也有相当规模的成长，反映出社会日益安定、人口增长、气候得到改善。在伦巴德人控制的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文献提及富有的商人，而到了9世纪，阿马尔菲、威尼斯这些名义上接受拜占庭控制的城市变成了积极与东方贸易的商业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际贸易开始蓬勃兴起的时候，阿拉伯海军开始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展示其实力，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那不勒斯等城市此时不得不与伊斯兰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包括向阿拉伯人缴纳保护金和参与奴隶贸易。到了10世纪，在阿拉伯地理学者对南意大利港口的描述中，通过观察“塔里”这一伊斯兰教徒所使用铸币在半岛南部的流通程度，我们可以判断贸易联系的广泛程度。
其他非商业的渠道对于货物流通也依然是重要的。教宗的文献经常会提及东方的圣徒遗物、服装和装饰品，其中许多是作为官方礼品来到罗马的。大量昂贵的纺织品经由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途径到达西方。西方来的使节、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试图把一件丝织衣物偷偷带出君士坦丁堡，被当场抓获。其实这种行为在当时十分流行，拜占庭人试图限制西方人这样做，以便维持这些奢侈品的昂贵价格。
所以，简单地相信皮朗的观点不足以解释地中海地区极其复杂的统一性问题。虽然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在性质和程度上都经历了变化，但却从来没有彻底中断。西方人始终知道存在着一个富裕且强大的东方，他们对东方的知识与其说是通过商人取得的，不如说是来自外交家和朝圣者的口头传述，而东方人在当时却没有太多理由对贫穷的西方产生同等程度的兴趣。来自东方的艺术品和奢侈品对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尤其是让那些从事贸易的城市有了存在的理由，从而使其稳定发展起来，给予欧洲的经济和文化惊人的影响，但是涉及的人群仍然只是少数精英。与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经济的基本性质还是农业的，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艰辛贫苦、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在西部饱受地方领主的压迫，在东部则处在包税人的淫威之下。地中海地区的地图此刻由繁多的地方社团拼接而成，这既是这一地区脆弱的原因，也是它的力量之所在。
统治方式和政府
在统一的地中海世界作为现实消失以后很久，罗马帝国不朽的观念依然存在着。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神圣的世界帝国都在意识形态上被利用来作为一种思想源泉，其发端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统治的时代。拜占庭人称自己为“罗马人”，习惯于声称自己拥有普世的统治权，即查士丁尼曾经积极追求的对整个罗马世界的统治权。西方人也依据罗马帝国晚期的传统来建立王权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过他们不得不调整世界帝国的观念，以便适应变化了的政治条件和占据优势地位的教会思想。希波的圣奥古斯丁意识到帝国已经衰落了，在他看来，帝国的重要性不如作为上帝拯救工具的教会以及由义人们组成的真信团体(“上帝之城”)。而在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一些作者认为，上帝青睐的世俗统治者已经不再是虚弱和持异端教条的罗马人，而是在日耳曼人所统治的西方，是那里强大的基督教国王。不过总的来说，西方人还是满足于模糊地承认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普世权威，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没有更加言之成理的说法取而代之，也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但以理书》里面的“第四王国”就是罗马帝国，一直要存在到敌基督来临的时候。西方蛮族王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可以由伦巴德国王罗塔里643年编纂的法律中看出来。这是一部不加掩饰的传统的日耳曼法典，不过却用拉丁文写成，其作者应该是一位担任官职的罗马人。该法典的开头是一部关于伦巴德人的简明历史以及一篇阐述立法动机的声明，言辞恳切，系借鉴查士丁尼的“新法”写成。
查理曼在800年举行了自己的加冕礼，此时的西方对自己和对拜占庭开始有着一种新的更加清晰明确的态度，而教宗也已经不再对君士坦丁堡抱有幻想。此后在西方，尽管加洛林王朝很快就垮掉了，尽管在罗马和南意大利仍然有势利的人羡慕拜占庭的国力和财富，保有对拜占庭帝国的依恋情结，但西欧的皇帝还是成了意识形态的焦点以及合法统治者。在加洛林皇帝路易二世于871年写给拜占庭皇帝的信里，两个帝国之间的竞争变得十分清楚。路易在信里声称自己拥有皇帝头衔的依据是他的品德、他的继承权、他领受的涂圣油礼，同时谴责希腊人违背正统的信仰。西欧和拜占庭之间的猜忌和敌意此时还有所克制，所以不至于发生后来十字军运动时期的那种冲突。此时双方都能够意识到彼此有着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威胁。拜占庭皇帝狄奥菲鲁斯在遭受阿拉伯人攻击时曾经写信给“虔诚者”路易，请求他的援助。而路易二世在写这封争辩性的书信时正试图与拜占庭在地中海中部建立抗击阿拉伯人威胁的联盟。
西方中世纪的行政结构完全没有拜占庭制度的那些优点。拜占庭从罗马帝国那里继承了一个完备的首都城市和一支领取薪俸的官僚队伍，并且有一整套中央政府的法律和财政体系。相对来说，西方政府的权力基础要脆弱得多，他们不得不依赖军事力量和教会的支持，不得不时常哄骗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对国王保持忠诚。拜占庭国力强盛，能够有效控制和动用自己的资源。虽然它的大多数行省很难说比西方要富裕，但是国家有办法来获得一切可以榨取的物资，以便为辉煌的宫廷和无所不包的行政部门提供财政支持。官僚体制和教育水平保证了拜占庭税收文书档案的维护，也保证了有一支领取俸禄的官吏队伍来征收帝国的赋税。国家维持着可靠的金币供应，主要目的不是刺激经济活动，而是为了让征税更加顺畅，以及发放金钱给军队和官吏更加方便。这样一个复杂严密的行政制度有很大的优势，但我们不宜过度强调高度一体化的东方与结构松散的西方之间的差异。
西欧诸王国的征税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贸易关税和各种司法收入，唯有西哥特王国得以按照罗马人的办法征收土地税。不过国王控制着大量的土地资源。伦巴德人占有着大片的地产，据统计，在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流失和对教会的赠予之后，伦巴德王室在11世纪仍然拥有意大利北部超过10%的土地。国王收入的其他重要来源包括战利品、进贡的礼品、罚没的财产、铸造货币的垄断权，以及某些法律业务和营造活动的批准权。罗马和拜占庭主要的财政支出是维持军队的耗费。日耳曼人诸王国没有这项财政负担，因为所有自由的武士都有义务在他们各自地方的公爵的率领下为国王服兵役，这也是他们得到其定居所在地土地的条件。推行这一制度需要伦巴德国王以及他们之后的加洛林国王随时对大土地所有者保持警惕，因为后者总是倾向于无情地把农民变成他们的依附民。
拜占庭国家另一个主要支撑是它在司法领域的控制力。国家不仅任命各种法庭的法官，而且罗马法的属地原则依然有效，其前提是所有的权威都来自皇帝。《查士丁尼法典》具有拉丁特色，作为其补充，皇帝利奥三世在739年或谓726年颁布简要的法典《选编》，皇帝利奥六世后来又发布具有权威性的《帝国法典》。在西方，法律从来没有像在拜占庭那样系统和规整。西方法律此时是属人的，而不是属地的，教士和本地人遵守罗马法，使用简化了的本地(“通俗”)法典，而征服他们的日耳曼人则分别遵守哥特法、法兰克法或者伦巴德法。尽管如此，这些国王还是比欧洲北方的国王更好地掌握了法律和法庭。以意大利为例，国王的官员主管着法庭，国王颁布的法典越来越受到罗马人习俗的影响。国王权威的加强得益于“叛国”和“国王的和平”这样一些概念的发展。新的法律条文使得财产的自由处理成为可能，从而阻止争斗，便利商贸活动以及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
君士坦丁堡的景象给来访的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奢华的宫廷和复杂严密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在西方，伦巴德国王以及其他国王的宫廷保留着日耳曼人的特点。出于政治上的必要，国王必须随身带着武士和侍从。不过拜占庭式的服装和礼仪逐渐在西方得到模仿，许多官员的职能显然传承自罗马官制，譬如内务大臣和公证人。对罗马传统的继承有一个生动的展示：在米兰的竞技场，国王阿吉卢尔夫宣布在场的儿子阿达洛尔德为国王。在帕维亚发生的事情具有特殊的意义：620年，国王的宫廷被固定在这里，城市各处出现了王室的寓所、教堂，甚至还有公共澡堂，其风格来自君士坦丁堡、拉韦纳和西哥特王国的首都托莱多。在伦巴德人皈依基督教后，其宫廷的罗马特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在伦巴德人统治时期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帕维亚始终是国王政府精巧的神经中枢，其权力触角伸展到王国的每一个角落。
地方政府是所有中世纪早期国王实现其权力的薄弱环节，而拜占庭国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其实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突出。由于来自外敌入侵的压力，东部帝国在7世纪不得不精简罗马帝国后期主要由文官组成的行政体制，并给予军区长官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帝国面临着外敌威胁造成的危机，因此变成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社会。军事长官在地方上掌控主要的政治和土地资源，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拜占庭出现的情况与同时期日耳曼人诸王国面对的形势相似。凭借向地方下达复杂的书面指令和派遣监军，尤其是掌控财政权，拜占庭皇帝能够更好地控制局面。意大利历史学家利乌特普兰德曾经惊讶地看到，在君士坦丁堡，军区长官在领取薪俸时可以拿到成袋的金币。即便如此，当时制度中的地方化倾向仍然成为政治和宗教冲突的一个根源，怂恿着野心勃勃的军阀发动政变和叛乱。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国家统治者与地方强人之间，权力的天平还是向前者倾斜，能干的军人皇帝建立了一连串强有力的王朝，使得拜占庭避免了西哥特西班牙和伦巴德意大利的那种命运。
拜占庭强盛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地方官员起初是按照他们的能力任命的，富有责任心，他们的职位还没有被某些家族或者大地主垄断。不过到了9世纪，地方官已经在当地植根很深，变成了西方那种世袭贵族。一些业已形成的大家族有了显赫的姓氏，其中最有权力的成员聚敛了大量的地产，把拜占庭军事和财政体制所依赖的军区士兵和农民变成了他们的依附者。一位帕夫拉戈尼亚的地主在8世纪晚期拥有48处地产，1.2万只羊；而在9世纪的这一地区，伯罗奔尼撒的一位女继承人遗赠给皇帝80处地产和3000个奴隶。封建社会雏形产生的条件此时已经在拜占庭出现，其情况与西方贵族的统治相似，即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压迫当地的民众。在伦巴德人和加洛林王朝控制的意大利，国王使用一些特定的办法有效地钳制贵族。伦巴德国王的军事声誉比他形式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而加洛林统治者则依靠忠诚的法兰克贵族，任命他们担任官员，并派遣国王的巡检官监督他们。路易二世在879年[3]去世，加洛林王朝从此进入了动荡且脆弱的阶段，豪强开始篡夺国王的权力和土地，在地方上扩大自己的权势和财富。虽然意大利的国王政府相对要复杂一些，但是仍然没有东部帝国拥有的那些有效的政治手段。拜占庭的贵族利益与帝国体制唇齿相依，他们的野心在皇帝的宫廷能够得到最好的满足，他们能够在那里获得合法的、有利可图的官职，以及对他们的地位至关重要的高贵身份。
相比之下，可以说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在长时间内就像一根折断的芦苇，地方政治有条件地维持着生机勃勃的状态。7世纪时，在罗马人统治地区存在的政治地方化问题开始扩展到日耳曼人统治的地区。与司法私人化或者封建化的法兰克完全不同，意大利生活的复杂性有助于保存法庭的公共特性、成文法以及正规的法律程序。对法律程序和书面文件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意大利百姓的文化水平远远高出西方其他地区的人民：在9世纪90年代的卢卡，法律文书上77%的证人能够签署他们自己的姓名；在900年前后，大多数意大利城镇处在地方领主和主教的权威之下，不过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居民组成的复杂团体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继续存在，为后来独立公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我们有证据相信，政治生活和公共权威发达的意大利模式比拜占庭模式更有活力，后者所维持的专制统治是以牺牲地方社团为代价的，并把政治积极性由地方转移至首都。奇怪的是，与意大利的形势明显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那里大量的财富和高水平的文化教养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上专制的政府实际上只满足于收税和维持国防，而让地方精英去管理各自城市里的市场和日常生活。
宗教与精神生活
罗马帝国晚期是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广泛传播的时代。基督教在东部的影响要大于西部，而在农村，人们大多还信奉罗马传统的宗教(基督徒所谓“异教徒”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乡巴佬”)。基督教传播之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教会拥有有效力的组织，以主教为首，以城市为基地，再就是这一信仰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具有吸引力。基督教借用了希腊哲学的词汇及其对精神生活和道德问题的见解，因此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和毫不含糊的一神论对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与此同时，基督教还成功地与多种神秘宗教竞争，赢得了大批的皈依者，他们不仅得到了获得永恒拯救的慰藉，而且在这个成员关系紧密的团体中找到了归属感。君士坦丁的皈依以及此后罗马国家之接受基督教在当时就像是晴天霹雳，而且这对教会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的。许多皈依者接受新信仰的理由不是宗教信念，而是他们的野心，希望借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政治和金钱上的好处。主教逐渐被看作帝国的官员，而教会的会议经常不得不听命于皇帝的指令。
教会新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加重了教徒之间的矛盾。在非洲，既存在保守的亲罗马派，他们认可教会新的地位，也存在顽固的“多纳特派”，他们激烈地贬低现世生活，排斥那些早年在遭受迫害时曾经叛教的教徒。另外一些争论涉及“三位一体”教义，其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教会一度屈从于皇帝的压力，接受了亚历山大里亚神父阿里乌的异端观点，即认为基督作为圣子要低于圣父。虽然这一教条在4世纪就受到教会的谴责，但是在此之前，阿里乌派神父就已经说服巴尔干地区的西哥特人接受了他们这派的基督教信仰。大多数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日耳曼蛮族在5世纪皈依了阿里乌派，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一“民族”信仰来展示他们与文化上占优势的罗马人的区别。
在东部帝国，关于基督论的争执造成了严重的分裂。正统的意见在451年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得到认可，但是反对的声音在埃及和叙利亚一直很强烈，尤其是在基督一性论的信奉者中间，他们相信基督的人性已经消失在他纯粹的神性之中。虽然这些异端活动并不单纯是政治或者社会运动伪装的形式，但它们无疑受到人们不满情绪的推动。在这些地区，希腊文化精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招致当地人的怨恨。这种抵触情绪具有政治的含义，因为在那个时代正统信仰被认为是个人获得拯救之必要，是上帝所护佑帝国成功的保证，而皇帝则急迫地希望恢复其臣民的团结，为此不得不在迫害异端派别和寻求最大限度的妥协之间来回摇摆。帝国政府寻求妥协的政策遭到了罗马教宗的强烈反对。作为西方的宗主教，教宗坚决抵制对正统信仰纯洁性的任何破坏。让局势更为糟糕的是，东部帝国和西部帝国就谁是教会首席主教的问题有着分歧，两地的关系因此日趋紧张，这是381年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给予宗主教区的地位以后一直存在的麻烦。
到6世纪，尽管查士丁尼所珍惜的普世教会理想依然继续存在着，但在现实中，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分离已不可避免。西方基督徒仍然保持着早年他们对帝国的疑虑，认为自己的信仰应当与世俗生活分离，而且比世俗生活更加重要，并且把教会看成富有战斗精神的宗教军队。这些观念因为西部帝国的崩溃而愈发得到加强，主教在此时不仅是宗教领袖，甚至还负担起世俗社会的领导责任。在东部帝国，古代世界多样和复杂的形态得到保留，教会完全不可能采纳这种把宗教与世俗生活对立起来的态度。东部教会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与世俗社会分离或者凌驾于尘世之上，因为它认为帝国是上帝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予物质世界更大程度的神圣性。西部的教会人士，如教宗格里高利一世，被迫调整思路，以便接受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他知道蛮族入侵者将会长久地居住下来，于是放弃了把基督教与罗马等同的传统思路，试图通过精心策划的传教工作，将伦巴德和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整合到基督教世界里面来。
东部和西部基督教逐渐扩大的差异不应该让我们忽视二者之间继续存在的联系和相同之处。正如法兰克朝圣者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旅行一样，东部的教会人士和艺术家也可以在西方定居下来。譬如来自圣保罗家乡塔尔苏斯的西奥多，他先是在罗马当修士，后来被派往坎特伯雷担任大主教。在整个7世纪和8世纪初，主导罗马宗教和知识生活的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在中世纪早期，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出现了圣徒传等多种类型的基督教文学，通俗基督教文化还以宗教游行、圣像和圣徒遗物等形式表现出来。在那个简朴的时代，人们对神圣的渴望需要有可触摸的记号。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主保圣人都被尊崇为城市的庇佑者。宗教礼仪日趋完美，令人印象深刻，教堂等宗教场所为人们所精心布置，成为集体虔敬的表现形式。
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教会显然都争取更大的同一性。由于阿拉伯人攻占了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东部教会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权威。在4世纪和9世纪之间，一系列大公会议决定和颁布了东部教会的教义和纪律。由于大公会议的立法、教宗权威以及教会法的发展，西部各地传统的差异逐渐缩小，各地教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都获得了更加完整界定的治权。
类似的趋势在修道制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修道院原本是最激进和多元化的宗教生活领域。最早的修士(“隐修者”)不过是虔诚的平信徒，他们的意图是通过远离尘世诱惑来履行基督关于清贫、克己的命令。修道运动始于埃及，早年的旷野教父，譬如圣安东尼，拥有数以千计的追随者。多种多样的修道团体很快出现了，有的坚持原来的个人隐修生活方式，有的组织成修道集体，由一位长老来领导。在4世纪和5世纪，修道制度迅速由埃及向北扩散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向西扩散到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试验修道方式的活跃气氛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圣人，其中有些人因其简朴的生活或所提出的朴实可信的建议而获得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譬如柱头修士西蒙，他在大马士革附近一根石柱上待了三十七年。总的来说，修道生活逐渐重视更加温和的方式。学者、卡帕多西亚的圣巴西尔提倡修道纪律，他提出的修道规则后来成为东正教修道传统的标准模式。
修道制度很快就被西部教会接受，不过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元老院成员在罗马的住处和他们的地产上设立修道院，离家修道成为时尚的贵族运动。一些主教为自己教堂的教士建立修道院，他们认为修道是值得提倡的基督教理想，有助于抗衡世俗风气对教会的侵蚀。图尔的圣马丁曾经是一个军人，他和其他一些修士在传教活动中扩大了修道运动在西方的影响。然而许多建在汝拉山中以及里维埃拉海岸边的修道院，在具有个人魅力的创立者去世以后，并没有留下永久的影响。高卢地区的修道传统以严苛的纪律为其理想，这一传统后来成为爱尔兰和凯尔特不列颠教会组织的基础，在那里结出丰硕的果实。人们一直在探寻将秩序、安定与灵修热情相结合的方法。在这方面，约翰·卡西安的著作为努西亚的本笃所借鉴，他设计出了具有建设性和想象力的修道规章。这部规章对西方教会的影响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本笃为组织严谨的修道团体设计的蓝图成为拉丁西方修道制度的范式，要求修士遵守一套井然有序的祈祷、劳作和学习的日常规程。本笃在卡西诺山建立的修道院于577年遭到伦巴德人的洗劫。虽然这位圣徒的名声因为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所写的传记而广为传播，但是他的规章并没有在此时为罗马的修道院所采纳。格里高利自己也是一位修士，他大大扩展了修士的职能，任命他们担任教宗手下关键的行政官员，并派遣他们执行重要的任务，譬如由奥古斯丁领导的在英格兰的传教工作。这位奥古斯丁是教宗自己的修道院里的成员。
在整个西欧，堂区教士需要面对传教和教会改革这些艰难的工作，而罗马帝国城市生活的崩坏使得他们在道德和物质资源上都难以胜任，因此教会开始越来越倚重修士。这一形势也削弱了修道文化中的贵族色彩。出身名门的卡西奥多鲁斯在维瓦里乌姆创办的富有学术和教育特性的修道院出现得比较晚，是贵族修道传统的代表。修道运动这一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简朴、大胆和积极进取的爱尔兰修士。在伦巴德人控制的意大利地区，修道院的发展起先遭受了阻碍，因为伦巴德人认为基督教会是政治上不能信任的“第五纵队”。到8世纪，修道院才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国王和公爵的捐赠支持了一些伟大的本笃修道院的建造，包括法尔法、阿米亚塔山、诺南托拉、卡西诺山的修道院，它们都成了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拜占庭的修道制度始终要更加接近最早在埃及形成的模式，即平信徒的虔敬运动，其中出现的圣徒赢得了广大乡村居民的支持。不过到了6世纪，这里也有一些与西部情况类似的发展：修道院开始在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帝国和大公会议的立法试图让修道院更有秩序和接受更加一致的制度，慷慨的捐助造就了一些富有的修道院——譬如查士丁尼在西奈山上建立的巨大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拜占庭的修道传统具有简朴的特色和草根魅力，这使得它在国家遭受阿拉伯人入侵之后能够存活下来，其力量甚至有所加强，尤其在主教的权威因为城市的衰落受到削弱的情况下。修士是虔诚民众的代言人，在抵制伊苏里亚王朝圣像破坏政策的运动中，他们很快就冲到最前沿。他们坚决地保护圣像，为此遭到残酷的迫害。843年，拜占庭帝国最终对圣像破坏政策进行了谴责，修士的声誉随着保护圣像运动的成功而更加显赫。对修道院的捐赠有了惊人的增加，尤其是对那些新近流行的、包含个人隐修小屋的修道院。到10世纪，国家开始警觉修道院财富导致的弊端以及修士众多所招致的人力和税收流失，因此开始对修道院的发展进行限制。900年前后，拜占庭修道院的发展有了两个新的变化：一是更加注重学问和书籍抄写，以君士坦丁堡的斯图迪昂修道院为典型代表；二是修道院在整个拜占庭教会领导层中的影响增加。9世纪以后，修士担任牧首的情况越来越多，他们成为教会内部“激进派”的中坚力量，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政府对教义和教会纪律的干预。
9世纪后期，教会在西欧和拜占庭已基本奠定了其在未来数百年中的角色基础。在西欧，教会的财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以至于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认为是在教会的手里。平信徒之保护人对教会也是一种危险，这些贵族篡夺教产，将主教区和修道院置于自己家族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教会也有几项值得一提的成就，包括确立了基督教的王权观念，建设了永久的教育和学术中心，逐渐规范了宗教用语。最重要的是，教会把自己塑造成了特色鲜明的精英组织，其制度和礼仪的用意是引导人们获得拯救。
在拜占庭，虽然战胜圣像破坏运动以及在巴尔干地区的传教使得教会的声誉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仍然有限。拜占庭人一般都有虔敬的信仰，不过平信徒和教士之间的界限却不是那么清晰，君权神授的说法并未遭到质疑。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流仍然被认为是得救的可能途径，恰如神秘主义传统所表述的。也就是说，个人获得拯救并不被认为是只有教会才有资格关注的问题。
西欧和拜占庭教会的观念差异在9世纪以后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两个教会分裂的直接原因包括：罗马要求得到普世教会的首席权；双方争夺对东欧新近皈依基督教地区的管辖权；对宗教礼仪有不同意见；西欧教会坚持要在信经中加上“及圣子”这一内容；以及个人之间的误解。双方的冲突有时候得以化解，通常是因为教宗需要得到拜占庭的政治支持。然而教义和纪律问题上的分歧一旦引起公开的争吵，对抗的氛围就会出现，并最终导致了1054年的分裂。
基督教是促成中世纪早期那些重要变化的原因之一。古典理想强调的是理性的自满和自信，而中世纪却改而强调个人在他无法掌控的超自然力量面前的无助。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把他的朋友阿利比乌斯描写成古典理想的化身，谈及在观看了一场角斗士表演以后这位朋友如何屈从于卑劣的嗜血冲动，并以这种“倒退向邪恶的反向皈依”证实了谦卑和神恩的必要性。中世纪出现的上述变化反映了在罗马帝国后期已经开始的一种趋势，即比较科学理性的观念让位于日益为民众接受的对彼岸和非理想力量的向往。一位具备那种完全古典风格的历史学家，譬如普罗柯比，很难真的相信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是魔鬼。虽然古典的宇宙观，譬如托勒密的学说，在中世纪继续为人所知，但是没有基督教的宇宙理论那么受人欢迎，后者在平直写实的同时还富含寓意。6世纪时，亚历山大里亚有一位名叫“印度的科斯马斯”的商人，他写过一部《基督徒的地理学》，把世界描画为摩西的帐幕，地球是其基础，而天国则被包围在其拱状的顶端。
中世纪早期的世界观把人看作神意的工具，认为人类可以被划分为含、闪、雅弗的子孙。“异教徒”的胜利，不论他们是穆斯林还是日耳曼蛮族，都被解释为上帝对基督徒罪过的处罚。历史被解释为上帝意图通过人的行动在世界上的展开。与基督之道成肉身以及最后审判的终极目标相比，人的行动被认为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大约在250年，圣西普里安写道：“受审判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仍然急切关注着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圣经》里面的预言让他们相信，基督的再临是即刻就要发生的事情，而6世纪和7世纪加深的危机又巩固了这样的看法。教宗格里高利一世认为伦巴德人的到来预示着世界的末日，而当哈里发欧麦尔在638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地的牧首宣布，先知但以理预言的可怕破坏已经来临了。这样的威胁来来去去，让人们始终意识到末世的存在。在10世纪，即使在拜占庭帝国处在其巅峰的时候，人们仍然普遍地认为世界的末日并不遥远，对尘世前景如此牢固的悲观看法无疑会延缓发展。重要的是，这种世界末日论还没有发展为千禧年的观念，即中世纪后期人们预言和期盼千年和平与繁荣的到来。在中世纪的社会关系等级结构中，人人都有自己应得的地位。这种社会关系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而对权威的服从则被看作《圣经》教导人们接受的义务。
教会的作者是中世纪舆论的主要塑造者，也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价值观的唯一途径。他们蔑视物质世界，肯定修道院所代表的克己忘我。他们使用《圣经》和教父的文献来证明妇女是诱惑和内心冲突的来源，古罗马社会和日耳曼社会根深蒂固的妇女歧视传统因此得到了加强。9世纪历史学家阿涅卢斯谴责结婚教士的理由是妻子变得好争吵和专横霸道，“她们因为罪过变成耶洗别，因为背叛变成大利拉”。其实真正握有权力的只是少数贵族妇女、女王和修女院院长。古罗马社会对妇女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认可要高于日耳曼人。后者认为，在法律上，妇女从出生到去世都从属于自己的家族。教会对家庭法的影响对妇女有更明显的益处。教会法禁止纳妾和离婚，并把婚姻抬升为一个更加严格规范的制度。
和所有传统社会一样，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十分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在受日耳曼影响较深的地方，譬如伦巴德人控制的意大利地区，远亲关系也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家庭成员在战争、司法纠纷(包括家族间争斗)和经济活动中有相互支持的实际需要。当中世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复杂之后，封君封臣关系等新的社会关系逐渐出现，核心家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高度个人主义的拜占庭社会，小家庭历来是基本的生活单位。
虽然崇尚物质和享乐的行为与基督教价值观是完全矛盾的，但是这些情况的确出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里面。尽管受到教会的约束，皇帝和国王，譬如拜占庭的利奥六世，还是会豢养情妇。修士，譬如历史学家“执事”保罗，也会得意地讲述自己平信徒祖先出众的武艺。许多基督教作者对淫乱故事和妓女表现出好色的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处处流露的对宝物和财富的迷恋。这在那个贫困和饥荒主宰着人们生活的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学问、文学和艺术
在整个中世纪早期，无论是在拜占庭还是在西欧，学者和作家都把仿效古代文学精品和教育模式作为自己的目标。虽然单纯从古典传统之脆弱存在这个角度去看中世纪早期的文化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知识分子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误导作用，因为这很容易忽略这一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成就，尽管那还仅仅是有限度的成就。而且我们因此还容易忽略现在已经几乎完全丢失的、庞大的口述文化传统。
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文化生活具有惊人的包容性和活力。地中海大多数地区此时还保留有一定程度的安定和繁荣，元老院贵族还继续在追求理想化的闲暇生活，其内容包括创作和抄写传统的世俗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帝国的基督教化意味着新文学种类的产生，譬如神学、圣徒传以及教会史，而其中具有最持久生命力的成果是礼拜中使用的情感丰沛的对话，无论是在拜占庭还是在西欧，宗教礼仪中的对话此时逐渐开始具备中世纪丰富多样的形式。在4世纪，教会对待古典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曾经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古斯丁提出的比较温和的观点占了上风。他的看法是，异教徒文化如果受制于《圣经》权威，并为基督教信仰服务，那么就可以得到容忍。在东部，该争论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因为这里在此前已经经历了更加彻底的基督教化。查士丁尼在529年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院。他的意图不是为了清除某种威胁，而是以此推进他建立更纯洁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把已经是少数的异教徒学者排除出去。新柏拉图主义是罗马帝国后期哲学的主流，早已被吸收到基督教思想里，譬如6世纪出现的那些以伪狄奥尼西为作者的著作就认为，宇宙是一个等级结构，源自上帝。这些著作在东西部都有很广泛的影响。在教育方面，古代常见的课程安排由拉丁文学家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在他的一篇作品中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借助该文传播到中世纪西欧，即卡西奥多鲁斯提倡的“七艺”。
西欧文化在5世纪经历了一些挫折，也有一些进展。通过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书信和诗歌，人们可以看到他对身边缺乏欢乐的世界采取鸵鸟式的拒绝态度，将自己深埋在本阶级传统的乐趣和优雅之中，也就是专注于刻意雕琢的文学风格。西多尼乌斯在去世的时候(489年)已经成为一名主教，而直到6世纪，在高卢地区从事文学和教育活动的人也仅仅局限于几位贵族出身的主教和少数修道院里的修士。意大利社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了军事化，但是其文化活动仍然变得日益狭隘和缺乏原创性。波伊提乌斯的重要哲学和科学作品不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更具有代表性的是神父阿拉托尔改编的韵律化的《使徒行传》，以及作为官吏的卡西奥多鲁斯所写的风格华丽、内容空泛的书信。意大利的高雅文学在哥特战争以后就几乎完全消失了，由此可见其脆弱单薄。
在拜占庭，古典文化传承的断裂要来得更晚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6世纪的中期和后期仍然有按照古典传统写作的历史和其他著作，大批帝国的官僚仍然凭借所受的教育获得职位。文学创作还扩展到平民中间，出现了更加通俗的历史和宗教作品，譬如更多谈论地震和其他吉凶征兆的马拉拉斯的编年史，以及那首必须站立咏唱的奉献给童贞圣母的赞美诗。但6世纪后期和7世纪的外敌入侵也导致了文学作品种类大大减少、质量明显下降。在意大利，世俗教育和赞助文学活动的制度崩溃了，除了教宗格里高利一世的各类著述，我们几乎见不到别的作品流传下来。格里高利曾经担任过城市的行政长官，完全有能力使用古典修辞学家的风格写作，但是他的神学著作和《圣经》评注与他所处的时代更加匹配，促成了奥古斯丁宗教思想的通俗化。他的《对话录》记录了圣徒的言行事迹，将意大利的圣徒和殉道者描绘成简朴的上帝信徒，直接以乡土气十足的语言来吸引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本笃倡导的修道制度对欧洲北方文化活动的持续和振兴贡献巨大，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对8世纪以前的意大利却影响甚微。意大利-希腊修士在罗马和南意大利推广希腊语知识的贡献也同样重要。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似乎是在平凡的、不幸为人们所忽略的人群中间维持着。一些学校应该还继续存在着，否则很难理解平信徒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读写能力，以及一定数量的公证员和其他法律人士的存在。主教座堂的教士会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致力于维护本城市和本教区的传统。大多数流传下来的著作是由这些教士写作的，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学者。9世纪的意大利看起来在逐渐地复兴，北部的米兰和维罗纳等主教城市成了活跃的文化中心，而在南部则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求知氛围。
基督教西欧文化地图上最明亮的板块是西班牙，其教会得益于大量涌入的非洲修士和学者，以及国王在皈依基督教信仰后与之密切合作。主教在教会会议的立法活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守护者。这些主教中最活跃、著述最多的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他众多的历史、神学以及其他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编写的百科全书《语源》(Etymologies，二十卷)。该著作对古典学问做了简要的概括，在中世纪广受欢迎。伊西多尔和其他学者的成就创造了一个活跃、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它在阿拉伯人数百年的统治后仍然存活着，并且对整个欧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具活力的文化生活出现在黎凡特和西班牙那些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那里保持着高水准的希腊科学、哲学和医学研究，古叙利亚语文献在其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伊斯兰教文明的丰富多样和国际化色彩来源于其接纳的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传统，也归功于穆斯林社会的繁荣和秩序。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艺术和文学的成就辉煌耀眼。伊斯兰教文化也有自己原创性的因素，譬如大量阿拉伯语诗歌。作为《古兰经》的语言，阿拉伯语拥有令人尊敬的地位。
处境困难的拜占庭帝国在文化发展上也道路坎坷。与西欧相比，这里的世俗教育还有相当的规模，仍然是人们获取官僚职位必需的关键步骤。古典希腊文的作品继续在这里被人们学习和抄写。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在7世纪和8世纪，能够读写的民众有明显的减少，文学作品的产量也下降很多，特别是古人青睐的许多世俗文学品种。尽管更加便宜的书写材料逐渐得到推广，即纸在逐渐代替牛羊皮，而且书写的字体也变得细小精致，但书籍仍然是珍贵稀少的东西，只有最富裕的读者才买得起。一部四百页手抄本的价格大致相当于一位高级官员半年的薪俸。拜占庭文化生活的发展受到了两个特殊因素的影响。一是行省文化生活的崩溃，君士坦丁堡不仅是帝国的文化中心，而且吸引了各地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另一个因素是教会积极地参与教育活动，譬如君士坦丁堡斯图迪昂修道院在教育上的作用，不过此时兴办牧首学院的计划已经被放弃了。世俗文化和教会文化的交融促成了新文化的产生，在9世纪以两位杰出学者为代表，他们见证了这一时期文化和研究活动的恢复。其一是哲学家利奥，他在哲学和数学领域有许多著作，并设计和建造了一套光学的信号系统把首都与帝国东部边境地区联系起来；他在担任君士坦丁堡哲学学院的院长之前，是塞萨洛尼基的大主教。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伟大的古典学者佛提乌，他在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是帝国的文官。
无论是在使用拉丁文的西部还是在使用希腊文的东部，文化的衍变都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学术的受众在两地都有急剧的减少，两地的文学创作在6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之间都遭受了一场危机。不过基本的学校教育延续下来了，重要的文献也得到了保护。与欧洲北部的修道院相比较的话，其世俗文化内容仍然是相当卓著的。
与文学一样，艺术也试图坚持古典的模式，但是实际情况是，艺术品的质量在衰败，数量在减少。尽管如此，艺术品外表的质朴往往掩盖了其复杂的象征意义，而且与自然主义的脱离甚至在今天也让我们感到了亲切的吸引力。创作意图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在罗马帝国后期就已经发生了。由于经济困难，旧建筑上的柱头和其他材料被拆下来用于其他建筑之上。国家大笔的工程开支意味着私人赞助不再那么重要，而国家支持的纪念碑式建筑艺术则试图向臣民展示统治者的伟大。基督教的传播推动了宗教礼仪所需要的精美服饰和器具的制作，也促进了辉煌的教堂建设。在等级日益严密的社会氛围里，古典时代体现人物个性的现实主义风格逐渐让位于呆板饱满的面部形象，艺术家开始理想化地强调所刻画人物的尊贵和地位，譬如元老院成员委托制作的双连雕刻画，以象牙为材料，在上流社会用作拜访时用的名片。其他形式的艺术在同一时期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壁画、镶嵌画、圣像都日渐普遍，成为向各阶层信徒传递基督教教义的手段。到500年前后，圣像的品种已经齐全，形成专门的圣像系列。
在西方新的、富有的日耳曼统治者那里，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对墓葬和隐藏财宝的洞穴的发掘，我们发现了奢华的珠宝、武器和体现军事贵族生活方式的装饰品。在蛮族的北方流行的是抽象的几何图案，而欧洲南部则更多带有古典风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许多奢华器物都是罗马工匠制造的。
相对繁荣和安定的东部在5世纪和6世纪出现了十分丰富的艺术风格，它将平民化了的古典传统艺术与流行的地方性格调相融合，表现为更加浓重的装饰性。最具有鲜明的原创特色的作品来自查士丁尼时代的都市艺术，譬如圣波利克多教堂的柱头，圣索菲亚、圣塞尔吉乌斯、圣巴克斯教堂的圆顶建筑。与此同时，高水准的自然主义传统也延续着，譬如君士坦丁堡皇宫中覆盖地面的镶嵌画，以及在古典风格场景中描画大卫形象的餐具等。
6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动乱使得西部的艺术创作陷入了危机。在拉韦纳这样的重要中心，建造豪华大教堂的活动在查士丁尼的统治结束后就停止了，此时珠宝和雕塑的制作也变得土气和简陋不堪，教堂则大多盖得又小又简单。即便在罗马也是如此，尽管来自东部的艺术原创性影响十分强烈，而且教宗也努力赞助宗教建筑以维护这一朝圣和教会管理的中心。这个时期建造的绝大多数教堂是由世俗建筑物改造而成的，譬如圣安德里亚诺教堂(原来的元老院)、圣马利亚古教堂(原来的卫队兵营)、圣马利亚圆顶教堂(原来的万神殿)。
动乱在东部出现得要更晚，不过程度也更加严重，由外敌入侵所造成的伤害又因为毁坏基督和圣徒圣像的运动而加剧。圣像破坏运动的迫害之风在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远比在帝国的西部省份要厉害。不过即便在首都，一些关于世俗人物且格调轻快的画像还是被保留了下来。843年，圣像破坏运动最终被挫败，此时大规模的宗教艺术活动才得以恢复。在9世纪的后半期，重新装饰圣索菲亚教堂等宗教建筑成为一场盛大的活动，紧接着又出现了手抄书籍出版和仿古典象牙雕塑制作的振兴。随着这场马其顿王朝的“文艺复兴”的到来，拜占庭艺术终于发展出自己的体系，包括特定的装饰图案、设计程式、圣像学说。这一特定艺术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后期罗马帝国，但是在本质上构成了后来日益僵化的拜占庭艺术的基石。
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此时也出现了艺术生活复苏的迹象。来自东部地区的影响在罗马及周边地区起到了刺激这一复苏的作用，譬如希腊工匠的贡献就可以在教宗约翰七世(705—707年在位)委托制作的艺术品上看到。这方面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在米兰以北的塞普里奥堡，那里的“城外”圣马利亚教堂的壁画具有鲜明的拜占庭艺术风格。虽然其制作时间很难确定，不过很多学者认为，其中一些圣像的场景透露出它们可能是拜占庭艺术家绘制的，在伦巴德王国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被派遣到了那里。
对艺术的主要影响还有本土的因素，即来自本地持久的传统。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在意大利北部和高卢南部继续制作古典风格的雕花石棺，以及常见的罗马建筑技术继续为人们所用。伦巴德王国的艺术风格与拜占庭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国王利乌特普兰德以及其后诸国王统治时期成规模的建筑工程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包括布雷西亚宏伟的神圣救世主教堂，而在奇维达莱的山谷圣马利亚教堂墙上，人们能够看到精美的粉饰画。在卡西诺山和诺南托拉的修道院会，因其重要地位能够给予艺术品制作更多的赞助，尤其是带有装饰的手稿文本。罗马传统在延续，而且富有的修道院和愿意赞助艺术的主教数量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加洛林文艺复兴”所造成的创作冲动只在意大利有显著影响。不过在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边远地区，譬如在蒂罗尔的一些教堂，包括纳图恩斯的圣普罗克洛斯教堂，也有漂亮的壁画。在罗马，加洛林王朝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促成了教宗在9世纪初大规模地赞助艺术和建筑项目，而圣普拉塞德大教堂里的圣芝诺小圣堂是这些赞助活动的最完美体现。在初期罗马式建筑的最早范例里，意大利艺术振兴的本地因素十分明显，但是拜占庭的影响仍然强烈。纪念圣马可的第一座教堂是830年左右在威尼斯建造的，以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为样本。
在地中海地区西部的其他地区，艺术活动经历了更大的起伏和波动。西班牙在经过西哥特人的统治后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艺术，只有一些个人的珠宝以及像国王雷塞斯温德华丽的许愿王冠那样的作品，后者是1859年在托莱多附近瓜拉萨尔一个埋藏财宝的地方发现的。罗马传统的顽强留存还可以在莱昂王国被发现，如9世纪建造的一些早期罗马式精致教堂，有奥维耶多附近的洛斯普拉杜斯的圣胡利安教堂，以及纳兰科的圣马利亚教堂等。此外在西班牙北部还有一些“莫萨拉布”风格的教堂，其中的一些东方元素是那些逃离伊斯兰教迫害的难民带来的。
基督教西班牙艺术的前景在此时已显端倪，但是与南边倭马亚王朝统治地区产出的精彩艺术品和手工业品相比，依然显得粗糙和土气。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代表着那个地区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在785年开始建造的，能够容纳5500个信徒。在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区域，最奢华的艺术出现在繁荣的伊斯兰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阿拉伯人最早征服的那些地区，古典晚期的传统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恰如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所展现的那样。不过由于《古兰经》对偶像崇拜的禁止，那里的艺术很快就转向与自然主义风格完全不同的方向。
新时代来临前的地中海地区
在某些方面，地中海地区在900年的时候的确降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以来的最低点。海洋在此时不再是巨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联系通道，而是成为分离拜占庭帝国、伊斯兰教地区和西欧地区的屏障，这三个区域相互的关系基本上是不友善的。在西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向北方移动，那里出现了新开发的疆域和市场，而南方的生态和气候都有恶化。
就地中海地区总体的情势而言，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到900年，新的政治地理已然在这里形成了，而且一直持续到1453年，即分裂倾向一直在增强的伊斯兰世界，和被称为“新罗马”的拜占庭，以及西欧的诸王国。伊斯兰世界此时已经失去了早年向外扩张的冲动，分裂成一些较小的国家，其中许多有着昌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马其顿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恢复了稳定，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并在巴尔干和东方开始重新征服失去的疆域。拜占庭的艺术和文化振兴也反映出帝国重新强调罗马和希腊传统的自信。帝国此刻正要进入其最强盛的时期，不过将在日后瓦解其中央集权结构的力量也在形成，这一力量最终导致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封建”割据。
西方这时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已经有一些富有生命力的迹象，并且在后来把濒临地中海的南部重新建设成了欧洲最有活力的地区，使之成为与东方和南方富有成果的接触和交往中心。基督教帝国的理想由加洛林王朝确立，并持久地对人们的心态产生影响；这一理想的基础是受到教宗越来越有力控制的、日益具有西方特色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西欧南部各地的经济都有所恢复，人口也有所增长，并因为与北方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而获益。南部过去曾经遭受过蛮族入侵的打击，不过在这个时期却躲开了蛮族的攻击，并且在商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贸易活动的中转站。南部的朝圣地，如罗马和孔波斯特拉，吸引了大量朝圣者。
当法国南部还停留在动乱和落后状态中的时候，基督教西班牙却已经开始形成有利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条件，其动因是大量涌入的难民和冒险者，以及借助袭击穆斯林地区获得的大量金钱和战利品。不过真正显示出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是意大利：其人口逐渐复苏，同时还对地产进行了效益良好的分割和管理。此外，教会财产被出租给善于经营的人，教会和城市市民积累的资本则被投资于土地。随着土地市场的发展和货币地租越来越普及，需求和货币流通的增加又刺激了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米兰此时在其城墙之内已经完全都市化了。在一系列事件，譬如924年克雷莫纳市民反抗其主教的起义中，人们可以窥见城市市民的活力和集体意识。
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地下”的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政治解体和社会动荡这些负面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古典遗产被保留下来，譬如拜占庭沿用的罗马法和行政体制，伊斯兰世界继承的古代科学和医学，意大利长期坚守的城市生活传统。中世纪早期不仅是勉强生存和痛苦转型的时期，同时也有其创新的成就。地中海地区的三种宗教在各自的结构和信仰的氛围里取得了各自成熟的形式。在虚弱的中央权威造成的分权状态中，地方的贸易和政治、文化活动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和伊斯兰世界。古代社会的强化结构被打破了，新的制度获得了持续的生命，社会群体获得了更好的适应能力，新的共同体富有活力。这些因素汇聚成的力量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面对好时机所带来的新挑战。
[1] 英文原版误作695年。——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 英文原版误作586年。
[3] 英文原版误作875年。大事年表亦误，不再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