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庶民的君子观

闻继宁

（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三千多年的君子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孔门儒学对“君子”一词做了详尽的阐释，将其归结为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奉为儒文化之圭臬，在其后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随儒文化大一统格局的巩固与发展而代代相传。今日之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之梦，就必须对古代君子文化进行“扬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精神文化领域发扬光大新君子之道，以为民族振兴所用。尤其要大力倡行积极进取的平民化的君子观，使得君子理念深入人心，其德其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然而，面对如今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形态，如何使古代君子之道有效地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钱念孙先生提出要广泛开展“新君子文化运动”，我十分赞成。这一提法的关键在于传统君子文化形态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革故鼎新，但又不断其血脉失其根底，归根结底是一种传统优秀文化的转型。正如“新儒学”的出现一样，在历史上是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更新的。

一、用改变世界的眼光审视传统君子文化

君子文化作为古代农业社会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孔门儒学的论述可谓精要周全；但在对待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由于中国古代的君子大都出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志向远大，仁义兼备，修养充分，文质彬彬，或高居庙堂，或隐于朝野，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而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以及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儒家君子学说在总体上是不屑一顾的。最能反映君子文化中面对物质世界的较为积极的提法是《易传》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综合各方解说，其基本意思只是“顺应天道”，告诫人们要努力地去“恭顺”自然，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行事。至此我们是看不出其中有勇于改变物质世界的意思的。下面，我们不妨通过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儒教的分析来考察这个问题。

韦伯对儒教的认识基本上是通过对“君子”的分析而展开的，他以“君子理想”为名，用了两节的篇幅来探讨儒教的特性。最后他得出结论：儒教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恭顺的，而“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和平主义的理性主义”。（他还引用清外交官陈季同的“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的话来加以说明）在分析了儒教的“君子理想”和比较了儒教和欧洲清教徒的理性态度的异同之后，韦伯指出：“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清教徒和儒教徒都是‘清醒的’。但是清教徒理性的‘清醒’乃建立在一种强力的激情上，这是儒教所完全没有的——亦即对支配世界的渴望。”[49]

且不说韦伯的观点是否能为我们接受，单就他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进行考察的角度和方法，就使人觉得新奇，这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以西方学者的眼光，立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依据文明发展的现实，在深入研究中国宗教史的基础上，将儒教文化与对近代欧洲文明进程有重要影响的特定对象——基督新教——进行配对比较，从而提出了尖锐的接近于两种文化本质的见解。尽管那时的韦伯对中国的研究还存在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不识汉字、未到过中国等等。

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古代君子文化。对“君子”概念做出最详尽解释的是《论语》，约15000多字的著述，竟有100多处说到“君子”。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面几乎全是关于做人和对待世事的道理，而没有什么涉及改变世界和支配世界的内容，应该说这是君子文化中消极的一面。相反，通过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的考察，不难看出清教徒的观念体系包含着大量的改变世界和支配世界的主张。正因为这种特性，基督教新教的产生才能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参考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在儒学中是决然看不到这种理念与实际的联系的。儒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等思想在根本上是讲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和谐。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等思想虽很有价值，但其前提仍是“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不但不能胜天，相反“人之命”仍是由“天”决定的。至于在理论指导下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儒学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命题，君子们自然也就不必去言之行之了。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应当承认，传统君子文化作为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儒家核心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在其观念体系中很少有关于人们改变物质世界的成分。对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都有尖锐的批评，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没有“思辨哲学”，只是讲了一些社会人伦方面的“常识道德”，不能为人类改变世界提供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因而对于科学的发展毫无价值可言。而西方哲学不仅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也通过哲学研究去获得科学方法和创造精神，去指导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当然，中国的学者们出于爱国动机和民族尊严，不免会对这类指责做出激烈的反应。恰恰是被看作文化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站了出来（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反倒说“科学精神在中国几乎没有”），他以“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为题，强调存在于儒家文化中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然主义的传统、大胆怀疑和假设的传统、看重知识的传统、靠证据思想和研究的传统”，直至形成“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传统”。（《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572页）然而胡适的论证却很勉强，只是一些零星的观点，无法形成逻辑严密的论证体系，儒家文化中积极改变和支配世界的精神依然未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回首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君子文化在这方面的不足。今日要弘扬君子文化，就必须推陈出新，赋予其新的内涵，这就是勇于面对世界和努力创造世界的精神，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君子理念。如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制天命而用之”等儒家千古名句进行现代意义的诠释，强调其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在解决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放眼当今的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如果在精神层面上有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君子文化理念的支撑，则是我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之大幸。

二、从百姓生活中去弘扬君子文化——从“君子不器”谈起

对孔子所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李泽厚先生的直译是：君子不是器具。（《论语今读》第61页）国内大多数的研究都根据朱熹所注，解释为：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作用仅限于某一方面，而应该多才多艺，能适应多种需要，继而达到天道的要求。

再来看看韦伯先生的理解。他理解的“君子不器”，仅仅停留在“书法娴熟、文体优美、一切皆以经典为准”的文学层面上，这只是后世科举取士的标准，不是孔子主张的最初的标准。孔子强调的君子理想是由从周朝的六经和六艺的教育中获得的。孔子的七十二弟子都有六种基本才能，包括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技术）、御（驾驭马车的技术）、书（书法）、数（算法，即今数学）。可见，除了文学，还有道德、美学、军事和数学等科目的教育，可谓农业社会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

韦伯又指出：“‘君子不器’这个根本的理念，意指人的自身就是目的，而不只是作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在完整教育之下，儒教的‘君子’所赞同的是一种教养的身份理想，而与以社会为取向的柏拉图式理想恰恰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奠立于城邦的沃土之上，并且以人能精通一艺而实现自我的信念为出发点。儒教的理想与禁欲的基督新教的职业概念之间，甚至存在着更强烈的紧张性。”[50]

这表明韦伯对“君子不器”的理解是以职业教育为基点的。在他看来，“君子不器”意味着对职业的专门化的排斥，是“以一己的修为为目的，而不是以一己为达成某一功能目的之手段”。君子是各方通达的通人或达士，他排斥像专家——尤其在利益的追求上——这样一种低级的角色。儒家的这个立场，阻碍了官僚体系功能的专门化，也阻碍了需要专门化的经济企业朝向理性化的发展。这与清教徒的立场——以一专门化的天职来服侍上帝的意旨以转化这个充满生灵罪恶的世界——形成尖锐的对比。[51]

按照中国学者的一般理解，君子所奉行的人格信条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君子不器，是要摆脱形而下的器物的束缚，以形而上的“道”为最高目的，通过掌握多门知识和高端技艺，将自己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升格为“修己”的实践，以济天下，从而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而绝不能囿于器物层面，被器物所异化，从而成为低端的专门人才，那样便只能永远停留在“形而下”的认知层面，是无法与天道合一的。至此可以看出君子文化对“器”的轻视：因生活所需不能不要“器”，但又因理想所需必须通过“修己”摆脱“器”的束缚而达到“天道”。如一味囿于日常生活琐事，便无法成为君子。

在古代社会，掌握多种高端技艺（琴棋书画、骑马射箭等）的只能是贵族、文人和士大夫，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这意味着君子的理想人格只能是高层次的通才而非从事俗世事务的专才。于是，君子便只能在社会上层小批量地产生，逐步成为统治阶级队伍的成员。韦伯在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时曾一针见血地说：“君子不器”的思想是儒家精神的核心——因为道德的理想是在于一个人成为“怀德”的君子，而不是注重于专门的或实际的技能的培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擅长某种专门技艺而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与人文修养者，就不是儒家所说的“君子”。由此而引出的则是儒家排斥专业分化与职业化训练，诸如有关获利的经济学思想则更在排斥之列。一些现代学者如杜维明等人也认为，《论语》对真正的人性的阐释工作，正是从承认“君子不器”开始的。他们（儒家）认为专业化是有局限的，只能受到特殊技能训练的专门家在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是目光短浅的，他会变得比一件工具或是一样器皿好不了多少。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儒学的发展，直到明代王阳明学说的产生，“君子不器”理念的弊端才得以在儒学内部获得一定程度的纠正。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阳明的学生王艮提出的著名命题：“百姓日用即道”。这一命题直接把“道”由天上拉回到了人间，其意义十分重大。这意味着，并非只有达到通才标准的上层人士才能成为君子，由于社会分工而形成各行各业的普通从业者也能通过自己专门化的劳动达到“道”的境界，因此也能成为君子或者圣人。这堪称是儒学理念的一次革命性转变。

据此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要弘扬传统君子文化，就应当对“君子不器”的“高大上”的和职业偏见等弊端进行必要的批判，认真汲取王氏师徒的平民化思想，使“君子之道”成为与普通百姓相关的理念，从而使得人人可以“修己以成君子”。如是，则君子之德在全社会必定会推广开来，大大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从而有利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如果老百姓都不关心，认为君子文化与我无关，眼下的推广工作便是毫无意义的。

三、为“小人”正名，为庶民扬道

要在全社会弘扬光大君子文化，光讲君子文化的道理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儒家君子学说里的一些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扫除观念障碍，使君子之道畅行天下。这里最重要的是为“小人”正名。

“小人”，是儒家“君子”定义的反义词。如果说“君子”是代表理想人格的名词，那么，“小人”则反是。按照《论语》对君子的诠释，君子一般都是知书达理、地位高贵、不怕艰难、坚毅有为、有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理想的具有完美理想人格的人士。而与之相对应的“小人”，一般也就意味着是胸襟狭隘、知识贫乏、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社会小人物。应当指出，儒家所谓的“小人”不单是指道德败坏、心术不正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毕竟是极少数，而君子的理想人格只有在与大多数人的比较中才能得以凸现，于是，缺乏教育和教养的从事各类杂役的广大百姓自然就成了孔子选择的与君子进行比较的对象。以儒学关于具备君子的条件和标准来衡量，大多数人只能是社会底层民众，都是些“喻于利”“求诸人”“长戚戚”“同而不和”“怀土怀惠”的平庸之辈。这个观点应当说是儒家君子观的一个严重不足，带有一定的人格歧视。孔门儒学尽可以去畅言君子之完美，但不应该用反衬的方法去历数“小人”的种种不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把大多数人直接排除在“君子”的大门之外，不利于社会文明风气的养成。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分君臣父子、级分三六九等，这都与儒家早期学说里的“歧民”言论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状况一直到明代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

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哲学命题，出于其师王阳明“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思想。王艮进一步提出，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等等。王艮认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的“道”，就是儒家的“天道”，即儒家最高的行为道德准则。他认为，圣人之道，不过要人人能知能行，不是故为高深玄妙，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如果将百姓丢在一边，就不是圣人之学，而是异端。其师王阳明曾说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艮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将他的学说普及到陶匠、樵夫、田夫以及下层社会的任侠之士。他认为，即使像僮仆的视听言动，不假安排，不用勉强，也体现有至道。饥食渴饮，夏单冬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都是至道。王艮这些思想突破了传统儒学纲常名教的局限，对于“君子”回归具有重要意义。继而他又提出“满大街都是圣人”的惊世骇俗的观点，更是将“圣人”直接拉下圣坛。（王阳明、王艮师生问答。参见《传习录》）众所周知，“圣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理想中最高的人性典范，只有孔子、孟子等少数几个人才能有这样的称号。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什么说满街都是圣人呢？因为他们在人性论问题上与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不同，他们认为下愚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圣人”之心和“愚夫愚妇”之心是一样的，人性皆善。至此可见，把圣人看作普通人的思想，在儒学内部就已存在了。既然圣人都已走下神坛世俗化了，比圣人还要低一等的君子，自然也不可能再高高在上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突破。

王艮关于“道”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对传统的君子认知产生了颠覆性的破坏作用，这正是我们今日弘扬君子之道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理论依据。何谓“天道”，先儒们认定为“君臣父子”，王艮则认为是“百姓日用”，亦即人性之本的穿衣吃饭。上层君子们衣食无忧，可以轻松愉快地去舞文弄墨吟诗作画，而普通百姓却要为此去辛勤劳作。将“百姓日用”归结为道，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是人民性的复归。今日推广君子之道的工作应当以此思想加以引导，为“小人”正名，为庶民扬道，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掀起“君子热”。如果在今日的中国真正出现了“满街圣人，人人君子”的局面，则文明盛世真正来矣。

四、结论：我们应该如何推行新君子之道

所谓新君子之道，是传统君子文化观的现代方式的转型与再造，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在内涵上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规范高度重合，是新的“君子四守”，体现中国人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在本质上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应；在人的发展上它关乎每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以勇于面对、独立思考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应对世事，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中华文明在现代化意义上的复兴，需要靠新君子之道的支撑，而要倡行君子之道，就必须倡导平等的人性观念，使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接受现代文明的滋润和哺育。人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心中有君子之道，行止有君子之德，国家和民族振兴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